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毛泽东对孙中山的传承和发展
 龚  武

                               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周易·系辞》
  
       一个阅读的基本印象是：毛泽东在众多著述中，甚至在革命实践中常常会叠印出20世纪另一个中华民族巨人的身影，这个人就是被毛泽东称为伟大革命先行者，中国国民党的创始人、国父孙中山先生。毛泽东认为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很久以来，笔者就思索这样一种可能性：如果孙中山理论提供的是一种探索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方案，毛泽东思想也是同一背景下中国现代化的理论创新和实践，那么在如此相关、相近的条件下，孙中山理论与毛泽东思想是否具有相通性？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末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对孙中山的评价和敬重就不仅出于礼节性，或统一战线意义上的要求，而是具有更深广的文化背景和理论实践的关联性。
       1905年11月《民报·发刊词》第一次公开提出三大主义的口号，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
     十九世纪末孙中山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寻求拯救中国的道路。1905年在组织同盟会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同年在《〈民报〉发刊词》中阐明了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主张同时进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推翻清朝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初期的三民主义（即旧三民主义）还没有一个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纲领。后来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影响下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认识到要得到胜利，必须以俄为师，唤起民众，因而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于1924年《中国国民党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把民族主义解释为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求得各民族平等；民权主义要建立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民主政治；民生主义以平均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和节制资本为中心。这就是后来以三大政策为实质的新三民主义。（《辞海》1979年11版，第20页）
       由于历史上国共两党存在的重大政治分歧和斗争，因此，共产党人不得不从意识形态的意义上，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合理地理解为国民党政府要铲除和消灭共产党，而历史的客观存在也验证了国民党政府（包括其逃台之后）长期坚持了一种不切实际的政策。研究发现，国民党几代领导人所依本的所谓三民主义，与孙中山原典意义的思想大相径庭，更不用说孙中山先生后来提出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实质的新三民主义。这似乎多少暗示一种可能性：如果孙中山先生不是过早地逝世，他的三民主义也会自然而然地走向与毛泽东思想不约而同的社会主义归途。
       如果将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历程，将其与孙中山的民族、民权和民生概念加以具体比对，将会发现一种有意味的现象：即历史总是善于开某种匪夷所思的玩笑，哪些代表孙中山革命阶段性成果的民国政权，及其合法继承者，并没有从自封的弟子、三民主义的信徒的标榜中，得到了衣钵真传。相反，倒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不得不与国民党分道扬镳的、中共领袖毛泽东，从农民造反者到新中国开国元勋，从另一条道路上，汲取了孙中山的精髓，并终其一生将其进行了不懈的理论和实践的彻底改造，使之得到历史最高水平的传承和超越。
一、民族问题。这个问题，最初可以追溯到中华民族国家形成的早期，即春秋首霸齐国，政治家管子的尊王攘夷理念和实践。基于近、现代中华民族，面临半封建、半殖民地这样的基本国情，早于1893年，抗风轩议盟时，孙中山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华夏。后来，进一步明确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联合政府。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不仅没有把反帝、反封建当作持续的目标任务，甚而在内忧外患当前，并没有把解决民族矛盾当着当务之急。北伐战争失败以后，蒋介石集团运用软硬两手，勾搭各路具有封建、殖民两重性的军阀集团，大打反共反人民的内战。这样，蒋介石政府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面前，就不可避免地在统揽国际和国内的大局观上，陷入盲目性，错误地采取了片面抗战政策，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西安事变之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全民抗战，已成为朝野共识。国民党内部，也出现了英勇杀敌、慷慨赴死的将士。但是最高决策者，采取诸如扒开黄河花园口，纵火焚烧长沙古城那样的千古蠢行，还是导致正面战场节节败退，以致南京屠城，山河沦丧，生灵涂炭，国民政府偏安一隅。与此相反，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提出持久战，坚持抗日敌后的山地游击战争。实践证明，这是应对当时特殊的民族矛盾、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战略战术。
       国际势力干预中国事务，是近代以降中华民族经常遭遇的尴尬。共产国际曾经以投机取巧的心态，不断修正列宁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这集中表现在前苏联对待中国抗日问题上，采取的机会主义的、两重性援助策略，一方面，通过共产国际从意识形态和组织上，支持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另一方面，通过国家外交渠道从经济上，支持蒋介石政府反共和抗日。这就给当时的延安和南京政府，都出了一道剪不断、理还乱的极大的难题。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美国政府又公开出钱出枪，扶蒋反共打内战。三年解放战争后期，斯大林甚至要求共产党与蒋介石划江而治。在理所当然遭到了毛泽东的拒绝之后，则又贬损中国革命的胜利，为铁托似的胜利。
       因此，毛泽东深刻指出：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个阶级斗争问题。在解决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之间，发生抵牾时，解决民族矛盾是第一位的，阶级矛盾则处于次席。外部势力入侵关头，国内各派力量都应当团结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以抵抗外侮。因为民族的解放和自由是一国人民取得政治和社会解放的先决条件。如果不能够正确地解决民族压迫、民族战争与国内压迫、国内战争的关系，就会失去人心和道义，最后沦落成外来势力的亡国奴。共产党人坚决抗日的政策，以及坚持敌后十四年抗战的卓绝行动，与人民群众反内战的立场是一致的。由此，共产党的政治基础和推翻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的必胜命运，实际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经奠定。三年的解放战争，只是完成一个武器批判历史程序的确认。
       新中国建立以后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印自卫反击战，抗美援越战争，中苏边界自卫反击战，新中国独立的国防武器系统（包括开发研制两弹一星）和完备的军队体系的建设和巨大发展，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理论和实践，中苏论战、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对于第三世界人民革命和斗争的实际支持和援助等，都是毛泽东彻底的民族革命理论的题内应有之义和实践化成果。
二、民主问题。民主又称民权。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者们，很早就懂得体察下情，听取民声。管子，曾经在齐国施行三选荐士，和官员层层下放（退修）的办法，并设有啧室之议的机构，以便于下听于人、广询天下、观人诽，鼓励人民非上之所过，以正事争于君前。作为一个术语，近现代民权概念就是民主。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史称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共和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则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二者之间，传承关系，一目了然。一言以蔽之，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基础较为狭小，只限于势单力薄的民族资产阶级范围，缺乏坚实广大的民众基础，尤其是，不包括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阶级，当然也不包括工人阶级。孙中山正是感觉到这一点的力不从心，所以才有20年代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新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出台，才有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才有共产党员集体加入国民党的历史佳话。当时，作为共产党员的毛泽东，甚至可以当国民党中央执委、宣传部代部长。然而，这项政策却因遭致国民党右派的坚决反对、阴谋破坏，实行起来磕磕绊绊。最终，因伟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英年早逝，蒋介石、汪精卫的叛变，和推行反人民民主独裁主义的国民党右派一意孤行，而使第一次国共合作归于失败。
       也许不仅仅是有了失败的教训，毛泽东革命理论的阶级基础，本来就不限于单纯的工人阶级，而是包括了广大的乡村和亿万农民。从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天子私有权及其官府管理权、封建经营权和农民耕种权，四权分离的制度设置看，中国贫苦农民是天然的无产者。只是开始党内主要领导人，对此缺乏感性和理性认知而已。毛泽东写于1926年3月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宗明义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不仅出于一个清醒的革命者，必须面对的功利主义的明智考虑，也可以从中解读出毛泽东为夯实革命的民主基础，所代表的新的阶级力量的出场。
       唤起民众，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条群众路线，就是毛泽东赖以成功的生命线。过去，我们一般都习惯于把群众路线，解释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物。实际上，这种说法是西方哲学术语的解释和包装，而在近代以来，这种包装和认同依赖，是中国人应对外部风险、形成文化屈从的尴尬。撇开意识形态的障碍不说，毛泽东一生的实践都基于他感知和认识到的独特民主理念，开创了史无前例的人民军队的基层军事民主和生活民主，领导进行一场包括几亿农民在内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的民主政治理论的特点是一大二彻底。这也是对孙中山民主主义的传承、弘扬，也极大超越了孙中山旧民主主义框架，甚至超出了一些共产党人对民主问题的认知和承受力。
       譬如，民主革命初期毛泽东就身体力行搞农民运动、妇女解放，反对那类像鲁迅笔下的假洋鬼子，不准农民阿Q革命的做法；抗战时期，毛泽东坚持全面抗战的立场，与王明的左倾关门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直到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纲领，把人民民主专政上升到新中国国体的高度，足以见得人民民主四个大字，在毛泽东一生革命政治生涯和思想实践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上世纪50年代，为贯彻党的双百方针而进行的民主运动，竟然移花接木演变成了反右扩大化的灾难。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纠缠为一个心结，即形成了一种悖论：寄希望于群众大民主，却没有形成法治体系；通过政策和层级官僚操作推行人民民主，依靠无政府运动来实现天下大治，这很难保证社会主义民主和公正目标的实现。与古代先贤的政不二门，依法治国的教诲相比较，后一句与前一句是一个浑然整体。尽管将来的历史必定证明，只有曾获得了历史上最大的民主的人民并没有最终背叛毛泽东，因为无论是作为一个乡下伢子，还是作为泱泱大国权力顶峰之上的最高王者，毛泽东从来没有背叛过他奉为神明的人民。我们至今清晰记得他一生中喊过的那句石破天惊的口号：人民万岁！
三、民生问题。中国古代贤明的政治家十分重视民生问题，提出了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以及采取对弱势人群的九惠之教。今天党和国家已经把民生问题提高到战略方针的高度。民生作为一个术语，其概念的含义，就是人民生活。而人民生活关系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切身利益。中国古老的政治观念之一，就是官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管子云：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作为重要的民族历史资源，与近代西学的民主精神合流，自然成为现代革命大师的政治立足点。因此，民生问题，是孙中山革命理论的三大支柱之一，同样也是毛泽东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终极支撑点和归宿，只是后者关切的对象，更为宽广、实在和深厚。
       毛泽东青年时期，就撰文大声疾呼：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 吃饭是中国人最基本的民生问题。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主持江西苏区政府工作，就十分重视经济工作，撰写一系列文章，提出必须注意经济工作，进行经济建设和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延安时期更是如此，著名的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里唱道：她坚持了抗战八年整，她改善了人民生活，可见重视和改善民生是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的一贯目标。毛泽东著名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题词，即是在解放以后也是指导我们经济工作的经典。
       新中国成立以后，基于对农民物质利益的关怀，毛泽东首先打破几千年来古代土地私有制，将土地收归人民共和国所有，也即人民所有，从根子上铲除农民悲惨命运的根源。然后，帮助贫苦农民从地主、富农的手里夺回土地经营权，即首先满足广大农民在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要求。最后，逐步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以避免小生产给农民带来的自发产生资本主义的局限，即规避开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这一点不仅坚持了马、恩经典的精髓，也契合了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建国后的基本经验。在像中国这样具有几亿农民的农业大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即在具体如何发展国民经济问题上，我们不能理想主义地、或空中楼阁式地按照某种后发现的真理，反溯前人之过，比如关于工农剪刀差、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历史合理性问题。今天有人甚至不适当地提出什么我国整个国有资产的最大的股东是农民，而他们从来没有参加过分红一类的言词；所谓新中国以来的总是牺牲农民利益、农民没有国民待遇、城乡分治，一国两制等判断，显然是出于对新中国土地所有制形式和国情的错误认知。
       中国三农问题具有历史遗留性、复杂性和长期性，不是一个空头理论问题。一个负责任的执政党和政府需要时间和实践，需要制定长期周密的计划，并分步实施，逐步加以解决。那种把农民今天的相对的不富裕，看成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必然结果的判断是分明错误的。一个曾经用于批判毛泽东时代经济政策的观点认为，人民公社就是走的共同贫穷的道路。只要稍有常识的人，都可以看出，这从反面说明，实际上毛泽东的民生主义，并不存在什么加重农民负担和歧视农民，因此使农民变得如此贫穷的问题。贫穷与富有永远是一对相对的范畴，没有富就没有穷，反之亦然。毛泽东时代，全民的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是有目共睹的。只有撇开恩怨和情绪化色彩，恢复理性，才能近于客观地理解自五十年代以后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及其以后的城镇人口下迁以及干部下放、支农、支边的意义。
       上世纪50年代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就敢于打破苏联神圣的重轻农的国民经济结构的模式，按农轻重的顺序来安排中国的国民经济计划。他还先后提出国家少一点积累；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大养其猪。亲自领导制定了四十条农业发展纲要，提出了农业八字宪法。首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六亿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
       毛泽东对于民生的重视还在于，关切人民社会生活价值多方面的需求，比如他认为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当检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经验和教训的时候，他在确认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的同时，但也理性地分析指出：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因此中国只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
       毛泽东的民生思想还包括对于人民群众精神和文化生活的关怀。早在延安时期，党就在解放区提倡扫除文盲，在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系统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兵，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思想。建国以后，毛泽东领导的党和人民政府，更是采取扫除文盲，吸取外来和现代文明成果，破除封建文化束缚，普及教育，制定汉语拼音方案，推广简化汉字，移风易俗等一系列有效的举措，以切实提高人民的文化，毛泽东在不同的场合或文章、批示中强调要宣传、教育群众，在提高人民物质生活的同时，务必使得翻身的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享受到一种健康、有益的精神文化生活。他号召和提倡广大人民要参与国家的管理和政治生活，扩大和赋予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和政治参与的权利。
       与人民大众休戚与共，以人民大众的喜怒哀乐为本位，毛泽东思想和实践，使他的民生理论，显得更加实实在在、富于深厚的人道精神和对于弱势群体的具体的关爱。但是习惯于用指示和政策，而不是法律治理国家，指示和政策就容易扭曲和变形，以至于经常在具体场合和基层造成意想不到的失误。毛泽东对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是要求是严格的，真正做到了从严治党。在官民上下党群之间发生矛盾时，他总是站在人民一边，选择以经常损害官员的切身利益，而保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也许他的真实意图恰是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因此，他是真正的人民领袖。
最后，借用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则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的说法，毛泽东思想则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为自己中介的三民主义。其中民族主义是必要前提和先决条件，民生主义是出发点和目标归宿，民主主义则是实现上述二者的实践理性和政治基础。这三条红线贯穿毛泽东思想的全过程。他们互相交织，互为因果，交相生辉，构成了真正毛泽东思想的有机整体和活的灵魂和生命。而毛泽东之所以超越了孙中山，就在于他领导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并毅然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公有制，人民群众成了国家的主人，为实现高水平的民族自强，民生改善和民主政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改革开放之后在民生改善、基层民主建设等方面，虽然与前三十年相比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依然任重道远。以毛泽东为首的几代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结晶，留下的伟大的遗产还在，永不过时。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恰恰就是马克思原典思想所追求的，而在后来的继承人那里被消解了的按照事物本来的面目来看待和理解事物，并调动一切可能的资源，寻找解答事物本身问题的正确的途径和方法。毫无疑义，毛泽东对孙中山思想的继承、借鉴和超越，对于今天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作者简介：龚武，男，安徽省管子研究会秘书长，颍上县政协常委、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安徽省管子研究会管子课题研究产业创新团队带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