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管仲的改革思想和改革实践

陆德生

　　管仲是春秋早期人物。当时的天下大势是，周室衰微，天下无主，诸侯纷争，列国争霸。奴隶制走向瓦解，封建制日益兴起，社会正处在大变革之中。就齐国来说，自姜太公封齐之后，励精图治，欣欣向荣，国力大增。但传到齐襄公时，走了下坡路，《史记》说他荒淫残暴、言行无常、杀戮不当、数欺大臣，高台广池，湛乐饮酒，田猎毕弋，不听国政，卑圣污士，唯戈是崇，九妃六嫔，陈妾数千，食必糜肉，衣必文绣，而戎士冻饥，戎马待游车之弊，戒士待陈妾之余。倡优侏儒在前，而贤大夫在后。是以国家不日益，不月长。面对这种情况，管仲一方面深感弊政必须革除，才能使国家振兴；另一方面深感必须顺应时代的发展而施政，才能使人民安康。他在理政治国的过程中，紧紧追随时代的车轮，社会的变革，人民的愿望，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看法，采取了许多新举措、新办法，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全面的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实现了安邦治国、富民强兵、成就霸业的目标，把原本不大不强的齐国，治理和发展成为春秋时期举足轻重的大国，成为五霸之首，实现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近代大学问家、戊戌维新的主要发动者之一的梁启超，特别推崇管仲，说他是中国之最大的政治家，而也学术界一巨子也。近年来，国内研究管子的学者日益增多，《管子》研究日益受到各方面重视，管研热正在形成。许多专家认为，从集中反映和体现管仲一生言行、学术思想、执政成果的《管子》一书可以看出，管仲思想及其实践的核心和精华，就是改革、创新、进取。管仲既是一个敢于标新立异、与时俱进的思想家，又是一个有胆有识、求真务实的政治家。

　　一、倡导化固从新，奠定改革的思想基础

　　管仲生活的时代和活动的平台，一方面受到长期以来的神权和周礼的束缚，井田制更成为阻碍生产发展的桎梏；另一方面变革的风暴正在兴起，从土地制度到上层建筑都处在革故鼎新的过程之中。管仲坚持社会进化、发

　　展的思想，能够适应时代的潮流而不断开拓前进，不慕古，不留今，而主张化固从新，致利除害，与时化变。

　　管仲在《正世》中说：圣人者，明于治乱之道，故其位齐也，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在《侈靡》中说：天地不可留，故动，化固从新。又说：不方之政，不可以为国；曲静之言，不可以为道。节时于政，与时往矣。不动以为道，齐以为行，避世之道，不可以进取。还说：法制度量，王者典器也。执故义道，畏变也。化变也者，天下之极（最大的特征）也。能与起化面善用，则不可以道止也。仁者善用，智者善用，非有人则与神往矣。他联系法律政令的制定与施行，又明确指出：法敝而不知变，未有不乱。故法贵能适时而变，因俗而异，不可不慎也。

　　上述一系列重要论述，主要阐明了这样一些重要道理和指导思想：第一，天地万物处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之中，停止的思想、僵化的观点是最要不得的。应该用发展的观点来观察和对待客观世界，善于洞察社会生活的变化，及时捕捉到新出现的矛盾和存在的问题，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和人民的愿望，因势利导，作出决断，推动变革，促进发展。

　　第二，在不断变化、发展的客观世界面前，要善于正确对待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关系，既不能一味厚古薄今，因循守旧，一切按老章法办事；也不能固步自封，停滞不前，害怕变革，无为而治；而要清醒地总结过去，审慎地立足现实，勇敢地面对未来，善于运用自身的智慧，看清前进的路径和应采取的对策，紧紧抓住时机，做到与时变，与俗化，谨防思想和行动落后于现实，坐失大好时机，贻误国家大事。

　　第三，改革创新要落实到执政实践，务必十分注意法律政令是否合乎时宜，有何敝漏之处。根据实际需要，有的要加以修改或废止，这就是管仲一再强调的要修旧法，令顺民心。有的则要制定新法，施行新政。法令已经过时，敝端从生，仍然不去改变，那就会带来祸乱。管仲说得好：古之欲正世调天下者，必先观国政，料事务，察民情，本治乱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后从事，故法可立而治可行。要全局在胸，弄清治乱得失，把握民情民愿，按照客观需要和改革进程，来制定法律法令加以推行。这样形成的法律法令，才能立得牢靠，切实可行，既具有现实针对性又具有前瞻性，从而能使改革得到稳步的推进，国家得到较好的治理，人民得到一定的实惠。

　　二、在思想观念上冲破旧的牢笼，为改革创新提供强大的推动力

　　为了实行改革，推进创新，就必须在思想观念上勇于破旧立新，冲破陈规陋习的束缚，创立新的思想观念，形成促进改革的强大推动力。一般说来，思想解放和改革创新有着内在的因果关系。思想解放是改革创新的先导，改革创新是思想解放的成果。所以说，解放思想历来是促进各项改革、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法宝。

　　管仲生活的时代和他所处的社会，正是社会转型、矛盾激化、各种思潮互相碰撞、各国诸侯互相争夺的重要时刻，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局面。管仲从社会底层中来，从社会大变革中看到了日益显示出来的人民群众的力量和作用，总结了历史上人心向背决定王朝成败的经验教训，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形成了以人为本的思想，打破了长期以来流传的神本思想的束缚，对于重天命、重鬼神的传统思想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管仲在与齐桓公谈到怎样治国称霸的时候，多次提出：必须抓住根本。齐桓公说：敢问何谓其本？管子对曰：齐国百姓，公之本也。（《霸形》）在《霸言》中进一步指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他还明确指出：士农工商四者，国之石民也。（《小匡》）在理政治国中，人，不可不务也，此天下之极也。这是天下头等重要的大事啊！而要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就要坚持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要把对人民大众爱之、利之、益之、安之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厚民生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在使民富和厚民生的总要求下，力求天下同利，防止贫富失度，大力救助弱势群体和困难人群。在这种新的执政理念指导下，带来了一股新的政风，出现了改革的热潮。齐国迅速崛起，正是厉行以人为本思想的结果。

　　管仲在我国思想政治史上的另一个重大突破，就是率先倡导和推行以法治国，冲破了西周礼治的桎梏。后世历来把管仲视作法家的先驱。梁启超在《管子评传》中说：而通五洲万国数千年间，其最初发明此法治主义以成一家言者谁乎？则我国之管子也。管仲全面阐明了法的起源、功能和作用，在《七法》中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他用度量衡来比喻和说明法的作用，意在宣示法律和衡器一样，能够公平、客观地判定是非曲直，强调法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在阐述法律法令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和作用的时候，他明确指出：夫法者，所以兴功惧（威慑）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这就是说，法是用来引导和鼓励人们建功立业、威慑各种暴行的；律是用来规定职分、制止纠纷的；令是用来指挥人们，管理社会事务的。因此，管仲强调必须用法律来治理国家。他在《明法》中指出：是故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也。动无非法者，所以禁过而外私也。威不两错（措），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错（措）而已。他倡导以法治国，要求凡将举事，令必先出，制定善法加以实施；遇事应以公正论，以法制断，努力做到：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这些都是管子提出的法治思想的高明之处，也是他倡导的法治精神的可贵之处。当年管仲推行法治，从立法抓起，努力把改革举措法律化，强调执法要严而不苛，秉持公正原则，反对徇私枉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有效地保障了改革的推行。

　　三、在理政治国的实践中，全面推行各项改革

　　管仲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以巩固和扩张王权，建立和巩固封建制度为目标，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和以法治国的方略，按照强化政权、发展经济、稳定社会、改善民生、富国强兵的要求，着重抓了以下八项改革。

　　第一，在国家政治体制方面，改变以往君主独揽一切、专断一切的做法，实行君主制下的相国负责制。齐桓公任命管仲为上卿，管仲相齐，总揽国政，对上及时向桓公提出建议，对下统率百官，重要政务都由管仲决断，而君主不具体过问。这是我国宰相制度的开端，虽然很不完善，但不可否认，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体制的变革。现在人们习惯于称管仲为“中华第一相”，但从古籍上看，都是谈管仲相齐，并没有明确称管仲为相。在我看来，不管称相齐还是齐相，管仲在齐国实际上就是相的地位，在他之下有五位大臣，分别掌管各种国家大事；他上面是国君，国君起决定作用，但只对大事作决策，不问一般国政。许多大臣有事找桓公，桓公都不表态，要他们找管仲解决。可见，管仲实际上处在一人之下，各位大臣之上，是相的角色。其实，在管仲时代，已经有君、相、官的名称，《君臣上》就说：道德出于君，制令传于相，事业程于官。又说：相画之，官守之。可见，管仲实际上就是相。当时由于官职制度正处于形成过程之中，不完善、不确定的成分肯定是有的。所以，梁启超曾断言：则五官之上，必有相以总之，如今立宪国内阁之有总理大臣；而当其职者，即管子也。（《管子评传》）

　　国相之下，在中央设立五官，这就是大司理，主管司法；大司马主管军事；大司田主管经济；大行主管外交事务；大谏主管进谏、咨议。除上述五官之外，根据实际需要，还设置了负责水利的司空等。各负其责，各司其职，确保国家机器正常运转。

　　第二，在加强监督制度方面，与中央有五官相对应，设置了五横，横通衡，衡量之意，引申为监督检查之意。《君臣上》说：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则众不敢逾轨而行矣；下有五横以揆其官，则有司不敢离法而使矣。在基层同样如此，分别设立民啬夫和吏啬夫，其中的吏啬夫，尽有訾程事律，论法辟、衡权、斗斛、文劾、不以私论，而以事为正。（《君臣上》）从这里可以看出，他负有督察地方官吏的职责，严防他们违法行政。国家机构从上到下在体制设置上，注重把执行与监督分开，是管仲历来所坚持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他在国家体制设计上的一个重要贡献。他在《枢言》中说：凡人之名三：有治也者，有耻（意为督促）也者，有事也者。事之名二：正之，察之。五者而，天下治矣。这就是说，人的名分有三种：有管理的，有督促的，有办具体事的。事的名分有两种：有纠正的，有审察的。王者完善，天下就可治好。这些见解都是很可宝贵的。

　　第三，在行政组织和管理方面的改革，主要是实行了参其国而五其鄙的划分，形成了一套行政管理系统。《小匡》中说：圣王之治其民也，参其国而五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为民纪。参其国就是把国都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作为士、工、商三类居住区进行管理。五其鄙就是把农村分作五个行政区，也就是五个属来进行管理。每个行政区又分为邑、卒、乡、县、属五级。具体说来，三十户为一邑，十邑为一卒，十卒为一乡，三乡为一县，十县为一属。分别由邑司、卒长、乡良人、县帅、属大夫负责民事管理和行政工作。五属大夫直接对国相和君主负责。

　　第四，在军事方面的改革，主要体现在作内政而寓军令，也就是寓军于民。当时制定了《轨里连乡》法，规定五家为轨，十轨为里，四里为连，十连为乡，五乡为军。一家出一人，五人为伍，五十人为小戎，二百人为卒，二千人为旅，一万人为军。当时把乡分为工商乡和士农乡，士农乡优待甲士，有田不自耕，专练武艺。编成军旅的人员，平时进行生产，训练打仗，战时一声号令，就能拉得出去，奋勇作战。这样做既有利于农业生产，又扩大了兵源，使齐国有了一支比较强大的军队。而且这些在一起征战打仗的人，平素多有交往，十分熟悉，有利于大家同心协力，拼死作战，互相救助。在《小匡》篇中对此有详尽而深刻的说明。管仲曰：作内政而寓军令焉。为高子之里，为国子之里，为公里，三分齐国，以为三军。择其贤民，使为里君。乡有行伍，卒长则其制令，且以田猎，因以赏罚，则百姓通于军事矣。故卒伍之人，人与人相保，家与家相爱，少相居，长相游，祭祀相福，死丧相恤，祸福相忧，居处相乐，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战其声相闻，足以无乱，昼战其目相见，足以相识；欢欣足以相死。是固以守则固，以战则胜。这样的军队是无敌于天下的。

　　第五，在选拔、任用人才方面的改革，主要是打破身份限制，实行三选制度。管仲一贯主张重用贤者，而毋用 人。不用其区（缺乏才能的人）。他所重用的贤才，不仅要德才兼备，而且要能在社会发展变化中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拘泥于条条框框。他说：不必以先帝常，义立之谓贤。所贤美于圣人者，以其与变随化也。（《宙合》）他还主张匹夫有善，可得而举。（《国语·齐语》）使各为其所长。（《牧民》）这些主张和做法，不仅打破了世袭的旧规和任人唯亲的弊端，而且为选拔人才指明了要求，开阔了视野，提供了制度保障。为了破格选拔人才，他还规定了一些具体措施，实行严格的责任制：卿大夫有推举人才之责，有才不举，以敝明、敝贤之罪论处。当时规定了三选办法，即由乡长汇报、推荐人者，经桓公考核，加以任用。一年之后，由长官书面报告他们的成绩和表现，并挑选出其中的贤才上报，由桓公责成乡里加以验证，确实表现突出才，桓公召其谈话，考察其素质，再分派官职，有的可充当上卿的助手。当时确实选用和提升了一批有本领的人才，如赶过牛车的宁戚就被任命为大司田。选拔人才上的改革，为齐国加强吏治、加速振兴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第六，在土地制度的改革方面，实行均地分力，与之分货，按亩而税。为了发展农业生产，调动广大农业劳动者的积极性，打破井田制的束缚，管仲以他政治家的敏锐性，十分重视 土地问题。随着铜器、铁器的大量出现，农具的改进，农业生产获得了明显的发展，农奴大量逃亡，开荒土地大量增加，大量农奴成了自由民，井田制已摇摇欲坠。解决好土地问题，是当时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管仲在《乘马》中明确指出：地者，政之本也，地不平均和调，则政不可正也。故而明确主张：均地分力，使民知时也。土地是为政之本，而又只有公平地划分土地，农民才会有积极性，主动地抓紧农时努力生产。对于当时已经出现的大量私田，他主张：与之分货（《乘马》），案亩而税（《大匡》），相地而衰征。（《国语·齐语》）所谓与之分货，就是农业劳动者向土地所有主缴纳地租的分租制；所谓案亩而税，相地而衰征，则是按照土地的质量实行分等征税的制度。这就在实际上承认了私田的合法性，加速了井田制的瓦解，形成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促进了社会的转型，农业的转轨。

　　第七，在发展盐铁生产方面的改革，主要是实行官山海和三七分利的办法。鉴于齐国东临大海，且多山地。有渔盐之利，境内铁矿资源丰富，宜于开采，因此，管仲制定了官山海的办法。在《海王》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桓公向管仲提出，想对房屋、树木、牲畜、人口征税，管仲逐一加以否定。桓公就问：然则吾何以为国？管子对曰：唯官山海为可耳。并且作了具体说明。归结起来，就是由国家专管专营盐铁，但并非不允许私人经营，相反管仲还力主私人加入开采经营，实行分利制度。桓公为了多产铜铁，曾打算下令调派人员去用鼓风机铸造铜铁。管仲认为不可，如果征派犯人去生产，会发生逃亡而无法控制；如果征派民众去生产，会引起下面怨恨。他说：故善者不如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有杂之以轻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则民疾作而为上虏（驱使）矣。（《轻重乙》）当时，铁矿得到大量开采，铸铁制造农具又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盐业生产也有很大的发展，出现了这样的盛况：草封泽盐者之归也，譬如市人。（《戒》）

　　第八，在发展内贸和外贸方面的改革，主要是实行了一系列比较开明和开放的政策措施。

　　齐国处于交通要道，四通八达，不少游客、货商多经此道达于四方，对发展贸易十分有利。在管仲的主导和推动下，采取了设立市场、减轻关税、提供优质服务和鼓励外贸的四大政策，收到了天下商贾齐归若流水的效果。

　　管仲对市场的作用有很高的认识，大力加强了市场建设。他说：而市者，天地之财具也。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正是道也。（《问》）又说：市者货之准也。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乘马》）他要求百乘之国、千乘之国、万乘之国都要中而立市。（《揆度》）在聚的范围内也要有集市。当时齐国都城临淄成为最重要的商业中心。

　　为了发展商贸，搞活流通，管仲一再重申对于边关往来货物要认真检查，但不收关税，市场也不得乱收费。明确规定：关讥而不征，市书而不赋。所谓市书而不赋，就是市场上只对商人收取铺租，而不收其它税。管仲曾要求百官把它作为法令书写下来，认真执行。

　　在发展商贸中，管仲还一再强调对客商要待之以礼义，提供各种优质服务。当时在大路上每三十里设一处驿站，为过往商人服务，明确规定：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供养。外来客商像潮水一般涌入，呈现一片繁荣景象。

　　在发展商贸中，管仲从齐国的地理位置、交通条件和资源特点出发，十分重视发展对外贸易。齐国盛产食盐，是大宗出口商品。管仲曾对桓公说：君以四什之贾，修河济之流，南输梁、赵、宋、卫、濮阳。这就是说，可用价格不断上涨的盐，沿着黄河、济水，南运到梁、赵、宋、卫等国和濮阳等地出售。而粮食等则需从其它国家输入到齐国，互通有无。

　　四、推行改革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

　　从我国历史上来看，改革家的命运大都不是很好。例如商鞅在秦变法，取得了很大进展和成效，史称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但遭到贵族强烈反对，终于被杀，并被车裂。再如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适应建立和巩固封建制度的需要，提出了一整套法治理论和方法，深受秦始皇器重，因遭陷害而服毒自尽。又如宋代的王安石，为了扭转积贫积弱的局面，提出了力推改革的《万言书》，主张变风俗，立法度，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神宗一死，变法运动即遭失败，司马光等上台之后，完全推翻了新法。又如清末六君子的戊戌变法，他们为了救亡图存提出了改良主义的政治纲领和变法主张，一时响应者四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在慈禧等人的高压与镇压之下，有的逃亡外国，有的惨遭杀害，终以失败而告终。

　　管仲推行改革，从总体上来说，获得了成功。其所以能这样，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也可以说是几条经验。

　　第一，贤相与明君相结合，形成了一个同心合力的掌权集体。管仲是为齐国改革出谋划策的国相，也可以说是当时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磨合中他受到了齐桓公的高度信任和尊重，被尊之为仲父，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互相配合得很好。在中央政权中，设置了五位大臣，分别管理各项国事。管仲与这五位大臣即鲍叔牙、宾胥元、王子诚父、宁戚、隰朋，都是志同道合之人，能够很好协调配合。所以，改革决策能向及时制定，得到较好的贯彻执行。这样一个同心协力、坚持改革的执政集团，为推行改革提供了组织保证。

　　第二，努力在新的思想观念指引下，坚持从实际出发，强调法律政令要顺应民心，从而形成切实可行的、行之有效的改革决策。管仲勇于突破旧的观念，提出新的思想，牢牢把握和适应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最大实际，根据安民富国强兵的客观需要，用系统的改革来推进社会的变革和国家的富强。这是管仲推行的改革能够顺利实施的根本原因。从管仲形成改革思想与改革决策的过程来看，它的特点也是比较明显的，因而具有坚实的基础和很大的可行性。首先，管仲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以此作为推行改革的思想先导；同时，他又反复阐明了社会发展进化的观点，强调要与时变化，勇于创新，有力地冲破了守旧思想的桎梏。这就为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管仲生活阅历丰富，帮过工，打过仗，经过商，对社情民生比较了解。他又重视调查研究，对社会生活的实际和面临的矛盾，体察很深。因此，他所提出的改革措施往往切中时弊，切实可行。再从管仲的个人特点来看，他是个崇尚实际的人，不满足于坐而论道，而重在解决社会问题；他富有创新精神，一再强调不慕古，不留今，要能化故从新，开创新的局面；他有朴素的辩证思想，善于正确处理各种矛盾关系，掌握适中的艺术，防止过犹不及。正是先进的理念与对实际的掌握和勇于创新的精神三者互相结合，形成了管仲制定和推行的改革举措，在实践中深受欢迎，很快生根开花结果。

　　第三，坚持改革的全面性，使各方面的改革起到了互相促进和互相保证的作用。管仲所推行的改革，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先有思想观念上的突破，然后带动了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人才选拔上的一系列改革。经济上的改革从农业入手，实行均地分力、与之分货、相地衰征，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继而对工商业实行了有效的改革。与经济改革紧密相联，在政治体制上，从上到下，从君主与相国的关系、相国与五大臣的关系，执法与监督的关系，进行了必要的改革，理清了权职与责任的关系，有利于做到令行禁止，政令畅通。在人才的选拔与任用上，强调以法择人，实行三选之法，注重德才兼备、处置应变能力，从官员队伍的建设上保证改革政策的执行与落实。 这都是管仲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第四，强调为政执法要公正，兼顾各方面的利益，注重统筹兼顾，使其改革获得广大的群众基础，而尽量减少阻力。管仲在理政治国中，反复强调要秉持公正，他说：上以公正论，以法制断，故任天下而不重也。（《任法》）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公正。吾坚持公正原则，就必须反对和克服私心、私欲、私利的干扰，防止徇私枉法。管仲在《七臣七主》中对比了法臣（守法之臣）与侵臣（侵害法度之臣）的不同表现，大力倡导前者而贬斥后者。他说：故君法则主位安，臣法则货胳止而民无奸。侵臣好佼友而行私情。故私道行则法度侵。同时，管仲还十分强调天下同利，防止贫富失度；关注民生，救助弱势群体。他在《版法》和《版法解》中说得很清楚：安高在于同利，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恶害。是故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扶持）之。为了实现天下同利，管仲一再强调在经济工作中要学会调控与统筹，防止贫穷差距越拉越大，而对于现实生活中的老弱孤寡等特困人员，管仲一再要求加以救助，他规定了许多具体措施，振弱民，养长老，慈幼孤。特别是提出了著名的九惠之教，就是九项对特殊人群和贫困人口的优惠、保障政策。正因为这样，齐国当时在社会大变动中推行改革，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保持了稳定的局面。

　　（作者单位：安徽省人大常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