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與《孫子》兵略思想之校論 赵敏芝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0/5/14 15:27:12
《管子》與《孫子》兵略思想之校論
趙敏芝
一、前言
管仲為春秋名臣，在齊時，因得桓公賞賜，被重用為相，為使百姓對桓公這個新政府有信心，「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可見管仲為政治國之道，乃順應民心，重視經濟，並透過政教合一，全民皆兵等方策，達到『國富兵強』的目的。終至「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史記‧管晏列傳》)，孔子「許以仁」也。
孫武，為春秋末齊人，熟《六韜》等兵法，在吳隱居多年，傳孫子兵法十三篇；《孫子》書中所揭示的戰略思想、戰爭的客觀規律，如「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之兵」、「以正合，以奇勝」、「先知」、「用間」等，至今仍具時代意義，能適應新環境。其在吳時，因得吳王闔閭賞賜，被重用為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屢立戰功。(《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因而魏武帝曹操給予孫書「審計重舉，明畫深圖」的高度評語[1]。而吳能『顯名於諸侯』，正是得力於孫武。此番經歷正與管仲經世之圖，如出一轍。
筆者行文的動機，即因發現二人皆春秋時中、末之齊人，同樣有成書真偽的問題，管仲認為「兵者，尊主安國之經。」孫武亦有「安國全軍之道」；管仲有「至善不戰」、「避實擊虛」之論，孫武亦有「不戰而屈人之兵」及「奇正相生」之論；泛此而論，不一而足。惜國內治學者很少對《管子》(或學派)與《孫子》在思想上之異同進行比較研究，這或許是因為《管子》學術統緒之斷絕，著作的思想內涵自難為後人所了解，亦或許是研究方法的失當[2]。至於《孫子》則有明顯研究過熱的現象。有鑑於此，筆者願嘗試作此一工作，以找出二者間的相通和互賴關係。
二、《管子》與《孫子》之作者
古代偽託之風盛，雖說管書及孫書亦有類似問題待解決之，但不掩二者之瑕美。然為免影響本文過於瑣碎，將僅對其內容進行分析。至於二書作者究竟是誰？以及其成書時間？本文僅彙整並略作陳述。以使各位有一連貫性思考。
《管子》夙稱難讀，且內容龐雜，故其究為何人所著，成書於何時，眾說紛紜；不過，大致可歸類為以下四種看法。
第一種說法：認為管書與管仲其人無關，純係後人依託管仲之名而成。武內義雄：
這部書，是稷下道家學者依託輔佐桓公底霸業的管仲作《管子》。(《中國哲學思想史》第六章)
第二種說法：乃是管仲手著。
喬長路認為《管子》書中〈牧民〉等二十六篇為管仲自著(《中國古代著名哲學家評傳續編一》)；關鋒、林聿時亦指出〈經言〉九篇，加上〈五輔〉確為管仲所著。(《春秋哲學史論集))
第三種說法：雜湊附益之說。
胡適曰：「管子這書，定非管子所著，乃後人把一些儒道法的議論，併為一書，雜湊附會為管仲作(《中國哲學史》第一篇) ，梁啟超亦謂《管子》一書是春秋末年至漢初增益而成的無系統的類書[3]。徐復觀在其《周官成立之時代及其思想性格》中認為《管子》可說是一部叢書，內容非一家一派[4]。黃震則直接了當的說：「其書------龐雜重複，似不出一人之手。」(《黃氏日抄》卷五十五)
第四種說法：管仲學派，即繼承發展管仲思想而成。[5]
邱來晉曰：「管子除以事功表現其政治長才外，在書中充分發表其對政治組織及制度~對於經濟學，即民生與國用------無不有特出見解，對於兵學與外交亦多擅長。一言以蔽之，此書雖非一人所著，其思想內容則自成體系。故可視之為『管仲學派』。」[6]
第五種說法：稷下學者。
胡家聰先生指出：「管子書中的許多篇章，是在宣、湣時期寫成的。它們均出於稷下先生之手。------為了繼承和發揚他們闡述的學說，稷下先生們編成了管子書」。[7]
目前較為一致的看法是「非一人所著，亦非一時之作」。胡家聰先生不止認為《管子》書出於齊國，而且與齊歷史上兩次霸業有關。一次是齊桓公「尊王攘夷」的霸業，一次是威、宣王變法改革，富國強兵的霸業。因此胡先生歸結為兩點1.稷下之學是伴隨田齊變法和帝制運動的發展而發展的。2.《管子》其書非一人所著，非一時之作，而是伴隨稷下學宮「百家爭鳴」的開展逐步撰成的。[8]
如此一來，本文的工作將面臨一個難題，若採第五種說法，勢必產生《管子》承自《孫子》學說的疑惑，若兼採其它看法，是否又會出現《孫子》實承《管子》之論？還好，本文不擬就《管子》考證發論，而是僅以其內容作分析，因此後文將以《管子》文本作直接的討論。
《孫子》一書則是由對作者的懷疑來推論其書之真偽。
第一種說法：
宋人葉適認為，吳既任孫武為將，《左傳》豈會無傳，因此斷言無孫武此人。《習學記言》[9]
第二種說法：
宋人陳振孫則以為，孫武事吳王闔閭卻不見於春秋傳，或有此人，但不知其究為何代人。《書錄解題》
第三種說法：
梁啟超云：現存之十三篇之孫子，其文體及內容，皆不似春秋時書。在《漢書藝文志》裡，有吳孫子、齊孫子兩種，「吳孫子」指的是春秋時之孫武，「齊孫子」則指戰國時孫臏。所以梁啟超認為，此書若指為孫武作，則可決其偽，若視為孫臏作，則可謂真。(《中國歷史研究法》)
第四種說法：
清人牟庭則認為，《孫子》一書實為伍員所作。(《校正孫子》)
第五種說法：清人孫星衍則肯確的表示，《孫子》為孫武所作，而且他還是齊國田完的後代。
以上的討論，仍是各家有各家的說法；直到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山東臨沂銀雀山的古墓中發現《孫子兵法》及《孫臏兵法》[10]，證實了孫武確有其人，且作《孫子》。
至於成書年代，吳王闔閭約公元514年左右(《左傳》昭公二十七) ，因此推斷成書大略在春秋末或接近戰國初。
三、戰略理論
何謂戰略？所謂戰略，就是在平時和戰時，為了對政策提供最大的支援，以期增加勝利的或然率和有利的後果，並減少失敗的機會，而發展使用政治、經濟、心理、軍事的藝術和科學[11]。為什麼戰略要對國家政策提供最大限度的支援呢？簡單的說：為的就是求一國的長治久安。其中，又以軍事戰略之運用，最為直接、有效。因為它不僅能增加勝利的機會，而且還要增加勝利的有利後果。那麼要如何造就一有利的後果呢？
首先，須了解戰爭是一項大規模的鬥爭，故戰爭的本質絕對是暴力的。戰爭大師克勞塞維茨曾說：「戰爭是一種以強迫對方滿足我方的暴力行為」[12]，為了達成軍爭的目的，國家勢必得全數投入戰爭；《管子》亦不曾忽略此一要義。他說：「國之所以安危者，莫要於兵~兵者，外以誅暴，內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國之經。」〈參患〉因此，面對戰爭的態度，強調應：『慎謀保國』。〈兵法〉
由於戰爭是政治用暴力手段的延續，因此在戰略思考上，管仲一方面推動「尊王攘夷」這遠大目標的完成，要求君主「務於兵」，並明言「兵者，不可廢」〈參患〉。兵者，是不得已而用之。可百年不用，切不可一日不備。但在另一方面，他認為「兵事者，危物也」、「貧民傷財莫大於兵，危國憂主莫速於兵」〈法法〉，可見，《管子》並不鼓勵戰爭，甚至認為戰爭只會增加問題，不能解決問題。而用兵的目的，不過在「外以誅暴，內以禁邪。」〈參患〉，孔子亦說：「聖人之用兵也，以禁殘、止暴於天下也。」《大戴禮記》，孟子更有「固國土不以山川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天下皆來歸順」之語〈公孫丑下〉，以上這些觀點，皆在管書中作了充分的發揮。
為取得勝利的保証，他一再強調：人君「應競於德，非競於兵」〈大匡〉。他認為「動眾用兵，必為天下政理」〈重令〉，用兵的宗旨：不在索地，不在統治人，唯以『德義』之名，才能舉事有功；唯有『通德』，才能天下定。故云：「行義，勝之理」〈重令〉、「大勝者------無非義者」〈幼官〉。他反覆論述心志：「心焚海內，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幼官〉、「成功立事，必順於理義，故不理不勝天下，不義不勝人。」〈七法〉，更直指「兵強而無義者，殘。」〈侈靡〉，他堅信唯有進行正義的戰爭，對當時的中國才有戰略上的利益。
《管子》曾說：「以天下之財，利天下之人。」〈霸言〉能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而《公羊傳》裡也有「喜服楚也」[13]；他以濟弱扶傾、存亡繼絕為使命，確確實實做到了鄰國親之，天下信之的地步。
《孫子》則將『戰爭』看成是當時社會的客觀存在，是不依人們的意志而存在的社會現象，故云「兵者，國之大事。」〈計〉既然，戰爭攸關國家生死存亡，我們就不得不慎重考量它可能帶來的後果。因此，在面對戰爭時，「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必須「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這是因為「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亡國卻無法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君當慎之，良將警之」〈火攻〉；孫武所要強調的，無非就是萬不得已，沒有必勝把握，不可輕率用兵，否則一旦興師動眾，雖有「智者，亦不能善其後了」〈計〉。
故由以上理論得知，《孫子》的戰略思考是慎戰、反對久戰，更企圖『不戰』。他認為武力使用應愈少愈好，甚至最好不用。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也。並警告說：一國之所以會發動戰爭，為的就是對本國有「利」，然而用兵之害，就在見利忘害中。因此他強調「善於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謀攻〉。不論拔人之城、或毀人之國，均應儘量做到『非攻』、『非久』也，如此一來，便可免於民凋、民殆的後果。而且能夠兵不鈍、利可全。此等『慎戰』的態度與《管子》的不主戰，似又相呼應。
〈形〉謂：「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孫武在此揭示了敵我雙方在戰爭中的基本矛盾，同時看出己方的條件是內因，是戰勝敵人的根據。于此又一次見到，《孫子》是主張自衛，重於侵略的。
從另一方面來看，他在〈謀攻〉中說到：「知勝者有五------上下同欲者勝。」又，「道者，令民與上同意」，這裡的『道』是道義，即為政之道，首在求得政治上的一致性。若敵方上下離德，不能使將帥士卒『同欲』、『同意』，兼正之即可被視為合理的。《管子》把德義擺在首位，智謀勝之擺第二，兵戰勝之放最後[14]；這些都是就一國的政治是否開明、得民心，作為決定勝負之關鍵性因素，如果敵方不能行使正義的行為，對其進行反擊侵略，則可被視為是正義的。可見管、孫二人，都是肯定義戰，支持義戰的。
四、戰略體系
戰略家在思考、計劃，和遂行戰爭時，必然從五個層面來考量。即：
國家利益國家目標國家戰略軍事戰略野戰戰略
為達成「國富兵強」的國家目標，管、孫二人均已意識到家國之興亡，與戰爭之勝負，實取決於民心的支持。也就是說，贏得戰爭勝利的首要條件，就在爭取並鞏固人民的向心力；因此《管子》特重經濟，積極主張：「藏富於民。」〈國蓄〉以帶動政治高度發展，穩定國之基礎。〈小問〉曰：「富上而足下，此聖王之至事也。」以此呼應「國富者兵強，兵強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治國〉同時揭示了經濟與軍事的直接關係。但他未忽略「內政不修」〈大匡〉、「不能治其民，而能強其兵者，未之有也」〈七法〉的道理，故《管子》特別強調「民之所欲」〈五輔〉，並以此作為政治及心理戰略之中心觀念。《孫子》也同樣認識到國家經濟對戰爭會造成一定的影響，所以他說：「無委積則亡」[15]，這同《管子》的「有蓄積，則久而不匱」〈兵法〉意義完全相同。再如，後勤補給至遠地，「遠輸則百姓貧」〈作戰〉；甚至是接近戰場區域「財竭而急於丘役」[16]，他提出「因糧於敵」[17]等方法，以期我方經濟損失至最小。《管子》為了發展經濟提出了一系列經濟方策，並且見之成效。《孫子》則專注於作戰準備和如何發揮靈活的戰鬥力。二人同樣都注意到經濟實力的提升，實為掌握國家命脈的重要關鍵。
然而為了遂行國家戰略的完成，便不得不考慮到軍事戰略所扮演的角色。所謂軍事戰略，是一種分配和應用軍事工具，來完成國家政策目標的一種藝術和科學[18]。換言之，軍事戰略的應用，為的不僅是要增加勝利的機會，還要增加勝利的有利後果，即看到戰後的和平。因此在「國富兵強」的方針指導下，二人在軍事戰略上都有極具參考價值的討論。
軍事戰略最主要是從建軍、備戰和用兵三方面，施行控制與理解。
(一) 建軍：須先確定軍隊的組織編制，制定戰略時，尚得考慮後勤、動員、人事、情報、軍法等各項制度，以作為建軍的依據。[19]
《管子》從建軍原則裡，首先提出了「精兵論」。他認為兵貴在精，不貴多。平日若能建立一支具有強大戰鬥力的精英部隊，自能不懼戰。是故必須強化軍隊的整建計劃及組織功能，方能維持組織正確。於是管仲想：是否能建構一個能兼顧生活的戰略環境？因為在此種情勢下，最能發揮且協助組織成員進行社會化的功能。他進行「作內政而寓軍令」，真正做到「卒伍之人，人人相保，家與家相愛------死喪相恤，禍福相憂，居處相樂------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日相見，足以相識；歡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小匡〉經由如此嚴密的組織編制，充分發揮成員(百姓)的凝聚力，同時也提供了齊桓公對外發展所需要的一切軍事力量。
此外，我們認為制定戰略，須以「遍知天下」作為建軍及掌握與戰爭有關的一切事項之依據[20]。《管子》就說過：「小征，千里遍知之。」「大征，遍知天下。」〈制分〉戰略的制定與執行，必須建立在敵我雙方全面性的了解與分析的基礎上。
《孫子》則主張「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計〉，『曲制』指的就是軍事組織、部隊編制，這種國防上的管理系統，其實孫武並未作進一步描述，理由是他認為戰略決策的制定及施行，應由『將』來統籌負責，『將』才是整個國家安危之所繫。像是：將帥是不是能夠在治軍上做到賞罰分明？士卒訓練、軍紀是否嚴明？在用兵方面，做到知己知彼、知所利害、致人而不致人？確實做到進不求名、退不避罪，一心保國，這些都是實質的關係到人民和國家的命運。所以他強調「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作戰〉，又說：「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謀攻〉，那麼，將帥應具備那些條件呢？
《孫子》提出了「智、信、仁、勇、嚴」。
「智」擺在第一位，因為在充滿不確定性及多變的戰爭中，實須要敏銳、明辨的判斷力，所謂「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九變〉；任何事物都有利害兩種因素存在，在平時，就須確立全面性觀察及處理問題的能力，預先做好對策，便能有利於作戰任務的完成，所以說智將是很重要的；然，將之德亦可能造成用兵之災，他在〈九變〉中講到：「將有五危：必死，可殺也；必生，可虜也；忿速，可侮也；廉潔，可辱也；愛民，可煩也。凡此五者，將之過也」，這裡是說，五種性格若處理不當，就可能造成相對的危害。因此他特別提出警告：「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在政治品質上，更要求將帥必須具備勇於負責、不計較個人的榮辱得失、一心一意為國家人民著想的品德，而這些均是孫武所極力標榜的軍政修養。
《管子》則先明作為國家最高領導者的重要性：「若心之在身體也」〈君臣下〉。故有道之君應「正其德以蒞民」，強調君主當身立德正，唯有「身立則民化，德正則官治」〈君臣上〉；而「智能聰明者，乃下之職也」，且「選賢論材，而待之以法，舉而得其人，就能坐而收其福」〈君臣上〉。換言之，用兵取勝之道，除外在條件配合外，尚須具備以下三項條件，即主明、相智、將能；君主明於「主兵」，國相智於「治兵」，將帥賢於「用兵」；三者具，方可穩操勝算。[21]
很明顯，《管子》不同於《孫子》把戰爭得勝之大任全委以將帥。而是擴大來講，認為全軍之道不止是將帥之責，同時將國家的安全防衛，提升至「全民國防」的地位。至於對將帥品德上的要求，則是強調「道德定於上，則百姓(兵源)化於下矣。」〈君臣下〉、「忠信而不黨」〈五輔〉，內心端正，修之於己，處事待兵符合義理，則「下無怨心。」〈君臣下〉，處事不僅要符合義理，且賞罰必信，公平以待，百姓(兵源)就會服從；否則「賞罰不信，民無廉恥，而求百姓之安難，兵士之死節，不可得也」〈權修〉。
另外，對將帥在能力上也有所要求。所謂為將之道，就在「計緩急之事」、「明器械之利」、「察先後之理」、「通出入之度」、「審動靜之務」、「著於取與之分」、「慎於號令之官」〈幼官〉唯如此，則舉事自然有功。
(二)備戰：此乃為了國家安全，即使是在承平時，也不可輕忽的戰略思想。《管子》對此深有體會。他說：「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霸言〉，《孫子》亦講「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形〉，其中所說的『不可勝』就是「不敗」的意思。要自己能不敗，必先立於不敗之境，平日講求備戰，一旦接戰，即「恃吾有以待之」。
那麼要如何做好戰備呢？如何使兵未出境就能天下無敵呢？
《管子》認為應從戰備的全面性、系統性，來掌握這個指導原則。強調要做好八個方面的戰備：(一)聚財。軍事活動往往消耗巨大的人力、財力，因此用兵前，要做足準備，所謂「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殫；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參患〉(二)論工[22]。研究軍事工藝。(三)制器，則是說，對各種兵械之揀選、試驗，需有一套完善的管理制度。(四)選士。嚴格挑選精銳士卒。〈七法〉(五)政教。指軍事紀律教育。這是一種包括嚴明紀律，加強士卒的道德修養，及忠君報國之心的思想教育。〈兵法〉(六)服習。指軍事訓練。經過軍隊的思想教育及訓練，使軍事戰鬥力大大增強。(七)遍知天下。要求將帥在戰略及戰術上，對敵我雙方的實況應予充分掌握。(八)明於機數。善於掌握戰機及善用權謀。所謂「慎守其時，以備待時」〈霸言〉。以上的八個方面若能達到一定的水平，那麼就擁有了不畏戰、不怕戰的本錢。[23]
為了提高戰略實效，他更具體的提出『十全論』。他認為，唯有做好以下十項工作，就能全勝。〈兵法〉這十項工作包括：「定一至」(制定一戰而勝的戰略) 、「行二要」(對人民講道、德) 、「縱三官」(將帥應總攬鼓、金、旗之權) 、「施四機」(必須掌握敵情、敵將、敵政、敵士) 、「發五教」(教士卒眼識旗、耳辨號、足能行、手能使，確立賞罰信實) 、「設六行」(謀劃六種行軍作戰之法) 、「論七數」(講求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七法〉、「守八應」(堅守兵未出境，無敵者八的具體內容) 、「審九章」「章十號」(士卒必須能識別軍隊行軍作戰的旗章號令)[24]。
由上述說明得知，《管子》的戰備內容，涉及各個方面，而這正是國家居安思危，防患未然的最重要工作。
《孫子》則把戰爭看成是社會的客觀存在，是不依人們意志而存在的社會現象，戰爭既是國之大事[25]，就必須以審慎的態度來考量並評估戰備能力。戰爭並非孤立的，而是對立的雙方，就道、天、地、將、法五種與戰爭勝負有關的基本因素，構成既是聯繫又相互制約的現象。
因而決定戰爭勝負應從『道、天、地、將、法』五類進行國力評估，首要因素，即「道者，令民與上同意。」〈計〉，政治上若能獲得民眾的肯定與支持，就能產生政治上的一致性，此即道也。
天，指天時；地，指地利；講的都是自然環境。而這項條件本身沒有意志，若人們善於運用它，創造條件去征服它，使它有利於己，則死地亦是生地。
雙方軍事力量的強弱，還要考量到統兵作戰的將領，「將孰有能」的問題。『將』這個因素在《孫子》看來，在戰爭指揮中尤其關鍵，所以這也是他最重視的環節。
法，則是指軍隊的編制和制度。進行國防建設，組織軍隊，動員那麼多人參戰，有必要組建不同層次的建制單位及制度，以進行管理、訓練、執行勤務。經驗證明，軍隊的組織體制，編制合理，就能形成極大的戰鬥力。戰爭大事因為攸關全民生死，故國防事務當以上述五事來作準備，並研判、分析國家目前的情勢，以創造有利於我方的態勢。這也是《孫子》所一再強調的「無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九變〉
(三)用兵﹝戰術﹞：在敵我雙方的利害衝突上，不可能由外交途徑解決而必須訴諸武力時，就該根據所得到的各項資料研判、決定克敵制勝的戰爭計劃，繼而發揮統合戰力，以求達到一戰而勝的目標。因此，主將的用兵能力十分重要。換言之，如何創造一個有利態勢，並在戰場上掌握主動權，完成戰略目標，這便是一位智將所必備的基本能力。尤須注意幾方面：
1.速、奇：用兵貴在神速、出奇不意，這是克敵制勝的有效手段。《管子》云：「徑乎不知，發乎不意。徑乎不知，故莫之能禦也；發乎不意，故莫之能應也。故全勝而無害。」就是說，越境要乘人不知，發兵要出奇不意，如此一來，敵人就無法應付。繼而更論道：「教無常，行無常；兩者備施，動乃而有功。」〈兵法〉即教練、作戰均不宜默守常規，往往兩者兼行，『運用之巧，純乎一心』，乃能獲致大功。
對於一個訓練有素的部隊，追逐逃兵就該像風一樣的迅速，殺敵要像雷電一樣的猛烈，能如此，敵人縱使有絕地也不能守，即使恃險固也難堅持。這樣的軍隊打起來，就能獨出獨入，掌握戰爭的主動權。
《孫子》也認為「兵貴勝，不貴久」，並強調「其用戰也，貴勝，久則鈍兵挫銳」、「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作戰〉，並進一步地作了闡釋，能攻其不意，便是要速勝；而速勝，又貴在奇襲。這是專指戰術運用而言，用今日的話，就是野戰戰略。
奇襲旨在出敵意表，如能掌握「趨其所不意，攻其所不守」〈虛實〉，這樣的軍隊就能掌握主動權與自由權。若再做到「其疾如風，侵掠如火」〈軍爭〉的要求，能因敵變化而取勝，這不就是「用兵如神」〈虛實〉麼！
2.虛實：對敵作戰，除了應儘量發揮自己的優勢外，還應避開敵之優勢，攻其薄弱的環節，這個「避實擊虛」的概念，正是《管子》十分重視戰術指導原則。
〈霸言〉提到：「善攻者------釋實而攻虛，釋虛而攻膬，釋難而攻易。」又「凡用兵者攻堅則軔，乘瑕則神。攻堅則瑕者堅，乘瑕則堅者瑕」〈制分〉。指出用兵打仗，若能抓住敵人的主要弱點，並給予致命一擊，必能迅速取得戰果。《孫子》亦明確指出：「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虛實〉，這兩句話都在說明作戰中以有備擊無備及隱匿行動的重要。《孫子》在此闡述了唯有「無形」、「無聲」，方能掌握敵之命運，並由此推衍出守秘的重要性。之所以有如此深入說明，這可能與他為『將』須實際作戰有關。
「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以「衝其虛也」〈軍爭〉。透過一連串虛實的辨證關係，讓我們看到了強弱、眾寡、治亂、堅瑕、難易的對應關係，也知道強、眾、治、堅，可視為實；而弱、寡、亂、瑕則是虛；在戰場上，要想達全勝的目的，便要充分利用虛實之勢，再通過奇正變化，發揮主動性，戰場上生死存亡大權，才能操之在我。
3.情報戰：為維護國家安全，除遵守保密防諜的工作要領外，還須進一步探索敵方的秘密，因為用間用得好，常能快速終結戰爭，所以甚為重要。
《管子》要求將帥，除了知己，亦須知敵，更須「遍知天下。」〈七法〉，知敵必須做到「明敵情、明敵將、明敵政、明敵士。」〈幼官〉，要『明』，就得派間諜深入敵國，從「飢飽」、「貧富」、「侈儉」、「虛實」、「強弱」、「治亂」、「興廢」、「存亡」等八個方面，來「觀人之國」以取得情報。〈八觀〉
為了在戰爭中取得先勝之機，減少戰場上的犧牲，作法上先派出外交特使紛往各國。名義上是與各國交好，實則「觀其上下之所貴好」〈小匡〉。甚至可以用小恩小惠的方式，以懷柔各國、收買人心〈霸形〉；據〈小匡〉表示，當時齊之間諜網遍布各國的高達八十多人，可見他重視的程度。如碰到沉亂、昏亂之國，他則主張「視其所愛，以分其威」、「視其所憎，厚其貨賂」〈禁藏〉，用物質享受來鼓惑君臣之心，使其內外都受到蒙蔽；離間其與國，挑撥其忠臣[26]，用計謀來亂其政，收買敵方情報，《管子》這種不流血的作戰方式，足為後人戒鏡。
《孫子》亦認為保住軍事機密，是在戰爭中取得主動，避免被動的關鍵性條件。它更直接關係到戰爭的勝負和軍隊的生死存亡。〈用間〉云：「事莫密於間。」「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注重軍事機密，我方就可早採對策，所謂「先發制人」的『先知』即是。所以《孫子》講「五間俱起------人君之寶也」。〈用間〉五間的行動目的並不只限於搜集情報，還包括收買、爭取、分化、瓦解敵軍。五間俱起，使敵摸不著頭腦，變化莫測，用間用得妙，敵方自然是防不勝防。
至於用間要如何滲入敵方呢？應先掌握兩個原則(a)三軍之事，「親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將帥所親自選派的第一流的情報人員，須具備忠貞不二的無私品德，不只對人，對國家亦同。(b)「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之其守將、左右------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用間〉，索知姓名是最起碼的要求。還應了解這些人的政治傾向，能力、地位、出身、個性、愛好等，設法投其所好，建立關係，伺機利用他們為我方工作。文中他一再重申用間、使間，在軍事戰略上的機密性和嚴肅性。
五、結論
綜合前述，管學是以「國富兵強」為其國家戰略目標，因而將重心擺在修明內政上；其云「內政不修，外舉事不濟。」〈大匡〉即此意。又由於國富是兵強之本，修明內政是強國之基，故他提出一套救亡圖存、安定萬民之方策；並總結出在軍事戰略中具普遍性的戰爭原則與方法，以期能使紛擾的中國走向一統。
其中，他不但揭示了戰爭勝負實取決於政治條件及經濟條件的對比互動，且，既然治道之本始，以國富為第一務，強兵為第二務，蓋其消長互依互存的聯繫關係，就不得不多所用心。尤其治道之終極目標，乃在安民；因此國家政治建設之首務乃在使士農工商，國之石民，能各得其所，富利之、並愛護之。
如此看來，管書的軍事戰略思想，主要還是以百姓為中心，非以奪地為目的；他說：「至善之為兵也，非地是求也。」〈幼官〉，他認為：應以德義之師，屈服強暴之國，以「至善不戰」的最高指導原則，去民疾苦。這種「慎謀保國」之戰略思想，就是針對當時內憂外患的情況所設置的。
《孫子》學說則以強兵見長。同樣地，他亦揭示了戰爭與政治、經濟、自然條件是互相關聯又互相制約的關係。可見戰爭的客觀規律是可以被認識的。再者，自然界是不斷運動變化、不斷更新發展。孫書中明確地揭示了存在於敵我雙方各自內在的錯綜複雜的對立鬥爭。如眾寡、奇正、虛實、利害、攻防、強弱、迂直、遠近、輕重、先後、動靜、顯隱、死生、饑飽、主動與被動、速戰與久戰等這些對立範疇。正因為，戰爭情況是變化多端的，所以智將必須根據不同的情勢，來規定戰略、戰術，如此方能發揮主觀能動性，打敗對方，贏得勝利。
在戰爭的最高指導原則上，他提出「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理論。講求的是「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必以全爭於天下」〈謀攻〉。而『全爭』則包括了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各項鬥爭。此一全面性的觀照，與《管子》同出一轍。他注意到政治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首要因素，所以在評估敵我雙方戰力時，他把「主孰有道」擺在第一位，而『有道』又意謂著義戰，凡能「令民與上同意」〈計〉，爭取人民的擁護支持，就能舉國上下，一心一德，軍民團結，無有不能勝者。
在建軍、戰備、及戰術上，二人各有擅出。唯《孫子》未能解釋清楚，戰爭的根本目的在實現政治主張，這是他的局限。經濟面又不如《管子》有十八篇專論經濟方策及執行要點。至於戰術上，「弱不能敵強」理論，論述也明顯不足；「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追。」〈軍爭〉也說得太絕對了。倒是《管子》對此的觀點較為實際些。然二人也都提到了若兩軍對壘，敵我雙方可能存在著一些可被敵方利用的「可乘之機」。如《管子》的「乘瑕則神」〈制分〉，《孫子》的「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亂而取之」〈計〉，二人均提到奇正相生、因敵制勝之道；再如《管子》的「善者之為兵也，使敵若據虛，若搏景。無設無形焉------無形無為焉」〈兵法〉，孫書的「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虛實〉，此皆用兵之極也。
二人從戰爭原理、決策，進而實踐這三個環節去認識戰爭，相互發明，又各具特色、各有所專；管仲為相，重在『治兵』理論，孫武為將，自然把焦點放在『用兵』上。說得再清楚些，就是《管子》思想始終以戰略為中心，並且深知戰略、戰術、後勤三者配合，始可獲致勝利。而《孫子》則重視實際問題的解決，其戰略思想較為狹隘。無論如何，其二人軍事戰略思想仍走在時代前面，令人欽佩。
（作者简介：趙敏芝，台灣新竹中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助理教授）
[1]孫星衍、吳人驥校《孫子十家註》，魏武帝〈孫子序〉，台北：台湾商務印書館，1979年，頁1。
[2]胡家聰《管子新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5月，頁6-7。
[3]請參閱梁啟超〈諸子略考釋〉，《飲冰室專集》九，台北：臺灣中華書局，1978年四月台二版。
[4]請參閱徐復觀《周官成立之時代及其思想性格》，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80年五月初版。羅根澤先生亦認為管書是戰國至秦漢各類思想的匯集之作，見《諸子考索》，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2月，頁422。
[5]任繼愈、余敦康等先生即認為：管仲學派是戰國齊人發展管仲思想而形成，自有其獨立的思想體系。請參見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發展史---先秦》，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頁347。余敦康〈論管仲學派〉，載於《中國哲學》第二輯，北京：三聯書店，1980年，頁39。
[6]邱來晉《先秦政治思想》，台北：帕米爾書店，1975年，頁172。
[7]同註2，第二十一章，〈稷下學宮史钩沉〉，頁389。
[8]同註2，頁14-15。
[9]詳見鈕先鍾《孫子三論---從古兵法到新戰略》，台北：麥田出版社，1996年，頁15。
[10]孫武是春秋後期吳國的將軍，孫臏是戰國中期齊國的軍師。
[11]李啟明《孫子兵法與現代戰略》，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頁4。
[12]克勞塞維茨著，鈕先鍾譯《戰爭論精華》，台北：軍事譯粹社，1981年，頁42。
[13]《公羊傳》卷十，魯僖公四年。
[14]見〈霸言〉篇：「德義勝之，智謀勝之，兵戰勝之，地形勝之，動作勝之，故王之」。
[15]這裡指武器、裝備及軍用物資的儲備。
[16]丘為古代的基層行政單位。統治者以丘為單位，攤派人力、物力、財力及獸力。
[17]凡在戰地可以取得補給，就應就地徵集，尤其是糧食。
[18]鈕先鍾等著《戰略理論研究》，台北：聯鳴文化有限公司，1981年，頁12。
[19]丁肇強《孫子述要》，台北：台灣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頁121。
[20]史美珩《古典兵略》，台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8年，頁185。
[21]湯孝純注譯《新譯管子讀本》，台北：三民書局，1995年，頁516。
[22]尹知章 注：「工者所以造軍之器用者也」。
[23]同註2，頁66-68。
[24]亦可參閱《古典兵略》，同註20，頁66。
[25]〈計〉：「兵者國之大事」。
[26]其方法，還包括「遺以竽瑟美人，以塞其內，遺以諂臣文馬，以蔽其外」(〈禁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