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的生态伦理观及其当代意义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0/5/13 9:47:28

《管子》的生态伦理观及其当代意义

黄 芹

[摘要]《管子》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文章首先分析其生态伦理观的哲学基础是道；接着阐述其生态伦理观的适度原则；再者剖析生态伦理观的具体内容：：生态自然观、生态价值观和生态道德观；最后阐述了《管子》生态伦理思想对当代人类的启示和意义：遵循自然规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平衡；珍惜自然资源，提倡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管子》；生态伦理；当代意义

今天，当生态环境恶化已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当人类对生态伦理的需求已成为一种世界性潮流，当中国需要为自己的可持续发展寻求一种哲学价值观时，对《管子》一书所蕴含的朴素生态伦理思想进行梳理和挖掘，无论是对于环境伦理学的建构，还是对于人类与环境同生共长的实践引领，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管子》生态伦理观的哲学基础

《管子》在《汉书·艺文志》里被列为道家,这是由于刘向编定的《管子》体系是按照道德合体的观念建构的,其道论的基本内容主要是由道家的道法自然与天人合一思想发展而来。从总体上说,《管子》的骨架是道德合体,即由基本的原则规定与具体的政治、经济、外事等思想内容构成。但在《管子》中道与德并不是一种平等关系,而是派生关系,即道与礼、道与法的关系。正如《心术上》所揭示的虚而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礼出乎义,义出乎理,理因乎宜。《心术上》道是本原,礼由道派生而出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乎道《心术上》。道是本原,法也是由道派生而出的,所以,道在《管子》处于最根本的地位,是《管子》生态伦理思想的根源。

道作为《管子》一书的最高范畴,与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一样,《管子》也认为道是不可说的,人们只能通过道的一些基本特征去认识它。

首先,道是至高无上的、无穷无尽的、运动的。道也者,通乎无上,详乎无穷,运乎诸生《宙合》。道不是静止的、固定不变的,而是变动不居的,而且正是由于道的运动,才使万物有了生机。

其次,道是万物的根源。凡道,无根无茎,无叶无荣,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内业》。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故曰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枢言》。道不是组成万物的始基,或一切由之构成的最基本的物质单元,而是由之生成的最终根源和始源,是生命的本体。

第三,道是不可违背的。道也者⋯ ⋯ 事之所失以败,所得以成也心术上》。人在道的面前所能做的就是适应和掌握它,即所谓大道可安《心术上》。

第四,道具有客观性。道者,成人之生也,非在人也《君臣上》。道与人的关系是道是生命之所出,而不是由人所生,人依赖道而存在道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

与老庄之道相比,《管子》给道赋予了物质性的内容,注重道与法的结合,强调道的客观规律性。在生态伦理上,《管子》就是以具有以上特征的道作为其思想观念的基础与出发点的。天地遵从自然之道,人也遵从自然之道, 也就是人应该认识自然规律,顺应自然规律,与自然浑然一体。道成为《管子》生态伦理观的哲学基础,它直接决定着《管子》生态伦理观的基本原则。

二、《管子》生态伦理观的原则

道是《管子》生态伦理观的基础。与《管子》之道的内涵相应,适度就成为《管子》生态伦理观的基本原则。

在《管子》看来,道与气是密不可分的,万物是从气产生出来的。气是充斥于天地间的极细微的物质,无处不在,变动不居。气有阴阳之分,阴阳二气的消长促成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运动变化,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四时》）。凡万物阴阳两生而参视（《枢言》）,阴阳是天地、四时之经纬,阴阳合而生万物,相反,阴差阳错,万物就难以生存。在这里,气成为解释宇宙结构、天体运动、四时变动、万物消长、人世兴衰祸福的综合理论。与道家思想一脉相通的阴阳五行家的思想也被纳入《管子》体系。阴阳五行都是气的存在形式。金、木、水、火、土也是气,比如,《侈靡》篇说且夫天地之精气有五。《势》篇提出修阴阳之从,而道天地之常,赢赢缩缩,因而为当,主张静作得时,因循阴阳的赢缩变化。在《管子》的道论看来,气是万物的本原,精气变动不居,往来流转,阴阳二气经过不断交冲,互相激荡,形成了一种适匀和谐的状态,并在这个状态中生成了万物,因而万物从初始便秉有这种在变动中自行调节以保持整个机体结构平衡稳定的机能。

从以上可以看出,《管子》在对待自然的问题上是反对极端的,认为万事万物只有在变化与均衡中才能生发和运化,只有动态平衡的状况才是宇宙万物的正常处境与轨道。事物的变化与均衡,既是事物正常存在的本然状态,也是事物协调完满、稳定有序的最佳状态。这一点反映在《管子》的生态伦理观中,就表现为适度原则。

关于适度，孔子就提出过犹不及（《论语·先进》）的观点,但这只是一般原则,对适度作最清楚、最务实的阐释的是《管子》。比如《管子》在分配领域主张贫富有度（《五辅》）；财政方面,主张取于民有度（《权修》）；消费领域主张宫室必有度,禁法必有时（《八观》）；其他在军事、外交、奖赏等方面都强调适度均衡原则。在《管子》中适度成为其生态伦理观的基本原则,《管子》生态伦理观的生态道德评价机制和规范体系,都是以适度为基础引发出来的。

三、《管子》生态伦理观的内容

（一）生态自然观

《管子》的生态自然观回答了生态系统的相互联系及固有规律的问题。《管子》认为，自然界生态系统之间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在《管子》一书中，对植物与水分、植物与阳光、植物与地形、植物与土壤、动物与环境及生物间的相互关系都有详尽的描述。比如：《管子·地员》篇中五粟之土⋯ ⋯ 其阳其阳，尽宜桐柞，莫不秀长。其山之浅，有茏与斥；其山之枭，多桔符榆；其山之末，有箭与苑；其山之旁，有彼黄蛮。分别说明了植物与阳光及植物与地形的关系。夫鸟之飞也，必还山集谷，不还山则困，不集谷则死。(《管子·宙合》)说明了动物与环境的关系。生物的个体与群体，在不同种类之间，亦有着复杂的关系：彼菹莱之壤，非五谷之生也，麇鹿牛马之地。烧山泽，破增薮，焚沛泽，猛兽众也。(《管子·国准》)虎豹，兽之猛者也，居深林广泽之中，则人畏其威而载之，⋯⋯故曰虎豹托幽而威可载也。(《管子·形势解》)夫山泽广大，则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饶则桑麻易植也；荐草多衍则六畜易繁也。(《管子·八观》)现代生态学表明，自然界的生态系统都是由动物、植物、微生物等生物成份和光、水、土、气、热等非生物成份组成的。它们相互联系和制约，从而使生态系统按照物质循环、能量守恒和转化、生物新陈代谢和遗传变异等自然规律不断发展着，并在总体上保持着物质和能量的相对平衡。从以上诸条可见，《管子》对动物与其赖以生存的山林、草木之间密切关系的认识，还是十分深刻的，有着重要的生态学意义。

《管子》不仅认识到了生态系统的相互联系，而且也意识到了自然界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生栋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天道之极，远者自亲；人事之起，近亲造怨。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其功顺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违之。天之所助，虽小必大；天之所违，虽成必败。顺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怀其凶，不可复振也。(《管

子·形势》)在这里，《管子》所言的天，不是一个虚幻不实的神灵之天，而是自然之天，自然之道，它与天道的概念是可以互换的，都是指的客观的自然规律。这一段说明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无论是自然界的气象规律还是人世间的造房规律，无一不是如此。并且，万物对于人来说，是没有远近亲疏的。灵巧的人用起来绰绰有余，笨拙的人用起来就觉得不足。《管子》认识到了客观物质世界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是《管子》生态自然观的科学之处。

（二）生态价值观

在《管子》看来,良好的生态状况是国家殷实的前提。例如《立政》篇谈到：

山泽救于火,草木植成,国之富也；沟读遂于隘,障水安其藏,国之富也；桑麻植于

野,五谷宜其地,国之富也。这就是说,山泽能够防止火灾,草木繁殖成长,沟渠全线通畅,堤坝中的水不泛滥,田野发展桑麻,五谷种植也能因地制宜, 农家饲养六畜,蔬菜瓜果也能齐备,自然就会成为用之不竭的贮藏财富的府库。否则,违背自然规律,不能充分挖掘自然对于人的价值,国家就会走向贫困。因此,从自然生态的现状就可以判断一个国家的贫富,《八观》篇指出：行其山泽,观其桑麻,计其六畜之产,而贫富之国可知也。这充分说明了自然生态的重要价值。

相反,如果生态环境受到破坏,那么就时货不遂,金玉虽多,谓之贫国也。自然的价值,时令物产的价值甚至超过了金玉的价值。金玉对人的价值只是暂时的,而生态系统的价值却是长远的,这是对自然生态环境永续利用价值的深刻体认。《管子》深刻地认识到,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是一个国家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富国强兵的基石。

值得注意的是《管子》还从生态系统完整性的角度考察自然对人的价值,强调生态系统的兴衰荣枯制约着社会的发展,只有生态系统的不断发展,自然界的生态系统对人类社会的支持能力、供应能力不断扩大,人类社会的发展规模和水平才有可能扩大和提高。比如《八观》篇说夫山泽广大,则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饶,则桑麻易植也；荐草多衍,则六畜易繁也。强调良好的生态系统是农业发展的根本。

《管子》是从自然对人的价值出发来看待自然的生态价值的,是建立在人际道德和生态道德之间的合理关系基础上的,既承认自然存在的客观性,也凸显了人的主体性；既强调自然为人服务,又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其对生态价值的认识是深刻而客观的。

（三）生态道德观

我国自古以农立国，保护好各种生物资源，以便使瓜桃枣李一本以盆鼓，荤菜百蔬以泽量，飞鸟凫雁浩若烟海。这样财货浑浑如泉源，汸汸如河海，暴暴如丘山。(《苟子·富国》)是每一个贤明的统治者所理想的境况。因此，出于国计民生的考虑，古人都十分注重对生物资源的保护。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人对世界存在和运动方式的基本理解。在自然界生存的人，要取得衣食住行等生活资料，首先就要与各种自然物打交道，所以人类最初要处理的最重要的关系就是人和外界物的关系。当人类的知识视野和思维能力达到一定程度时，众多的外界物就被统摄于天这一概念之下。这样一来，人和万物的关系也就归结为人和天的关系。

《管子》从发展经济及维护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出发，提出山不童而用赡，泽不弊而养足(《管子·侈靡》)，因而要敬山泽林薮积草。使民足于宫室之用，薪蒸之积(《管子·立政》)的理论。至于怎样敬山泽林薮积草，才能保用赡而养足，《管子》又进一步提出了取之有时，用之有度的资源节约思想。它说：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鱼鳖虽多，网罟必有正，船网不可一财而成也(《管子·八观》)，春正不禁则百长不生，夏正不禁则五谷不成(《管子·七臣七主》)，山林泽梁以时禁发是不正也(《管子·戒》)荐草虽多，六蓄有征，闭货之门也(《管子·八观》)。在《管子》看来，山林川泽均属自然资源，是天财之所出，要用这些自然资源，必须首先爱护它们，其手段除了以时禁发、限制过度采伐与捕捞外，尤其提到要修火宪，敬山泽林薮草木(《管子·立政》)，它说：山泽不救于火，草木不植成。所以要防止火灾毁林毁草。这段论述出在《立政》中省官一段，省官相当于现代的一个干部考核表或岗位职责表。《管子》在这里对虞师、司空、申田、乡师和工师这五种官吏的职责作了详细的规定，其内容涉及到资源保护、水利工程、农业生产、地方行政和工艺技术这些有关国家行政管理的五个基本的和重要的方面。有意思的是，《管子》把资源和环境保护放在这五种基本的行政管理的首位，强调要敬养山林、沼泽和草木，要有节制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这可以说是中国早期的环保意识。由此可见，《管子》是从理念规范和立法实践两个层面上表达了自己朴素的生态道德观。

四、《管子》生态伦理观的当代意义

近代以来，当工业文明之门被叩开之后，这就预示着人类发展史上一次新的文明转型业已完成，从农业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从18世纪初到2O世纪末，工业革命在200多年的狂飙突进中已经达到了它的顶点，它如一柄·达摩克利斯利剑正高悬在人类的头顶；经济得到了高速发展从而把人们送到了一个物质丰富、光怪陆离的社会。然而物质上的丰裕与精神上的贫乏正预示着人类时常要体验灵与肉的分裂的痛楚。现代意义上的普遍繁荣不可能为和平打下基础，因为这种繁荣如果真的可以实现，也无非是通过培养贪婪和嫉妒这类强烈的人性和欲望来实现的。它们破坏智力、幸福和宁静，从而被破坏人类的和平。[1]也就是说，在现代生活中，关于工业革命或现代文明的批判话语不断地出现，而这其中尤其引人瞩目的话题就是由生态危机所引发的人类生存危机。生态危机实质上是指生态系统的一种失衡状态。一般来说，生态系统的失衡与平衡都是相对的、变动的，⋯⋯照此道理，生态危机这种生态系统的失衡状态本不应该使人们如此忧虑，因为从失衡状态发展到平衡状态是生态系统必然的选择，然而生态危机所揭示的是一场生态灾难，它是有新的特点和表现方式：首先，它具有整体性或全面性的特点。⋯⋯其次，它是有持续性和快捷性的特征。⋯⋯再次，它是有不可逆转性的特征。[2]

诚如上文所提到的，人类关心生态危机的直接动因是生态危机造成了人类生存的危机。由于西方国家比我们更早地意识到了生态问题给人类造成的危害，因此，可以说，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发源地在西方。但是，德国哲学家赫尔曼·凯泽林对中国文化的和谐精神予以了充分肯定。他说：在对于自然的控制方面，我们欧洲人远远跑在中国人的前头，但是作为自然的意识的一部分的生命都迄今在中国找到了最高的表现。然而，无论是作为自然的统治者还是作为自然的臣民，我们毕竟是自然的一部分。这种基本的综合是不变的。中国人是完全意识到这种综合的，而我们却没有，在这种意义上，他们比我们站得更高远些。[3]因此，《管子》的尊重自然，万物和养，敬养山泽等朴素的生态自然观、价值观对当代人类克服生态危机有深远的意义。

（一）遵循自然规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管子·形势》中列举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大量事例，说明事物之所以表现为这样的形态，以及它以后又会发展为怎样的形态，都是由其内在的必然趋势和规律所决定的，都有着其客观自然的因果联系。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古今一也。(《管子·形势》)它提醒我们：自然界自有其独立不倚的运行规律，作为自然产物的人类必须遵循自然法则。人类总是喜欢卖弄自己的聪明才智，自以为高明，这往往是错误的起始。任何自作聪明而违背自然规律的行为都将受到自然的报复而收到与初衷相悖的结果。恩格斯也告诫人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4]问因而人类征服自然必须建立在对自然规律的正确认识的基础上。

近代的机械自然观使人类获得了对自然界的优势心理，但也割裂了人与自然的联系，从而留下了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祸根。科学技术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过程所表现出的伟大极大地张扬了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欲和占有欲，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不断增强，人类在自然面前取得了一系列胜利，而后诱发了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的产生或膨胀，将人类与自然摆在对立或对抗的地位，最终，大自然以其特定的方式，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大气污染、气候变异、生态失衡等开始了对人类全方位的报复与惩罚。《管子》二千多年前关于自然报复的结论，不幸在今日变成现实。因此，面对严酷的现实，人们必须重新思考与定位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在困境面前的自我反省并由此而形成的生存理念就是：人既是社会之子，又是自然之子。正如离开了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运动便无法正确说明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运动一样，离开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运动也无法说明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运动。我们只有在这些矛盾的相互联结上方可求得对包括道德现象在内的整个文化现象的合理解答。[5]人们必须彻底反省以往的思维和行为，摒弃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念，才能摆脱困境，步人人与自然和谐有序、持久共生的理想状态。

（二）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平衡

前已述及，《管子·内业》中提出和乃生，不和不生的合和思想，和是指诸多对立要素的相济相合，是对客观事物多样性的认识，是异质事物的多样统一或结合。和才能生新事物，使百物丰长，相同事物的相加，既不能产生新事物，也不能发展。当代人类也意识到要保持地球的生命力及多样性。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1992年召开的有关环境道德的国防讨论会发表《贝伦宣言》明确指出，伦理学尤其应重视人类与它的环境的关系，它是被普遍的原则所支配的，其伦理准则可以是新的环境道德，这些首先要求保护生物多样性。根据这样的道德标准，伤害野生珍稀动物和植物的行为是不道德的，滥用、破坏自然资源、污染环境，从而导致破坏基本生态过程也是不道德的，1992年在巴西召开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上诞生了《生物多样性公约》，并于1993年12月生效。

《管子》对于生物与环境的关系及生物间关系的叙述虽然仍涉及部分植物的生存问题，但它却在二千多年就将人类思维和视野引向生态领域，开启了生态学的先河，也加深了我们对今天环境问题的感受和认识：自然界是由各种生物共同组成的一个完整的生命系统，每种生物都在长期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的最适宜的环境中生存并彼此进行着能量转化、物质循环与信息传递，共同维持着整个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当环境恶化，生物生存基础丧失，必然导致生物的灭绝，而一旦某种生物灭绝，必将打破固有的动态平衡，破坏生命系统的完整，从而危及生态系统中所有生物的生存，包括自以为是的最高级动物的人类的生存。因而，只有保护生态环境，维持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人类才可以生存延续下去。

（三）珍惜自然资源，提倡可持续发展

人是自然之子，大自然以其丰富的资源养育着人类，使人类得以生存与发展。然而这种无私的给予却培养了人类愈演愈烈的贪欲，也使人类在对自然的不断攫取中产生一种错觉：资源是无限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然而人类所依赖的自然机制已是十分脆弱，可利用的自然资源所剩无几。战国时期的《管子》中包含了许多反对奢侈，资源节约与保护思想，虽然囿于时代的局限，其自然资源的内涵尚只限于生物资源，但它的警示作用颇值得后人深思。以上都证实了《管子》资源节约思想的正确，资源是有限的，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地下矿产资源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地质年代，一旦耗尽，非地质时代无法再生，地上的水、土与生物资源虽有再生能力，但其再生速度显然无法应付人类的极快速消耗，长此下去，资源必将枯竭。因此，从2O世纪7O年代开始，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要求人们既为自己负责又对未来负责的呼声愈益高涨。1972年，联合国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大会所签发的《联合国环境方案》中提出：我们不是继承了地球，而是借用了子孙的地球。1987年，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推出了《我们共同的未来》的研究报告，首次明确界定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新发展观。

勿庸讳言，作为早期中国农业社会的产物，《管子》的生态伦理思想并未超越直观与思辨的经验主义思维模式，不可能为现代社会复杂而严重的生态危机提供全面、具体和科学的解决办法。但是，探寻《管子》中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的火花，其历史的悠久性及其对生态自然的深刻体味启示着我们，人类应该有这样的情怀：尊重自然、关爱动物、感恩和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参考文献]

[1]费勇．诊断地球人类命运展望[M]．广东：花城出版社，1997．168．

[2]李培超．自然的伦理尊严[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7—18．

[3]Herman Keyserling．The Travel Diary of A philosopher[A]．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C]．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309

[4]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23-24．

[5]刘湘溶．生态伦理学[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12.

（作者简介：黄芹，女，武汉科技大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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