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管子》的廉政思想及其实践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2/8/16 15:52:40

论《管子》的廉政思想及其实践

郭世东

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乏预防腐败、廉洁执政的思想和实践，《管子》提出了一些具有积极廉政意义的治国理念，涵盖了以人为本、以德养廉、以法促廉、以法治吏等内容，现将涉及廉政的有关内容进行梳理和探讨，希冀对当今加强廉政建设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一、强调以人为本，重视君廉修养

《尚书》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战国时期进一步发展为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管子·权修》（以下只提篇名）强调：欲为天下者，必重用其国；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提出治理国家与慎重对待百姓关系，强调治国要以人为本。管仲在回答齐桓公何谓其本？时说：齐国百姓，公之本也。（《霸形》）并明确提出以人为本思想。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霸言》）为此，君主治国理政要爱民、重民、利民、富民，发展农业生产，清廉为政。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治国》）这不仅是治国理念，更富民政策。富国、富民必须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同时，要轻徭薄赋，减轻农民负担。赋敛厚，则下怨上矣，（《权修》）征用民力，要度量其力使民不困伤，明确提出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为，而后使焉。（《形势解》）

君主要以国为重，秉公办事。君主的行为或者决策，必须考虑是否合乎民心、理义，是否顺应大道，是否遵从法律。明主之动静得理义，号令顺民心。（《形势解》）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任法》）《霸言》说，先王得天下，就是以物利人，因此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谓贪者，其大计存也。作为君主治国理政应当心存天下，彰显德行。如果君主能做到不与百姓争利，心怀天下，百姓就能安定生活了。

君主要廉洁自律，勤政爱民。《霸言》说观国者观君。对于君主如何修廉，《宙合》作了深刻的论述。毋迩其求，言上之败，常贪于金玉马女，而吝爱于粟米货财也，厚藉敛于百姓，则万民怼怨。远其忧，言上之亡其国也，常迩其乐，立优美，而外淫于驰骋田猎，内纵于美色淫声，下乃解怠惰失，百吏皆失其端，则烦乱以亡其国家矣。就是说君主不能只追求眼前利益，贪恋于金玉马女，而不重视粟米财货的生产。如果君主抛弃了廉，没有长远打算，只图一时快乐，外淫于驰骋田猎，内纵于美色淫声，对百姓横征暴敛，不但会引起万民的怨恨，百官也会懈怠懒惰，丧失端正的品性，国家就将烦乱丛生以至灭亡。

君主要率先垂范，勤俭节约。人君之欲无穷，而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权修》）统治者必须考虑实际可能而对自身的欲望有所克制，以俭为道，俭，其道乎。（《法法》）《七臣七主》说明主有六务，其第一要务就是节用，如果君主不节制对老百姓的求取等欲望，则上位危。（《法法》）君主应当带头节俭，引导人民从风。管仲让齐桓公试勿衣紫，由此带动郎中莫衣紫，并逐步扩展到国内莫衣紫，以至于境内莫衣紫。《说苑》中载，齐桓公担心国内财用困难而群臣服用太贵。《牧民》说：君尝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规劝齐桓公要带头换上朴素衣冠，于是，一年而齐国俭。这些上行下效以至相互模仿而改变社会风尚的事例，充分说明统治者的典范之于民风的作用。所以，《牧民》总结道：御民之辔，在上之所贵；道民之门，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恶。

二、注重以德养廉，明确吏治之道

1、推行礼义廉耻。管仲主张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并把包括廉在内的四维作为治国之纲。四维就是礼义廉耻。《牧民》进而论述道：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这反映了当时统治者对于道德力量的高度重视。统治者既需要以自身的道德来实现对百姓的治理，也需要在统治集团内部实施一定的道德规范，借以维护统治秩序。《管子》把为政之廉提升到关系国家命运的高度，体现其对廉政思想的深刻认识。

《管子》提出观民俗知治乱，注重道德教化作用。《君臣下》说：道德定于上，则百姓化于下矣。治国要重视婚礼等风俗习惯，昏礼不谨，则民不修廉（《八观》）。治国的根本所在，让百姓能够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禁微邪，如果国家不防微杜渐，修治礼义廉耻，要求百姓做到礼义廉耻是不可能的，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认为欲民之有廉，则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权修》）

2、明确君臣之分。《管子》认为上下之分不同任。君主不应当干预臣职，臣下不当侵夺君权，君主事必躬亲，反而造成不公。《君臣上》说：君失其道，无以有其国；臣失其事，无以有其位。然则上之畜下不妄，而下之事上不虚矣。并进一步指出上明下审，上下同德，代相序也。君不失其威，下不旷其产，而莫相德也。是以上之人务德，而下之人守节义，礼成形于上，而善下通于民，则百姓上归亲于主，而下尽力于农矣。所以说：君明、相信、五官肃、士廉、农愚、商工愿，则上下体，而外内别也。这样君臣上下各得其体，内外自有区别，民生也就有依靠。为此，君臣要懂得君臣礼义，做到君君臣臣，为人君而不明君臣之义以正其臣，则臣不知于为臣之理以事其主矣。将会出现君不君则臣不臣。并列举了四种君臣的表现来警戒齐桓公。有道之君是圣人在前，贞廉在侧，竞称于义，上下皆饰。有道之臣是近君为拂，远君为辅，义以与交，廉以与处，临官则治，酒食则慈。无道之臣是贪于货贿，竞于酒食，不与善人，唯其所事。(《四称》)管仲告诫齐桓公治国要做有道之君，使用有道之臣，防止使用无道之臣。

《管子》进一步划分了君臣不同的表现形式，指出了要做申主和法臣。《七臣七主》将主、臣各自分为七类。其中各肯定了一类君臣：申主和法臣；各否定六类的君主和臣子。所谓申主即信主，就是能顺应形势遵循事理而建立常法，普遍地听取远近的意见而不断地明察情况。七臣是指法臣（一切尊法以行事）、饰臣（虚名假誉以饰实）、侵臣（狡诈枉法以行私）、乱臣（纵行淫乐意昏上）、谄臣（阿姨奉承以谄上）、愚臣（重罚厚敛以招怨）、奸臣（馋毁诬陷以行奸）。这种划分依据，既有政治行为方面的标准，也包括道德方面的标准。这种对当政者进行具体的道德品分评价，乃是国家政权自我审视、自我调节的一种表现。作为一名臣子应该做法臣，而不应该做其他六种臣子。可见，《管子》要求为政者要遵纪守法、廉政为官，反对为官者失德违法、腐败执政。

3、注重倡廉防贪。君主要用人之长，将廉洁自律的人树立为学习模范，防范欺凌百姓、缺乏德行而轻慢君主的人。《侈靡》说：强而可使服事，辩以辩辞，智以招请，廉以摽人。这里强调的廉以摽人，就是将能干的廉洁的人树立为学习楷模。君主要倡导舍身为仁精神，防止全生之说胜。如果保全生命的观点占了上风，廉耻的品德就树立不起来。《立政九败解》说：人君唯无好全生，则群臣皆全其生，然则从欲妄行，男女无别，反于禽兽。那样礼义廉耻不立，人君无以自守也。所以说全生之说胜，则廉耻不立。贪生怕死，廉耻不立，也就不可能维护公平正义，就出现社会风气不正，滋生贪污腐败现象。君主治国要防止贪污贿赂现象发生，从源头上防止行贿受贿，要防止商人进入朝廷。因为商人进入朝廷，就会将贿赂带入上层。《权修》说：商贾在朝，则货财上流；货财上流，赏罚不信，民无廉耻，而求百姓之安难，兵士之死节，不可得也。

三、实行以法促廉，防止贪赃枉法

《管子》主张以法治国，君主本着治国必先治吏，治吏方能治民的思想，实行以法治吏，防止官吏玩忽职守、贪赃枉法。

首先，严明赏罚，奖功罚过。《 七臣七主》说：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实现天下大治必须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任法》）明君必须懂得如何用赏罚来治理官吏。明君治国不为惠于法之内，否则，污辱之人在官，廉洁之吏失其治。如果乱主不察臣之功劳，誉众者则赏之；不审其罪过，毁众者则罚之。这样邪臣无功而得赏，忠正无罪而有罚。故功多而无赏，则臣不务尽力；行正而有罚，则贤圣无从竭能；行货财而得爵禄，则污辱之人在官；寄托之人不肖而位尊，则民倍公法而趋有势。结果必然是悫愿之人失其职，而廉洁之吏失其治。（《明法解》）就是说这使得谨慎忠实者失去职位，清廉纯洁的官吏失去权力，对治理国家是不利的。君主治国要按道理行事，群臣就服从教训，百官就严守法律，不敢徇私枉法。君主居身论道行理，则群臣服教，百吏严断，莫敢开私焉。要按功行赏，一视同仁。《七法》说：论功计劳，未尝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贵、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疏远、卑贱、隐不知之人，不忘其劳。这样有罪过的人不怨恨君主，受奖赏的人不贪得无厌，士兵就会舍生忘死，不避危难，力争为国立功受奖。

其次，建立赏罚机制，严惩贪官污吏。《明法解》说：明主之治国也，案其当宜，行其正理。故其当赏者，群臣不得辞也；其当罚者，群臣不敢避也。齐桓公命令几个大臣分别记录不同身份有善行的人，并将士的善行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上等人才的士必须做到处靖，敬老与贵，交不失礼。士如果出现以下三种情况，有罪不赦：一是劝国家，不得成而悔，从政不治不能，野原又多而发，讼骄；二是贵人子处华，下交，好饮食；三是出入无常，不敬老而营富。并对审判官作出严格要求，不得徇私枉法。断狱，情与义易，义与禄易，易禄可无敛，有可无赦。（《大匡》）《重令》提出行令在乎严罚。严罚令行，则百吏皆恐，并具体规定了五死之禁，就是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五者死而无赦，唯令是视。这些死刑处罚的规定使贪官们胆战心寒，警示官吏不可贪赃枉法，维护了政治秩序，促进了廉政建设。

最后，严明为官规范，禁止违法行为。法律应当包括官吏的从政规范，以便官吏执行职务时有所遵循。《法禁》说：君一置其仪，则百官守其法；上明陈其制，则下皆会其度矣。并规定了官吏的各种违法行为：禁止乱国之道，易国之常，赐赏恣于己者（违法奖赏）；禁止擅国权以深索于民者（揽权勒索百姓）；禁止其身毋任于上者（不肯为君任职服务）； 禁止毋事治职，但力事属，私王官，私君事，去非其人而人私行者（不治理公事，只做私事，私自拉拢官吏和越权行事。）；禁止交于利通而获于贫穷，轻取于其民而重致于其君，削上以附下，枉法以求于民者（结交富贵收罗穷人，为轻易取得民心而对君提出很多要求，削减国家利益而使自己亲附于下，枉法收买百姓。）；禁止用不称其人，家富于其列，其禄甚寡而资财甚多者（消费与其身份不符，家庭财富超出他的官职所得。）；禁止非上以为名，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群于国者（靠非议朝廷而获名声，常违法结党。）；禁止饰于贫穷而发于勤劳者（装穷又不勤劳）；禁止失矫以深与上为市者（以强硬不敬的态度与君讨价还价）；禁止审饰小节以示民，时言大事以动上，远交以逾群，假爵以临朝者（做小事给百姓看，说大事惊动君主，交四邻压倒同僚，借爵位来操纵朝廷。）；禁止诡俗异礼，大言法行，难其所为而高自错者（与礼仪不一样，言行狂妄，把自己做的说得十分艰难，借此提高自己的地位。）；禁止行辟而坚，言诡而辩，术非而博，顺恶而泽者（行为邪僻而顽固，虚话好听，道术错误而广泛，顺随恶行而伪饰。）；禁止以朋党为友，以蔽恶为仁，以数变为智，以重敛为忠，以遂忿为勇者，等等。上述的种种禁止性行为，既有对官吏政治行为方面的约束要求，又有对官吏从政道德方面的约束要求，规范的非常具体而且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因此，君主治国必须严格依法执法，对违法犯罪的官吏严加处罚，使其无利可图，才能减少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促进廉政建设。

总之，《管子》的廉政思想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剥削阶级国家政权的长治久安，保障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它虽然反映了当时国家政权加强自我调节的一种努力，但其调节的范围和幅度毕竟是有限的。值得注意的是，《管子》的廉政思想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对其后历朝历代的廉政制度建设有着重要的影响，对当代社会主义廉政制度建设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郭世东，安徽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法规二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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