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哲之风 山高水长——通论毛泽东和管仲

来源：刘国旗    时间：2020/5/8 15:42:36

先哲之风  山高水长

通论毛泽东和管仲

本刊特约评论员

看到这个题目，可能有人会问，毛泽东与管仲有关系吗？回答是肯定的。盘点历史，在毛泽东身上发生的故事，不难发现毛泽东与管仲之间确实存在千丝万缕的渊源。

第一件是毛泽东与罗章龙的故事。一九一五年毛泽东以二十八划生为笔名征友，征来了同乡罗章龙。二人心有灵犀，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忆屈原贾生，谈诗韵曲谱；穷究宇宙源起，探讨人世曲折。临别时，毛泽东提出愿结管鲍之谊。后罗章龙东渡日本求学，毛泽东赋诗《送纵宇一郎东行》一首相送，其中有名句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愿结管鲍之谊这一段佳话因斯诺写进《西行漫记》）而广为流传。
　 第二件事是红军时期毛主席领导的军事斗争，以己之弱，如何战胜强敌的战略战术，就是来源于管子的兵学理论。此外毛泽东的兵民乃胜利之本的思想以及从南泥湾开始的军队大生产屯垦以自养的做法，都与管子的以内政以寄军令军政合一、军民合一的编制构架是一脉相承的。

第三件事是一九五〇年中央处理新中国第一大贪腐案刘青山、张子善案件后，在一次党内高层的讲话中引证管子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观点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当李自成。

第四件事，一九七四年毛泽东发动的批儒评法运动，第一次将管子当做法家的鼻祖隆重地推上了历史前台，普及给全国人民。从那个时候开始直到今天，国家出版社在给有关管子的图书出版印发的CIP版权页上依然定为法家。我们这一代大都是通过这个机缘知道了管子，并受到其思想启蒙。

当然，毛泽东与管仲之间的联系更多的是表现在二者精神和思想、实践层面的相通、相似。

一

今天纪念党、军队和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一百二十周年华诞，缅怀这位国之伟人，不禁使得我们想起一百年前梁启超那段著名喟叹：

一国之伟人，间世不一见也，苟有一二，则足以光其国之史乘，永其国民之讴思。百世之下，闻其风者，心仪而力追之，虽不能至，而或具体而微焉，或有其一体焉，则薪尽火传，犹旦莫也，国于是乎有与立。夫导国民以知尊其先民，知学其先民，则史家之职也。

不错，梁启超这里抒写的对象是当年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管子。众所周知，梁启超也曾是对青年毛泽东影响颇大的思想启蒙者，今天我们回顾历史，梁启超又好像一根红线将管仲和毛泽东这这两位横跨二十五个世纪的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人物联结了起来。

　 一百年前，二十世纪的第九个年头，正值我国最后一个末世王朝风雨飘摇之时，流亡日本继续从事救亡和启蒙的戊戌变法的主将梁启超，突然萌生为一位二千五百年以前的中国文化先贤管仲树碑立传之心，并付诸笔墨洋洋洒洒一挥而就写成名著《管子评传》：

我国以世界最古最大之国，取精多而用物宏，其人物之瑰玮绝特，复非他国之所得望，而前此之读书论世者，或持偏至之论，挟主奴之见，引绳批根，而非常之人，非常之业，泯没于谬悠之口者，不可胜数也。若古代之管子、商君，若中世之荆公，吾盖遍征西史，欲求其匹铸而不可得。而商君、荆公，为世垢病，以迄今日；管子亦毁誉参半，即誉之者，又非能传其真也。

（梁启超《管子评传》）

梁启超之叹在于：像管子、商鞅和王安石这样间世不一现的伟人，仅仅因为读书论世者，或持偏至之论，挟主奴之见，引绳批根，而非常之人，非常之业，泯没于谬悠之口者，不可胜数也。这是一个民族和国家最值得悲哀的事情，也是不应该的，因此梁启超以一个革命家、正直学者和社会良心名义，向世界发出了尽史家之职、薪尽火传，使国民知尊其先民，知学其先民的振聋发聩的呼吁。

反思梁启超之叹，首先，我们发现梁启超对管仲这番颇有新意的感叹和呼吁，在当时乃至以后的学术领域，虽然言者灼灼，依然听者藐藐，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管子及其思想文化遗产没有，也不可能为世人很好的利用，管仲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救世主。

其次，梁启超与大多数新文化运动过后的大师们一样，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内忧外患、众声喧哗政治经济转型期的社会环境中，逐渐陷入救亡还是启蒙，以及西化还是复古双重矛盾纠葛的判断困境，这种思想上的迷路效应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早年履行史家之职的启蒙成果和精神光芒。

复次，江山代有人才出，新时代的救世力量已经诞生：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团队和南湖游船上最初秘密结社的十几人，势将逐渐成为主宰中国社会的政治领导力量。接下来的几十年风云际会，生死聚合，枪林弹雨，大浪淘沙，中国民族终将走向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毫无疑问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是他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领袖。

最后，新中国的六十多年来，社会生活的变迁一度又让人们产生了对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的两个三十年的模糊认识。直到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同志有针对性地明确提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二十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之后，这种彼此对立争论声才逐渐趋于平复。

然而在意识形态和历史文化领域，如何继承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和历史人物精神价值的问题还将长期存在，要建设起民族和国家精神价值观念以及将这种精神价值观念传导给世界，从而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的精神财富，这也是实现人民幸福，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中国梦所必需的战略支撑力量。因此要勇敢担当起史家之职，消弭梁启超之叹，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二

中国古人常常用立德、立功、立言，即三不朽的标准来作为衡量做人成功的最高境界。古今中外达标的人物并不多见。立德，就是创制器物、制度、精神文化和风范；立功，就是立公，创立或奠定王朝或国家的一种体制或范式；立言，是创立一种思想、哲学和文化学说，并以文章著作形式流传后世。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认为国之伟人是间世不一见的。

管子相齐四十年所创造的制度、器物和精神文明，为后世王朝生生不息提供了动力资源；其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保障了中华民族融合和统一；洋洋十六万言的名著《管子》，文辞高古、思想深邃、包罗万象，是古代百科全书诸子百家的源头，无疑是达标的第一人。

毛泽东更是理所当然的达标者。毛泽东思想，在国际思想界被称为毛主义，改造世界的三M（马克思、毛泽东和马尔库塞的英语拼写第一个字母均为M）之一；毛泽东缔造了党和人民军队，探索实现了马列主义的中国化的道路，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创建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改革开放的物质基础；毛泽东一生言论多达三千万字，诗词、书法皆为精品。

管仲和毛泽东无疑是三不朽行列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作为四十位中华文化先贤第一人管仲，其青铜雕像树立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三层的环形回廊中供游人瞻仰；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在开放日总能引来成千上万的民众瞻仰者。这就是思想功业和道德文章的力量，是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容改变和抹煞的名至实归的客观历史。

三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个著名的成语可作两层解读：一是说人才在忧虑患难中成长，人才是在忧虑患难环境中练成的，人才也在沈溺于安逸享乐中夭亡；二是说新生的国家政治，可以在内忧外患中创生，很多旧政权却在安逸享乐衰落灭亡。

　好男儿志在四方。这是中国特色，是男儿的成人礼。自古已然，八旬开外的姜子牙在渭水之滨遇周文王，正所谓年龄不是障碍，国界不是距离；管仲和密友鲍叔牙青年时代就远走他乡建功立业；历史上的宁戚、百里奚，张仪、苏秦、甘茂、甘罗、韩非、李斯等著名政治家无不曾是志在四方的游士。管仲曾立誓为社稷、祭司、宗庙而生死。毛泽东十六岁时,离开韶山到湘乡读书时赠父母诗一首男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处处是青山以表其远大抱负。管仲和毛泽东其实也是凡人，也会遭遇到凡事，甚至是人生尴尬事，多数时候他们大抵是从做好凡人一路走过来的。当然他们做了更多一般凡人永远想不到和做不到的事情。后世人有的只看见他们凡人、凡事的一面，一些人则只看见到他们身上笼罩的光环，还有一些人则专门寻找污点或往他们身上颇脏水。几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恰是世态人心的写照，先贤和历史人物不过充当了一面活的镜子。

四

道这个字不敢说是管仲独创，但起码是《管子》这本书的一个重要关键词，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范畴。后来，道被玄学化、宗教化。宋代以降，更离谱地道德化而变成了道学。假道学更是一个贬义词，以致卫道和卫道士已经污名化，道本义所传达的正能量，已经少为人知。实际上道在古汉语或成语中，如志同道合，治国之道，公道自在人心，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等，依然坚守了道的本义。所以，毛泽东有著名诗句人间正道是沧桑。

管仲是有大智慧的人，具有原创精神的哲学家。他关于天地宏观无限大、微观无限小的宇宙观，水土本原论的自然观，形、势、道哲学认识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历史观，逻辑归纳分析的方法论等，都具有独创性和持久的生命力，等待更多的有识之士去研究、探索和发现。

毛泽东是有大智慧的人，具有开拓精神的哲学家。有一种说法，二十世纪中国只有一个半哲学家，这一个哲学家正是毛泽东。毛泽东的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毛泽东哲学的本体论、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历史观，以及伦理学和美学思想等各个方面，以及《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论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重要著作中。今天应当认真学习和继承、发扬，用于指导我们的实践。

马尔库塞在名著《读资本论》中，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不是体现在那些哲学著作中，而是在《资本论》中那些字里行间空白或背后的存在中。一九七二年毛泽东在会见尼克松时说，他只对哲学问题感兴趣，不谈具体问题，这不只是外交辞令。毛泽东晚年极其注重从哲学层面考虑问题。最重要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也并不在哲学论文里，而是体现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论持久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论十大关系》等那些具体研究解决和指导社会革命、抗日战争、文艺问题和政治、经济建设的著作中，以及在指挥抗日战场、三大战役、抗美援朝战争的电文以及诸多日常讲话、批示、按语和书信中。如果用最简洁的语言来表述毛泽东哲学思想，一言以蔽之，就是马克思说的用事物自己的语言说话，或列宁说的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具体地分析和解决具体问题，也就是管仲所说的对事物形势道的具体把握、认识和解决。

五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主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部分受到传统哲学和同时代的康、梁、孙中山等人思想的影响。毛泽东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尤为显著，看似与管仲哲学之间不具有线性继承关系，内在却存在血脉相通之处。

　　这主要表现在社会政治哲学之间的相似性：一是民族问题，在管仲就是尊王攘夷（清代皮锡瑞语），在孙中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民族主义，在毛泽东就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新中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二是民生问题，在管仲就是牧民、实仓廪、足衣食、富国之道，必先富民，在孙中山就是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民生主义，在毛泽东就是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三是民权问题，在管仲就是三选推荐士人，设啧室之议，让百姓非上所之过，在毛泽东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实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军事民主、政治民主和人民战争、群众运动，包括四大的民意表达；在社会改革问题上，管仲是不泥古，不留今，与俗化，与时动，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孙中山是推翻帝制、实现共和，毛泽东是推翻三座大山，通过广泛民主的政治协商建立新中国，实行一化、三改，坚决消灭私有制走公有（即一切生产资料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道路。

正如最近中国人民大学温铁军教授所正确指出的：中国改革最大的红利来自新中国建立的土地公有制度。它曾使得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亿万农民，一夜之间拥有了耕者有其田的权利，成为可以保障自己免于饿馁的人群。中国九亿农民家庭作为土地经营者他们没有赤贫，而至多不过是低收入。土地财富的收入，正如管子时代一样，三十年来政府三次以地生财的战略总是能够借以转化为巨大的经济效益。农村改革析出的近三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民工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创造出超额剩余价值，使得中华民族近三十多年来，同时承担了两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人类奇迹，在为西方发达国家输血的同时，迅速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毛泽东喊出人民万岁，说自己的心与文化巨人鲁迅相通。如果说跨越历史时空，毛泽东与管仲是精神和思想同声相应，那么他的英名则将永远与中国、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同命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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