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37期 对管子两句名言的考辩和思考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2/8/10 14:12:22
对管子两句名言的考辩和思考
刘国旗
安徽省管子研究会创造性地提出了管学之说，从三管研究（管子、《管子》和管子文化），到六个走向（走向大众、走向机关、走向教育、走向实践、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管学体系日臻完善，一年一届的管学盛会在管子故里安徽颍上召开，汇集了全国管学专家、学者及管学爱好者。每届参会论文呈递增之势。管研会将来自全国最新研究成果结集成《管学论集》、《管学论丛》等大型书刊，作为管子研究会的成员无不为此欣慰。
管学内涵深厚，研究管学不能仅仅对先前文章照着说，要追根究源、客观公正，要不偏不倚、不杜撰，科学、严谨、负责地研究管学的真正实质与内涵是学术界的共识。《管子》句句皆经典，不仅古人在运用，对现在仍有很多借鉴意义，我们研究管学，务必从《管子》文本出发，而不能随便摘录时尚流行之语。笔者就经常出现的句子加以考辩，以飨读者。
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时下管子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句话很流行，普及率很高。因为它比较正确地反映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也是中国古代文献中为数不多达到了现代高度的哲学名句。 仓廪实、衣食足是知礼节知荣辱的基础，符合物质决定意识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同时这句话也反映了《管子》对意识形态与经济关系的高度概括，它指的是经济对意识形态具有决定性作用，已经窥测并臻于达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人们只有以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为前提，才有可能或有条件进行理论、道德、艺术、教育等精神方面的需求和实践。但在运用管子这段名句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有一些论文或宣传、广告直接引用是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虽与管子的原文只有则与而的不同，却不可小觑这一字之差。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原文出自管子的治国之策《管子·牧民》篇：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汉代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引证时的原文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在引用管子的原话时改动了一个字：即将仓廪、衣食一句的连词则改成了而。
则为古代汉语连词，现代汉语也还在使用，主要用在复句中连接分句，它表示承接关系，按时间的先后顺序发生，则可译为那么、就。如：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感极而悲者矣。（北宋、范仲淹《岳阳楼记》）则还可表假设关系，则连接的两个部分如果还没有实现的，那么这两个部分之间就是假设关系，则可译为就。如：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唐代、刘禹锡《陋室铭》）而表示顺接，可译为然后、就。如：攻大泽乡，收而攻蕲。（《史记·陈涉世家》）虽然两个字都能表示承接关系，显然则比而语气更强烈，则强调了一个接近必然的因果关系。这也显示了管子在治理国家中的智慧和霸气。
管子主张从经济发展、增加社会财富入手，以实现富国安民强兵并称雄天下为目标，这在先秦诸子中是很突出的。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揭示了经济对于政治、伦理的基础作用。国家富足了，远方的人民就会前来归附；人民富足了，就会讲礼节、知荣辱。所以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管子·治国》）。反之，国贫民穷，则会导致民贫铤而走险，故《管子·八观》总结说：民贫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生于匮不足。
《管子·小匡》说：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使相连以事，相及以禄，则民相亲矣。放旧罪，修旧宗，立无后，则民殖矣。省刑罚，薄赋敛，则民富矣。乡建贤士，使教于国，则民有礼矣。出令不改，则民正矣。此爱民之道也。揭示只有有了物质基础，在人口、富裕的基础上再进行教育，于是，人民就会懂得礼节而务正业，从而有益于社会稳定。
在当时那个王室式微，诸侯欲动的年代，国家统治者能有这种意识是很难能可贵的。有了这种治国之道思想，齐国很快走上国富兵强的道路。
孟子在与齐宣王的对话中有一段话意思与之相近：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抑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其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孟子·齐桓晋文之事》)从正反两方面向君王充分论证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
司马迁在引用过程中将则改为而，古人用词审慎，史太公对于史实记载是客观、公正的。而字的改动肯定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司马迁处在西汉武帝时期，经历了史上赫赫有名的文景之治，汉武帝时期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但封国土，建诸侯的传统封建体制与秦朝开创的中央集权制并存于汉。而到汉景帝时期，社会高层逐渐认可了中央集权制，着手改革并引发了诸如七王之乱的社会动荡。汉武帝时期尽管经济的发展已经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程度，但旧的社会秩序被打破，新的秩序还没建立起来，社会矛盾仍然是突出的。我们不难体会到汉武帝时期社会发展遇到的困惑：经济发展势头乐观可喜，但整个社会看起来总是很不和谐。可能司马迁意识到仓廪实、衣食足与知礼节、知荣辱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必然的。因此在写史记时改动了管仲的原话，用而字阐述了仓廪实、衣食足与知礼节、知荣辱之间的联系。从上至下，体现了史官与最高统治者之间的默契。
有些学者只用而句。他们只是从必然与不必然说这些联系，而没有设身处地地考虑当时的社会情况，这在训诂学里应该是最忌讳的吧。
总之，用则或者而都是无可非议的，笔者希望的是用这两句话时要知道每句是出自哪里。
二、礼义廉耻
礼义廉耻最早出现在《管子·牧民》中，即：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后人在引用的时候，将管子论述礼义廉耻的内容进行了概括，其中最常见的是：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对礼义廉耻的意义和作用的阐释是非常讲究逻辑系统的。
管子礼义廉耻论既出，历朝历代提倡者则不乏其人。譬如儒家经典就提出了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本意是说：对于被统治阶层，应该以刑法来规范他们的行为；对于统治阶层则应依靠礼来使他们自律。先秦社会重礼，其实质是借助对传统道德风尚的提倡，维持既定的社会秩序。如此形成的社会结构简单稳定，易于统治，便于管理。
当然，传统文化在被发扬的同时，也会有所创新。但殊途同归，内涵本质是不会变的。
管子把礼、义、廉、耻称之为国之四维，认为守国之度，在饰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这里把道德价值提高到关系国家危亡的高度。《管子·牧民》具体论述了这四种道德规范的社会作用，指出：礼不愈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
礼不逾节就是用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使之谦恭有礼，保持应有的节度。什么是礼呢？《管子·心术上》指出：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故礼者谓有礼也。《管子·权修》在礼的作用方面指出：朝廷不肃，贵贱不明，长幼不分，度量不审，衣服无等，上下淩节，而求百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可见，礼对于维护君主的权威，政令的推行有重大作用。
义不自进就是用义约束人们的行为，行为符合公义，不自己抬高自己。管子强调礼，也重视义。在《管子·心术上》指出：义者，谓各处其宜也。这就是说，义是根据行事之所宜。《管子·五辅》篇具体指出了义的七种表现和效用：孝悌慈惠，以养亲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礼节。整齐撙诎，以辟刑戮。纤啬省用，以备饥馑。敦蒙纯固，以备祸乱。和协辑睦，以备寇戎。凡此七者，义之体也。可见，义比起礼来，社会作用更加广泛。它不仅能调整上下、尊卑等人际关系，而且还能避免犯罪、防备灾祸、预防祸乱、戒备敌寇，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有积极效用。
廉不蔽恶是指：在利益面前，保持清正廉洁，不掩饰自己的过错和不端的行为。男女无别，则民无廉耻。货财上流，赏罚不信，民无廉耻，而求百姓之安难，兵士之死节，不可得也（《管子·权修》）。男女没有界限，人民就不知廉耻。在货财上流、赏罚不信、民无廉耻的情况下，要求百姓为国家甘冒危难，兵士为国家献身死节，是办不到的。同时，廉作为一种道德观念和治国思想，极受我国人民重视和褒扬。以廉作为安身立命之本，可令人公正端庄，不掩饰邪恶，不做坏事；临大利而不易其义，无私常乐，无论顺境逆境，自守节操，甘之如饴；与人相处，以礼相待，仁义节度，必然与人和谐共赢。国家端正吏治，从政者廉洁为民，百姓安居乐业，必然使家国兴盛。
耻不从枉是指：君子知耻，不与道德低下的人同流合污，也不做不符合道德规范的事。《管子·权修》说：凡牧民者，欲民之有耻也；欲民之有耻，则小耻不可不饰也；小耻不饰於国，而求百姓之行大耻，不可得也。即，凡是治理人民的，都要求人民有耻。要求有耻，就不可不整顿小耻。因为，在国内不整顿小耻，而要求百姓能行大耻，是办不到的。
因此，在管子时代说一人没有廉耻其效果绝不是令人汗颜那么简单。而后时代的社会，有时候有人会说笑贫不笑娼，只要物质基础较雄厚，哪还会想到廉耻这个词。如今，我们经常可以听说各种贪官污吏的报道，可谓是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礼义廉耻被发扬、创新是历史的必然。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极为重视反腐倡廉工作，近些年颁行的轻车简行、八条规定、六条禁令等等各种号令与有效实施，反映出中国未来施政的动向。2014年04月01日，习近平在布鲁日欧洲学院演讲时提到：中国是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家。在世界几大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是没有中断、延续发展至今的文明，已经有5000多年历史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自强不息等，至今仍然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
2006年3月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上八荣八耻的提出，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相融合的结晶，集中表达了广大群众的共同心愿，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在这样的前提下，社会主义道德观的重新确立，八荣八耻的提出就非常有必要了。
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在刘青山、张子善被处以死刑时，借用管子的话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毛泽东一生廉洁奉公，从不为自己和亲友谋取私利，他的人格风范光照千秋，他的警世名言振聋发聩，令人深省。
早于宋代，大文学家、政治家欧阳修就在《五代史·冯道传》中写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意思的：妙啊，管子的善于立论！礼义是治理人民的大法；廉耻，是为人立身的大节。大凡不廉便什么都可以拿；不耻便什么都可以做。人到了这种地步，那便灾祸、失败、逆乱、死亡，也就都随之而来了；何况身为大臣而什么都拿，什么都做，那么天下哪有不乱，国家哪有不亡的呢？足见曾经做过颍州太守的欧阳修也颇为重视管子的思想。这一点也值得阜阳欧苏研究的爱好者借鉴。
管子敏锐的社会观察和高度语言概括，虽久不废，流芳百世。即使到了宋代，管子遭遇了朱熹等人的非议和否定，但是大多数有识之士还是在引证礼义廉耻，并说明出处在管子。然而到了民国之后，这句名言成了立到处可见的标语口号，人们却反而很少知道这句名言的出处了。因此民国社会也并没有因为这句看起来叫的很响的名言，改变了最后因为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民不聊的失败命运。个中现象发人深思！
[作者简介]
（刘国旗，安徽省管子研究会秘书处秘书，安徽省管子研究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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