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身后事与田齐政权

来源：刘国旗    时间：2020/5/8 16:15:55

管子身后事与田齐政权

龚  武

在现当代管学界，有一些学术论著在强调重视《管子》文本及其所记载的博大内容的研究之外，总是念念不忘将《管子》这本书与管子这个历史人物做切割式表述。也就是说为论著作背书的是纠缠于《管子》一书的真伪之辩和《管子》成书时间之辩的历史旧账，不承认管子是管书的作者。平心而论这样做冒了更大的风险，因为作品与作者不可分，管书内容与管子时代齐国乃至东周时期的历史事实密不可分，管子著作与管子身后事，包括管、鲍后裔的命运以及后管子时代齐国的政治走向也存在必然的内在联系。遗憾的是要跨越历史鸿沟接上这个人为的巨大历史断点，确实还存在一些技术上的困难，然而这不妨碍我们认准目标开始努力去做。

凡事总得有始有终。 众所周知疑管（怀疑《管子》书）公案始作俑者是晋代学者傅玄，后者开始怀疑《管子》成书的真实性。到了宋代，苏洵《管仲论》一出，加之朱熹等人形成《管子》伪书论的喧哗，就走到了 非管（否定管书和管子）的境地。清末民初学术界的以讹传讹，出现的《管子》著作与管仲学派、稷下先生、齐法家以及稷下学、稷下学宫、百家争鸣等之间关系各种学术说法。

以上这些现象，并没有出现在唐朝以前的王朝政治文化和史官文化中。相反从大汉到盛唐，《管子》进一步得到编修、保护，管学也受到君臣朝野的重视。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在学者文人中产生的问题，是学者文人自身主客观条件决定的，也可能是一种进步，但也往往并不尽然。我们今天最好是独立思考，从而客观地、历史地看待管子著作《管子》。

要厘清误会还原历史真相，事情还须从著名的田齐代姜事变说起。

　一、田齐代姜生变故。齐国从姜太公开国到齐桓公之前衰落为齐国历史第一阶段，笔者称之为开创期；公元前七世纪，管子辅佐姜太公后裔姜小白即齐桓公创造了齐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全盛期。管桓时代之后，姜齐政权继承先人遗风，遵其政，常强于诸侯。差不多过了近两个世纪，即在公元前489年，姜齐的齐景公死后，田乞发动政变，驱逐了高、国二氏，立公子阳生为国君，这就是齐悼公，田乞自立为相，从此田氏就掌握了齐国的相位，齐国进入末世过渡期；田乞死后，其子田恒为相，这就是田成子，继续执行他父亲的政策。在公元前481年，田成子杀掉了齐简公另立齐平公，姜齐国君基本成了田家的傀儡。差不多又过了一个世纪，到了公元前391年，国相田和把姜氏齐国最后一代国君齐康公放逐到海上，只留下一城之地作为齐康公的食邑，而国相田和就成了整个齐国土地的主人。自此，姜氏齐国寿终正寝，世称田齐代姜，由是齐国政治呈现出鲜明的不同于前朝的特点，进入末世衰亡期。那么，田齐政权是怎样炼成的呢？

(一)田齐的来由和发迹：

田齐，出于陈厉公之子陈完。陈完，妫姓，陈氏。其先虞舜之苗裔封于陈，遂以国为氏。陈厉公子完，避祸奔齐。齐桓公以之为工正。因古代陈田音相近，为避祸遂以田为氏。陈完，谥敬仲，史称田敬仲完。陈完的四世孙叫田桓子，在公元前545年，他联合了鲍氏、栾氏、高氏几家共同灭掉了齐国的另一个大家族庆氏。当时齐国有七大家族，分别是田、鲍、栾、国、庆、高、高，有两个姓高的。此后又过了一些年，他又联合鲍氏灭掉了栾氏和其中的一个高氏。（百度百科田齐[OL].）

(二)田氏三代接力拱倒姜齐。田氏中的田乞，即田桓子的儿子，是一个重要人物，也是一个狠角色。历史记载：在公元前489年，齐景公死后，田乞发动政变，驱逐了国、高二氏，立公子阳生为国君，这就是齐悼公，田乞自立为相，从此田氏家族就永远地掌握了齐国的相位。田乞死后，其子田恒为相，这就是田成子，继续执行他父亲的政策。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古音恒、常不分（恒字因被避讳后用常代替）。在公元前481年，田成子杀掉了齐简公另立齐平公，从此以后，齐国的国君就成为了他们家的傀儡。九十年以后，到了公元前391年，国相田和把姜氏齐国的最后一代国君齐康公放逐到海上，只留下一城的土地作为齐康公的食邑，就这一个城打下的粮食归他吃，而国相田和就成了整个姜氏齐国土地的主人。自此，姜氏齐国彻底结束。

(三)管鲍身后令人费解的寂寞。纵观后管桓时代，《晏子》一书中还偶有提及管桓旧事，但在田齐历史中，却几乎难觅踪迹，尤其是管子及其后裔的下落似乎人间蒸发了，这是令人费解的，以管子的地位和影响力而言，身后事如此寂寞，使人大感意外。不幸中的万幸是，我们在这里却意外发现了鲍叔牙后裔鲍牧的身影。《史记》记载：

景公卒，两相高、国立荼，是为晏孺子。而田乞不说，欲立景公他子阳生。阳生素与乞欢。晏孺子之立也，阳生奔鲁。田乞伪事高昭子、国惠子者，每朝代参乘，言曰：始诸大夫不欲立孺子。孺子既立，君相之，大夫皆自危，谋作乱。又绐大夫曰：高昭子可畏也，及未发先之。诸大夫从之。田乞、鲍牧与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昭子闻之，与国惠子救公。公师败。田乞之众追国惠子，惠子奔莒，遂返杀高昭子。晏圉奔鲁。

田乞使人之鲁，迎阳生。阳生至齐，匿田乞家。请诸大夫曰：常之母有鱼菽之祭，幸而来会饮。会饮田氏。田乞盛阳生橐中，置坐中央。发橐，出阳生，曰：此乃齐君矣。大夫皆伏谒。将盟立之，田乞诬曰：吾与鲍牧谋共立阳生也。鲍牧怒曰：大夫忘景公之命乎？诸大夫欲悔，阳生乃顿首曰：可则立之，不可则已。鲍牧恐祸及己，乃复曰：皆景公之子，何为不可！遂立阳生於田乞之家，是为悼公。乃使人迁晏孺子於骀，而杀孺子荼。悼公既立，田乞为相，专齐政。四年，田乞卒，子常代立，是为田成子。鲍牧与齐悼公有郄，弑悼公。齐人共立其子壬，是为简公。（司马迁.史记·田敬仲完世家[O]）

二、管鲍后裔成难民。后管子时代，管、鲍后裔的命运如何、下落何在？应该是受到关心的问题，但可惜后世研究和留下的资料不足。司马迁记载的田乞诬鲍叔牙世孙鲍牧立公子阳生为国君的故事，说的是在齐景公死后，田乞与高、国二氏争立公子为齐侯的斗争中，田乞阴谋挟裹鲍牧与之搞成统一战线，最终鲍牧作了妥协，成全田乞立太子阳生为齐侯（悼公），但最终鲍牧还是弑杀了悼公的一段历史。

田氏在篡谋政权的过程中，采取了讨好公族与国人的办法。譬如，田桓子对王公贵族采用收买政策：

（田桓子）先看看国君没有给谁封地，谁的属下没有奴隶，他就白送给你一块地，地上还有老百姓和奴隶，然后你就吃喝都不愁了。对于老百姓穷的，看谁家没粮食，然后你就上我这儿来借粮食吃，你可以还，也可以不还。还的时候也是采取大斗出，小斗进的办法。后来他死了，他的儿子田乞为相。继续采用这种办法，很快齐之民归之如流水。（《百度百科·田齐》）

其中对齐国七大家族之一的世袭的齐大夫鲍氏家族搞起了统一战线，利用鲍氏当可靠的中坚力量，鲍氏也采取了积极合作的态度，协助田氏先后灭掉了其他几个齐国的元老级的贵族，为田氏势力做大做强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田乞却利用了鲍牧的敦厚，致使鲍牧在不知情的状况下，先是发怒，又不得不违心地同意了立阳生为君，君臣由此结下了梁子，导致后来鲍牧弑君。鲍牧弑君，下场可想而知，因此田氏借此也清除了鲍氏的势力。

仔细探究田齐代姜前后260年的历史，我们发现一些比较奇怪的现象：一是田齐势力在姜齐政权中做大过程中，历时90年，没有管子的身影，也没有管子的后裔参与，按说管子与鲍叔牙一样都是齐国中兴阶段的元老重臣，管子的后裔为什么没有露面？

（一）管子后裔下落不明事出有因。管子逝世后，按照周齐世袭制度，管子应有后裔继承爵位，然而管子后裔之事在齐国的历史文献中，毫无消息，不合常理。如果管子后裔与后管子时代的齐国政权关系良好，那就应当间或现身管子后裔的身影；如果管子后裔因田氏篡谋齐政而受到田齐迫害，这里面就隐藏了太多历史断点和疑点。后者可以得到更多证据的支持，尽管这些证据尚未形成完整的链条。管子后裔并没有与田氏建立良好的关系，这与管子的家风，尤其是从政的风格有关：管子生前为相四十余年，忠心辅佐齐桓公成就军国大业，恪守君子群而不党，特别反对结党营私。管门家教中也必定贯穿这个原则，子孙刚正不阿，就不可能认同或支持田氏野心篡谋的行为；再则，由于管子是姜齐桓公政权复兴称霸的开国元勋，自然德高望重，政治影响力大，管子后裔作为政治望族很难厕身事外，要不同流合污，要不受到清洗，中立最终也还是要选边站，这是任何重大历史事变中二必选一的残酷选项。既然管子后裔不与田氏合作，就是田氏篡谋齐政的主要障碍，便成为被清除的对象。

（二）管修受逐避难与阴姓的起源。中华姓氏中有阴姓。根据阴氏家谱记载：阴姓鼻祖是管子的七世孙管修，是从齐国逃亡到楚国避难，而为阴姓（道客巴巴.所有文档－社会科学－历史－姓氏－阴[OL].ｄｃｏ８８．ｃｏｍ.）。

管修避难，阴姓起源。阴者，隐也。按照一般姓氏自然换代的概率，一代人与一代人的间隔是30岁左右，管子逝世是公元前645年，享年78岁，管子的儿子应该已经长大成人，应该有孙子，即三世同堂，这样推算一下，如果管子逝世这一年儿子40岁，孙子10岁，那么依序类推，管修作为管子的七世孙即管子之孙的五世孙，到成年时，距离管子逝世的时间约为210年左右的时间，即管修逃亡离开齐国的时间点应该大致在公元前435年前后。上文说到早在公元前489年，姜齐政权的齐景公死后，田乞就发动政变，驱逐了高、国二氏，立公子阳生为国君，这就是齐悼公，田乞自立为相，可见管子后裔这时还没有离开齐国。也就是说，在田乞自立为相时代，管子后裔与田齐政权的矛盾还在可控范围之内。管修等管子的后裔，也许还有鲍叔牙的后裔成为驱逐对象，为了避难而不得不离开齐国，还要更晚一些。管修避难逃亡到楚国的齐国的具体时间是什么时候呢？阴姓出于管修的记载说：

管仲下传至七世孙名管修，字其夷，在周安王姬骄二十二年(齐侯田剡五年，公元前380年)田代姜齐之后，管修为齐侯所逐，他自齐国逃到了楚国，被楚肃王熊臧封为阴邑大夫。（百度百科·阴姓 [OL]）

这段史料明白无误，管修在齐田剡五年，为齐候所逐，避难自齐入楚，受封阴邑大夫，因封邑改易姓氏，也算是身为贵胄的管子后裔隐名埋姓的一个体面的结局。这基本符合管修七世孙之说。公元前380年已经距管子逝世265年。不同寻常之处是管子到管修，七世之间代际间隔约为38岁，大大高于一般姓氏一世30岁左右的概率。如果世代的大数记载不错，那么就是管子逝世时子嗣年龄还小，后裔也均立嗣较晚，这种情况在有些姓氏家族里也屡见不鲜。

（三）无独有偶的管鲍后裔避难证据。浙江湖州地方志和当地管氏家谱也有管鲍后裔到湖州避难的记载，至今当地已然留有历代修建的分金台、管鲍祠等古迹。这说明当时从齐国避难逃亡时，管氏后裔的子孙应当不止管修一人。为不被一网打尽，管氏后裔分别逃到了不同的诸侯国，其中管修逃到楚国，还有一支逃到了吴国的湖州。元代著名的女画家、诗人管道升就是管仲的后裔，这有管夫人的丈夫赵孟頫的文章为证。跟随管氏逃到湖州的还有鲍叔牙的后裔（参见沈梓文等《管鲍在湖州的传说》，管子研究2011年第2期）。

中国古代社会改朝换代频繁，战乱多发，中原人口为躲避战乱逃到山林、边疆或海外定居沦为客家人的并不罕见。在遭受田齐政权迫害之后，管、鲍后裔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生死离别聚散，子孙足迹遍布神州各地，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鲍叔牙的后裔也应当不止鲍牧一个人，但以鲍牧为著名，史载：

而吴王不听，使子胥于齐。子胥临行，谓其子曰：吾数谏王，王不用，吾今见吴之亡矣。汝与吴俱亡，无益也。乃属其子于齐鲍牧，而还报吴。 （司马迁.史记·伍子胥列传[O].）

鲍氏家谱中对鲍牧也有介绍，说其官至齐悼公的右丞相；有的文学作品说鲍牧为齐悼公所害。根据现有史料可知，鲍牧是齐国忠臣，伍子胥与鲍牧曾有深厚交情，并亲自把儿子托付给鲍牧收养。但是从他与田氏政权微妙关系及其与齐悼公的生死恩怨看，鲍牧性格直爽倔强，被田氏利用之后，日久必难见容，会受到陷害。此外，在管修流亡楚国的同时代，管子后裔中的另一支或几支也有可能和鲍叔牙后裔的一支或几支，分别逃亡到其他诸侯国，其中有一支逃亡到吴国湖州一带。也许后者与伍子胥的后裔存在什么瓜葛。因限于史料，具体情况不得而知。

    三、田齐无由立管书。田齐政权在公元前四世纪初，制造的驱逐管鲍后裔的历史事件，从根本上动摇了后世关于《管子》这本书成于田齐政权的种种揣测。后世政权为前朝政治家立言之事是重量级的丰功大德，即便在直接继承关系的王朝换代之间，这样的先例也属罕见，又何况距离管桓时代已远，田齐是篡权上位，不仅德行缺失而且与管子政见迥异，在政治心理上恐怕也是避之唯恐不及，又怎么会为管桓时代树碑立传呢？田齐不可能为管子立言还有如下理由：

（一）管子为政大公无私、光明磊落，讲究大道直行，而田齐政权依靠结党营私、阴谋僭越篡夺起家。《管子》一书贯穿一根红线，就是坚持政出一门，依法治国，上有度，守四维，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严厉反对群党比周，包括君臣公开场合说话都要在室则言满室，在堂则言满堂。相反我们看到，田齐势力从做大到去姜吕政权而代之，各种阴谋、诡计、凶恶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如前文所述，田氏集团在齐国政坛上有一个韬光养晦，逐渐做大的过程，传至桓子田无宇事齐庄公，甚有宠；齐景公薨，齐国的卿国氏与高氏立太子荼为君，是为晏孺子，而田乞与鲍氏等大夫以兵入公室，最终杀了高昭子，逐走国惠子，弑晏孺子，立阳生为齐国君主，即齐悼公，于是田乞为相，专齐政（田乞，谥釐子）；田釐子的儿子田成子常与与监止为齐简公左右相，田氏与阚氏相争，结果田常弑齐简公，立平公，益专齐政；田齐势力的做大常常伴随着君臣之间和臣子与臣之之间的杀戮，弑君的事情经常发生，齐悼公为臣子鲍牧所杀，齐简公为田恒所杀；田氏当权后采取极端的统治伎俩，齐威王以重赏墨大夫，残忍烹杀阿大夫为法。

（二）管子治国理政对内以爱民、富民为宗旨，对外以尊王攘夷为目标，而田齐政权对内横征暴敛，对外扩张掠夺、僭越称帝。管子治国的实践是务农本，守仓廪，实行均地分力、相地而衰征，用各种切实的举措，调动士、农、工、商的积极性，达到民富而后治之的目的。然而田齐政权是怎么干的呢？例如田氏始大，桓子的儿子田乞事齐景公，以小斗收赋税而大斗供给粮食给百姓，于是田氏得齐众心，宗族益彊，民思田氏以至晏婴都私下里说齐国之政卒归於田氏矣；例如田午弑其君田剡（齐废公）及孺子喜而自立为齐桓公，这次宫廷政变导致了国内政局混乱和诸侯列国的武装干涉，出现了燕、魏、鲁、卫、赵纷纷伐掠齐地的局面。田齐桓公之后，齐威王开始称王。到了齐湣王，竟然与秦昭王一东一西称帝，自称东帝。不久，齐湣王又听苏代之言，去帝号，复称王。田齐政权的诸如此类的政治乱象和对内对外的行为模式与管子的治国之道相距何止千万里？齐桓公田午在位十八年，最显著的历史功绩似乎是为了招揽天下贤才名士，集天下智慧应对天下诸侯，在齐都临淄稷门附近设立了中国第一所官办大学堂稷下学宫，但是一俊并不能掩盖百丑。

（三）管子作为齐国首相创立的政治之学，是实践和理论的结晶体，这样的著作和学说在中外历史上都是极为珍贵的稀缺资源，而田齐政权主导的稷下学宫荟萃的不过是一群布衣学者，即使他们没有任何政治压力和偏见，也不过空有一套纸上谈兵的理论和梦想。《管子》与稷下学宫的所谓稷下先生们的关系，笔者已在拙作《管学述评》（黄山书社《管学论集》上）之百家争鸣与管学一篇中有所论述：

首先，管学研究界无论是那些认定《管子》是稷下先生文集的学者，或认为稷下学宫里有一个管仲学派，《管子》即是管仲学派的著作的学者，关键是都不能指证管仲学派是哪些人组成，谁是领军人物，因此更不能指证稷下先生中的哪一位是《管子》的主笔。

其次，谁可以担纲编写《管子》的重任呢？稷下学者主要有荀子、孟子、淳于髡、邹衍、田骈、慎到、接予、季真、环渊、彭蒙、宋钘、尹文、田巴、儿说、鲁仲连、邹爽等。尤其是荀子，曾三次担任过学宫的祭酒(学宫之长)。

从孟子对管子所持的根本否定态度上看，孟子是最不可能参与编辑或写作《管子》的人。再看荀子，一部《荀子》仅仅有一段含蓄提及管桓功业的论述，还不提名道姓：

彼霸者不然，辟田野，实仓廪，便备用。案谨募选阅材伎之士，然后渐庆赏以先之，严刑罚以纠之；存亡继绝，卫弱禁暴，而无兼并之心，则诸侯亲之矣。修友敌之道以敬接诸侯，则诸侯说之矣。所以亲之者，以不并也；并之见，则诸侯疏矣，所以说之者，以友敌也；臣之见，则诸侯离矣。故明其不并之行，信其友敌之道，天下无霸主，则常胜矣。是知霸道者也。（《荀子·王制篇》）

这显然说的是管子治齐兴修霸业之道，但叙述比较克制，只是正面总结经验，并不提管仲或齐桓公之名。荀子作为儒家的弟子之所以如此，可能与孟子早年宣称羞谈管桓晋文的教诲有关。他对孟子的观点进行了折中处理。很难想象，编写了像《管子》这样煌煌巨著的荀子，对管子的学术竟然可以这样轻描淡写。担任过学宫三任领导的荀子的学养和理念也与《管子》之书相距甚远，近乎道不同不相与谋。

最后，从阅读学上认识，《孟子》和《荀子》也与《管子》文本的思想内涵和容量存在巨大差距。其他稷下先生的术业和学养与《管子》文本更然是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笔者怀疑稷下先生压根就没有几人读过《管子》，又哪里谈得上编写？

综上所述，田齐势力从做大到去姜吕政权而代之，虽然没有去管子化的文献证明，但也没有任何学管、尊管的证据。其对内对外的政治手段从始至终与管子的治国之道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管子后裔不受田齐政权待见反遭迫害。很难想象，一个连管子后裔都不能容忍的政权，却去继承管子的思想文化遗产，在田齐政权兴办的稷下学宫里，由所谓稷下先生、管子学派或齐法家学派去编修管书。这不合情也不合理，不仅缺乏基本的政治逻辑依据，也缺乏应有的文化逻辑和史料、史实依据。事实上，《管子》在东周各诸侯国广为流传，方才得以保存下来，其中后管子时代的齐国在保存管书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也仍是一团疑雾。

四、吐槽管家宾客事。《管子》成书该是从管子在世时开始的，因为管子当过宫廷教师多年，管子也是一个创造型的人才，有一副流畅而文采飞扬的文笔。管子中的名言警句比比皆是，说明管子有着超乎常人的逻辑思辨和将理论和实践融合一体的能力，同时也有一种语言大师出口成章的风范。这样的政治家做为丞相，其亲手写出来的文章，包括那些教太子读书的篇章，如《牧民》、《权修》、《立政》、《形势》诸篇，也包括那些解文和《弟子职》在内，也包括他替齐国政府撰写的章程、法令和行政规范，以及写给齐桓公的对策、奏章、疏议，加上史官记录下来的管子与齐桓公君臣的对谈的军国大事，再加上齐桓公时代的大事纪略，即大、中、小三匡和轻重诸篇等重要档案。这一大堆竹简自然也不是谁都可以看到的，更不是谁都可以看完全的，更不用说传抄了。把这一大堆竹简编修为一书，确为耗时费力的繁难琐碎之事，究竟是谁来帮助管子做这项工作的呢？

《管子》书中有一段吐槽的记载：

管子会国用，三分之二在宾客，其一在国，管仲惧而复之。公曰：吾子犹如是乎？四邻宾客，入者说，出者誉，光名满天下君人者，名之为贵，财安可有？管仲曰：此君之明也。（《管子·中匡》）

这一段话的大意是：朝廷每年发给管子的三公经费，三分之一都用来养活或招待客人了，只有三分之一用于办公开支。管子惧怕这样做不妥，就主动向齐桓公解释。不料齐桓公却说，像你这样贤德的人都这样不自信吗？四邻宾客，来了带来了建议，走了到处说齐国的大好形势，誉满天下统领人的人，名望最可贵，财钱算什么呢？管子说：还是君主您敞亮！

春秋战国时代养士（包括学士、策士、方士或术士以及食客）之风盛行，最著名的是战国四公子（魏国的信陵君、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门客有的多达几千之众。但是究竟起始于什么时候呢？看来管子不是最早开风气之先者，也是最早的开风气之先者之一，只不过管子的宾客与战国诸公子的食客（有的甚至多为鸡鸣狗盗之徒）还是有很大的区别：首先，管子供养宾客的目的不是为了结党营私，培植党羽，别有政治企图；其次，管子身为丞相，来宾的质量和素质高，该是天下的志士仁人、有识之士或慕名求教、求职的学者；最后，管府常驻人数恐怕也没有战国的公子们的食客那么杂多。不过，为何管子常年供养宾客花费大这件事还是让管子有点惧怕了呢？可能说明两点，一是管子政治上非常谨慎；二是管子认为宾客属于个人交往或家事范围，花费国帑或有不妥。管子宾客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大都是学者或管子的粉丝，无形中充当了齐国大好形势的义务宣传者。所以齐桓公对此非常开明，主动给管子解除顾虑。宾客既当管子的学生，又帮助管子做一些事情，让管子教授他们治国之道。也许他们边学习、边在竹简上抄写管子文章。最后通过获得的抄本（竹简），把管子的治国之道和智慧在列国流布开来。如果真有所谓管子学派的话，那么就是宾客中的这些人。他们不是《管子》的作者，只是誊录生、搬运工，主要任务是传播管子学说，也是齐国治国之道的宣传者，大量管子的手抄本竹简就这样流传到各个诸侯国。不用说，在管子文著的传播过程中，竹简手抄本会越抄越多，不同的版本也就应运而生。这就出现了《管子》文本简牍错乱、亡佚，及其被后世大加诟病的重复、窜文、错讹现象。

韩非说管商之学家有之；司马迁说读管氏诸篇，详者其言也、至其书，世多有之；刘向上书皇上，详细陈述管子篇章收集和整理的情况，进一步证实了来自诸侯列国的管子的宾客们的功绩，没有他们《管子》之书就不可能得到那么广泛的传播。古人形容人读书多所谓学富五车、汗牛充栋，就是指得竹简、木牍之类的典籍。古代的五车书，其实也就是五车竹简、木牍。原始状态的《管子》并不是我们今天概念中的一本书，而是一大堆竹简。它们有几百篇（张），几十卷，每卷大约几斤重，合起来就该有一百多斤，或几百斤，这些可敬的宾客们日夜抄写，然后装车运送到诸侯国各地，为传播管子文化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可惜他们做好事不留姓名，该是文坛和管学史上的一群无名英雄。

学者们关于《管子》成书所持的怀疑立场，在大多数王朝君臣、主流文官眼里压根就是子虚乌有。在司马迁、刘向父子，乃至班固那里，甚至到了唐朝的李世民、房玄龄、魏征、王珪、尹之章君臣和饱学之士那里，都丝毫没有问题，《管子》进一步得到编修、校注，管学也受到朝野和很多知识分子如李白、杜甫、元结、尹之章等人的重视。因为他们距离管子时代较近，又是王朝史官或君王、重臣，懂得史官书籍档案管理的门道，更懂得文章，属于业内人士，是对待文化更严肃、更负责任的人，也是真正的内行。

既或是在宋、元、明、清的各朝的最高统治者和主流文臣中间，也极少出现公然疑管、非管的言论。《管子》的治国之道可能与他们的政治理念格格不入，但他们明智地采取了束之高阁或沉默的方式，来遮蔽《管子》的光芒。

所以《管子》的成书是久远古来而合规律的，其流传有序，也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 

(作者简介：龚武，颍上县政协常委、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安徽省管子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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