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管子关于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的思想与实践 陆 德 生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0/5/13 16:30:18

试论管子关于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的思想与实践

陆 德 生

在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中，多年来侧重于它的伦理道德思想、修身养性之道、治国理政之策以及有关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内容。对其有关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的思想和实践则少有涉及。可能在有些人看来，中华传统文化中充斥着历史唯心主义的东西，不值得多加研究；也有的可能认为古代思想家在社会建设问题上少有建树，因而不加重视。其实，在我们看到古代文化中大量历史唯心主义成份的同时，也应该肯定在一些先进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中，具有朴素的唯物辩证思想，并把它运用到观察社会发展上来，对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形成了许多卓越的见解，并在理政治国中付之于实践，收到了一定的成效,成为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不仅是我们党形成和阐明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来源，而且对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社会发展，建设和谐社会，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深入研究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社会发展思想和实践，对于推进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启迪意义。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适应形势发展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强调要大力加强社会建设，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由三位一体发展为四位一体，把社会建设的地位提到了新的高度。在这样的新形势和新要求下，深入研究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社会发展和社会管治的思想与实践，显而易见，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课题，对于鉴古知今，化古从新，将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今天，我们研究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思想，就是要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继承和发扬其中能够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的那些思想内容，拿来古为今用，作为借鉴，以利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更好地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建设和社会事业。

大家知道，管仲是我国古代优秀思想文化的开创者和践行者，记录他的思想言论和理政治国实践的《管子》一书，包含着丰富的深刻的关于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的思想与实践，值得我们进一步疏理、研究和诠释。历来学术界都重视研究儒家、道家、法家学说，而对亦儒亦道亦法的管子，先于儒家、道家、法家的管子，则重视不够、研究不够。我们通读《管子》，统览管仲深刻睿智向思想观点和丰富多采的社会实践，不难发现，置身于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大变革中的管仲，对于社会的发展、进化，对于社会治理和建设，对于促进社会和谐等等，都有独到的见解和行之有效的举措，值得我们进一步引起重视，加以研究，宏扬光大。

一、关于社会发展、进化的观点和用改革促发展

管子的首要贡献，是他坚持社会发展进化的观点。我们知道，管子具有朴素的唯物辩证思想，一再强调事物不断发展变化，并有其规律性，人们要重视研究和运用事物发展的规律。在远古时代，盛行天命论，天的意志主宰一切，决定一切。而管仲凭借自己的丰富知识、社会实践经验和聪明智慧，敏锐地察觉到和理性地认识到，客观事物的运动、发展、变化，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有其一定的规律，不以神的意志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打破了天命论、宿命论思想。他在《形势解》中说：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夏秋冬不更其节，古今一也。他在这里提出了万事万物有则的重要观点。什么是则？他在《七法》中说：根天地之气，寒暑之和，水土之性，百姓、鸟兽、草木之生，物虽众多，皆有均焉，而未尝变也，谓之则。这就是说，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有其规律性，这是一个普遍原理。在《管子》书中时常出现的则、均、势、道，就是法则、客观规律的意思。

管子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指出事物发展有其客观规律，而且强调要善于掌握和运用客观规律。他在《七法》中说：不明于则，而欲错（措）仪画制，犹立朝夕于运均之上，摇竿而欲定其末。所以说：错仪画制，不知则不可。用则者安，不用则者危。（《形势解》）在理政治国中，在社会生活中，要作决策，处理问题，解决矛盾，做好工作，发展经济，就一定要在研究和掌握则上下功夫。只有顺应客观规律，能动地利用它来为人数谋福祉，人的作为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管子十分重视研究和掌握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他对自然界的发展规律提出过许多重要看法，他对社会发展规律也很用心探索，在上下求索中，对于社会发展进化，以及社会治理方面，阐明了许多领先的、独到的见解，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成效。

管子作为社会发展的引领者，社会改革的先驱，他清醒地认识到人数社会是不断发展进化的，坚定地为推进这种发展进化而努力。在《管子》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描绘了人数社会发展的进程和图景。由野蛮进入文明，由原始社会到建立国家，由游牧为生到农工商全面发展，由贫困落后走向富裕繁荣的发展途径。他在《君臣下》指出：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于是智者诈愚，强者凌弱，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故智者假众力以禁强虐，而暴人止。为民兴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师之。是故道术德行，出于贤人。其从义理兆形于民心，则民反道矣。名物处，是非分，则赏罚行矣。上下设，民生体，而国都立矣。是故国所以为国者，民体以为国；君之所以为君者，赏罚以为君。这样就形成了国家，建立了一套管理体系，制定了法律法令，进入了文明社会。管子又一再指出，社会的发展变化是没有止境的，不会停滞不前的，并进一步要求人们适应和跟上这种变化，用改革来推进这种变化，促使社会不断前进。他在《侈靡》中说：天地不可留，故动，化固从新。化变也者，天下之极（最大的特征）也。因此，人的思想和行动要适应和跟上社会的发展与变迁，适应时代潮流而不断开拓前进。他反复说：圣人者，明于治乱之道，故其位齐也，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正世》）不方之政，不可以为国；曲静之言，不可以为道。节时于政，与时往矣。不动以为道，齐以为行，避世之道，不可以进取。（《侈靡》）对于事物的化变，能与化起而善用，则不可以道止也。仁者善用，智者善用，非其人则与神往矣。抓不住时机，不能与时促进，就会失去一切。

置身于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的管子，紧紧跟上时代车轮，推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最主要的就是在土地制度改革方面，实行均地分力，与之分货，按亩而税，相地而衰征。这就是说土地要平均分配，可以实行由农业劳动者向土地所有主缴纳地租的办法，或者按照土地的质量实行分等征税的制度。这就在实际上承认了私田的合法性，加速了井田制的瓦解，促进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成和社会的轨型、农业的发展。其次是在国家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方面，实行君主制下的相国负责制，并且注重加强监督制约，在中央设立五官，各负其职，各司其事；与五官相对应，又设置了五横，横通衡，引申为监督检查之意。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则众不敢逾轨而行矣；下有五横以揆其官，则有司不敢离法而使矣。他在全国实行参其国而五其鄙，形成了一套行政管理体系。参其国就是把国都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作为士、工、商三类居住区进行管理。五其鄙就是把农村分作五个行政区，也就是五个属来进行管理。每个行政区又分为邑、卒、乡、县、属五级，分别由邑司、卒长、乡良人、县帅、属大夫负责民事和行政管理，努力做到政令通畅。再次，是在发展经济上，这行农工商相结合，重视发展内贸和外贸。管子强调把农业作为发展经济的重中之重，他说，粮食是民生之本，是财用之本，是疆土之本。同时，也重视发展工业，提出了著名的官山海之策，由国家管理和专营山海资源，大力发展盐铁生产。他还十分注重发展商业，搞好内贸与外贸，实行了一系列比较开明和开放的政策措施。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在远古时代就对市场的作用有很高的认识，而市者，天地之财具也。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正是道也。（《问》）市者货之准也。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乘马》）他在全国各地广建市场，当时齐国都城临淄成为最重要的商业中心，齐国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二、关于社会发展的动因与人民群众的作用

管子的再一个贡献，在于他对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因与动力，作出了许多深刻的分析，强调了物质利益的重大驱动作用和人民群众力量的重大推进作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十分重视物质利益的重要性，不能离开物质利益而高谈思想理论。他曾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这是对社会发展动因的深刻阐述。管子从他对人性特点的分析，也十分强调在实行社会治理和推进社会发展中，要十分重视广大民众的实际利益。

管子认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他在《禁藏》中说：凡人之情：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远之不能勿忘，人情皆然。又说：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而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波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所以，对于执政者来说，就要善于趋利避害。正如管子所说：故凡治乱之情，皆道上始。故善者圉（阻止）之以害，牵（牵引）之以利。他又在《治国》中说：枢言曰：爱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帝王者用之，而天下安矣。又说：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则民人从。《幼官》）由此可见，管子是现实的功利主义者，十分重视治国理政中兴利除害的极端重要性，一再强调执政者要高度重视为人致利除害。这也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关键所在。

这里所讲的兴利，当然包括文化教育，但主要是经济利益和物质需求。这是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的决定因素。而经济的发展、物质需求的满足，又离不开广大带动民众的辛勤努力，广大劳动民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管子在远古时代就形成了朴素的劳动创造价值和物质财富的思想。在《八观》中指出：彼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毋以致财。夫才之所生，生于用力，用力之所生，生于劳身。这就是说，人民不种粮食就没有饭吃，而粮食不靠大地就不能生长，而土地不靠劳动者耕作就不起作用，人民不用气力劳作，也不可能得到财富。财产的产生，在于费了劳力，而劳力的运作，则仰赖于劳动者。归根结底，是劳动和劳动者创造了财富，生产出了粮食等生存必需品。由此也可见劳动者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大作用。

管子正是认识到劳动者在社会物质财富创造中的重要作用，又敏锐地从历代王朝的兴衰变迁中认识到人心向背的重大作用，因而十分重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他在《五辅》中说：古之圣王，所以取名明广誉，厚功大业，显于天下，不忘于后世，非得人者，未之尝闻。暴王之所以失国家，危社稷，覆宗庙，灭于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尝闻。故曰：人，不可不务也，此天下之极也。这是天下第一等的大事。管子深切认识到人民的力量不可忽视，人心的向背决定社会治理的成败，对人民在社会发展中的动力作用提到了新的高度 ，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社会发展思想。社会发展到底靠什么？是天意、上帝的意旨，还是君主的英明和作为，人民大众到底占有什么位置，对社会发展起什么作用？大家知道，远古（殷商）盛行天命论，一切都决定于冥冥不可测之天意；或者说决定于天的代理人，天子、帝王。进入周代以后，奴隶社会的种种矛盾日益尖锐，人民大众的力量日益显示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有些思想家和政治家开始重视人群的作用，历来盛行的天命观、神本观受到了重大冲击，在周初出现了敬德保民的思想，在《尚书》中有很多重视人民的思想论述。例如在《泰誓》中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在《康诰》中说：天畏（威）棐（非）忱，民情大可见，小民难保。这些都说明，统治者和思想家政治家开始注意到要重视民心的向背，人民的力量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直到管子，才在我国思想政治史上第一个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并且制定了一整套方针政策来加以实施。例如他强调要爱民、利民、益民、安民，四者，道之出。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制定政策法令，要做到令顺民心，令顺民心则威令行；办事要量民力，量民力则事无不成；要听民意，集民智，夫民别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先王善收（吸收）之于民者也。要为民谋福祉、解危难，坚持本厚民生，厉行兴利除害，只有做到以民众之忧为忧，以民众之乐为乐，才能形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的局面。这些，都是体现以人为本的治国理政之道，也是实施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的根本方针。

三、关于民富国强、和谐安定、公平公正、风清气正的社会建设目标

管子的另一个突出贡献，就是制定了比较现实的社会建设蓝图。我国古代先哲曾经提出过种种社会理想，有的带有浓厚的空想色彩，有的显示出小农经济的特色，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要实现天下大同。管子作为一个思想家，又是执政者，他必然务实得多，思考周到得多。他所追求的社会理想，或者说他倡导的社会建设目标，大体上可以概括为四句话：民富国强，和谐安定，公正公平，风情气正。

第一、关于民富国强。在这个问题上，在先秦思想家中，有的重富国，有的重富民，甚至有的把富国与富民两者对立起来。一般说来，法家重富国，他们强调重富者强，国富者强。儒家侧重于民富，使大众过上温饱的生活，做到养生丧死无憾，以此作为王道之始。管子的高明之处，在于既力求国富，也着力于民富，努力做到富上而足下，基本上把这两者统一了起来。他的目标是成就王霸之业，建设富强的大国，在施政中则一再强调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富民为上，与他以人为本的理念是相一致的。他采取了一系列富民措施，主要是全面发展农工商，处理好取和予的关系，做到取之有度，推行种种惠民政策。在管子描画的社会蓝图中，呈现出一种经济繁荣、大众安居乐业、做到得其所的小康景象。他一再提出，要努力做到：农夫不失其时，百工不失其功，商无废利，民无游日，财无砥滞。同时，他也强调富国，因为国富才能扶民济困，才能兵强国安。他在执政中，十分注意防止出现国富而民穷的现象，也竭力防止民富而国贫。民富国强，社会才能安宁，并健康发展。

第二、促进全方位的和谐相处。可以说，管子最早提出了和谐思想，并且作了许多深刻的论述。虽然用词不同，词汇常有变化，比较多的是用和同、和合、和协、和调、和辑。其内容与和谐基本相同。管子自己就说过：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辑与谐可以相通。管子的和谐思想，包含着丰富的内容，涉及到诸多领域。胡锦涛同志2006年4月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中说：中华文明中有追求天人和谐、人际和谐、心身和谐的思想。管子对和调、和合的大量论述，正体现了上述三方面的内容。

关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管仲一再指出：上下不和，令乃不行。上下不和，虽安必危。（《形势》）他在《形势解》中说：君臣亲，上下和，万民辑，故主有令则民行之，上有禁则民不犯。君臣不亲，上下不和，万民不辑，故令则不行，禁则不止，故曰：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臣不亲其君，百姓不信其吏，上下离而不和，故虽自安，必须危之。故曰：上下不和，虽安必危。这里说明尽是否和谐不仅关系到社会安定，而且提升到了国家安危险的高度。那末，怎样才能形成上下左右互相和谐的关系呢？管仲认为社会和谐、人际关系和谐，要有道义来支撑，也就是要有一定的思想道德基础，同时要有明确的行为规范来约束和引导。他在《五辅》中说：夫民必知义然后中正，中正然后和调，和调乃能处安，处安然后动威，动威乃可以战胜而守固。又说：夫人必知礼然后恭敬，恭敬然后尊让，尊让然后少长贵贱不相逾越，少长贵贱不相逾越，故乱不生而患不作。

关于人的心身和谐。管仲最早觉察到人的内心平和的重要性，这是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基础。他在《内业》中指出：彼心之情，利安以宁，勿烦勿乱，和乃自成。这就是说，人的内心特点，重在安祥、宁静，不烦恼、不紊乱，这样和谐之气自然就会形成。他还一再强调正确对待私利、私欲，加强自身修养。他指出：群臣百姓人虚利害，而以其私心举措，则法制毁而令不行矣。还说：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无私也。是以官无私论，士无私论，民无私论，皆虚其匈（胸）以听于上。（《任法》）所以，管仲十分强调心治的重要性。他说：我心治、官（五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只有加强心治，注重心性修养，才能有利于和调、协同、处安。

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管子在实践中既体会到人要善待大自然，才能取得源源不断的生活资料和各种财富，又遭遇了由于人们胡作乱为而导致大自然发威，带来种种灾难。因此特别强调人与自然相和谐。他在《五行》中说：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这就是说，只有人与自然保持和调的关系，天地之间各种美好的事物才会生长起来。所以，他在理政治国中，十分重视顺应天时，主张制定严格的法律，严禁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合理开发利用山林水面，注重保护生态环境。

第三、关于社会公平公正。公平公正是管子理政治国的一个重要原则，并且把它贯串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管子明确指出：政者、正也。是故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国。在推进农村改革中，他一再强调：地者，政之本也。地不平均和调，则政不可正也。故而明确主张：均地分力，使民知时也。公平地划分土地，农业劳动者就有积极性，就会抓紧农时。他在阐明法律的特点时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这里用度量衡来比喻和说明法的作用和特点，意在宣示法的客观性与公正性。所以，他一再强调：上以公正论，以法制断，故任天下而不重也。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凡将立事，正彼天植（人心）。心正才能执法正，办事正，得民心，办好事。为了做到公平公正，管子一再强调要消除私心、私念、私欲，有私视也，故有不见也；有利听也，故有不闻也；有私虑过，故有不知也。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为了做到秉持公正，他还指出要防止过犹不及，他说：故正者，所以止过而逮不及也。过与不及也者，皆非正也，非正则伤国一也。

第四、力求做到风清气正。管子对官吏乃至整个社会的思想伦理道德建设十分重视，颇多建树。他最先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思想，一再强调要宏扬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在实际施政中，他强调天以时使、地以找使、人以德使。（《枢言》）以德使人，人们有了高尚的情操和德行，就可以改善人际关系，形成新的风尚。他对教化工作的重要性作了充分的阐述，强调章（彰）道以教，明法以期，民之兴善也如化，汤武之功是也。他还十分重视对培育人才，提出了著名的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为树人的论断，采取各种措施，在培育人、出人才上下功夫。既智且仁，是谓成人，这就是他培育人的目标。为了广泛推行教化工作，他在基层分别设立民啬夫和吏啬夫，前者主管教化百姓，后者主管监察监督。他还要求：乡建贤士，使教于国，则民有礼矣。各乡要举荐贤士，由他们在全国施教，使百姓明礼。为了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他还竭力整顿吏治，强化官德教育；在社会上则要求狼抓抓歪风邪气，注意防微杜渐，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推进各方面的道德建设。

四、关于实行德、法并举，加强行政管理的社会治理模式

管子的又一个贡献，在于他在治国理政中十分重视社会治理与建设，采取道德教化、强化法治和加强行政管理三措并举的方针，实现社会稳定发展，推进各项社会建设。

管子一贯对社会稳定、社会建设高度重视，而他管治社会的基本方针，就是他在《正》篇中所指出的：刑以弊（裁断）之，政以命之，法以遏之，德以养之，道以明之。刑以弊之，毋失民命。令之以终其欲，明之毋径（不走邪路）。遏之以绝其志意，毋使民幸（侥幸）。养之以化其恶，必自身始。明之以察其生（性情），必修（遵循）其理。致刑，其民庸心以蔽（敬肃）；致政，其民服信以听；致德，其民平和以静；致道，其民付（亲附）而不争。这就是说，为政者要用刑律来裁断是非，用政令来实行管理，用法来约束人们的行为，用德来教育感化人们，用道来启发人们。施之以刑，人们处事就小心而敬肃；施之以政，人们就守信用而且服从；施之以德，人们就平和而安祥；施之以道，人们就亲附而不争。这对实现人们和谐相处，社会井然有序，实现稳定发展至关重要。

管子在长期执政中一贯认为，管理社会既要重视法律的规范、惩戒、调节作用，又要切实加强思想道德教育的引导、约束作用，还要从各方面加强行政管理的职能作用，在这个基础上，更好地发挥这三者的互补作用和综合效应。管仲在《法法》中指出：规矩者，方园之正也。虽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规短之正方园也。故巧者能生规矩，而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园。这里对规矩与方园以及规矩与人的作用作了深刻的阐述。他首先强调了规矩对正方园，也就是规范行为、治理社会的极端重要性。而就规矩而言，有法律的规矩，还有道德的规矩。这两者各有其作用和特点。法的治理与调控作用，既有引导性，又有强制性；道德的规范和约束作用，则重在依靠内心的修养与自律，并依靠社会氛围的推动与社会舆论的督促。这两者密不可分，互相促进，其作用和功能都是为了落脚到惩恶扬善，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管子在社会管理和建设中，十分重视行政职能的作用，并在完善行政体系和管理上作出了许多重要的建树，他亲自筹划和推动建立了一套比较健全的国家管理制度，努力做到令顺民心，政令畅通，有力地推进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他在这方面的突出表现，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在社会治理和建设中，十分重视民生工程，提供各种社会保障。管子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对民间疾苦有很深切的体会和了解，在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指引下，他一再强调本厚民生，十分重视民生工程和社会保障。他指出：昔者，圣王本厚民生，审知祸福之所生。他把关心民众疾苦，把改善民生提高到了治国之根本的高度来对待，致力于做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资者得济，使万民安居乐业，社会平稳安祥。为此，他不仅规定了赐鳏寡，振孤独，贷无种，与无赋，所以劝弱民的政策措施，还从各方面加强惠民工程和社会建设。这集中表现在他提出了九惠之教，实际上就是九项社会保障措施，涉及到许多社会事业建设。例如第一项老老，要求在城邑、国都设置掌老的官员，对年龄在七十岁以上、八十岁以上、九十岁以上的老人分别给予不同的优待。第四项养疾，要求在城邑、国都设置负责养疾的官员，对聋、盲、喑、哑、跛足、瘫痪、畸型，不能生活自理的，由国家将他们收养在疾馆。第六项问病，要求在城邑、国都设置掌病的官员，对士民中患病者，分别加以慰问。掌病官员要巡行国中，以慰问病人为专职。第七项赈困，遇到灾年，穷人疾病多，死伤多，要散仓粟以食之。凡此种种，都是为了关怀与救助弱势人群，实行一系列优惠政策与保障措施，由专人负责加以落实。这对消减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推进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二是重视调节社会利益关系，防止贫富差距过大。管子执政的齐国，在经济较快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过程中，社会利益关系的格局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大商巨贾操控市场牟取暴利和大土地所有主囤积居奇、掠夺小民，权贵人物兴风作浪，搜刮财富，形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二是由于不同行业收益差距大，加上个人劳力、智力不平衡，形成收入上的很大差距。他在《国蓄》中指出：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十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这样的结果，人间的贫富就会相差百倍之多。贫富失，而国不乱者，未之尝闻也。同时，管子还一再强调指出，人君包括官吏，唯好金玉货财的严重危害性，货财行于国，必然造成法制毁于官，国家就不可能得到治理，百姓不得安居。为了调节社会利益关系，维护社会稳定，管子一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大力加强吏治，要求上下一体，严格依法办事。他在《法禁》中规定了十八禁，都是用来规范和约束官吏行为的，也可以说是防范背法行事、贪欲敛财的禁令。另方面就是在经济领域，严格要求扶贫济困，薄征敛，轻征赋，贷无种，与无赋，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穷，振罢露，资乏绝。同时，强调大力发挥国家在经济上的调控、统筹作用。主要是由国家掌控重要物资，确保粮食等生活必需员的供应；根据市场供应和物价涨跌情况，做好调节工作，平抑市场物价。以利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

三是从多方面整顿吏治，加强社会教化，宏扬良好的道德风尚。官风端正与否，严重影响整个社会风尚。管子在狠抓吏治的同时，十分重视官德教育。是他首次提出了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论断，用来要求和规范官吏和民众的行为。守国之度，在饰四维。大力宏扬四维，就能国泰民安，社会稳定。他十分重视官德修养，反复强调要清除私心、私欲、私念的干扰和作怪，办事要秉持公正，谋取利益要行之有道，坚持做到三不；非吾仪，虽利不为；非吾常，虽利不行；非吾道，虽利不取。他对加强教化，端正道德风尚也十发重视。他在谈到为政与施教的关系时，认为政令与教化都十分重要，两者要互相配合好，而不能单打一。他还特别强调要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狠抓苗头，防微杜渐。他在《权修》中说：欲民之正，则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无伤国，不可得也。他还指出，道德教化要说到做到，贵在行动上落实。正如他在《枢言》中所说：先王重荣辱，荣辱在为。天地无私爱也，无私憎也，为善者有福，为不善者有祸，祸福在为，故先王重为。重为就是要言行一致，一个人的道德修养要在实际行动中体现出来。

（作者简介：陆德生，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原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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