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关于管子研究之述论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0/5/13 9:53:37

梁启超关于管子研究之述论

梁家贵

[内容提要]梁启超的管子研究集中体现在《管子传》一书上。他试图通过采用西方近代政治、法律、经济等理论来发掘与阐发管子思想，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开创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有关梁启超撰写《管子传》的起始时间、缘由、内容及其评价等方面，学术界作了一定的探讨，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文章最后就如何深化包括梁启超管子研究在内的管子研究提出了两点建议。

[关键词]梁启超；管子；中西方文化

管子，字仲，名夷吾，我国先秦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哲学家。多年来，有关管子的研究持续不断，其中清代是一个重要阶段，清代研究《管子》历朝最多，考证最见功力，而梁启超又是该阶段的代表人物，有学者甚至认为梁启超就是最早以一个政治家兼学者的眼光来看待管子和研究《管子》的。据笔者目力所及，学术界有关梁启超管子研究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故拟就该研究及其研究现状作一简要梳理，并提两点建议，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一、研究起始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他对管子的研究集中体现在《管子传》一书上。梁氏自称，《管子传》一书，始于宣统纪元（1909年）三月朔，旬有六日成。尽管梁氏是国学大师，但不可能挥笔而就，在没有任何研究基础的前提下用短短十余日就完成了这部书。

1903年2月11、26日，《新民丛报》第25、26号在新年大附录征文栏目中连载一篇题为《管子传》的文章。该文作者署名广东省城卫道街尚同寄庐汤学智，全文共计11000余字，共6部分，分别为发端、管子之时代及其位置、管子之出现及其时齐国之形势、管子之爱国心及其返国、管子之初政、管子之内治。这篇文章被不少学者认为是梁氏所作。例如翟建宏认为梁启超，他于1909年著《管子传》一书，此书前半部分于1903年2月11日发表于《新民丛报》；日本学者森时彦先生则认为该文乃梁氏自导自演：所以，不可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本身就是梁启超为了彰扬实践国民国家的典型管子而自导自演的。

王学斌通过对前后《管子传》的对比，以及梁氏曾使用过的笔名、写作动机等方面的分析，认为1903年的《管子传》并非梁氏所作，而是梁同投稿人汤学智的合著作品。这篇《管子传》较之于1909年的《管子传》，无论在篇幅字数，还是思想内容上，皆逊色不少。但它是梁启超将管子纳入其学术视野的肇始，也堪称他管子研究的处女作，更乃之后1909年《管子传》一书的雏形。这个观点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二、研究缘由

晚清士人、官员关注管子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挽救民族危机的考虑。他们将《管子》作为了救世的良方，渴望从中获取救国救民的东西。薛福成，我国近代早期维新思想家、散文家﹑外交家，曾出使四国，认为：《管子》一书，以富国强兵为宗主。他将西方的政治制度与《管子》的思想作了对比，得出结论：余观泰西各邦治国之法，或暗合《管子》之旨，则其擅强盛之势亦较多。《管子》云：‘量民力，则无不成。不强民以其所恶，则诈伪不生不欺，其民则下欺其上。西方所设上、下议院，颇得此意。所以，他们主张：居今日而求振兴，惟《管子》一书最切当世之用。梁启超生活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其研究管子的缘由也是如此。

乔新华等从史家之责、救亡之志、立宪之愿等三个方面细致分析了梁氏作《管子传》的心路历程及其背后蕴涵的深意，认为以此可以理解在清末民初社会大变局的时代，爱国志士以怎样的方式为挽救民族危亡而进行的抗争和探索，及管子思想在那一时期所放射的迷人魅力。

不过，梁启超尽管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但成年后积极参与变法维新活动，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后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大力鼓吹西方文化。戊戌变法失败后，梁氏流亡日本，在这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可以说，梁氏早年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宣传西方文化和推动维新变法上，并未涉及管子研究。王学斌查阅了自梁流亡日本至1903年之前的相关文章，认为这期间实际上梁对管子的关注并不多，评价也不高，更无专文或大段议论管子的文字出现。是什么原因导致梁氏将目光转移到国学上，尤其是管子研究上？

实际上，梁启超开始关注管子研究除与时代背景有密切关联外，还有一个动因，那就是他已逐渐认识到，要实现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愿望，仅靠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是不够的，还需要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他曾指出：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管仲所处时代背景与晚清很相似，强邻环列，虎视鹰瞵，而《管子》一书内容极其丰富，涉及到政治、法制、经济、教育、军事以及科技等方面，实用性强，因而引起梁氏的高度重视。到了1918年，梁启超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更加强烈。这一年，他赴欧洲考察，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然而，梁氏并非陷入文化保守主义阵营中，这只不过是他的一贯立场，就是努力将中西文化融合在一起，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而应该是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们的文明，又拿我们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为一种新文明。也正是基于如此考虑，他在研究管子时，采用西方的政治、经济理论方法，企图挖掘其中的精华，实现中西文化融合。

三、研究内容及评价

在梁启超看来，管子乃“中国之最大政治家，而亦学术思想界一巨子也，同时《管子》一书内容博大精深，很有必要予以研究。在梁氏之前为管仲做传的只有《史记·管晏列传》一篇，因此，梁氏著成《管子传》，被称为近代中国学术界用新思维研究管子的第一部著作，全书6万余字，共分为13章，除叙论外，分别论及管子的时代及位置、微时及齐国前此之形势、爱国心及其返国、初政、法治主义、官僚政治、官制、内政之条目、教育、经济政策、外交和军政，而以发明管子政术为主，其他杂事不备载，尤其以法治主义及经济政策为两大纲领，故论之特详。王学斌认为，梁启超对管子法治和经济思想进行了全新解读，一方传播了西方新近的政治、经济理论，另一方也开掘了传统政治、经济学说中的宝贵精华，同时，又对《管子》一书的辨伪与考证做了探究。在梁氏的一番诊释下，管子俨然已成为中国宪政精神之化身与国民经济理论之鼻祖。

应该说，学术界从不同解读了《管子》的学术价值，也阐释了梁启超对于管子思想某一个方面的研究。但整体而言，学术界对于梁启超《管子传》及其管子研究的评价是褒贬不一的。大多数学者高度评价了梁氏的管子研究。王学斌认为，在晚清民国时期的管子研究领域，学者们各抒己见，其中尤以梁启超开拓甚广，创获亦颇大，成为后人继续探索的基石，体现在：一是堪称近代学人融汇中西学术的典型，成为一种全新尝试，预示研究新范式的降临；二是体现出他试图从思想史角度诊释管子的努力；三是将管子写入了法家之谱系，从而在学术界产生了深刻影响。

当然，也有学者指出了梁启超管子研究的不足。有学者认为，梁启超先生创新之举令人钦佩，深刻分析发人深思，然美中不足的是部分内容似有牵强附会之嫌。王学斌也指出了梁启超管子研究的不足：尽管梁启超大量采用西方近代政治、法律、经济等理论来发掘与阐发管子思想，但此种方式不免失之牵强；借用思想史研究视角，而忽略篇章考证，致使许多观点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体现出过渡性的特点。

也有学者认为，《管子传》一书引文几乎占据全文的三分之一到一半之多。而剩下的就是大发议论了，梁启超就是用这种夹叙夹议的方法表现其政治倾向性。因此，有学者认为，略看一下《管子传》的目次，我们就不难看出它基本违背了梁启超本人的做传宗旨。在书与人之间，他惟书是瞻，目中无人。因此，梁启超将《管子传》写成了管子学案，大量材料的堆砌淹没了传主的个性。同司马迁点铁成金的几桩轶事比起来，满目的材料却不能将人物写得鲜活、生动，因此梁启超的传记作品只能动人，却不能够留人。

四、其他研究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关《管子》的成书时间、作者、主要内容等争议较大，因而吸引很多学者投入到该书的考证与辨伪上。因前此为管子传者，惟《史记》一篇。然史记别裁之书也，其所叙述，往往不依常格；又以幽愤不得志，常借古人一言一事以寄托其孤怨。这样的话，梁启超要为管子做传，仅故徒读《史记·管子》，必不足以见管子之真面目一欲求真面目，必于《管子》。然而《管子》一书存在讹误多、索解难等问题，夙称难读。梁启超就指出：

古书文义奥赜，领解非易。《管子》一书，传世更少善本，讹夺百出，前此几成废书。明吴郡赵氏据宋本校正千百余条，即今浙江局本是也，然不能句读者，尚往往而有。古今注家益复寥寥。今所传房玄龄注，或云出尹知章，其讹谬穿凿，《黄氏日抄》纠之极多，盖《管子》之难读久矣。

既然如此，就不得不对《管子》这本书加以考证。他说：

《管子》一书，后儒多谓战国时人依托之言，非管子自作。虽然，若《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则史公固称焉，谓其著书世多有之，是固未尝以为伪也。（《管子》书中有记管子卒后事者，且有《管子》解若干篇，其非尽出管子手撰，无可疑者，度其中十之六七为原文，十之三四为后人增益。此则《墨子》亦有然，不独《管子》矣！）且即非自作，而自彼卒后，齐国遵其政者数百年（亦见《史记》本传）。然则虽当时稷下先生所讨论所记载，其亦必衍《管子·绪论》已耳。吾今故据《管子》以传管子，以今日之人之眼光观察管子，以世界之人之眼光观察管子。

到了1922年，梁氏认为《管子》，以思想系统论，其大部分必为战国末叶作品无疑。1926年他又说：其中一小部分当为春秋末年传说，其大部分则战国至汉初递为增益，一种无系统之类书而已。次年，他在燕京大学讲古书辨伪，每以《管子》为伪书之代表，斥之为无名氏的丛钞，为战国末年著作。据此，有学者认为，梁氏的管子研究到了二十世纪二十三年代发生了学术转向，基本上放弃了上述观点，有关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也有学者认为，梁启超晚年保留了过去对管仲思想的一些看法，但已侧重于《管子》一书的辨伪与考证。

五、两点建议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梁启超的管子研究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其管子研究之研究尚很薄弱。为进一步深化该领域研究，笔者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一）要加强管子的学术史研究

所谓学术史，就是直面已有（已存在）的哲学家、思想家、学问家、科学家、宗教家、文学家、史学家、经济学家等的已有的学说和方法系统，并藉其文本和成果，通过考镜源流、分源别派，历史地呈现其学术延续的血脉和趋势。这便是中国学术史。所谓管子研究的学术史，就是综合条贯地介绍各时期有关管子研究领域的学术成就，阐述其基本脉络及风气流变，论述其历史特征。近年来，管子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成果不断产生，尤其是一年一度的安徽省颍上管子学术研讨会的召开，更是有力地推动了该领域研究。但是，有关管子研究主要围绕《管子》在国学中的地位、《管子》的礼、法思想、《管子》的孝文化、《管子》有关边疆、资源与环境等的思想、《管子》有关珍惜人力并重视人才的思想等领域展开，较少涉及管子的学术史研究。

李霞的《本世纪以来管子研究简介》一文，将20世纪初至90年代管子研究划分为五个阶段，归纳了各个阶段不同情形的特点，简要介绍了《管子》研究的学术成就及主要观点，是一项不多见的管子研究学术史方面的成果。但是，该文内容较为淡薄，除内容加以丰富外，还应将时间跨度上、下延伸。要加强管子的学术史研究，展示其学术成就，梳理其发展脉络，研判其薄弱环节，惟其如此，才能进一步深化包括梁启超管子研究在内的管子研究。

（二）注重管子的现实意义研究

《管子》一书虽历千年仍具有很强的现实价值，包括梁启超在内的晚清士人之所以热衷于管子研究主要基于此。要深化管子研究，就要利用先进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多角度、深层次、全方位挖掘管子思想的精华，为现实所用，从而使其永葆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力。梁启超等晚清士人的管子研究明显体现出这一点。他们的管子研究不仅具有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和与时俱进的精神，而且反映了融合中西先进文化的意识。例如，梁启超就是以西方法治主义、西方经济学、金融学、财政学概念等西方社会政治学科方法分析《管子》的法治思想、经济思想、货币理论和税收政策，而时以东西学说疏通证明之，使学者得融会之意。事实上，自晚清以来，中国的志士仁人在如何对待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这一问题上，都有过深刻甚至痛苦的思考，以至于五四时期爆发了激烈的东西文化之争。但是，绝大多数中国士人在一味崇尚西方文化后，都回过头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救国之道，经历了一个正如章开沅先生所指出的从离异开始，以回归终结；离异之中经常有回归，回归之中继续有离异的动态过程。显然，融合中西先进文化不啻是一剂发展中国文化、西方文化的良方。

要进一步深化管子文化研究，还应于地方文化紧密结合起来，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在这一方面，安徽省管子研究会始终将管子研究与现实生活、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取得了显著成效，使得管子成为了地方的一张名片。但是，在深入、全面开展管子研究的同时，也要不断拓展研究领域，尤其要重视另一个人物的研究，这就是鲍叔牙。研究鲍叔牙不仅可以为管子研究提供很好的助推作用，而且他们两人的关系，尤其是大家所耳熟能详的管鲍之交、管鲍遗风以及管鲍分金、管仲哭鲍等典故，在诚信缺失、道德滑坡的当下社会更具有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梁家贵，阜阳师范学院皖北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历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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