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庄插队纪略 朱文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2/8/16 14:24:14

李庄插队纪略

朱文

一、概述

我插队所在的颍上县谢桥公社李庄大队，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前后共安置插队知青和跟随父母落户的建新农场知青，总共三十多人。我是1973年下放到该大队的，后来担任大队革委会主任、党支部副书记，分管知青工作。据我所知有关情况大致如下： 
       李庄大队距当时公社所在地谢桥集约两公里，地形呈东北西南狭长，南北较短；北邻郭大大队，南邻姚苏大队，西邻蔡朱大队，东临吴海和罗园大队，跨颍谢公路两侧。我插队时，李庄大队有9个生产小队：自东而西分别是廉店孜三个队：廉西、廉东和新庄；沿路为廉小庄、黄庄两个队，路西有郭庄、李海、刘庄和绳庄四个队。1976年前后，蔡油坊两个队并入李庄，由9个队上升为11个队。 
      李庄大队插队知青先后有四个来源：一是上海知青。最早一批是1968年底到1969年初，大约十四五人，共编四个知青组，其中三个女组，一个男组。三女组分别在廉西队（谢谢毛头病退回沪，徐凤秀与当地农民结婚）、新庄队（小汤和小韦）和刘庄队（张彩琴和小徐一个男组在廉东队（张建清和小吴），还有后来绳庄的夏川江，这全是上海知青。 

二是建新农场跟随家庭落户的知青，共3人，都是女知青，一个在廉小队（申爱国），两个在李海队，是姐妹俩，其中一个叫李彩霞。

三是颍上县知青。先后有11人，其中男知青7人（我和李有华、刘昌华、钱永安、李家刚、习玉和李成强），女知青4人（龚芳、张春兰、白选玲和小郭），男知青先后5人在绳庄队成立插队组，另外2人在廉西插队，女知青4人在郭庄队成立插队组。

四是淮南知青。大约六七个人，当时蔡朱大队的蔡油坊庄两个生产队并入李庄大队，两个知青插队组随队并入李庄，其中一个是男组，一个是女组。抱歉的是对淮南知青的具体情况，我不甚了了，当时正值1976年，被抽调到县里当路线教育工作队，经历了一场人生第一场变故，因此希望知情人和以上知青战友可以与我联系，以后对本文加以补充或修正。

全大队知青最多时候是34人，八个插队组，另有3个随家庭落户的知青。三家建新农场下放干部，其中一家没有知青。后来知青返城离留，大抵可以分为这样几种情况：一部分是病退回城的，主要是上海知青；其余，大部分是招工走了。也几个上学的，还有迁移别处的。随着农场职工的收回，建新农场的知青也跟随父母和家庭离开了。也有落地生根的，如廉西队的上海女知青徐凤秀。我本人是1979年12月最后一批招工回城的。

一、第一次坐上吉普车 
     1973年5月9日上午，在当时的颍上县城南关的灯光球场上举行了还算隆重的颍上县第一次知识青年下乡插队的仪式。估计当时太紧张，心里乱，发懵了，不然，对仪式的情形不会一点印象也没有留下。当时我还不到18周岁。仪式结束后，一辆吉普车载着几个还互不认识的高中毕业生开到了我们插队落户的地方――谢桥公社李庄大队绳庄生产队。这也是我（估计其他两位也是）平生第一次乘坐吉普车。在70年代初期，一个县只有县政府才有一台的那种军用吉普车，能坐这种车，庶几乎堪比今日之乘专机了，待遇非同寻常，足以说明当时县里对我们这第一批志愿插队的知青的重视。

二、老房东高大爷一家

对于我们知青而言，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主要是过三关：生活关、劳动关和思想关。生活关、劳动关都比较好过。然而思想关，确实是个高门槛。一些曾是知青出身的作家或其他名人，像旧京剧的唱词所呻吟的杨令昭坐宫院，提起当年事好不惨然，一提到这段经历不是义愤填膺，就是牢骚满腹，大抵属于知先觉的上等人吧。我当时迟钝，现在依然冥顽不化：从不以为当农民耻辱，父亲青少年时代都还是农民，更不要说爷爷了，我知道普通中国人绝大部分都与我有类似的出身，否则侈谈什么传统的农业大国？我们几个颍上知青一开始就住在绳庄队的老贫农高大爷家里，高大爷新盖了房子，老房子就宽余了出来。三间老房子其中两间，就成了插队组临时的家。做饭和生活自理对我们这一代县城里的既非贵族，也非富家子的小伙子来说也并非高科技难题。开始，高大爷的老伴和女儿们还帮我们做饭，我们用心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自己动手，不再劳累房东一家。我们轮流值日赶街上店、买菜、烧火做饭。

 高大爷叫高振民，是大队党支部委员，生产队副队长，会做木匠活。高大爷一家对我们知青很好，经常给我们各种帮助，给我们生活和生产上的指导。高大爷膝下有五个孩子，三个女儿，二个儿子，大儿子是现役军人，大女儿已经出嫁，家里除了老伴还有一个年龄与我们相仿的小儿子和两个女儿。二女儿是生产队铁姑娘队队长，三女儿是团小组长。都是队里顶呱呱的人物。小儿子干活体力不强，是一个有说有笑的很有趣的人，俗话说人头人头，总有一头，让人意想不到是，他居然后来学会了说大鼓。 
                　三、上海知青小夏 
    在我们到绳庄插队之前，绳庄已经有了一个上海知青小夏，一度与我们合编一个组。小夏原来是下放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因为受不了北大荒的暴风雪和艰苦的生活条件，一次，天缘巧合，在上海的高干父母，通过关系辗转把他转到了安徽颍上。 
tL#    我们插队赶上了好时候。不久前，福建莆田小学教员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毛主席给李回了信，记得信的原文是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显然，我们这批及其以后插队的知青都沾了统筹解决的光、受了统筹解决的惠了。政策规定知青下放18个月，即一年半之内，每月发给10元钱补贴，并且享受定量商品粮供应。但是小夏不是通过正规渠道来的，属于黑户，自然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 
       插队伊始，插队小组为了小夏还发生了一个小风波。我们是正规军，我是组长。加上小夏，一共4人。大家一起生活，三个颍上知青都有生活补贴，而且有从粮站买来的商品粮，基本是衣食无忧。我同情这个来自上海的知青战友小夏，与他聊天中得知他夫妻母亲都军人，也是老革命，他就出生在朝鲜战场，并以朝鲜的一条江的名字取的名，老三届的年长于我们，而且入了党，彼此也挺谈的来，因此就没按规矩办事，而是感情用事，主张他和我们一起生活，愿意缴伙食费就缴，不愿意缴就算了。我的主张遭到了其他知青的反对。一位知青战友说，小夏不缴生活费不行，这可是我们的卖命钱！我就反驳这位知青战友，伙食费小夏可以缴，他也没有说不缴，但是说什么卖命钱就有点太过分。 

后来，小夏就以复习考大学为由，不再和我们搭伙，继续留居在饲养员绳大爷家生活。我仗着刚毕业不久学习成绩还不错，就经常到小夏的居处帮助小夏复习功课，开了好几个夜车。当年，小夏考上了复旦大学，如愿以偿回到了上海。临行时，小夏与贫下中农和我依依惜别，痛哭流涕，信誓旦旦地说到了上海就给我们写信。生产队把唯一的家具――当年斗地主分来的大木箱，送小夏做了行囊。不料，小夏从此杳如黄鹤，音讯全无。直到差不多七、八年以后，1980初，我那时已经回城工作了，一次生产队队长绳从彬进城告诉我说，小夏在上海犯错误了，党籍也开除了。我问，为什么？队长说，我也不知道，是谁谁春节去上海回来说的。我知道这个谁谁是我们大队一个上海女知青的丈夫姓廉。

四、知青记工员 
    知青所谓过劳动关，主要是指干农活。干活不是光凭力气的事情，还主要是一个告别好逸恶劳，培养健康的生活态度的问题。尽管我们都算是身强力壮的大小伙子，开始生产队还是照顾我们，分配干的还是比较轻松的活计。我们先是跟高大爷的女儿们学会了打棉花杈子，翻红芋秧子，给玉米施肥，天气渐渐炎热起来，很快就是麦收时节了。通过一个午季收麦、装车、打场、堆垛、下雨抢场等活计的磨炼，所谓庄稼活不要学，人家咋着暂咋着，我们的体力优势和干农活的天赋，得到了充分展示和大家充分的认可，我们很快成了队里的棒劳力。贫下中农都夸颍上知青干活比上海知青小夏干得好。 
zag<      一天干活收工，记工员与几个社员争吵了起来，说是记工员记工老是出错。记工员说我没有记错。几个社员就说，你给你的亲戚和本家记得都不少，但是唯独把我们的记少了。生产队按工分分配，俗说靠工分吃饭，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社员涉及工分问题，当然是当仁不让。记工员被逼急了，即把本子一摔说，今天我不记了，你们谁愿意记就谁记去吧！大家一时都没有辙了，不知如何是好。我就说，那么今天我来帮大家记一次吧！大家都说，好，好，让下放学生给我们记工！事后，队长找我们几个知青谈话说，从明天起，你和小李就是队里的记工员了！我一听，心想记工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难度，就欣然接受了。从此，我和知青战友小李干活时就一人手持一本记工本，认真的给大家记好每一次工。我们发现贫下中农对我们的笑脸都特别灿烂。 
其实，当年生产队记工是关系到一个生产队分配公正与否的大事情，一个生产队记工员记工公正或者不公，极大影响着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和生产队班子的威信。有的记工员往往利用自己的权力，以权谋私，就能把一个队的人心搞的七零八落。这在今天看来就是一种为政不廉和腐败现象。年轻的我们真的非常单纯，从来没有想到这一层，也没有意识到得罪个别人，也没有想到我们知青记工客观上，给生产队带来了一种队政的公平和正义。

五、吃工分的村干部
        知青插队成了名副其实的农民，与其他社员一样，靠干活挣工分吃饭。半年以后，我被选拔为大队主要负责人，我还是坚持多在生产队与插队小组知青友一起干活挣工分，也不要享受田间全脱产待遇。不是我不够资格，而是实事求是。一个人没有负担，还有知青的补贴，不需要那么高的待遇。 
       我第一年享受了300工分的补助。大队主要负责人除我以外的其他5人都是享受田间全脱产，一年补助1060分。大队补助工分含金量很高。一般生产队的年终分配一个工（即一个劳动日10分工）价值仅仅几毛钱，甚至一毛多钱，还有的仅几分钱。但是大队田间全脱产干部享受的工分，每个工却价值2.5元钱之多。折算分粮更是不得了，因为生产队粮食折价很低，一般原粮（包括大豆、小麦、玉米）不过六七分钱一斤，红芋干子算半原粮二三分钱一斤，红芋仅仅几厘钱一斤。除此以外还有现金分配，300分大约可以分配到100多元钱，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 
        我一直没有搞懂大队财经依据什么政策，是怎么核算运作的。按说作为大队革委会主任二把手，应当过问财经工作。那时大队财经工作十分简单，很少开销，我们大队还有一个食堂，是专为县里和公社蹲点的干部而设的。据我回忆，我几乎不记得在大队食堂吃过饭，其他班子成员也和我差不多。我似乎除了管理一段食堂的伙食之外，几乎没有插手过大队的财经。 
       现在想来主要原因，其一是大队班子主要成员书记、主任、会计、民兵营长，基本上各司其职，尤其是主任、会计和营长几个班子成员，都是向书记负责的，业务上独立互相不干预；其二是我年纪小，班子里最年轻的营长也比我大10多岁，几乎全是我的长辈，而且都是基层工作的老资格，自知是知青，是接受再教育的，本来应该在工作职分上勤奋努力，而不应也不知关切权力上的事；其三是我虽在农村任职前后超过7个年头，却从来没要田间全脱产的工分补助，最多的时候大概是补助500分。与钱财打交道什么时候都毕竟是项敏感的工作，过问多了，反为不美，况且书记也从没向我咨询过大队的财务。我们的大队会计是一个业务能力非常棒的中年人，刻的一手好钢板字，按月给我送来一份工工整整的财务报表。足可以让人放心财经工作的质量。 
       现在回想起来至少有一个遗憾，就是对人民公社时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财经政策、核算制度和流程基本不了解。现在看来，年幼无知也有好处，我和班子的其他主要成员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和人际关系，从未为钱财和利益分配上的事情红过脸，假使当时真有所谓利益分配上的的事情发生的话。 
       一个全脱产的大队干部的一年工分收入，足可以让一家老小过上不错的温饱生活。我一年干活可以挣1600多个工分，加上补助的高含金量的300工分，分得了那么多粮食，全都归在插队组，大家共同享用。在一个只讲求奉献劳动，节衣缩食光荣的时代，我的衣服打满了补丁，温饱是最高的要求，我甚至有了平生第一笔小积蓄，给父亲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

六、难忘的知青点 
        我们的知青插队小组新居，与当时的众多知青点一样，均建在生产队的稻场上，与牛棚、仓库、打面机房为邻。牛棚，对农民和我们知青并不是什么需要大书特书不祥的象征，而对一部分老干部或知识分子却总是耿耿于怀的奇耻大辱。生产队没有队部，开会就在牛棚里。知青点建成之后，会场就改在了我们的房子里。 
插队组房子的样式就是当地农家的那种草房，上盖缮的是麦草库子（即没经过打轧的麦草。石磙打轧过的麦草叫麦瓤子），这比起来当时一般农家麦瓤子缮的房子要高级、漂亮。墙也下了九层砖跟脚，窗户还打了砖垛子，也比一般农家都是土垒的房子高级。 
       知青点盖的比较顺利，砖头和木材都是上级供给的。木材是国家严格控制的商品，需要计划，盖房子的木材，大概给了0.33或0.4立方米的指标。房东高大爷是木匠，挑选木料自然是内行，队里就派高大爷和儿子高守颍的工，让他们拉架车子徒步到县木材公司购买。回想高大爷爷俩从县里买木料回来，弓腰驼背用力拉车上坎子一刹那的情景，还宛在眼前。1974年夏秋，因为外出到新马桥五七干校学习三个月，所以房子落成和搬迁我都没赶上。等学习结束回来，大家都已经从老房东高大爷家里搬到新家了。搬家很简单，行李我随身带走了，所有的家具无非就是一张简易单人木床和一张我从家中带去的书桌。 
      三间新房子和一间锅屋，座落在生产队稻场的西北角，主房坐西门朝东。房子内陈设的格局与当地农民家居并不一样。一般农家的房屋坐北门朝南，格局是三家堂屋两开厢，即三间屋子用秫秸夹起来泥成两道墙，中间一间叫当门子即客厅，间码比两边的间码略小。东边一间主屋，是家庭主要成员的卧室。西边的屋子是孩子们的卧室，来了客人如果住不下，通常孩子们要到村里找小伙伴借宿一下。知青自然不喜欢，也没有必要打隔墙，一开始李有华、刘昌华（后来是李家刚）、钱永安和我四铺床就一人占据一角，屋里显得宽敞开阔，便于圈存我们一年劳动的成果－－粮食，行动和打扫起来也方便，也自然成了生产队夜校学习或开社员会使用的理想会场。 
       知青点紧挨着生产队的打面机坊。我的床铺跟机房更是只有一窗之隔。从此，生产队那台十二匹马力的柴油机和小钢磨的咚咚咚和嗡嗡嗡的声音就伴随我们的插队小组过日子。我们插队组始终保持四个人的编制：小夏走后，来了小钱；后来小刘调到土楼大队任职，又来了李家刚。 
       夜深了，生产队打面机坊送走了最后一位顾客，机器响声嘎然而止，我却感到了一种不适应。农村冬夜的静寂突然出现，我却不能静下心来了。看书写作抗干扰的能力就是在这样环境中培养起来的，让我受用至今。我当时就发现一个属于自己的奇怪现象：打面机机器的轰鸣似乎没有影响过我的思维和阅读，但对轰鸣之后的突然静寂感到一阵心绪茫然。 
        插队期间我养成了夜晚读书和写日记的习惯。一天下来，不管多累多晚，我总要在临睡觉前坐在桌前煤油灯下看书、写作。环视屋内，干了一天农活的知青战友已经安然入睡,只有挨着书桌的墙根前，蹲着一位或几位贫下中农大爷还没有离去。他们是生产队会计绳从前，饲养员绳大爷，老队长、高大爷等。给他们让板凳他们也不坐，靠墙蹲着习惯了。知道我在学习，怕打扰我，很少说话，只是蹲在那儿一袋接一袋地抽旱烟。室内漂浮着幽微的烟草味。最让我感动和不能淡忘的是，我无论什么时候抬头望他们，微明的灯影下，都能接受到他们含笑充满慈祥的眼神。不早了，也睡吧，最后一个离开的绳从前每次总会这样轻轻地跟我告别。 
       直到今天，当年知青点生活的场景在我梦境里还总是一再出现。知青纷纷回城之后，我是最后一个离开知青点的留守者。然而，我逐渐意识到它已经不再属于我，我也再不属于那三间草房了。 一条牛声绳都要剁三段分掉的农村大包干之后，插队组的房子和知青点这个名字一起，在历史的天空中消失了，就像它们从未曾存在过一样。 
      我离开知青点之后，县城离它尽管很近，感觉像是咫尺天涯，仅在1999年，顺路回到绳庄一次。我最大的感伤是很多老贫农已经作古了，而更年轻的人已经不认识我。我一直不愿意回到当年插队的地方，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怕承受生命中重回故地，而故地人事沧桑、面貌全非之轻。  

（作者简介：朱文，安徽省管子研究会秘书处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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