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以管仲为代表的先秦法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李霞

【摘要】中华民族是一个早熟的民族，这种早熟性最鲜明地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早期成熟。当历史演进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已经全面走向成熟。儒、墨、道、法等诸家均构建了各具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法家是先秦时期与儒、墨、道诸家并世而立的著名学派。法家学派起源于管仲、子产、李悝，发展于战国的慎到、商鞅、申不害等人，后由韩非集其大成。法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起源较早，但成名较晚，约在战国中期逐渐发展成熟起来。早在春秋时期，法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就已经开始萌芽，其著名的代表人物是管仲和子产等人。

【关键词】管仲；法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历史是凝固的现实，现实是流动的历史。一个着眼于未来的国家和民族，必然不会忘记自己的历史，更不会抛弃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¹在新世纪新阶段，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既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又要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同时还必须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继承我国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优秀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成果。

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主要是指从先秦到辛亥革命以前，以儒墨道法各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为主要内容的伦理思想及其行为规范的总和。中华民族优秀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更为突出地表现在伦理道德方面，因此，我们这里也以伦理道德为叙述的中心。

中华民族是一个早熟的民族，这种早熟性最鲜明地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早期成熟。当历史演进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已经全面走向成熟。儒、墨、道、法等诸家均构建了各具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先秦儒、墨、道、法诸家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是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传统文化的源头。先秦诸子百家所关注的宇宙、社会和人生问题，构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终极意义与不朽主题。儒家所构建的是以仁、义、礼、智、信、忠、孝、悌、慈、惠、勇等为主要规范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贯穿着家国一体和内圣外王的基本原则。墨家构建了以尚贤、尚同，兼爱、非攻，非乐、非命，天志、明鬼，节用、节葬等为主要规范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其理论的基本宗旨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道家以道法自然为基本原则，引导人们在思想道德修养方面实现反朴归真，其无为之道从特定视角对一切有为之道作出了难能可贵的批判和补充。法家提出德生于刑，构建了以法治为中心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其宗旨在于论证法治的合理性。

法家是先秦时期与儒、墨、道诸家并世而立的一著名学派。法家学派起源于管仲、子产、李悝，发展于战国的慎到、商鞅、申不害等人，后由韩非集其大成。法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起源较早（在春秋末年就有成文法问世），但成名较晚，约在战国中期逐渐发展成熟起来。早在春秋时期，法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就已经开始萌芽，其代表人物是管仲、子产等人。管仲早年经商，后由鲍叔牙推荐，被齐桓公任为卿，历经四十年改革，富国强兵，使齐国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公元前536年郑国子产在金属鼎上铸刑书，开启了以法治国的先河，子产可算是法家的创始人之一。至战国前期，魏、楚等国就已经开始变革，并造就了李悝、吴起等早期法家。到了战国中期，经著名法家慎到、商鞅、申不害等人的实践，逐渐形成和完善了法家学说。至战国末期的韩非在前人奠定的法学理论基础上，继续开拓创新，并且提出了以法为本，法、术、势三者相结合的法治主张，成为先秦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法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核心是主张变法和以法治国；法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特点是强调德生于刑；法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着眼点是主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齐头并进。如《管子·牧民》篇明确提出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¹的命题。韩非提出让生于有余，争生于不足²的思想，这些命题与思想揭示了思想道德观念对于物质生产的依赖关系，精神文明对于物质文明的依赖关系。法家试图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中去寻找思想道德观念产生的最终源泉，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见解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在一定程度上猜测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法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重点是主张礼、义、廉、耻，并且把礼、义、廉、耻看作是国之四维，强调四维不张，国乃灭亡。³可见，法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强调德生于刑，突出了德对法的依赖地位。

在处理公与私的关系问题上，法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认为公与私在本质上是对立的。先秦法家内部虽然分为不同的学派，但是，无论是秦法家商鞅，还是稷下学派的齐法家群体，抑或是战国末年的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韩非，在处理公与私的关系问题上，他们都一致地强调废私立公。韩非认为，公与私的对立早在仓颉造字时就已经确立了。他说：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背也，乃仓颉固以知之矣⁴。商鞅则旗帜鲜明地主张开公门，塞私门。在他看来，公利是善的，故应当大开其门；而私利是恶的，故应当坚决堵塞。由于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⁵，所以，法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在阐述治国安邦的大道时，特别强调立公废私的必要性。如秦法家商鞅指出：公私之分明，则小人不嫉贤，而不肖者不妒功，故公私之故，存亡之本也⁶。这里，他明确地把公私问题提到存亡之本的高度来认识，充分地说明了能否坚持做到立公废私并非小事，而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大事。齐法家鲜明地提出任公不任私的主张。韩非响亮地喊出去私心、行公义的口号。他认为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⁷。为了去私曲就公法，法家主张以法治国。因为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审⁸。只有以法治国，才能实现公私分明、法禁可审的社会治理目标。

在处理义与利的关系问题上，以管商为代表的法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主张重利轻义。法家不言义，肯定趋利避害为人的本性。《管子·禁藏》有言：故利之所在，负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⁹。法家认为，仁义不能安邦治国，惟有讲求功利才能实现国富民强。商鞅将仁义称为六虱之一，韩非则将仁义列为五蠹之列，他们都旗帜鲜明地主张贵利贱义。韩非指出：喜利畏罪，人莫不然¹⁰。他认为，好利恶害是人的本性，人性好利使得追逐利益成为人一切行动的驱动力，这也是正当的和正常的。法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认为，物质生活条件决定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不应该就仁义谈仁义，就道德谈道德，而应当将解决仁义道德问题与解决经济社会问题结合起来。管仲有句名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¹¹，他们共同主张道德规范是建立在物质利益基础之上的。

可见，以管商为代表的法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主张重利轻义。他们认为趋利避害、喜利畏罪是人的本性，思想政治教育要适应人的本性。为此，他们旗帜鲜明地主张贵利而贱义。

在礼仪观念起源的问题上，法家确立了经济基础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如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管子主张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¹²。韩非提出了让生于有余，争生于不足¹³的思想。西汉司马迁认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¹⁴。东汉王充指出：礼义之行，在谷足也¹⁵。在他们看来，物质充足，生活资料丰富，就为老百姓&知礼节准备了基本的条件。这些思想揭示了礼仪观念对于物质生产的依赖关系，精神文明对于物质文明的依赖关系。中国古代哲人试图从社会物资生活条件中去寻找社会道德文明的最终源泉。这种朴素唯物主义虽然带有一定程度的自发性和猜测性，具有自在性特征，而缺乏自为性色彩。但是，能够形成这样的见解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可以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猜测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综上所述，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历经磨难却历久弥新，常生常新，思想政治教育在其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传承人类文明的事业，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功不可没。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的丰富内容，蕴涵着民族的精神和教育的精华。只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改造其内容，抛弃其局限性，赋予新的时代精神，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就能够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充分的养料和深厚资源。

【参考文献】

[1、3]《管子·牧民》

[2]《韩非·五蠹》

[4]《韩非子·五蠹》

[5、8]《韩非子·饰邪》

[6]《管子·禁藏》

[7]《韩非子·有度》

[9]《管子·禁藏》

[10]《韩非·难三》

[11]《管子·牧民》

[12]《管子·牧民篇》

[13]《韩非·五蠹》

[14]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15]王充：《论衡·治期》

（作者简介：李霞，女，河北枣强人，江汉大学政法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