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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第3期)全国第六届管子学术研讨会论文综述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0/5/15 10:04:46



 

 

全国第六届管子学术研讨会论文综述

王月宇

 

        2011年5月11日,安徽省管子研究会在颍上县法姬娜金水湾国际大酒店举行全国第六届管子学术研讨会,本届研讨会的主题是《管子》与国学。管研会秘书处共收到学术论文62篇,其中,有8位专家学者的8篇论文正在撰写中,分别发来了论文题目或论文提纲。
        发来论文题目的有4人:池万兴,《论<管子>的人才强国战略思想》;*苏凤捷,《<管子·轻重>与贾谊、晁错言论的对比》、*刘庆,《管仲学派军事思想的基本特征》;王珏,《论管仲的性格特点》。本文综述从略。
现将其余58篇论文(包括4篇论文提纲)摘要综述如下,供参考。
一、《管子》与国学
        郭因的《国学与管子》认为,国学就是既有学又有术的中国学术,也就是既有形而上的道又有形而下的器的中国文化。它包括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或者说,包括中国文化的往昔形态和当代形态。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道中庸而致中和以达极高明,也就是要求走一条不偏不倚的在当时当地又无可代替的正确道路去使社会公正公平和睦和谐,从而达到一种至善至美的最高境界。中国历史上,为求找到一条最佳道路去达到最高的目的,实现至善至美的理想,出现了各家学派的学说。管子比起各家各派来是较为坦率,较为实事求是,较为实实在在的。他不是一味讲道,而也讲术。不是一味讲为人民,也讲为君王、为自己,但又确确实实地为国家、为人民办了许多好事,使国家、人民获得了很多好处。他使齐国强大了,使周室的日子好过一些,有了一定的尊严,使齐国的老百姓有饭可吃,有话能讲,使列国少了许多战争灾难。一言以蔽之,管子的可贵除了为人民办了很多好事,他真的比较老实。
        童凤莉的《遮蔽的光芒---<管子>与国学》一文认为,国学应该含有主流意识的概念,是为特定历史所推崇的学说,为国家和民族所重视的学说。无论哪种国学的定义,管子是国学的一部分是不争的事实。文章从推陈出新的国学、是金子未必会发光两个方面论述了管子在国学中的地位。&ldquo;光永远不会消失,只要有一丝缝隙,遮蔽的光芒将会冲出屏障。
        张晶的《<管子>德育思想的历史审视与现实评说》一文,从《管子》德育思想的理论基础、《管子》德育的原则、《管子》德育的内容、《管子》德育的方法等方面,对《管子》德育思想的理论贡献和历史价值进行了重点探索。
        张绍良、贺芳丽的《试论<管子>在国学导源期的地位》一文认为,中国国学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英文化,涵盖了自殷商西周以来的史官之学、春秋战国的百家之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南北朝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汉学、近现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儒学、人间佛教等学说;是中国的从古至今的学术。中国国学的根本精神是中华人文精神。从中国国学的发展源流看,《管子》在国学的导源时期具有奠基的地位。文章从中国国学的先导与起源、管仲稷下学、《管子》在国学导源期的地位三个方面加以阐述和论证。
        赵伟的《<管子>德治思想再认识》一文认为,《管子》不仅主张法治,还重视德治,强调德法并重。《管子》阐述了德治的理论,提出了实施德治的方略,形成了以德治国的思想体系,其德治思想十分丰富。该文对《管子》的德治思想作进一步的总结,尤其对德治和法治之间的关系,作进一步剖析,有利于我们全面认识《管子》,理解《管子》的思想。
       邓焱的《为官之道<管子>与国学》一文,认为为官需要知道四个字:礼、义、廉、耻。文章建议国家把国学列入基础教育,让后来人从中学习为人、为官之道,树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远大志向。
       潘树仁的《<管子>礼敬內化之静修》一文,从經濟型社會之安定、文化型社會之和諧、大同世界之本位三个方面,阐述了管子首先提出的國之四維「禮義廉恥」在成就桓公霸业中的重要作用,探索如何由外在之禮敬,轉化為內在之靜修。以個人修養為基礎,為國為民濟世利物,才能真正完善禮義教化人民之遠大目標。
       孙玉锁的《<管子>的成人命题:既仁且智,是谓成人》一文,认为《管子》把既仁且智,是谓成人,作为成人的标志性条件是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方面是仁,一方面是智。仁与智,这两个范畴,在今天人与人法律地位和人格尊严平等的时代,公民作为权利主体,迫切需要仁与智的发展平衡,尽力争取真善美统一发展,以实现活一回的人的价值。
       林美煌的《以人为本,以德为尚》一文告诫人们:一个朝代的崩溃,一个国家的灭亡,一个社会的腐败乃至一个政府的垮台,其原因就是道德沦丧,丧失民心。管夷吾 关于&ldquo;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理论,时至今日,仍有振聋发聩的警示作用。我们一定要遵循先辈的教诲,明礼义,知廉耻,讲和谐,树新风,做到以人为本,以德为尚。
       刘继安的《民国初年管子学研究的三种范式与评析》一文,对民国初年,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西杂糅论、胡适为代表的西学论和钟泰主张的传统研究法三种截然不同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态度, 做了一个简要的介绍和评述,并阐发学术特点。文章认为三种截然不同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态度对于今天的管子学研究依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韩庆林的《<管子>礼法思想简析兼与儒家与法家思想比较》一文,就《管子》的礼、法思想进行探讨,并与儒家与法家思想进行简单比较,以便更深入地了解和认识《管子》的礼、法思想,使之能对我们当前的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于向宇的《浅谈<管子>的礼治与周天子定位》一文提纲:一、在《管子》的礼治建构中,国君处于等级社会的顶端;二、在《管子》构建的礼治体系中,等级是最重要的;三、周天子是天下共主。
       张硕的《以<唐律疏议>为例浅谈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的影响》一文,认为中国古代法律的不同于西方,与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的独特性密不可分,然而更离不开儒家思想的影响。在这些各朝各代编纂的诸多法律中,都有一个鲜明的共同点,就是儒家思想的影响,甚至可以将儒家思想看做是中国古代法律的立法指导思想。文章从《唐律疏议》入手,阐释了儒家思想与中国古代法律之间的关系。
       蒲霞的《徽州旧志与徽州孝文化》一文,对徽州孝文化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热情赞美徽州人遵守孝道、坚持孝道、传承孝道,在地方志中记载孝行、孝子的优良传统。
 
二、《管子》与军事
       郑晖的《论杜佑对<管子>军事思想的继承》一文,介绍了唐朝中叶政治家杜佑撰写的中国第一部军事通史著作《兵典》。在这部著作中,杜佑阐述了中国历代军事大事,总结了《管子》军事学说和军事思想。本文取其主要方面,论述杜佑《兵典》关于《管子》治兵、滥用武力、军事战略、战术、强兵、军事人才等军事学说的精华的总结,从而看到杜佑对《管子》军事学说的吸收与继承,同时也反窥《管子》军事学说在唐代乃至中国历史上的深远影响。
周怀宇、赵杨的《论杜佑对于<管子>边防思想的继承》一文,选择四个视点,即边防战略、边防对象、边防经济、边境管理等问题,简析杜佑在唐代新形势下运用管子边防思想,经略指画唐代的边防,由此窥见管子思想的历史影响。
颜怀学的《论资源、环境与战争》一文,认为资源、人口与环境是困惑当今世界最突出和最亟待解决的三大难题。,人类对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一些不合理的经济活动又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环境破坏。自人类有史以来,由环境、资源问题而引发的战争不绝于史,不鲜于今。文章对发生在西亚、中东、巴尔干等地区的现代局部战争进行了分析,指出和平与可持续利用有限的资源,保护生态环境,避免战争,是人类的必然选择。

三、《管子》与社会治理
       陆德生的《试论<管子>关于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的思想与实践》一文,希望深入研究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的思想与实践,继承和发扬其中能够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的思想内容,古为今用,作为借鉴,以利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更好地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龚武的《<管子·乘马>篇论国土、耕地的规制及其基础地位》一文,认为《管子》与几乎所有古代学者文本的最显著不同之处在于,它所反映的是复合性的历史内容,即不单单是一种私人学者的认知,一种理论创见,或单纯的文献记载,而更是一种刚性的政策举措,是一种治国实践的经验和史实。文章以《乘马》篇中管子论国土、耕地的规制及其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基础地位为例,为读者解读了中国古代社会国家关于国土和耕地的方针与政策。
       周怀宇、陈汝娇《论<管子>民生思想》一文认为,《管子》一书思想丰富,其中心思想是论述治国平天下的方略。书中对富国安民,君民关系,诸侯国外交,政治与经济,政治与军事,政治与教化,法治与礼治,社会救济与福利,人才选拔等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述。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管子》一书中对民生问题讨论的篇幅之多,内容丰富,具有典型性。其中以民为本,提倡发展生产,重视生计和重大自然灾害的应急工作,且民生的涵盖面也较为广泛。对于今天的民生事业发展仍有借鉴意义,值得专门予以探讨。
       李霞的《论以管仲为代表的先秦法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一文认为,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已经全面走向成熟。儒、墨、道、法等诸家均构建了各具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法家学派起源于管仲、子产、李悝,发展于战国的慎到、商鞅、申不害等人,后由韩非集其大成。法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起源较早,但成名较晚,约在战国中期逐渐发展成熟起来。早在春秋时期,法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就已经开始萌芽,其著名的代表人物是管仲和子产等人。
     何迈、施开红的《心态和谐是构建社会和谐之本》一文认为,国学是安邦治国之学,管子不仅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和千古名相,而且也是是一个创造中国国学的先行者和奠基者。文章通过对《管子·兵法》篇关于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主张的阐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即安邦治国,当以人为重。重和必先重人,重人必先重内,重内必先重心,重心必先重治。而治就是治人、治心,人的心态和谐是构建社会和谐的根本。
       王洪明的《简论<管子>的社会保障思想》一文认为,《管子》提出的老人福利、儿童福利、公共救助、医疗保健、税收贷款等各方面的社会保障主张,虽然没有构成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但是已经包含了我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框架。其中以民为本,以德治国,重视发挥政府在社会保障中作用等思想,在今天依旧有借鉴意义。目前我国收入差距逐渐拉大,无论从人道主义和社会安定的角度来说,应积极吸取《管子》中的精髓,建立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保障体系。
       燕美善的《浅论的<管子>的就业思想》一文,提出了三个观点:1.国家制定实施的扩大就业战略决策,也涵盖管子就业思想中的有益成份;2.管子的就业思想,凸显独特的别具一格;3.在贯彻落实扩大就业战略决策的进程中,管子就业思想的有益成份也值得借鉴。
         周怀宇、朱华的《论<管子>与<商君书>法治思想上的异同》一文认为,《管子》与《商君书》都强调法治,虽然二者都提出法治的重要性,主张在政治实践中施行法治,其法治思想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共性。但由于这两个文献反映时代背景不同,依托的国情也不同,有关法治实施的具体认识,二者也有很多差异。本文从礼法关系、国君与法的关系等方面切入,对于这两部重要历史文献在法治思想上的异同作了深入的分析。
       张恒、刘娣的《<管子>民本的思想的当代价值》一文,对《管子》思中的民本思想进行条分缕析,认为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治国理论的核心,《管子》的民本思想是中国民本思想形成的标志,汲取《管子》民本思想中的积极因素,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基石,具有重要意义。
       陈宏光的《<管子>与<淮南子>法治思想的异同》一文提纲:一、综论,著述比较、时代比较、思想比较;二、本论,1.工具主义:道之领悟程度不同的法律观,2.实证主义:变之实施效果不同的立法观,3.规则主义:度之衡量标准不同的执法观;三、结论。
       *宋冬梅的《<管子>和谐思想及其社会应用》一文提纲:一、《管子》及其和谐思想;二、《管子》和谐思想的社会应用;三、《管子》和谐思想的当代借鉴。
       *曹怀锋的《<管子>政令体现生态治国理念》一文提纲:1.土地管理;2.土地施政;3. 保护生态禁令;4.生态管理对国民的影响;5.生态施政对国民的影响。
       戴立轩的《屠隆颍上管子》一文,记述了明万历年间颍上县令屠隆始建管鲍祠,并撰写《管仲鲍叔庙碑记》的历史故事,及其效法管子,体恤民生的主政功绩。

四、管学传承与研究
       龚武、龚圣理的《中国古代社会及其私有制的终结》一文,以管子时代及其管子治国思想为参照系,首次尝试论述以下史实:中华民族并没有按部就班地依循原始公有制度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人类标准化社会模式发展路线图行进,而是走自己的路,简化程序,跳级前行,即发生了两次重大的社会飞跃或超越:正像作为早熟的儿童的中华民族先祖,跨越了奴隶社会阶段进入了封建社会一样,数千年后,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优秀的中华民族的子孙,领导人民建立了新中国,跨越了资本主义阶段,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而改写了历史,为人类社会发展路径提供了新的选择和思考。
       王月宇的《温家宝四次引用<管子>语》一文,通过媒体报道,收集了温家宝总理2004年以来,在讲话、谈话、出访和答记者问时,四次引用的《管子》语及其引用语境,从中不仅看到总理深厚的国学造诣,而且体现了管子的历史地位和《管子》博大精深的治国理政的理论特色。
孙君恒、王新在为2011年安徽省管子研讨会准备文章的时候,上网络搜索资料,输入GUANZI,竟然发现西方有一个管子学院网站。他们感到管子已经引起西方的高度重视,大喜过望。怀好奇心仔细查看,了解到此网站旨在运用管子的管理思想,进行当代企业运行和发展。于是翻译其主要内容,写成《加拿大管子学院简介》一文。编者希望有志于管子研究的专家、学者都能够像孙君恒、王新那样,通过各种渠道,站在全球视野的新高度,在管子、《管子》、管子文化研究中,发现同盟军,拓宽新领域,把管子研究事业推向全国,推向全世界,让各国人民共同分享管子和《管子》给予人类的恩赐。
       辛文、耕夫、邹云龙、陈建林的《浅论管子在湖州的影响》一文揭秘,管子的一生影响了中国历史和社会,也影响了凡是有人居住的各个地方。浙江湖州的西崦山因管鲍在此栖息、分金而命名为栖贤山。湖州在唐代就有管鲍祠和分金岭、分金台、分金路之记载。湖州府志在栖贤山条目中有齐田常之乱,管仲后代逃入吴,有居此者,今山多管姓。到了宋末元初时,管姓已成为湖州的一个大家族。
       郭世东的《论<管子>对生态伦理思想与实践的发展》一文认为,建设生态文明不仅是改善生态环境的需要,更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中华五千年文明不乏生态文明的积极因素。现代西方环境伦理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就直接吸取了中国哲学中环境伦理思想的精华。西方环境伦理学创始人之一的法国学者阿尔贝·史怀泽就称赞孔子、孟子、老子等中国古代哲学家把人与自然的交往过程归结为追求伦理目标的过程。文章从我国儒、道等国学思想中关于生态环保思想论述开始,探究《管子》对其继承和发展,探索它们对环境伦理的共同理念,探寻古代生态伦理思想及实践的历史贡献和现代价值。
       汪碧涛的《<管子>首倡的养生、天人合一的医学体现和现代意义》一文认为,《管子》最早提出了养生的概念,也最早提出天人合一才能长寿。文章从调气机、通经脉、清肠道、开鬼门、洁净府五个方面分析了天  人合一在中医和养生学上的现实意义。
       耿杰的《试析明代学者对经史关系的探讨》一文内容摘要:经学与史学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显学,经与史的关系是目前学术讨论的焦点之一。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经史关系也随之处在不断变动之中。至明代心学盛行,出现反理学思潮,经学思想发生很大变化,并将经学从传统文化的宝座中拉下来。六经皆史在明代真正出现,并延伸至众经皆史,对清代章学诚及后世的经史观产生深远影响。
       李修贵的《浅谈<管子>的古今观》一文摘要:古今关系指古今的联系、变化,其中涉及古今是否有联系、怎么联系与古今是否有变化、怎么变化、为什么变化等问题,也即探究社会历史的变化及其发展的规律。对于古今是否有变化,《管子》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认识相当深刻,具有历史在变的思想,认为随着时代的变化,朝代不断更迭,治国措施、法令制度、社会思想以及价值取向等都在变化。关于历史变化的形式,《管子》提出否极泰来、盛极而衰、终则有始,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具有物极必反的思想。基于历史在变的思想认识,《管子》主张随时而变、因俗而动、与时而化,即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
        燕传琪的《<史记>中之颍上究在何处?兼驳张家琦先生相关议论》一文,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再次以无可置疑的历史资料为据,充分证明管仲故里就在今安徽省颍上县境内,管子就是颍上人。
崔兰海的《章学诚论<管子>发微》一文摘要:章学诚言《管子》书春秋有之,观其多存春秋之典章,可知实斋此论合理。《荀子》、《韩非子》之成书应当均参考过《管子》文本。《管子》书乃后世习管子法者所缀辑,非管子自著,此关古人著书无私著之理。《管子》书其学术主旨当为法学,后人言归入杂家者为非。刘向、刘歆把 《管子》入道家,当与其家学背景相关。
       梅良勇、林玉良的《<管子>的认识论研究》一文,以《管子》的名义,把它的认识论理出一个头绪来。从管仲所处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分析《管子》认识论产生的原因以及其认识论的内容和实质及其特征。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它的历史地位和启示意义。
       戴立轩的《<贞观政要>中的桓管霸业》一文,是一篇联想管子、有感而发的读后感,或曰读书札记。《贞观政要》是唐朝史官吴兢(670-749)编撰的政论性专史。全书10卷40篇,8万余言,共采摘了唐太宗李世民和45位臣下的政论和奏疏,对治国安邦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精辟的阐述。作者读《贞观政要》,发现春秋时期的齐桓公和管仲,在唐太宗与臣下议政时出现的频率很高,直接与齐桓公和管仲桓管霸业有关的话题就多达9处,间接地涉及到齐桓公、管仲的话题也不少。不仅唐太宗本人,他的公卿大臣甚至连宫中嫔妃对齐桓公和管仲的故事都很详熟。读了《贞观政要》,让人很自然地会产生这样的想法:齐桓公、管仲的言行事功对唐太宗李世民的统治集团有着非常积极的重要影响,贞观之治中,投射着桓管霸业浓重的影子。
       燕传琪、冯传礼的《管子与劳动号子的起源》一文,从《管子》中发现,劳动号子由颍上先贤,春秋齐相管仲所创,并为此进行了考证。文章视角独特,对研究者当有启示意义。
       武光雪、周怀宇的《略论刘绩<管子补注>的特色和价值》一文摘要:在《管子》的流传过程中,有两个版本最值得关注。一个是唐代的房玄龄(一说尹知章)《管子注》,另一个是明代刘绩的《管子补注》。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房玄龄的《管子注》是《管子》流传过程中出现的最早的注本,而刘绩的《管子补注》则参校众本,会通注文的善本。目前,学术界对这两个版本,尤其对刘注的关注还不够。为了使学术界能更多地关注刘注,对刘绩《管子补注》进行文献学方面的研究,以推动《管子》相关问题研究。文章从刘绩《管子补注》的成书背景,补注的特色和成书价值三个方面对刘绩《管子补注》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
       薛柏成的《墨家与<管子>经济伦理思想比较研究》一文认为,墨家与《管子》经济伦理思想均体现了中国古代义利并重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墨家代表的是一种平民文化,其经济伦理思想中的义利统一、以爱生利极具普世意义,而其小农及手工业生产者思想中的空想性、落后性值得注意;《管子》代表的是一种精英文化,其经济伦理思想中的人本主义、国之四维思想亦很有超时代意义,而其经济中的工具理性、性恶论等值得注意。文章梳理与解构墨家与《管子》经济伦理思想,把二者的普世价值合理对接当代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以为应对处理国家发展中的诸多问题。
黄孝鹏、龚亲华、李振宇、许甜甜的《中国古代决策思想与现代决策科学的融合与发展》一文,分析了中国古代决策思想及运作规律,综述与梳理了现代决策科学发展的主要脉络,并阐述了中国决策科学研究的发展,把古代决策思想、现代决策科学进行融合以发展与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决策理论与实践体系,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了基于科学发展、包容性增长的决策观,以促进决策科学知识的普及、推广与发展,繁荣决策科学事业,不断提高我国宏观管理技术水平。
       *李耀的《跳出管仲陷阱 推进政治改革》一文提纲:徐慧君《管仲陷阱解读中国历史和社会的钥匙》一文学理深刻,发人深省。她指出,所谓管仲陷阱,核心就是利出一孔,只有一个获利的孔道、途径。即国家采用政治经济法律手段,控制一切谋生渠道同时垄断社会财富的分配,那么人民要想生存与发展,就必然要事事仰给于君主(国家)的恩赐,这样君主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奴役支配其治下的民众了。这一思想为春秋前期著名的政治家管仲首创。
       刘萍的《<管子>中的教育思想探析》一文提纲: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教育理念;二、教育与生产力、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三、教育目的、教育内容与教学原则;四、《弟子职》中的师生关系与学生守则;五、对《管子》教育思想的简要评价。
       *石耀辉的《管仲人才思想及其启示》一文提纲:一、百年之计,莫如树人--对人才问题的高度重视;二、徳当其位,功当其禄,能当其官----根据能级使用人才;三、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用人的艺术;四、见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荐贤举贤是为官者的本分。
       *许涛的《管子自然生态思想研究》一文提纲:一、道者,万物之要;是《管子》生态伦理的自然观基础;二、地、水、时、方各有德的生态伦理观;三、毋作淫巧、禁罚与劝赏并重的生态行为准则。
顾家旺的《<管子>中的人本思想及其应用》一文,从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角度出发,深入挖掘《管子》中的人本思想,追溯其在调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提高人民的社会地位,减轻百姓负担,修政惠民,关注民生,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实现国家的振兴与富强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以为资政之鉴。
       张连伟的《<国语·齐语>与<管子·小匡>辨析》一文摘要:对于《国语·齐语》和《管子·小匡》之间的关系,学术界有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齐语》抄袭《小匡》,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小匡》抄袭《齐语》。从文本对比来看,《齐语》和《小匡》各有优缺点,可以相互补充。文章认为,由于《齐语》和《小匡》史料来源有别,整理过程和流传方式不同,所以造成了二者文本上的差异。
       卢孝彤的《管仲惠民思想之源与流·对颍上官吏的影响》一文,认为管仲的惠民思想对颍上的一些官吏影响颇大,他们不仅仅崇拜管仲,而且以自己的实践践行管仲的惠民思想,其最典型的代表是明万历年间的县令屠隆、何豸、孙应龙。
      荆佳佳的《论杜佑对于管子经济思想的继承》一文摘要:管子的经济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唐代杜佑在撰写《通典·食货典》时借鉴了管仲的经济思想,主要有三方面:农本思想、轻税思想、商品货币思想。但杜佑在借鉴时,而是有选择的吸收,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发展,使其适合唐代的需要。  
                 
五、国学瑰宝
       孝文化是中国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中国历史的重要文化元素。《管子》关于孝的命题,有很多阐述,学术界已有一些泛论。但是尚缺少理论层面的总结,也缺少历史地位的评价。《管子》关于孝的理论论述,简称孝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孝的理论阐述,早于孔子,早于《孝经》。但是,由于《管子》孝论和《管子》其它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种理论的阐述结合在一起,需要剥离,方可看出《管子》孝论的丰富内容及其体系。国学瑰宝全文四个部分:一、《管子》孝论的三大伦理系统;二、引孝入政,倡导孝治,三、孝论的理论价值与特点;四、孝论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周怀宇、林冰冰、王曰珠的《<管子> 孝论(一)构建三大系统之孝论》一文,是国学瑰宝第一部分。文章对《管子》孝论简略梳理,以观其概貌,窥其崖略。如何认识《管子》孝论的历史地位与价值,也略申管见。
       周怀宇、熊牧的《<管子> 孝论(二)引孝入政,倡行孝治》一文,是国学瑰宝第二部分。文章认为,管子联系政治实践,适应时代需要,精心总结了孝论。《管子》在孝论中详尽论述了孝治的意义和措施,并且把孝论引入政治实践,实施孝悌治国。
       周怀宇、刘鹏程、荆佳佳的《<管子>孝论(三)理论价值与特点》一文,是国学瑰宝第三部分。文章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证:一、孝论理论价值;对接三大理论;二、孝论的理论特点。
       周怀宇、张永奎的《<管子>孝论(四)<管子>孝论的地位与影响》一文,是国学瑰宝第四部分。该文从四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一、诞生的历史背景;二、中国孝论之揭橥;三、引发诸子百家的孝论;四、深远的政治影响。

文中打*号者,当时提交的是题目或提纲,现已收到论文本刊编者注。

(作者简介:王月宇,颍上县咨询委员会委员,安徽省管子研究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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