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何处颍上县？

――兼与孙抱竹先生商榷

龚武

一、 问题的提出

   中华何处颍上县这个题目乍一看似乎有点荒唐，尤其对于安徽颍上县人来说，甚至有点残酷。可是问题一再地被提了出来，既是挑战我们的耐性，也是对我们能力的拷问。

只消用手指轻轻敲击键盘，在谷歌搜索引擎上输入颍上县三个字，电脑很快显示约有2,860,000项符合颍上县的查询结果。颍上县，作为法定地名，特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徽省颍上县，具有唯一性、合法性。这种唯一性合法性是国家区划和地名管理机关赋予的。然而，依然时不时有质疑此颍上不是彼颍上、否定安徽颍上作为管子出生地的声音形诸笔端，譬如孙抱竹的《管仲是哪个颍上人》（以下简称孙文）就是一个例子。

问题可以追溯到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一句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使管子的籍贯与颍上解下了不解之缘，也使管子的籍贯成为一个问题。中国学人的疑古的传统和研究方法的拘泥使得问题复杂化。加之，管子是一位治理齐国实现春秋首霸并留下名著《管子》的重要历史人物，历史影响很大，容易起争议，籍贯往往就是争议的焦点之一。不过还算好，不是争夺，争抢。为争夺某某历史名人，譬如老子、诸葛亮而大打笔墨官司的例子并不少见。

二、管子籍贯的主要说法

关于管子籍贯的争议，归纳古今一些不同观念，大致分为四种情况：

1、古籍记载笔墨简约。如司马迁《史记》仅一句颍上人也。颍上是什么，地名？县名？抑或是根据地理状态自拟名?或是有所依据出处？不知道。又如汉代司马迁之后的桓宽《盐铁论》谓管子为越人，未知所本(刘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卷，东方出版中心，1983年版，第229页)。这里越是国名？地名？还是别有所依？不知道。

2、进一步的肯定意见。晋代张处度作《列子注》称：管仲鲍叔并颍上人也。第一次明确管鲍为颍上同乡人。明代安徽颍上知县屠隆作《管鲍祠碑记》，引证并肯定了张处度的说法。同时对数千年邑无祠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就是颍上人太不好事了。国内大多数权威工具书，如《辞海》、《辞源》等的管子籍贯条目对司马迁颍上人也的诠释，大都采信今安徽颍上或今安徽省颍上县的说法。

3、疏于考证衍文推定。如刘诒徵说：仲为颍上人，春秋之初，其地属郑。（同上）不知是指今天的安徽颍上属于春秋之初的郑国，还是误以为颍上是指颍水上游。事实上，安徽颍上历史上从未属于郑国，颍上也并非颍水上游之意。又梁启超说过齐之颍上人也的话。显然也是合理想象的衍文，不足为据。还有少部分工具书，把管子的出生地颍上，解释为颍河之滨。也有个别把颍上解释为颍水上游，或河南登封等的。据说还有一种管子原籍是四川的说法。

4、 未知所本以讹传讹。如孙文引证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的《各县异名表》说：河南省临颍县异名颍上县。不仅未知所本，而且存在有目的臆断之嫌。又如孙文引证《中国名胜辞典》山东省淄博市管仲墓条注释为管仲，今河南省颍上县人，显然存在知识学上的信息不对称。

三、孙文的贡献和几个误区

当然，孙文博引旁证，其中引证了不少很有价值的资料。对管子研究很有启发意义。其中以中华古今不止一个颍上的观念为基础，大胆发问管仲是哪个颍上人？孙文还比较系统的考证，并指出我们很少注意到的史实，即颍上周初属于宋国这一段行政区划的变化。笔者查阅了颍上邻邦的县市历史沿革的网上资料，除阜南县历史沿革中提到春秋前期曾属宋国以外，其他如阜阳、利辛、凤台等县的资料均没有出现隶属宋国的字眼。尽管如此，孙文的考据仍是有启发意义的。此外，孙文第三部分关于郑地与郑城的区别分析和举证，也大抵是对头的。孙文还指出了汉代安远侯郑吉封邑慎地置城蜩蟟的史实。蜩蟟，是今天颍上的什么地方，过去很少涉及，至今依然是个谜团。蜩蟟之说源于郦道元的《水经注》，郦道元指出蜩蟟似乎是颍上县境内颍水入淮前的最后一个城邦。这个城邦今在何方呢？还有待考证。

但是孙文也陷入一些误区。

误区之一：孙文在文章第一部分管氏来源及管仲祖籍，仅仅从管叔鲜封于郑地，而不顾管叔鲜因挟武庚叛乱，周公所杀，国除，而管子是管叔鲜第12世孙的史实，就过早地下了管仲是郑国人是首当可认的结论，论证不足。

误区之二：拘泥于异名说。孙文第二部分在认定管仲是河南人之后，设定了必须回答的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临颍县有没有可能出现颍上县这个异名？本来以为作者会给出新的论据，不料还是《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的一家之言。作者可能也意识到这一点，便有些犹豫地写道：临颍和颍上作为地名，二者自然而然地互为异名（颍上，从来没有叫过临颍这个异名）。 异名说本身可疑。行政区划的地名，一字之差，就是天壤之别。一些异名，在一定历史文化和限定的意义上才可以运用，比如，合肥市旧称庐州，阜阳旧称颍州，后者只有相对于那个历史阶段，或取商店字号、道路、桥梁或社区的名称时才可以使用。譬如，今天我们只能说苏东坡当过颍州太守，而不能说他当过阜阳太守，只能说包拯是庐州人，而不能说他是合肥市人。同样的道理，假使管子出生地就在当时的临颍县，司马迁也决不会用管子颍上人也这个说法，而一样会追溯管子出生时代临颍的古称，或者选择另外的表达。

误区之三：违反逻辑同一律。如作者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如何解释管仲少时常与鲍叔游？作者偷换了概念――把管鲍二人是否同籍贯的问题，换成了现在要问，管鲍怎么相识的呢？即管鲍二人似乎根本不是一个地方的人。姑且按照作者的说法，管鲍不同籍贯（按作者的推测意见，管鲍相距200里之遥，在古代诸侯城邦时代，已经是隔国了），那么这与管子是哪个颍上人的问题也就没有干系了，作者又何必把管鲍籍贯问题捆绑起来，设定为管子是河南人必须回答的问题呢？

误区之四：囿于文献资料的表象，忽视事件动态联系。孙文的第三个问题：郑国可不可以在颍河下游有块飞地？作者预设的答案是，安徽颍上没有可能是属于郑国的地皮，因此安徽颍上根本不是管子出生地。但是一个非常隐蔽的问题，也是孙文忽视的要害问题，就是管叔鲜犯了灭国之罪，按照周代的法治，家国不分，除国也是灭族，况且管叔鲜就是周公的二哥，属于周天子皇族成员，皇室内讧，杀戮更惨，后裔流亡四散逃命势在必然。所以郑国，或临颍，至今很少留下管氏的历史遗存，甚至连民间口碑传说也很少。至少我们从没有获得这方面的信息。

形成反差的是，安徽颍上《县志》、史料对此历来均有记载：管叔鲜遭罪后，管氏一支流亡逃难到颍上的管谷定居下来，若干代后管子出生。颍上距离今天郑州大约四百公里，当年管叔鲜后裔的一支顺颍河而下逃难到颍上管谷湾落脚，是合乎情理的。安徽颍上管谷湾世代流传口碑资料保存了大量管子和管鲍的传说，颍上的管家庄和鲍庄今天依然存在，管鲍两姓人家至今还恪守不通婚的习俗。与颍上县志的上述说法不约而同，2007年3月，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副院长邵先锋教授提供的清代浙江《青溪管氏本谱承世系总图》，记载管叔鲜为第一世。从第二世管承流开始居颍上。管子系管叔鲜的十二世孙。谱牒把管叔鲜及其后代定为居颍上，直至汉永平二年，公元59年。而后管氏嫡系迁居九边比海。（《管子研究》2007年第3期，第64-66页）

四、颍上就是颍上县

孙文共分五个部分，以上分析主要涉及是文章的主干前两个部分。第三部分可以单独成篇，以上说过的，这一部分不失为好文章。

孙文第四部分是安徽颍上县的管仲碑揭密。这一部分说明，作者确实有些资料不足，把基本事实给弄错了。清代光绪年间《颍上县志》记载有明代著名文学家屠隆任颍上知县所撰写的《管鲍祠碑记》全文。全文洋洋洒洒近2000言，记述了作者对管鲍籍贯的考订，追溯了颍邑的历史，记载了修筑管鲍祠及其筹资过程，追忆和高度赞扬管子的业绩和管鲍的友谊的意义。颍上压根没有什么孙文杜撰的所谓管仲碑，更谈不上揭密。

孙文最后部分，对梁启超说管仲齐之颍上人的批评基本是对的。不过，孙文也有偏颇。责之过甚，主要是梁的言论不合孙文的管仲河南人的拍子。

作者最后结论：司马迁所说的管仲颍上人也，是指司马迁时代的颍上县，即河南省临颍县，不是隋炀帝所设的安徽省颍上县，也不是梁启超所说的齐之颍上县。

如开首所述，这个结论缺乏依据，没有说服力。梁启超的齐之颍上，固然是错了。但仅此不能一口咬定，司马迁所谓颍上就是颍上县，而颍上县就是当时的临颍县。如前所述，这里可以再补充一个例子，譬如今天的历史学家写毛泽东传记，只能是写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出生在湖南韶山冲，而不能写成湖南韶山市，但可以进一步解释即今天湖南省韶山市。

 颍上的原始含义，与这个词组的构造偏正结构有关，这个词组有两个部分即主干词和后缀组成，主干词是名词，即江、河、湖、海、山、川的名字，譬如，（杨子）江、（黄）河、淮（河）、颍（河）、汶（河）、（太行）山、（洞庭）湖后缀是一个表示方位或地貌特征、阴、阳的词。如（汶）上、（垓）下、（江）左、（江）右、（河）南、（湖）北、（山）东、（山）西、（汉）口、（颍）川、（江）阴、（淮）阳，等等。

这种结构的词组，其中以什么上这个句式表意最雅致，最富于文学意象性，因此也最有诗意之美。可以与在水一方这样的句式媲美。著名的诗句如：海上升明月，江上数峰青，我的家在松花江上，这里的上，既是抽象又是具象，不是高上低下的上，也不是上北下南的上，同时又含有上述上的含义。似乎相对于水源而言，只要不是潜入水下，任何地方都是水上。 天空、乘船浮于水面、岸上、河套、河湾、岸边附近村落、滨河之处等都是上。但又不非确指具体。因此这种词组表达的是一种感觉的真实，即文学的真实，感性的真实。至于实事是怎么回事，答案并不统一。譬如，颍上的尤家花园，解放后改成淮上公园。按照公园的区位，在淮河北边，距离淮河最近的直线距离也有20公里，也可以叫淮上，感觉没有什么问题。但我们不能因此解释，淮上是距离淮河北岸大约20公里的地方。这样一解释就荒谬了，就失效了。这也是一种诗无达沽。

是否可以这样认识司马迁写作史记时面临的困境呢？，对古代人物的籍贯，凡属于当事人出生时与当朝行政区划变化太大，产生表述困难的，作以技术处理，以地理方位为基础，采取文学的、诗意的表达。譬如，几乎与管子的籍贯异曲同工，司马迁《史记》记载太公望是东海上人。这里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就是司马迁记载历史人物，究竟是重视当事人出生时籍贯的名字、原始地理状貌还是史官写作时的行政区划呢？笔者认为从《史记》对太公望和管子的籍贯表述的个案来看，司马迁似乎更倾向于采用当事人出生时籍贯地的古名或地理状貌。

如果司马迁的颍上确实对应的不是一个行政区划意义上实然存在的县邑，不是一个即在的封国，那么颍上究竟表达了什么意思呢？反映的就是就是管谷湾的地貌地理的表象，一种诗意意象。这个表达，给后世考据研究提供了充分的空间。这个不精确的表达可贵之处在于，人，本来就是出生并生存在社会空间和时间某一个交汇点上，不管这个空间的点被社会或政治或兵燹改变过多少，以及经历了多少次易名迁址，所命的名叫什么，是怎么任命的，等。只要这个点把握住了，就是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不变而应万变，而万变不离其宗。

颍上县管子出生地管谷湾的地貌、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关于管鲍的口碑传说，以及管鲍出生地管家庄、鲍庄的依然存在，管鲍两姓不通婚的风俗民习等都直接证明了颍上县是管子和鲍叔牙的出生地。

支撑颍上的管子出生地是管谷湾的还有另一个重要的间接证据，就是孔子曾经来过管谷湾凭吊拜谒管子，并留下了文地春风的遗址。这与《论语》文献记载孔子对管子的多出赞扬和崇敬的言论是一致的。

作者说对了，司马迁的颍上，当然不可能是隋炀帝的颍上县。但是，隋炀帝的颍上县却是从《史记》记载的管子的籍贯出身地来的。后世故乡以用某种命名的方式纪念自己伟大的老乡管子是天经地义的。原慎县，改为颍上县就是隋炀帝时代对管子的纪念，这也可以视作管子故里――安徽颍上县人对管子纪念的迄今为止最早、最强撼的表达。

中华何处颍上县？其实对管子来说，就是中华何处是故乡？为此，安徽颍上可以毫无愧色大声地宣布：管子归来，这里就是你亲爱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