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论管仲之解读 沈素珍 钱耕森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0/5/14 11:07:42

司马迁论管仲之解读

沈素珍 钱耕森

[摘要]司马迁根据《管子》一书撰写管仲的传记。主要是管仲的轶事，首先述评了管仲与鲍叔牙终生的莫逆之交，管仲体认到鲍叔知其贤，知我者鲍子也。因此，天下多鲍叔能知人也。其次述评了齐桓公称霸，用了管仲之谋也。他概括为：一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只有仓廪实，才能知礼节，只有衣食足，才能知荣辱；二是以民为本，国家应该给予什么，又应该去掉什么，一定要取决于民，即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又述评了管仲之谋善于化祸为福，转败为胜的轶事。他高度评价：管仲世所谓贤臣，不同意孔子小之。其实，孔子更全面，既有批评，又有表扬，而且重在表扬。

[关键词]司马迁；管仲；鲍叔牙；齐桓公 ；孔子

司马迁论管仲, 见于他所撰写的《史记》卷六十二《管晏列传第二》。《管晏列传》作为名文，被清吴楚材、吴调侯收入合编的《古文观止》上卷。

司马迁说明了自己编写《管晏列传》中的管子列传的文献是，《管子》一书中的《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这些文献，&详哉，其言之也！对管仲的言论记载得很详尽。他又说：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这就道出了司马迁的写作动机和方法是，读了管仲的著作之后，又想观察他的行事，于是就编列了他的传记。至于他的著作，社会上已有很多，所以不再论及，只记载了他的轶事。其实，司马迁对管仲其人其事，是既有介绍，又有评论，并非仅限于只叙述他的一些趣闻轶事而已。司马迁对管仲的评论，是很有见地的，对我们是颇有启迪的。

一

司马迁首先介绍了管仲其人其地，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可见，司马迁明确认同管仲其人即管夷吾；其地即颍上，亦即今安徽省颍上县。

接着，司马迁详尽地介绍了历史上著名的管鲍之交的趣闻轶事。鲍氏，名叔，字叔牙，齐国大夫。管仲发迹之前，异常贫困，他年轻时常常和鲍叔牙交往，而鲍叔牙非但没有嫌贫爱富，反而还每每尽力予以帮助。司马迁引证了管仲自己的原话。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这是管仲自我介绍说：我年轻时家里很穷困，曾经与鲍叔牙起做生意，等到分账时，我常常给自己多分点钱财，而鲍叔牙却并不以为我自私贪财，因为他知道我家里实在是很穷的。我曾经为鲍叔牙谋划过事情，其结果却使他更加困窘，可是他却并不以为我愚笨，而是知道一个人的时运有顺利和不顺利的时候。我曾经三次做官又三次被国君驱逐，而鲍叔牙却并不认为我没有出息，因为他知道我没有遇到好时机。我曾经三次参加战斗三次逃跑，而鲍叔牙却并不认为我怯懦，因为他知道我家里尚有老母亲。公子纠失败，召忽为之殉难，我却坐了囚车甘受屈辱，而鲍叔牙却并不认为我没有羞耻之心，因为他知道我不以小节为可羞而以不能扬名天下为可耻。齐襄公无道，鲍叔牙奉其弟小白出奔莒国。管仲与召忽奉其公子纠出奔鲁国。襄公被杀后，小白自莒先回齐，取得政权，称齐恒公。桓公使鲁国杀公子纠，把管、召二人送回齐国。召忽自杀，管仲请坐囚车至齐，鲍叔牙遂荐他于齐桓公，于是得到齐桓公的重用，成就了齐桓公的霸业。

管仲根据亲身多次经历，一而再，再而三地体验到鲍叔牙对自己的真知和深知。俗话说得好：人生难得一知己！所以，管仲十分感念地说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司马迁评论道：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这表示司马迁认为，尽管管仲常常欺负鲍叔牙，而鲍叔牙因他家确实很贫困，不仅没有说他坏话，反而非常宽容他，始终善待他。为什么呢？司马迁揭示出更深层的原因是，鲍叔牙从小就深知管仲的本质是很贤良的。管仲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

二

正是由于鲍叔牙认准了管仲是一位既有德行，又有才能的贤人。所以，即使当管仲身为齐桓公阶下囚时，他非但没有落井下石，也没有疏远他，反而是竭力保荐他。据《管子·小匡》载：桓公自莒反于齐，使鲍叔牙为宰。鲍叔辞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于其臣，使臣不冻饥，则是君之赐也。若必冶国家，则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宽惠爱民，臣不如也；治国不失秉，臣不如也；忠信可结于诸侯，臣不如也；制礼仪可法四方，臣不如也；介胄执抱，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将欲治其子，不可弃其父母。这是说，当齐恒公欲委相任于鲍叔牙时，鲍叔牙却趁机并全面地推荐了管仲。他对齐桓公说：我是您的庸臣，国君要加惠于我，使我免于饥寒，就算你的恩赐了。至于冶理国家，则非我所能胜任的，那只有管夷吾才行。鲍叔牙一口气接连讲了五大理由：我有五个方面不如管夷吾。宽惠爱民，我不如他；治国不失权柄，我不如他；忠信以交诸侯，我不如他；制定礼仪可以示范四方，我不如他；披甲击鼓，立于军门，使百姓勇气倍增，我不如他。最后，鲍叔牙总结地高度赞扬管仲说：管仲，好比人民的父母，而要治理儿子，就不可不用他们的父母。

齐相之地位，乃齐桓公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管仲被任为齐相，则鲍叔牙就只能在管仲之下了。鲍叔牙心甘情愿，服从管仲领导，他们上下级配合得很默契。

由于鲍叔牙举荐管仲有大功，以至于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天下称赞管仲贤能的人，反而没有称赞鲍叔牙慧眼识人才的人多。因此，鲍叔牙的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鲍叔牙的子孙世世代代享受齐国的俸禄，得到封地的有十几代，常常是齐国有名的大夫。

三

果然，管仲帮助齐桓公建立起霸业，为春秋五霸之首。司马迁说：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可见，司马迁对管仲对齐桓公霸业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司马迁进一步具体地述评了管仲之谋之所在。他说：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这是说，管仲做了齐相掌管齐国的政事以后，由于齐国地方小，又处在东海之滨，所以就发展工商业，积累财富，以使国富兵强，并且做到和人民的好恶相一致。所以，他在自己的《管子》书中说道：仓库猪备充实了，老百姓就能懂得礼节；衣食丰足了，老百姓就能分辨荣辱；国君如果能遵行法度，亲族就会团结互助。礼、义、廉、耻这四项原则不能推行，国家就要灭亡。水从源头流出畅行无阻，政令顺应民心就容易推行。所以，政令平易而不严苛，老百姓就容易遵行。老百姓所要求的，就要给予他；老百姓所不要的，就要去掉它。

司马迁认同管仲治国兴邦的理念，礼、义、廉、耻，是国家兴亡的四项原则。因此，老百姓要懂礼节；国君要遵守法度；亲族要团结互助。为此，就必须以经济为基础，因为只有仓廪实，才能知礼节；只有衣食足，才能知荣辱。所以，治国兴邦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这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通管仲之变的其一。

其二，司马迁通古今之变，通管仲之变的以民为本的思想。所谓与俗同好，是说处理事情能同老百姓的想法一致。所谓令顺民心，是说政令顺应民心就容易推行，正如下令如流水之源，即水从源头流出，就会畅行无阻。所谓故论卑而易行，是说所以，政令平易而不严苛，老百姓就容易遵行。所谓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是说国家应该给予什么，又应该去掉什么，一定要取决于民。

四

司马迁又着重述评了管仲善于化祸为福，转败为胜，以及他注重供求规律和平衡物价。他说：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因此，司马迁举例说明：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据《左传·僖公三年》载：齐侯与蔡姬乘舟于囿，荡公。公惧，变色；禁之，不可。公怒，归之，未之绝也。蔡人嫁之。少姬，齐桓公的夫人，蔡国人。齐桓公曾经与她在园林里乘船遊玩，她故意让船左右摇晃，把齐桓公吓得变了脸色。齐桓公加以禁止，她仍然不听。于是，齐桓公一气之下，就把她送回娘家，但与她并未正式断绝关系，而蔡国人却把她改嫁给别国。因此，齐桓公南下袭击蔡国以雪心头之恨。由于蔡国（在今河南汝南、上蔡等地）为楚国的与国，是楚国争霸中原的前哨。于是，管仲就趁机去攻打楚国，借口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徵。（《左传僖公三年》）所谓茅，即菁茅，一种香草，楚地之特产。包茅，成束的菁茅，为祭祀所用，一向为楚国所贡。这是说，王室的包茅你不进贡，使天子的祭祀缺乏物资，不能漉酒请神，寡人为此而来问罪。管仲之所以如此说法，乃是为了表示齐国用兵并非是为了少姬的小事，而是为了申张正义的大事。

司马迁又举例说明：桓公实北伐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所谓山戎，亦称北戎，在今河北迁安一带，当时常为燕、齐、郑诸国之患。召公，又称召康公，姓姬，名奭，周武王封于蓟（今北京市），国号燕。这是说，管仲趁齐桓公向北出兵攻打山戎时，责令燕国整顿召公时的政令。

司马迁还举例说明：于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沬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故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鲁庄公十二年（公元前六八二年），齐鲁之君结盟于柯（今山东阳谷县东），曹沬（亦作曹刿）以匕首劫齐桓公，要求退还侵占去的鲁国土地，齐桓公被迫许诺之。但是，后来齐桓公又想背约。而管仲则劝齐桓公要守约。于是，齐桓公还是与之，以示守信。因而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天下的诸侯都来归附齐国。所以，《管子·牧民》说：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即要认识到给予就是为了更好地索取的道理，这是治理国家的法宝。

五

管仲大量收取了按惯应归公室所有的市租，厅堂上也有宫廷里用以放置器物的设备，他富有到了可以和国君相比较了。尽管如此，但是齐国人却并不认为他奢侈。所以，司马迁也说：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

最后，司马迁评论了孔子对管仲的评价。《论语·八佾》载：子日：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这意思是说：孔子说：管仲的器量小得很呀！有人问：管仲节俭吗？孔子说：管仲收取了人民的大量市租，他手下的官员都是专职而不是兼职，哪里说得上节俭呢？有人问：那么管仲懂礼节吗？孔子说：国君在大门口立照壁，管仲也在大门口立照壁。国君设宴招待外国国君，在堂上设有放置酒杯的设备，管仲在家中的厅堂上也设有这样的设备。如果说管仲懂得礼节，那末还有谁不懂得礼节呢？可见，在孔子看来，由于管仲既不懂得节俭，又不懂得礼节，所以就说管仲是一个器量很小的人。

但是，司马迁则认为，虽然孔子小之，可是管仲世所谓贤臣。为什么呢？司马迁辩解说：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岂管仲之谓乎？这意思是说，我们不能因为管仲在周王朝衰微之时，没有帮助齐桓公恢复王道，反而帮助他实行霸道，就小看了管仲。我们应该看到管仲能够顺从老百姓的意愿，匡正君主的过失，使君民相亲的大节与贡献，从而给管仲应的评价。司马迁的看法，特别是他对民意的强调，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的意见并非是完美无缺的。他对孔子的看法，就欠全面。

因为，孔子还有对管仲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的一面。并且，和他对管仲的批评相比较而言，他对管仲的表扬，显然是为主的，也是为重的。例如，孔子根据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就高度评价管仲如其仁，如其仁！这是孔子一而再地赞许管仲是一位人品高尚的仁人！孔子又称赞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这表明孔子对管仲推动社会的发展和对历史作出的贡献，是极其肯定的，是衷心感佩的！接着，孔子还反问道：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以上均引自《论语·宪问》）这是说，难道管仲也要象普通男女那样遵守小节小信，在山沟中上吊自杀而没有人知道吗？孔子甚至还更高地评价管仲为大人。这记录在西汉刘向所著《说苑》中：子路问于孔子：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听了，感到很不理解，就从六个方面提出了否认，以质问夫子何以大之？孔子当即一一予以有力的驳斥，坚持以大人评价管仲。（请详参沈素珍：《孔子评管仲新解》，载1，《管子学刊》，2010年，第3期。2，郭因 、郭武合编：《管学论集》上，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406-411页）

总之，孔子和司马迁两位大名家对管仲的评述，各有特色，比较而言，孔子更全面，既有批评，又有表扬，而且重在表扬。

（作者简介：沈素珍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 钱耕森，安徽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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