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尖上的颍上（四）——一个公安老兵的回忆

来源：刘国旗    时间：2022/8/16 14:49:28

笔尖上的颍上（四）

一个公安老兵的回忆

许传德

土地改革运动记实

1949年解放后，城郊区是反霸和土地改革的实验重点，由县委副书记曾崇、区委副书记郑广文带领300多名工作队员，在桑元乡搞重点，深入乡村和农户，访贫问苦，发动群众。我先是给郑广文当警卫员，后参加反霸工作队。当时，做发动群众的工作相当困难，一开始群众顾虑重重，有话不敢讲，有苦不敢诉。一是怕共产党站不住，国民党打回来；二是怕恶霸地主势力大，斗不倒，还会遭到打击报复；三是怕得罪人，不敢对恶霸地主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四是怕恶霸地主反攻倒算。因此有的人对分得的五大财产，也不敢要，有的把分来的东西连夜又送给了地主。针对上述情况，工作队党委立即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应对措施，提出：

1、要进一步发动群众。所有的工作队员吃住都在群众的家里，与群众同住、同吃、同劳动，当群众的知心人。

2、召开群众大会，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对罪大恶极者先镇压几个，形成震慑，灭敌人的威风，长群众的志气。我被分配到桑元乡桑元村，住在周付英家。乡里先后召开5次万人大会，当场处决了一批恶贯满盈的恶霸，如下元乡靳瑞峰，任过国民党区长；县手枪连连长任俊益；红砖乡大恶霸地主曹安民；四里湾乡恶霸常介凡、荆红宣等人。这些人都是横行乡里，无恶不作，奸淫妇女，霸占田产，官私两通的家伙。把这些人杀了之后，群众积极性发动起来了。

3、发展农民协会，组织乡村民兵。每村都发几支长枪，村有民兵队长，查岗放哨，对一些不法分子的监督改造。把农民协会做为骨干分子，依靠他们的力量，来壮大我们的革命队伍。乡村都配备专职的农会主任，专门负责农会工作。全区的反匪反霸斗争取得伟大的成绩，群众轰轰烈烈全面发动起来了。全区镇压枪决57人，关押48人，巩固了乡村政权，为下一步土地改革打下了可靠政治基础。

土地改革是一场伟大的政治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上不种田的剥削者占有大量土地，农民有劳力无地可种的不合理封建社会制度。土改前，广大农民没有土地，只好租大地主的田地，每年收入的粮食都得分给地主一半，除去各项成本开支，农民分得的果实也不多了。连生活吃的都没有保障。没粮吃，就得向有钱地主借粮度日，狠心的恶霸地主放的高利贷特别厉害，春借一斗粮，麦罢就得给二斗粮，麦罢如果付不上，那秋季的粮食就得给四斗粮，老百姓称为驴打滚的高利贷。最终穷的人家越来越多、穷得越来越狠，有点土地的就把土地卖给地主还账，无地的倾家荡产还债，领着老小逃荒要饭度日。因此农民对社会非常不满，编了一段歌谣流传各地：

黄连苦，莲心苦，苦不过农民的苦中苦；

年年苦，月月苦，中日不能吃饱肚；

大地主，住高楼，农民住的破茅屋；

有钱人，吃鱼肉，穷人吃的菜糊糊。

因此新中国的土改是势在必行。颍上全县土地改革共分三期完成。1950年冬季，城郊区土地改革开始了，当时，我是土地改革工作队队员，后来任工作队队长。桑元乡是县委土地改革的重点，县委副书记曾崇带领有330多名土地改革工作队员进驻桑元乡，当时，桑元乡的乡长金长雨、区委书记郑广文也住在桑元乡，任工作队党委副书记，同时又在潘郢乡搞土改实验副点。抽调耿棚区委书记殷继周带150多人工作队员，进驻潘郢乡。北京土改工作团30余人也住在桑元乡，团长姓赵，有50多岁。当时我被分配桑元村，组长是刘家齐，我任副组长，组员有李家括、江某某等20多人。

土地改革共分为四个步骤：

第一步，宣传贯彻发动群众，讲清土改政策。一是讲清为什么要进行土地改革，重大意义是什么。二是讲清如何划分各阶级成分的标准政策（雇农、贫农、中农、富裕中农、富农、地主、小土地出租者、工商业兼地主、半地主式的富农共计九大类），使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三是讲清在土地改革中，我们要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打击地主，同时我们要访贫访苦，选择依靠对象培养好积极分子，工作队要对所有农户进行摸底排队，做到心中有数，掌握住每户的情况。四是讲清什么是五大财产，如何没收五大财产，没收以后怎样分配。五是讲清严明纪律，不论哪个阶级和干部，都要遵纪守法，对每一个问题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评定各阶级成份，评定后要贴榜公布，对群众有意见的要重新复查再做决定。

第二步，审定个阶级成份，明确斗争对象。对地主都要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斗争，算他们的剥削帐，剥削的数量超过自己劳动的，都要被划为地主成份。地主家的成员，解放时年满18周岁的要划为地主阶级分子，实行管制斗争，每天都要向民兵队长汇报。不到18周岁的，是地主出生，不能斗争，但要没收全部五大财产。剥削的数量超过50%的判为富农，18周以上的划为富农分子，对富农可没收多余的土地，其他的财产不动。对审定为地主成分和富农成分的人，都要先报请乡土地改革工作组批准，然后才能对其开展斗争和没收五大财产。对罪大恶极的要在全乡召开大会，进行斗争，发动群众诉苦斗争后，逮捕判刑或处决。

在第二步中，全区各乡分别对大地主阶级分子有李茂勤、李小江、尤荫轩、荆洪轩、朱文安、李少候、姚子美，李利声等126户，没收分配土地十六万亩，房屋2121间，牲口1070条，家具11000多件，衣服3万多件，12名罪大恶极的被处决。这时农民真正的翻身了，贫苦农民有房屋住，有地种，有粮食吃，有讲话权了，广大贫苦农民都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第三步，重新建立乡村基层政权，分配五大财产。乡里有乡长、农会主任、财粮、民兵大队长，村里有三个干部和民兵队长。另外，乡村还要建立配齐各部门组织，有妇女会，青年团，治安委员会。对没收的五大财产都要有专人负责登记、专人保管。村里成立财产评议分配小组，由工作组组长任组长。分配小组负责制定出分配方案，然后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宣布，并贴榜公布，征求群众意见。确定群众没有意见后，才能分配。分配时，凡是领取物资的户都要签字捺手印。

第四步，丈量土地，发土地使用证。不论哪个阶级，也不论自己的地或分配的地，一律都要进行丈量。村里成立土地丈量小组，抽调有文化的人对土地逐户、逐块进行丈量。程序是，确定每户的块地，方位、四至和亩数；填写土地、房产所有证书，盖上乡里的大印；召开村民大会宣布，当场把证书发放给农民。当时规定，土地、房屋的产权规农民所有，任何人不得侵犯，受到法律保护。然后，对土改工作进行全面复查，特别是对漏划、错划成分的现象，进行清理和纠正；认真处理好遗留问题，建立健全制度；乡里召开庆功大会，宣布土地改革运动结束；会上新当选的乡长讲话，向乡、村主要负责人交接工作手续，然后工作队撤离。整个土改时间用了三个月时间。

全县土地改革运动从1950年秋天开始搞重点，到1952年春天结束，我是至始至终的参加者之一。第一期在桑元乡搞重点时，我被分到桑元村工作，组长是刘家齐，我任付组长，组员有李家括、小江等20余人。1951年春，桑元乡土改重点结束后，第二期土改开始，我被分配到新庙集乡，当时，新庙乡乡长是姜传文，工作组长是县文化馆的石馆长，我任赵庄村土改工作组组长，组员有张红友等4人。赵庄村主任是赵士和，农会主是焦口角。村里姓李的大恶霸地主，有300多亩土地，曾任国民党付乡长兼保长。其二弟叫李红春，是个罪大恶极的恶棍，奸淫妇女成性，不论闺女媳妇，只要被他看上了就在劫难逃。他白天睡觉，夜里拉一条大黑狗，拿一条软梯子，到处奸淫，被他奸污的女性有30余人，其中逼死5人。当地年青妇女甚至不敢出门或下地干活，更不敢赶街上集。在召开宣判万人大会时，群众当场控诉他们的罪行，有的受害人家属都哭昏了过去。经上级批准，他兄弟俩都被执行枪决。

第三期土改时，我从新庙调到临湖乡，被分配到凌庄村任工作组长，组员是老董和老刘。临湖乡当时的乡长是刘华堂，进驻临湖乡工作组组长是刘家齐，还有县农会主任倪绍一和一个姓薛的秘书。1952年1月三期土改结束后，我又和县农会主任倪绍一到下元乡用两个月的时间对土改工作进行复查。我先到苗庄村，后又到马桥村，复查出漏划地主两户，没收了他们五大财产并分配给贫苦农民。土地改革结束后，我们300多名土改工作队队员全部集中到县城进行两个月的学习、培训，为接下来的三反五反运动做准备。

（作者简介：许传德，1934年生，共产党员，历任乡长、公社干事、乡党委委员、县公安特派员、刑警队大队长、城郊区派出所所长、颍河派出所所长等职， 1995年离职休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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