《管子》论十大经济关系

王月宇

《管子》是一部包罗万象、博大精深的治世奇书，在经济、政治、军事等各个领域均有史无前例的开创性理论建树，尤其是在经济领域更有许多卓越的见解。《管子》高度重视经济发展和经济管理，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当时齐国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阐述了经济发展的一般性规律，虽经2000多年风雨，仍熠熠生辉。宣兆琦先生的新著《图说<管子>》，从农业、工商、理财三个方面分析了《管子》的经济管理思想，笔者读后深受启发。根据宣兆琦先生的分析，笔者试将《管子》经济思想概括为十大经济关系，不知当否，就此求教于方家。

一是农业与王业的关系。《管子》认为，重视农业以增加粮食是成就王业的根本，是君主的重大任务，是招徕人民的途径和治国之道。人民从事农业，土地就得以开垦；土地开垦，粮食就会增加；粮食增加了，国家才会富裕，人民才能安于乡居而爱惜家园。就今日而言，农业仍是立国之本，无农不稳、无粮则乱。2007年以来，全世界由于大豆和饲料持续涨价，导致各国通货膨胀，进而引发全球性粮食危机，有20亿人陷入饥饿状态，多数国家被迫自保，限制粮食出口，致使危机进一步加剧。这几年，中国不遗余力地发展农业，实施免税、补贴，建立社保、医保体系等政策措施，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同时严格保护耕地，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所有这些都一再证明农业自古以来的战略地位是无可替代的。

二是农业与国防的关系。《管子》认为，农业凋敝，则人口减少，国贫人饥，老百姓就会流离失所而不肯回归。人口少了则不能保其国土；人民处于饥饿状态，就无力保护国土，战争就不能胜利；人民离散而不回，国家就变成一片废墟了。把粮食作为战争的手段，甚至往往以此取得不战而胜的事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齐国为迫使鲁国北面称臣，管仲建议齐恒公带头穿鲁国缟丝制作的衣服，并以低廉的价格供给鲁国粮食。齐国缟丝需求旺盛，鲁人便放弃粮食生产，转而大量生产、出口缟丝。待鲁国吃粮依赖从齐国进口的局面形成后，齐全突然停止购买鲁国的缟丝，停止向鲁国出口粮食，鲁国君主只好低头称臣。赵国灭亡以后，勾践卧薪尝胆，并采纳文种的计谋，把炒熟的种子进贡给吴国，致使吴国当年颗料无收，举国大乱。勾践趁机率军进攻吴国，吴王饮恨自杀，原来强大的吴国竟因粮食问题不堪一击，大败于弱小的越国。此例看似偶然，实则蕴含着农业立国的千年规律。西方国家的一些反华政客不顾事实，说中国养活不了自己，中国大量进口粮食，对世界构成威胁。其实中国政府一天也没有松懈粮食安全的忧患意识，因为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一旦发生粮食危机，西方敌对国家绝对不会伸出援手。千方百计削弱中国，遏止中国和平崛起，一直是某些发达国家的梦想。1991年中国淮河流域发生大水灾，世界头号霸权主义国家一毛不拔，中国女作家戴厚英为此到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提出严正抗议后，才象征性的捐了35万美元。

三是农业与民生的关系。《管子》认为：凡五谷者，万物之主也。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这里把粮食喻为人民的生命之神。今人称民以食为天，大概源于此言。《管子》说；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一个国家君主，必须致力于四时农事，确保粮食储备。国家的财力充足，远方的人们就能自动迁来，荒地开发得好，本国的人民就能安心留住。农业不仅是生产粮食，还包括林业、畜牧业、果菜种值业。山泽救于火，草木殖成，国之富也。桑麻殖于野，五谷宜其地，国之富也。六畜育于家，瓜瓠荤菜百果备具，国之富也。《管子》在这里强调，生存是人的第一需求，在生存需求满足之后，人民才有发展权，才能懂得礼节荣辱，改进生活方式，提高文明程度。在此基础上，才会有调整农业结构、扩大生产经营范围，发展林果蔬菜，养殖家畜家禽，丰富人们的餐桌，改善人们的营养，满足人民多化样化的生活需求。从吃饭生存、文明发展到享受生活，《管子》为人民、为君主勾勒了一幅祥和、安乐的民生图景。马克思没有想到，远在东方的齐国古人于2000多年前就提出了需求层次论。

四是工商与强国的关系。姜太公受封齐地之始，就制定了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劝女工、极技巧的基本国策，形成了齐国有别于各诸侯重农抑末的经济文化传统。管仲执政后，把这一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为齐桓公九合诸候，一匡天下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管子》认为举财长工，以足民用。为兵之数，存乎聚财，而财无敌；存乎论工，而工无敌；存乎制器，而器无敌。工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工盖天下，而器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选天下之豪杰，至天下之精材，来天下之良工，则有战胜之器也。这里把发展手工业提到了强兵安国的高度，并且指明了发展手工业所需要的人才、物质、技术三大要素。《管子》进一步指出，大量的农副产品、手工业品生产出来之后，要实现其价值，成为消费品，还需要商人和市场进行运销流通。商人和士人、农民、手工业者一样，也是国家的石民，为国家创造税收，为贫民提供就业，满足君臣、军队、国家的需要。市场是聚集天下货物和财富的场所，也是一种生产力。通过交易，人们都可以得到各自的利益；通过市场，可以知道社会的治乱和物质的多寡。今天的物资流通形式、规模、效率已非古人可比，但商人、市场仍是商业贸易的两个基本要素。从这些论述中我们不得不叹服古人的聪明才智。

五是商品与货币的关系。产品是为交换而生产的劳动产品，它的出现是社会分工属于不同所有者的结果。为了便利商品交换，就出现了货币，作为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管仲辅佐齐桓公实行叁其国、伍其鄙、四民分业，促进了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市场经济得到迅猛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管仲学派开始研究并总结商品交换的规律，对商品和货币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并形成了有齐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管子》认为，货币作为一种价值尺度和计量工具，不仅在商品交换中起着一般等价物的作用，而且也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工具。商品价格高低决定于市场上商品数量的多少和供求大小，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货币升值物价就会下降，反之则会上涨。货币，寒而不能取暖，饿而不能充饥，然而，君主运用它可以控制财物，进而达到牧民、平天下的目的。目前，全球性流动过剩和通货膨胀日益加剧，其导火索是美国次级债的过度开发，使资金链条断裂，造成金融管理失控，美元大幅贬值，各国证券市场因此冷热不均，大涨大跌。这再次证明《管子》关于币、物轻重关系的论断，货币供应量与商品供应量要保持必要的平衡，一旦发生严重背离，就会导致经济危机。

六是赋税与国富的关系。《管子》认为：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提高国家财政收入，不能竭泽而渔。征税要审其分，则民尽力矣。让人民知道薄税敛、毋苟于民。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虚车勿索，徒负勿入。营业税和关税不能重复征收。对空车无货的商人，肩挑背驮的小贩不要征收。取之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地租要根据耕地多少、土质好坏确定征收比例，农业税要依年成丰歉而有区别。巨家重葬其亲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亲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宫室者，服重租；小家为室庐者，服小租。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岁饥驰而税。通过差别税率，公平税负，让富人多交税，穷人少交税，铺张浪费者多交税，衣食仅能温饱者少交税。丰歉有分，贫富有别，给人民以休养生息之机。几千年来，中国历朝历代为了征收农业税，上演了无数悲惨的故事，由此引起阶级矛盾激化，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恶化，甚至导致民变或革命。这都是税赋过重或调节不当引起的灾祸。2005年，中国全面取消农业税，中国农民有史以来不仅第一次种地不纳粮，而且享受国家补贴，彻底终结了农业税的历史，比起《管子》时代有了天地之别的进步。

七是财力与民力的关系。《管子》认为，为国理财者，不仅要善于生财、聚财，而且要善于用财，为之有道。百事治则百用节矣，是故事生者生于虑，成于务。办事要动脑子，少花钱多办事。要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禁止奢侈，保证急需，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有限的财力保证最重要的支出。量民力则事无不成。用财要量力而行。非有积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积财，无以劝下。皇帝老儿不用白人，库房里没有钱财，就没有理由要人民节约支出。国虽充盈，金玉虽多，宫室必有度。我们现在讲的量入为出，量力而行，体恤民力，应该是得益于先哲的教化和经验。寅吃卯粮，明知不可而为之，为求个人政绩而不惜劳民伤财，都是《管子》早已反对和禁止的。

八是予与取的关系。《管子》认为：善为国者，必先富民。予则喜，夺则怒。对人民要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予要能见，取于无形。通过官山海，由官府对盐、铁、粮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资源和生产、生活资料进行统购统销，同时建立储备制度，以低储高售的差价盈利代替税收，既获得了大量财政收入，也避免人民因税赋过重而对政府产生不满。《管子》认为：所谓天者，非苍苍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为天。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对于老百姓，多予就能安定，扶助就能自强，取之无度就有危险，背离民心就要亡国丧权。这几年，我国由于经济持续增长，人民币快速升值，正面临经济由过快可能转向过热，出口增速可能减缓，物价可能由结构性上涨转向全国通胀的可能。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及时开拓国内市场，扩大国内需求，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由出口、投资拉动型向消费、出口、投资协调增长型转变，通过提高工资、调节税赋、建立社保体系等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增强群众购买力，扩大内需，保持供求平衡，保持经济稳步健康发展。这也是对《管子》予取理论的发展和完善，虽然时代不同，内容有别，但基本道理是相通的。

九是劳动与分配的关系。早在2000多年前，古人就已经意识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懂得发展生产就要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道理。《管子》认为，只有劳动才可以创造财富。为了鼓励劳动，就要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无劳不得。如果放任不劳而获，人们就会离心离德，工作不力，弄虚作假，贪图侥幸。若如此，做大事则不会成功，对敌作战也不会尽力。除了禄赏之外，《管子》还提出要给予物质和政治奖励。对精通农事园艺、善于种植养殖者，奖励黄金一斤；农家子弟中的优秀人才可以成为士人，让他们指导种粮，粮食就会增收，让他们做官，贤才就会汇聚；知时者予以为长。对那些有丰富农业生产知识和经验的人，要谨听其言而藏之官，使师旅之事无所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造，尊重专家，养于官府，免于兵役，以便让他们专注于指导农业生产。

十是宏观调控与平衡发展的关系。《管子》认为，君主要掌握宏观调控的主动权，做到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国家对市场经济不能放任自流，要担负起宏观调控的责任。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丰歉难料，如果农业歉收，商人就会囤积居奇，坑害人民，获取暴利。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在民用有余时收储起来，防止物贱伤民，民用不足时则抛售储备以平抑物价。《管子》建议君主命令权贵、富商储藏粮食，扩大需求，提高粮价，以增加农民收入和国家储备。地区之间也可以通过调节，彼此相助，达到供需平衡。《管子》认为，人民太穷或太富都不利于管理，主张通过调节税赋、减免债务、社会救助来缩小贫富差别。同时还要根据国内需求调整外贸政策，做到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我寡，保证本国的物资供应。

《管子》论述的十大经济关系，到今天仍有一定有实践和指导意义。《管子》关于粮食安全的主张，关于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民生意识，关于流通、税赋、分配的调控理论，虽然原始而朴素，但历经千年依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这也是我学习和阅读宣兆琦先生的《图说〈管子〉》之后的一点感想。

（作者单位：中共颍上县委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