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37期 向管子求教若干问题（二）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0/4/2 15:51:42

向管子求教若干问题（二）

管子论富

龚　武

管子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这段经典名言曾几何时被引证的频率居高不下，庶几乎成了管子治国理政思想的最重要的标签。管子曰：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治国》）

本文归纳管子这段经典名言及其《侈靡》、《牧民》和《轻重》诸篇的相关言论，称之为管子论富，即治国富民论。主要有治国与贫富、 轻与重， 贫 与富、禁与犯，安与危， 官与民治与乱，先与后、富与使，贫与耻，以及侈靡理论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治理理论和实践。

管子论富的重心在治国，其实践理性和思维逻辑为：问题意识是始于治乱，国乱民贫，民贫国弱；逻辑起点是用富于治（乱），富民为用，治国为本；富民标准是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富民举措是教民，四民分业，不夺农时，均地分力，相地衰征，九惠之教；对贫富的认知和当度的拿捏：既懂得民贫难治,不知耻之害，又懂得民富不可使，货贾上流，扰政误国之害；限富之策是提出侈靡理念，运用轻重之术和;谷、货、币三大杠杆，加以调控；富民（归宿）目标是（乱）国（得）治，民（脱贫致）富，实现民富国强。

本文拟结合实际，向先贤求教，与读者同勉。

一、  求索富和福之本义

汉语富与福的构造均出现一口田，这是什么意思呢？先说富字， 宝盖头象形是屋顶，意为房屋，引申为居家、家庭。如家字，在宝盖头下置一 豕（猪）字，合而为家， 会意有房屋能饲养猪，就是一个家。同样，富字也是会意字，家庭有一口田，会意为 耕者有其田，足以养家糊口，也就是富有了。

在农耕社会的中国古代文化中，富民的本义，主要与安居乐业、丰衣足食有关，而与满足人对物质欲望贪求无关。现代社会主义制度人民生活的富裕，是富的高级形态福（福利），主要指国家通过税收和财政杠杆，通过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实行的福利制度，包括建设公共设施，提供公共服务，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目前建立的中国全民保障体系和实施的民生工程，可以归属于这类富民之福（福利）的范畴。

汉语对福的理解，是祈祷神祗赐给养家活口的土地，即天赐土地生产资料。古代社会天子代表上天，略等于现代社会的国家或政府（社会主义者的理解是，福利享有人民自己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应得）代表人民，要干什么？赐给人民土地生产资料。福的另一层文化含义是享福和福德相配，即承认人民合理享有福利的权利，同时指明享受福利的主渠道，并对个人享受福利的质量做以道德伦理的制约。

与管子所主张的中国式富民模式相悖，西方提倡和实行的是民富模式，即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少数人组成的社会集团，占有大多数人的社会劳动，这导致有资本则富裕，劳动者贫穷，尽管它建立起一套所谓福利制度，本质是以先富起来的富人为主体的慈善施舍式赈济，或得益于民族先富抢占的海外超额利润红利，并非真正的人类之福。

不过，管子在齐国实施的九惠之教（所谓入国四旬，五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疾、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管子·入国》），堪称是人类福利制度的雏形。因为管子主张和实施的对弱势群体实施济困救穷的九惠之教的主体是朝廷和各级官府，福利的来源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税赋，而且不以天子或私人老板个人慈善的名义。因此管子开创的中国传统的 治国为体，富民为用的贫富观，与西方现代社会民富为体，治国为用的制度安排，正好是反其道而行之的。

管子时代的齐国，虽经过励精图治，九合诸侯，实现了民富国强的霸业，然而大多数齐民，即士农工商并未大富大贵，他们的富，主要还是安居乐业和衣食温饱，很少有人达到侈靡 （富后消费，消费升级）的程度，除非极少数王公贵族。三千年来，古代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并没有更多的改观，贫富的基本内涵也是大致不变。我们看，甚至到了清代，曹雪芹笔下的所谓簪缨礼仪之族，钟鸣鼎食之家，也依然还是极少数。大多数人，包括一般中下层官吏（贪官污吏例外），还都是勉强为稻粱谋，能薪俸过上一日三餐温饱的生活就很不错了。

举一个当过两任县长官至中央部位司局级古代老干部的例子，此公姓屠名隆，字长卿，在明代万历年间历先后任颍上和青浦县长，后来担任朝廷礼部主事，其官阶应当在七品到五品之间，至少达到时髦话语说的所谓中产阶级以上了吧？然而，屠隆先生依然过着极其拮据的家居生活。文献记载：当县长的屠隆和妻子、儿女每天只能吃上粟食，一点肉羹仅供孝敬年迈高龄的老母；做京官时朋友聚会，屠隆还得变卖妻子的首饰换取酒食。更有甚者，屠隆在青浦县接到中组部的调令赴京任职，堂堂的县太爷，却因缺少盘缠而不得不把上任时间延误了好几个月。

当然，古代中国社会肯定存在很大的贫富差距，不过通常对穷富的标准的判定，也就是庄稼有收成与否，衣食温饱与否。所谓农谚曰：庄稼不收当年穷，湖广熟，天下足，说的其实就是农田当年的收成而已，并无更多的奢望。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大多起因于灾荒和饥馑造成的死亡威胁，农民既不而能安居乐业也不能丰衣足食，遂萌生了因求生逼迫而迸发的造反冲动。

管子论富的治国富民，其基本含义，就是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衣食温饱。管子治国，有两种含义：一是动宾结构的治国，指有主体的国家治理，这个主体可以理解为君王，朝廷，政府，和各级官吏，基层组织等管理阶层；二是偏正结构的治国，指代的是已经得到治理，或治理成功的国家。无论是哪一种治理，都必须把老百姓的衣食温饱和安居乐业置于优先的地位，而认真谋划、采取措施，切实实现。

由此管子论富，破解了治国理政两大难题：第一个，治理国家最高的道理和最好的办法是什么？管子曰：地辟举则远者来，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就是要老百姓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第二个，成功治理国家的标准是什么？换言之，社会稳定与社会动乱的的区别在哪里？管子曰：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治国》）老百姓安居乐业，衣食温饱了，这就是治国。老百姓不安居乐业，衣食不得温饱，就是乱国。

特别指出，管子论富，既不是主张先富民，再治国，更没有鼓励士、农、工、商加上军队，都经商下海，不择手段追逐个人利益、发家致富，也没有无止尽追求国家财力和实力积累。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作为大政治家的管子，其富民的立足点，是立于世之治和乱、国之兴亡的历史经验教训而追根究源，并非是为富而富，即不局限于老百姓安居乐业和衣食温饱本身。管子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是阐释霸王之道与人民的关系，即强调人在霸王事业中的基础地位。因此不宜把以人为本的内涵理解为单一富民，而是深刻认识为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逻辑侧重点落脚在治上。管子正是从治国安邦出发，凸显了人民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的极端重要性，否则，就不可能教民懂得礼义廉耻，尊老爱幼，忠诚守信，忠君爱国，达到君臣贵贱上下皆从法，同心协力实现共襄周室一匡天下的战略目标。

第二，管子从轻重论哲学思维出发，认为无论是土地、人民和财富，只有为国家管理者所用才是重若泰山的，否则就轻如鸿毛了。所谓圣王任公不任私，任大道不任小物（《管子·任法》）。土地掠占、人口增加和财富积累等，跟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一匡天下的军国大道之重相比，都是区区小物之轻。坚持天下为公和礼义廉耻大道， 获得人民的信任和诸侯国的拥戴成就霸业，才是重大之事，至于金银钱财和GDP，都是轻微小事。

第三，管子富民论中，既有脱贫论，也有限富论，也就是发于治贫，止于甚富，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管子总能从安邦治国的高度使用当和度的概念，谆谆告诫 贫难治、甚贫不知耻，甚富不可使。

第四，管子懂得并实施了以政府为主体的九惠之教，作为富民政策的补充，开启了现代社会，特别是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先河，尽管并没有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但却为实现更高程度的人民生活富裕，指引了一条正确的方向。

二、管子治国和富民举措

管子论富的富民，首先是治国和牧民的题内应有之义，即国家管理者要务在四时，守在仓廪，给老百姓创造好的劳动环境，鼓励开垦耕种，不夺农时，分田均力、相地衰征、平衡不同季节农民的生产和收入，包括发放春季的国家补贴和贷款，节制贫富发展等等。有的文章说管子是主张土地私有、藏富于民的，这显然是有问题的。

在管子时代，土地作为最主要生产资料，土地管理沿用的依然是井田制。对土地井田制的认识，过去存在一定偏差，一般以为春秋晚期，鲁国打破井田制，实行初税亩，就是实行土地私有制，其实初税亩，只是一种税制变化，并不涉及土地所有权。井田制是周朝统治阶级根据人口和土地数量及其土地与人口的分布而采取的编组管理、税负征收的最基层的劳动组合的管理制度，史称井田制。 土地井田制的实质是这些土地所有权属于周天子，由封建诸侯代为管理，譬如齐国就属于姜氏代理，鲁国就属于姬氏代理。代理权，属于经营权范畴，和所有权具有本质的区别。

从劳动组织形式上看，井田制有点类似今天的村民组，更像是人民公社的生产队。井田制顶层设计是模块化的，比较公平、合理，以九百亩土地为一个模块，一百亩为单位，划成九块，形成井字形状，由若干农户经营，井田由此得名。井田制度规定，土地总量等额，税负确定不变，政府税负由位置确定的田块（井字中间的一百亩，称为公田，即税赋田亩）收益缴纳；农业税率为土地收成的九分之一，即九一税，而且是征实的。这比后来的什一税要更低一些。所以，井田制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曾经具有非凡的生命力。

公田，由其他八块私田上的农户共同耕作来完成，这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土地劳动合作组织的雏形。公田设计颇具智慧，不仅耕种、灌溉和收获要优先完成，而且位置居于井田的中央，既具有核心的重要象征意义，也解决了井田土地的边缘可能高低不平或贫瘠收益不稳定的问题，也保障了公田庄稼生长过程得到有效监管并不受侵害。对井田生产的监督管理，当然就是基层官员的职分之所在。

私田，即公田四遭八块土地，收益归劳动者所得，做口粮、种子和饲料之用。私田田亩与农户劳动力，最初该是匹配对应的。这里的私田和公田的概念不是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概念，而是收益分配上的财经概念，即公田是税田，私田是农民生活的口粮田。有一些学者望文生义地将它们理解为私人所有的土地和公家所有的土地， 以讹传讹地引出了所谓管子实行土地私有改革的误解，则是有问题的。

 每户私田数量虽然相等，但生产的收益却可能因农户的耕作水平而产生差异，但是管子采取的士农工商分业定居的举措，让人民安居乐业，也使得农民之间在生产技能上互相学习借鉴，甚而互助，尽可能减少井田上农户之间的收益差距。

土地在任何时代都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管子从齐国实际出发所分析贫富现象的基础，显然是基于历史既成事实和某种既得力量，并未涉及生产资料所有权。在井田制条件下，生产劳动和财富创造的主要形式生谷，即粮食生产。管子因此反复强仓廪问题，教导各级管理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等于指出不管是先富还是民富，终极目的是懂得遵守礼节和具有荣辱感，构建文化和精神家园。管子在其他篇章中也一再提到仓廪、农事、积余、本事、粟、食等，就是说这些都是国家、社会和个人的正业，是社会财富本身，国家管理者必须紧紧掌握在手。

当时，井田上的人口与土地最初的搭配是个常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力人口的生产状况，即人口繁衍增减，比婚、丧、嫁、娶，以及鳏、寡、孤、独、疾、病、残，还有自然生育率、生育男性和女性的比率等因素，都是动态的变量，时间一长，必然出现有的井田上人口越来越多，而一些井田上的人口越来越少的现象。这些现象，必将影响到农业生产，农业税缴纳和农民家庭的贫富。为实现安居乐业，丰衣足食之富，管子除了实施士、农、工、商分业定居之外，还采取 了均地分力、相地衰征等有力措施。

均地分力就是在原先的井田制劳动组合体基础上，把富余的劳动力迁出去（所谓分力），到人口少耕种不足的剩余土地上劳动（均地）。

关于均地分力，有学者认为：就是把公田的土地，经折算分配给农民，实行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因此极大的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实质上是改变了奴隶占有制和领主占有制的井田制，代之而来的是新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和剥削方式，开启了后世土地承包制的先河云云 。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第一，如前文所述，井田制的客观价值和历史意义不容小觑。周代齐国的井田制度在管子时代并没有瓦解，尽管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但依然保存完好，说明井田制这种劳动组合形式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关系之间还是基本适应的。马克思曾经说过，在任何一种所有制关系内，在其蕴含的生产力没有释放出来之前，是不会灭亡的，而新的生产关系在旧有的生产关系的胎胞中没有孕育成熟之前是不会出现的。

第二，管子治国理政个性既不属于偏颇的激进主义，也不是属于因陈守旧的保守主义，而是论鄙而易行（司马迁）的务实主义。管子甚至容忍齐桓公好色、好酒、好色的三大奢靡之风和腐败行为，还容忍后宫齐桓公身边存在易牙、开方、竖刁这些小人。因此，宰相肚里能撑船，即心胸开阔，宽宏大量的高容忍度，被视为传统高官的美德，也是古代社会从政者遵循的价值观。管子虽贵为齐相，但作为齐桓公聘请的国家管理者，他不可能也不会去首先触动，甚至也没有理由不容忍周代封建诸侯国家体制的根基（关键是当时表现还相当不错）的井田制。

第三，所谓均田分力的政策，在实质上是改变了奴隶占有制和领主占有制的井田制，代之而来的是新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和剥削方式的判断在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假设把君王和天子家族占有归为奴隶主私人占有，勉强说得过去的话，那么，领主占有制就根本违背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中国古代社会赖以存在的根基。事实上，一次井田制上的土地调整，就是把井田上地多人少的农户，与人多地少的农户进行一次跨界或界内的重新分配组合，与改变生产关系和剥削方式是不搭界的。

第四，管子的均地分力和与民分货说得是两件事情，即均地分力说得是对农业劳动力人口和 井田制上的土地进行调整。大的前提是井田制不变，即不涉及土地所有权。井田制如前文所说，本身就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一种基层劳动组合形式，就是一种类似于大包干的形式。管子所作的均地分力举措，是一次单纯的土地调整，农民俗称为动地，即对原先一定若干年不变的承包地、宅基地等，随着农户人口的变动，而进行重新分配土地经营权。管子当年的土地调整举措，除了其前提是井田制之外，与今天农村土地调整的意义并无本质的区别。与民分货，该是税制改革。井田制上的税赋实行的是九一税粮食征实，略等于百分之十一左右的农业税率。货不单单指农业税征实的粮食，还包括工、商赋税征实的手工业产品和货币等。

因为井田制与国家税赋制度是捆绑在一起的，因此，管子实行的还有相地而衰征的配套措施。以此激发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刺激农业生产，增加国家的税收，达到民富国强的目的。

管子相齐实行的一系列新政，包括所谓富民政策，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农民和土地问题。管子的富民之富，不是今天的财富货币化的储蓄，用以购买奢侈品和高消费，也不是社会财富化作资本生益的那种富，而本初仅仅是指劳动者安居乐业，积蓄一定数量的粮食，丰衣足食而已。然而，管子论富是理论的边际并不仅限于此。

（一）管子论富中的侈靡（富后消费，消费升级）理论。随着社会关系的调整，生产力得到发展，社会财富也会自然增长起来。管子发现一部分井田上劳动的农民，会因为诚实勤劳，而积累一定的余粮，换言之整个国家农业风调雨顺，在一定的时期，人人都有饭吃，国家和农户扣除了口粮、储备粮、种子、饲料等等之后出现了大量剩余粮食，这就是所谓国富民强了。接下来怎么办呢？这就催生人类第一个对社会富后消费的管理思想，也是管子治国理政的政治经济学的一大发明，就是管子称之为侈靡的理论。所谓侈靡，本文对译为富后消费。 首先，管子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现象，侈靡是没有伦理色彩的概念，一个中性的词汇。其次，管子认为，有了余粮的基础，人们就产生了美化生活的要求，所谓积者立余日而侈美。再次，随之产生消费的冲动，消费的方法可以是多样的，包括提高出行和餐饮的质量，所谓车马而行多： 在管子时代，一般人出行不坐牛车而乘坐马车，其高调的程度，不亚于今天人们出行不乘公交而开着豪车到处招摇兜风；所谓醴酒而靡千：就是把大量的余粮用来酿造酒食（以上引文出于《管子·侈靡》）。这些酒食不仅是自己饮用，更重要的是用于孝敬老人和祭祀，即教民酒食，所以为以孝敬也（《管子·轻重己》）。

管子深深懂得粮食是谁、从那里生产出来的。因此管子教民生产，教官员监督催促农民不误农时搞好生产。国家和民众富裕的标志很简单，就是农业丰收。反之，国家和民众就要贫穷。所以农谚云：庄稼不收当年穷，反过来说庄稼丰收当年富。

满足民众安居乐业，衣食温饱的富，这是管子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富民说的基本含义。因此务农本，搞好农业生产是第一要义。《管子》一书中用了大量篇幅介绍搞好生产的各种配套办法，包括要求各级军政要不误农时，及时耕种，以及兴修水利、防治病虫害，涵养生态等等，都使为了 温饱之富。

周朝长达八百余年，其间并没有发生大的农民战争，井田制功不可没。但可惜的是后世研究者囿于简单的历史进化论思维，而对井田制的历史进步意义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

（二）管子论富理论充满辩证性。管子治国处处体现对事物轻、重、度、当拿捏的自觉，对贫和富的把握也复如此。就一般认识而言，相对于民贫难治，民富则易治，但是事物的辩证法总是将人们的认识不断推向前进，管子的高明就在于他能够与时动，与俗化地懂得民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管子·侈靡》）。饿着肚子的民众固然无法管理，但过着侈靡生活的民众，自我膨胀，财大气粗，会违法犯禁。因此须限制甚富之民，富要得当，不可过度。国家必得采取均贫富的调控手段，利用税赋杠杆，或出售奢侈品，让过富者的财富转移到政府手中，用以富国强兵和实施九惠之教（救助社会弱势群体）。事物之度和做事须当的概念，是管子哲学思想极为闪光的精华，治国理政者尤其需要时时处处把握好度和当，否则就会祸国殃民，给国家造成无穷的贻害。因此管子思想和实践中已经隐约可见到共同富裕的萌芽。

三、贫富观的新误区及其思考

现代社会流行的以金钱至上和商品拜物教为特征的贫富观，实质上是一切私有制社会的贫富观，只不过当今国际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变得更加赤裸裸而已。这种贫富观不仅与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的贫富观不同，也与管子论富的贫富观不同。这是我们今天借鉴管子论富思想，树立正确的贫富观时要加以分析和注意把握的。

管子以治国安邦为旨归的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的贫富观，并未过时，在当代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一是吃饭问题，从古到今都是最主要的民生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后，施行合作化运动，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及上世纪八十年中央政府启动的扶贫工程，和近年取消农业税，都是为解决由于中国幅员广袤，地理气象环境多样，人口历史分布零散而造成的少数人口的贫困温饱问题；二是住房和就业问题，古今中外似乎都是难题。然而，新中国用了很短的时间就解决几亿人口的安居乐业和吃饭、穿衣、住房、教育等问题。大多数人基本民生问题的解决，也就是民富问题的解决，就是实现了国家大治，这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发展环境。

当然，随着器物文明的进步，现代人们的生活并不满足于衣食两项，而有了更多的内容，对安居和乐业，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必须正视的事实是，即使在今天，用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的民富之标准衡量去评估国际社会，包括经济总量世界上前几位的国家，也并没有让全体人民过上这种基本的富民的生活，特别是安居乐业问题，大多数国家都解决的并不算好。 

那么，究竟什么是富裕，为什么富裕，怎样富裕，富裕了怎样？

社会主义富裕观的回答旗帜鲜明，就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同工同酬，共同富裕；大家都是劳动者，生产资料归人民公有，没有剥削、压迫和人身依附的关系，耕者有其田，工者有其厂，食者有其粮，学者有其教，老者有其养，病者有其医；众生劳动平等，分配平等，人格平等，精神愉快，健康长寿；诚实劳动，依法守信，勤奋学习，用智慧和汗水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富不忘本，得富不能淫，有福同享，有难共当，温饱而不思淫欲，不可奢靡浪费暴殄天物，象古人说的，一米一粟当思来自不易，创造尽可能多的器物文明的同时，创造精神和制度文明，追求人的精神和人格的完善和文明，追求人类的和谐、和解和和平共处。

（一）汲取传统优秀政治文化之精华，返璞归真，坚守富的本义。管子原始古朴的治国民富理论和实践曾经具有非常进步的历史意义，其基本内核至今依然具有生命力，这个生命力就在于对人民对物质生活的享有和满足的富足概念，必要形成一个社会和国家共识，从而有一个基本的标准就是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富这个词并不简单，它是个相对概念，离开了贫，离开说话者的语境，抽象地说，富究竟是什么意思都成了问题。也许富就是富足。然而足，又分为物质的客观充足，和人的主观知足两个方面，前一个方面很容易实现，而后一个方面在某种一味臣服人性弱点的价值观念和制度模式下，人们和社会的致富之梦就会像被绳鞭驱赶的陀螺一样旋转不停，在追逐金钱的道路上，饱受折磨，非常痛苦，而永远不能到达终点。

有一个著名的民间歌谣这样唱道：

终日忙忙只为饥，才得饱饭又思衣。

衣食两般俱丰足，房中缺少美儿妻。

娶了娇妻并美妾，出门无车少马骑。

骡马成群田万顷，身无官职受人欺。

七品五品嫌官小，三品四品也嫌低。

当朝一品做宰相，还想面南当皇帝。

心满意足为天子，更望万世无死期。

人心贪求比天高，一棺长盖抱恨去。

分析这首民谣，我们发现人的欲望既是自然而然的，又是欲壑难填的。操作的难点在于，不知道欲求的休止点在哪里。股市有止损点，但没有止盈点。为什么没有呢？就是因为人的欲望没有上限，下限不过是上限不能实现不得已而求其次的理性选择，也算是一种智慧。

（二）牢固树立历史唯物史观，客观剖析，正确认识先富现象。纵观历史，放眼全球，无论是石崇、王恺，还是和珅，四大家族，还是比尔·盖茨、乔布斯，李嘉诚、李兆基、宗庆后这个世界上没有最富，只有更富。所谓先富、后富都是虚假概念。事实上，如果有一天世界上先富和后富之间和睦相处开始互帮互助了，那么这个世界也就消灭了富人和穷人现象，不存在恐怖、暴力、阶级、阶级斗争，不需要国家机器、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也就没有卓别林电影，印度也就没有《流浪者》，中国就没有收租院、黄世仁、南霸天、成克杰、赖昌星、郭美美、刘铁军、谷俊山们的故事了，这个世界就没有罪愆和悲剧了。慈善家或者以慈善家面目出现的富人的慷慨解囊赈济穷人的案例，但对贫富悬殊的阶级社会而言，改变不了什么也说明不了什么。西方某些所谓福利国家的致富之途，无外乎是对外软硬兼施的掠占，而福利之资，则来自于以其先富优势巧取豪夺世界而获得超额利润，他们把本国国民福之宝塔，建立在大多数后富国家的贫困底座之上，并企图用武力和霸权永远保持这种利益固化的贫富格局。显然这种自私自利的算盘和虚荣伪善的文明，已经弄得天怒人怨，更何谈充当引导世界潮流的普世价值？因此，人类要实现富和福必然要另辟蹊径。

倘若我们把富和福理解为是人过上一种文明、健康、合理的物质生活，即一种社会文明、健康、合理的生活方式，换言之，就是人的幸福生活，答案是什么呢？

管子的回答是：国多财、地辟举、仓廪实、衣食足、上服度和四维张。梳理移译成现代用语就是，国家要有财政保障，劳动创造经济奇迹，粮食储备绰有余裕，人民生活衣食无忧，君王带头遵守规制，人人践行礼、义、廉、耻。

马克思的回答是消灭私有制，不劳动者不得食，让社会财富充分涌流，人的思想境界极大提高，各尽所能，按需的分配。

孙中山先生的回答是三民主义：民生幸福，民权自由和民族独立。

毛泽东在超越三民主义的基础上继续前进，进一步回答道：建立公有制，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改善人民生活，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当代的回答是：惩治贪腐，禁止四风，拉动内需，扩大就业，缩小地区行业分配差距，建立并逐步完善高水平的社会保障体系，缩减以锦上添花的形象工程，大力推进以雪中送炭为目标的民生工程和新农村建设等等。

（三）立足实现中国梦的现实土壤，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共富原则。党的十八大提出：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易旗改帜的邪路，去努力实现人民幸福，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中国梦。其中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理想依然是中国梦的核心内容。

中国已经跨过那个摸着石头过河，盲目推动无商不富、全民经商办企业致富的阶段，开始引导人们学习走上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新阶段。因为实践证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不会建成一个只是少数人日益富裕和大多数人日益贫困的社会，而是要建设一个公平、正义、合理的社会，一个人民群众心目中渴望实现的符合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政治清廉，人民幸福，社会稳定，国家富强，生态文明，民族振兴的社会。

贫与富，都是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时代特征的概念。不同的立场，不同文化背景，出于不同的需求和目的的人，其贫富观念不仅是不同的，而且有时完全是对立的。

列宁说：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社会利益集团，其中一些集团可以占有另外一些集团的劳动。这些占有其他集团劳动的特殊利益集团，因为占有或控制了生产资料所有权。社会等级制度虽说不完全是贫富差别的同义词，但确实表现了社会财富占有和分配的状态。尽管社会主义宣布自己实行生产资料为全体社会成员公有，但是如果国家作为公有权的代表和管理者，存在谋求或追逐自身特殊利益的冲动，那么不仅依然会存在某种形式的不平等，而且还会滋生严重的贪腐和违法乱纪行为，产生大量的苍蝇老虎和形形色色的蠹虫，危害我们社会健康的肌体，毒化我们每一个青少年，中老年的纯洁的灵魂，这是任何个人、团体或国家民族，在追求复兴或富裕的道路上，最需要预防和战胜的最可怕也最可恨的敌人。

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概念，实际上就是全体人民在安居乐业，衣食温饱基础上，做到有事干，学有教，病有医，老有养。至于具体干什么事情，吃什么样的饭，穿什么样的衣服，住什么样的房子，上什么样的学校，住什么样的医院，享受什么样的养老待遇，等等，这不仅要依靠社会福利的制度保障，还有取决于社会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生产关系的调整，国家治理水平，以及物质财富的增长，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和个人精神境界的进步。

（作者简介：龚武，颍上县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主任，安徽省管子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

（责编：刘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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