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第4期）难忘的往事（连载之三）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0/5/14 16:00:38
难忘的往事（连载之三）
刘云侠
新六区三年自然灾害追忆
半个多世纪以前，我从学校毕业参加工作就遇到了五八年大跃进及三年自然灾害（1958-1960年）。
1958年，我刚参加工作，分配在新六区（颍上县新集子和六十铺区的简称）学校，第一个月拿实习工资18元，第二个月26.5元，以后好多年就拿到39.5元。不过当时的物价便宜：小白菜2分钱一斤、鸡蛋5分钱一个、麦面1角7分/斤，生活还可以过。可是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刮起了共产风、大跃进，成立人民公社、吃大食堂，学校进行拔白旗插红旗，学校下放到大队领导，学校的校长有大队书记兼任，学校在大队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大队干部叫老师干什么老师就得干什么。老师的入党、请假，都有大队批准。教育制度一下变了样。师的积极性受到了挫伤，有门路的老师改行做了其他。有的退职回家种地，教育一度成为冷门。
1958年，实行大跃进互助组劳动工分制，社员白天拉犁子、拉耙还喊着口号，晚上捉麻雀除四害，搞得人们筋疲力尽。下半年开始吃大食堂，不准社员群众起火烧饭吃，如有冒烟的，大队立即派人去把锅摔了，否则就没收。记得一位老太太求饶说：请给我留一口吧！我总可以烧点盐水喝吧。有位干部说：那不行，这是上级的命令。开始在食堂打饭还能吃饱肚子，后来食堂饭越烧越稀了，吃不饱了，人们只好采集树叶、毛草根、红芋秧、野刺刺芽，晒干碾成粉，掺到面里贴巴巴子偷着吃。就这样来充饥。农村中不少人面黄肌瘦、浮肿，有的直接死于饥饿。
我是国家工作人员，吃商品粮，月供应26斤，其中搭配8斤花生壳子粉（花生壳粉很难吃，即便吃了也得便秘）。到了1959年，我有了孩子，口粮供应增加8斤，因为奶水不够小孩吃，我请我的老师去到粮站拖人批了2斤细粮（大米）回来碾成粉子放在锅里蒸，然后晒干，每顿一勺打米糊喂小孩。这2斤细粮可比现在的2斤奶粉珍贵。因为可以补助孩子一个月的生活。一顿，只能给孩子一勺吃，吃不好就哭，不时碗里没了，她就咬住勺子不松口，大人只好抱着哄哄，一时也就睡着了。有一天中午，我去食堂打了三口人的面条（半小盆），里面未拣出半碗面条来，连一个几个月的孩子都喂不饱，全是菜汤。
五八、五九年都是丰收年，打了好多粮食，地里起满了红芋，晒了好多红芋片，可后来听说叫拉走了交公粮了。弄得群众没粮吃，当时有消息传说：中苏关系紧张，都是苏联向中国逼债造成的。
当时母亲是商业户口，每十天分一次口粮，有时4-5斤，有时2-3斤红芋片或黄豆。一天中午，我去商业大队为母亲分口粮，看见地上撒了几粒黄豆，就塞到一个几岁的小孩嘴里，她都不嫌腥，吃掉了，因为她太饿了。我们一家3口人国家供应42斤粮去掉8斤花生壳子粉只有36斤原粮，每人一个月只合12斤，每人一天只合4两，4两粮食一天能吃饱吗？所以只能用野菜充饥。有一次我正在课堂为学生上课，不一时感到头晕，就倒在讲台上，把课堂上的学生吓呆了，校长和老师们都比较紧张，在他们的及时抢救下，一个多小时我才醒过来。这是严重的缺乏营养身体虚弱造成的。从这以后，每天放学趁中午的时间，我跑到地里去拾烂红芋，回来家泡泡洗净掺点面贴馍吃。有时买点青菜不等下锅就生吃掉了。星期天我常常和几位女老师到沟坎上挖毛草根子吃，生活这样艰苦，但工作量还很大，上午上课，下午去各村找学生，一班40人，每天只到10个多学生，就这也得坚持上课，晚上还得配合大队干部去捉麻雀，参加除四害运动，除了捉麻雀，还去拎群众的锅，因我是个女同志，胆量又小，凡遇事我就躲在大队干部面后，不敢也不愿意去做这样的事。
大食堂吃不饱，又不让群众起火，眼看着有的社员被饿死了：我们的邻居王恒云一家6口人饿死5口，剩一个孩子让出嫁的女儿带养了。还有对门一家姓张的，死了好几口，我们家也和他们一样，哥哥饿死了，嫂子把我一个5岁的小侄带到河北也饿死了。有一次我从学校回家看看，一路上看见3个死人。那个时候没有朱门酒肉臭，但路有饿死骨。我去各村找学生时，推开学生的家门，就看见屋里有人张口咽气，奄奄一息。可就是不见学生，学生找不来，学校就批评老师，学校开展班级拔白旗插红旗活动，天天如此。上午上课，下午找学生。当时的生活和工作压力实在使人难以支撑，我有几位同学，自动放弃不干了。
学校里的老老教师大部分被打成了右派。凡是戴上右派帽子的就不准代课了，让他们去劳动改造，晚上还派我们年青的老师去看守他们，不要他们睡觉，时冬腊月让右派分子下沼气池干活，受得了吗？要是轮我看守的时候，我就偷偷的放他们走，让他们去睡觉。这些人不仅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长辈，他们大都是好人，有的就是说了两句真话，便被打成了右派。我所在的小学校长一夜之间被打成了右派加反革命，一气在农村呆了20年，平反后没几年他就去世了。去世时说了这么一句话：我的一生是党挽救了我，我感谢共产党。我们学校里有一位老师叫张从华，他因为说了一句有歧义的话，被斗得死去活来。叫他跪石子、爬地，后又抓到公安局坐牢，死在了大牢里。他的家属王某某为了丈夫的冤案逐级上访，跑了好多年，最后还是引起中央的重视，此案得到了平反。张从华老师是一位有知识、有品味的老师。当时就是因为出身成分高（地主）受到批评。他说毛主席是空前绝后的领袖这句话是对毛主席的尊重和赞扬，并没有反毛主席的意思。可一群无知的人错误的理解就说他反对毛主席（这件事就发生在马桥学校）。案件平反以后，张从华的家属王老师组织给安排到阜阳工作，子女也给予了照顾，参与策划这个案件的人也得到应有的处分。
我们学校还有一位刘老师，他的哥哥是个高个、大块头的人，能吃能干，大队派他去河工上打坝子，由于食堂的饭他吃不饱就去拾了一个死孩子，在沟边上去洗，被人们发现了，报告公安局给抓了去，关了大牢（当时吃死孩子是犯法的），后因他身体虚弱，怕死在牢里，就放他回去，结果走在半路死掉了。有人通知刘老师去收尸，她母亲不让去收，那个时候人死在哪里都是就地软埋，过了几天，河工上通知去拿死者的东西：一个八斗、一条扁担、一床被子。刘妈说：不要去拿，人都没了，还要东西干什么！母女俩悲痛万分。那个时候在田间、地头、路埂上都能看到死人的尸体，人也不知道害怕了，真的到了痴呆麻木的地步。
1961年的4月份，形势有所好转了。教育部门组织开展教学工作大检查，我被抽去参与检查工作，我们是新六区一个辅导组，在检查的路上，看到麦田里都是一墩一墩的青麦，带队的辅导组长说：你知道每墩青麦的底下就是一个死人。当时听了以后，一组人都沉默心酸，三年自然灾害给人们带来的悲惨遭遇现在想想心里一直不能平静。当时因为我已走了工作岗位有几斤元粮吃，所以60年我熬过来了，是个幸运者。从另一个角度去审视，在那艰苦的年代里，我确实受到了极大的磨练，所以现在什么时候我都说饭好吃。现在托共产党的福，我有钱了，依然过着平淡肃静的生活，我认为这就是福。
颍上县新六区属于重灾区，凡是那个时候过来的人都会知道当时的真实情况。这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中国大地上发生过的真实事情，虽然反映的只是六十铺、新集子的事，但它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年代中国许多农村的一个缩影。在这个年代里，没有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似乎也没有贪污和腐败，但它有着政府组织的强迫和剥夺，这些事情发生的背景：一是党和领导人出于良好的主观愿望，但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和搞好人民生产、生活的途径中，缺乏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因此提出了一些过激的政策和急切的口号，再经过层层组织推行过程中的放大效应，少数领导干部违反客观实际、独断专行，滥用职权，最终爆发了大饥荒；二是几千年来受尽压迫欺凌的农民群众，刚刚获得翻身解放，怀着一种感恩之心，具有对新社会真诚淳朴的热情和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因此对党和政府的一切政策和指令都衷心的拥护和服从。如果没有这两个根本前提，很难设想三年困难时期不发生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
往昔的岁月早已离我们远去了，现在回顾起来，仍不免感一阵阵心灵颠颤。为了让我们的后代知道这段历史，也是为了让历史警醒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作为亲历者和过来人，我如实地回顾这段历史，不仅是对死去人们包括对我哥哥、侄子的祭奠，更愿让后人记住这一切，让历史的悲剧永不重演。
文革颍城造反情况掠影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40多年了，但它给我们这一代人却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那是1966年，我刚从基层调进县城工作，一场文化大革命运动就开始了。这是一场群众性的政治活动，运动来的很猛，发动广泛，开展深入，不管是机关、学校、工厂、农村都卷入了这场运动，基本上老少皆知、老少参与。当时颍上县分为两大派，一个叫支派，所谓的保皇派；一个叫轰派，所谓的炮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单位负责人游街，大到县委书记白肇义，小到各局局长、公司、厂、站负责人，这些都是属于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要是当权派就要戴高帽子游街，县委书记领着游，科局长跟着游，公司领导随着游。
一开始有的领导同志不适应，如：供销社主任甑运观，他游了一次街，气得两天不吃不喝，大病一场（差点出事），但有的通知很开朗，如：县委党校的校长马凤合，他每天吃过饭，把高帽子一戴，主动去找造反派游街，一边游，一边笑眯眯的，由于习惯了，他们把游街当成了儿戏。
当时颍上县参与支派的人数比较多，属于大派。头头由原县建筑公司的负责人担任，参与轰派的人数虽少，但活动频繁，造反派的气势很大，办公地点设在工会大楼，人们称之为造反楼。在这座大楼里每天都接待很多的造反群众和红卫兵，当时很多造反群众都想向这座大楼靠拢。下面各系统、各单位都纷纷成立了造反组织，自己成立，自己命名，自由活动。我所记忆的有县供销社成立了挺进队，颍上一中成立了红旗战斗队，有8.27战斗队，县防疫站成立的3.27两人战斗队等等。
一场群众斗领导，群众斗群众的运动就就这样开始了。支派说轰派的不对，轰派就说支派保皇，一个要打，一个要保，两派的对立就拉开了距离。斗争的矛头指向了一大批革命的同志。大街上经常聚众辩论，辩着辩着就打起来了（武斗不止），社会上有两派，单位有两派，家庭也有两派。父子之间、夫妻之间，由于观点不同，回到家里就辩论，经常吵吵闹闹，当时社会不稳，家庭不安，严重的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生活和正常的社会秩序。当时两派的派性都十足，只要不是一个观点的同志，见面都板着脸，有的原来都是好朋友，由于观点不同了，关系就淡薄了，当时以派性划线视为亲疏，把造反派放在第一位，一些靠造反起家的人一度成为颍城的风流人物，人们称他们是造反司令。
有一件事至今让我记忆犹新，一天某造反司令带了十几号人闯到县委办公地点要求交出大印，一气闹了好几个小时，未拿到大印，结果灰溜溜地走了。这一举动使人们感到惊讶！说：这不叫着夺印吗？当时轰动全城的夺印事件就传开了，从此造反大楼的诚信度就逐渐的减低了。他们这样做，也是个别人的主意，多数人是受蒙蔽的，两派都是革命群众。
在当时的局外人认为，支派的人稳一些，属于保守型的，轰派的人敢干、敢闯，接受新事物快，经常处于盲动。
后来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红卫兵四起，到处串联，颍上一中停课，设了红卫兵接待站，我当时被抽去搞接待工作，一天24小时值班，每天都能接待红卫兵几百名，有时上千名，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和本地红卫兵联合游行，在大街上高喊这打到走资派、造反有理、破四旧，立四新、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口号。有一次他们游行回到寝室后，服务人员服务稍有不周，就骂他们是保皇派，他们盛气凌人，使服务的同志，是看在眼里，气在心里。
文化大革命运动，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插手，扭曲了运动的大方向，致使广大革命群众缺乏理解，侮辱歧途，使一些革命同志身遭迫害，各级组织瘫痪、工厂停工，学校停课，机关停止办公，一度出现乱世，一些不法分子还借造反之机进行打、砸、抢，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致使文化大革命走向失败而告终。对此中央早已作出结论：文化大革命运动是错误的，这一结论是正确的，是符合实际的。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46年了，成为历史，现在重新回顾，使我们感到痛心。文化大革命十年，我们国家动乱了十年，倒退了十年，人们称之为十年浩劫，整整荒废了一代人，损失是惨重的，但我们要从正反两个方面去认识它，虽然损失过重，但启示有佳，在文化大革命以后的这几十年里，我们党总结了经验，汲取了教训了教训，一路走的很平稳，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科学发展观，大力提倡讲和谐、促发展、保民生，使我们的国家发展壮大，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领路人，这些都足以说明：我们党是伟大的党，是光辉的党，是勇于改正错误的党，我们的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简介：刘云侠，女，颍上县政协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