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管理思想的启示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0/4/7 15:37:19

 管子管理思想的启示

陈志朋

【摘要】管仲不仅是政治家，改革家，更是一位杰出的管理学家，其管理思想不仅在春秋时期帮助齐桓公成为霸主，在社会主义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仍旧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管理三个方面对管子思想进行研究，以期管窥管子思想之精华，及其对当代产生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管子；管理；农业；工商业；社会

一、政治管理

（一）对西周礼乐制度的继承和发扬

    西周的礼乐制度是西周社会推行的道德规范和典章制度，用以维护西周社会的基本秩序和人伦和谐。自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王室衰微，礼崩乐坏，诸侯自立，群雄并起。各诸侯国各谋其是，以求富国强兵。管仲相桓公，推行改革，而其所遵照的原则就是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国语·齐语》）。其中修旧法的含义即为重整宗周礼制，对西周礼乐制度进行继承和发扬。齐国在改革之后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一匡天下而诸侯朝之，成为了春秋的第一霸主，这与礼乐制度带来的政治上的稳定是分不开的。管仲所开的齐国霸政，对西周礼乐的传承意义重大：首先，春秋时期的各位霸主当中，齐桓公在他的时代对兴灭国，继绝世等礼乐精神的继承是最为明显的，齐桓公建立了新的统治秩序。清朝学者马骕有如下的评价：齐桓公东迁之后，起自危难，首起图功，可谓伟矣！衅沐施于羁囚，连帅画之都鄙，煮海通贾，国用富强，衣裳兵车之会，大率尊天子而示信义。使有圣王在上，必且假以方伯之命，使之长帅诸侯。至尊莫如王子， 定其位而觊觎绝于天下矣；至亲莫如哀姜 ，诛其罪而淫乱绝于诸侯矣；侵伐不劳大师，盟会不烦小国；功高来天下之宠，犹凛天威而恐陨越，何规模之宏远乎！其后惟晋文犹能继之，岂三君所敢望与？其次，齐桓公称霸之时，四方少数民族对中原的入侵愈演愈烈，齐桓公一统诸侯共同抵御外族的入侵，最大程度地保护了中原文明使其免受破坏。对此，圣贤孔子有高度评价：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管仲对西周礼乐制度的继承和发扬为齐桓公号令诸侯找到了极好的依托，依照西周礼乐而建立起的中原秩序稳固而顺天时。在新的统治秩序下，诸侯不再服从于周天子而是听命于最为强盛的诸侯国国君，各国依周礼而行事，有了稳定的组织，霸行百余年，不得不说是极大的政治智慧。至于会盟中原而御戎狄，则更是在春秋乱世之下的大气魄！

（二）对法治的实践

1、对法的认识

春秋时期正值宗法制占据统治地位，君主一言九鼎，人治是当时社会的典型特征。尽管如此，管仲在其治国实践当中依然对法治有着较深的认识。《管子·明法》载：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管子·任法》载：法者不可不恒也，存亡治乱之所以出，圣君所以为天下大仪也；《管子·法禁》有君一置其仪，则百官守其法；上明陈其制，则下皆会其度也。可见，管子认为法在统治中必不可少，并且应当成为君臣百姓稳定的行为规范。实际上，管子的关于法的改革思想从根本上讲是为了维护阶级统治，所以管子的法治关注的依然是牧民之道。《管子·任法》说，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由此可以看出，管子思想对法治有非常深的认同性，其中体现的法律至上的想法在当时的社会状态下实属难能可贵。

2、立法原则

从上文夫生法者，君也可以看出：管子所谓之法，其立法权在于君主。虽然如此，在管子思想中依旧反映有法重于君的观点。管子的立法原则基本在于顺天道，法自然；因时而变，顺乎民情；立民所欲，以求其功也就是说管子的立法原则反映的不仅仅是单纯的君主意志，更注重顺应自然发展规律，契合人民的基本需要。同先秦时期的很多思想家一样，管仲也认为天道不可违，所以他的立法原则最基本的一条便是顺天道。他认为天有其常，地有其则，顺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怀其凶，不可复振也，立法应当法天、法地、法四时，坚持自然立法观。另一方面，依法治国要求法律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在这一点上，管仲的原则是恒而不死。《管子?法法》载：号令已出又易之，礼仪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迁之，刑法已错又移之。如是，则庆赏虽重，民不劝也；杀戮虽繁，民不畏也。因而提出法者，不可以不恒也。由此可见，管子的法治并不是一个口号，而是立足于实践的。管子还提出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的观点，提出立法要与当时的社会生活、民生民情紧密结合，立足时代变化，这与今天的与时俱进颇为相似。

二、经济管理

（一）农业管理

1、以农为本

在中国数千年的传统社会中，农业一直是人民的衣食之源，是一个国家的统治基础。管仲认为农业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管子·五辅》中载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然后民可使富，《管子·立政》认为好本事，务地利才能达到民怀其产的目的，英明的君主就应该以农为本，重视农业，发展农业才能使人民致富。此外，《管子·立政》指出:桑麻植于野，五谷宜其地，国之富也；六畜育于家，瓜瓤荤菜百果具备，国之富也；《管子·八观》中也说行其山泽，观其桑麻，计其六畜之产，而贫富之国可知也这里将农业的发达程度视为一个人民是否富足、国家是否富裕的判定标准，足可见农业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发展农业对于军事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意义。《管子·权修》指出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则城不固，也就是说，农业是军事的支柱，农业不发达则人民就要受饥寒之苦，在这种情况之下，一国的国防就无从谈起，农业是保卫国家的内在因素；再者，开拓疆土、征战四方的先决条件也依然是农业的发展，《管子·治国》载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可见农业发展则国家富裕，国家富裕则军队强大，军队强大方能开疆拓土。另外，在政治上，重视和加强农业的意义也非常重大。《管子·轻重甲》中说：地辟举则民留处。《管子·治国》也说：上不利农则粟少，粟少则人贫，人贫则轻家，轻家则易去；管仲认为国多财则远者来，在纷乱的春秋时期，农业的发达才是一个国家获得民心，留住本国人口，吸引流动人口的关键。《管子·君臣下》中说：只有重视农业生产无所事事的人才有得以生活的职业，这样社会才得以安定。即劝农功，以职其无事，则小民治矣。《管子·治国》中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这番言论非常清晰地阐释了国家的富裕对于安定民心的重要性，事农桑而富国，国富而天下治，这是何等的政治远见！富国思想是管子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思想，不仅是当时的桓公，后世的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们也同样将其奉为圭臬。

2、多层次的农业政策

管子以以农为本作为治国的基本思想，并在治国的过程中从农官、农地、农税、农粮等多个方面制定了具体政策，以此完成对齐国农业的振兴。首先，在对农官的管理方面，《管子·立政》中直接将农桑、畜牧等列入君主亲自过问的五事当中，可见管仲认为对农业的管理应该有相当高的行政级别。《管子·立政》中提出设司空、司田、乡师等官吏具体负责各方面的农业事务：决水潦，通沟读，修障防，安水藏，使时水虽过度，无害于五谷，岁虽凶早，有所粉获，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视肥晓，观地宜，明诏期，前后农夫以时钧修焉，使五谷桑麻皆安其处，由田之事也；行乡里，视宫室，观树艺，简六畜，以时钧修焉，劝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怀乐家室，重去乡里，乡师之事也，这种专人专责的制度增强了农业管理的效率，各农官各司其职，农业管理就有了较为稳定的行政基础，农业生产得以有条不紊地进行。在农地方面，《管子·禁藏》认为: 民之所生，衣与食也；食之所生，水与土也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备然后民可足也可见，管仲对于农地的重视程度非常高。首先，管仲对土地进行核证。《管子·乘马》认为，土地是国家的根本，调整土地就是调整国家的大政方针。正所谓正地不正则官不理，官不理则事不治，事不治则货不多，管仲认为土地没有核准就无法对其实施管理，不实施管理就无法对耕种进行安排，耕种不经安排就无法保证收成。不仅如此，管仲对土地的核准还对土地的等次差别进行区分，对不同的等次了进行折算。其次，对于走向腐朽的奴隶社会土地制度，管仲将土地制度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进行了转化，《管子》主张授田制和均田制，将土地均分给农民收入有农民和国家平分，这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为相似，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非常杰出的改革措施。《管子·乘马》载：均地分力，使民知时也，民乃知时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饥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寝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正是这项富有创造性的改革，使得齐国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极大的促进，国力得以增强。

（二）工商业管理

在我国古代绝大多数的政治家将农业看作是富国强兵、统治万民的本业，而将工商业看作是无足轻重甚至有害于统治的末业，将农业与工商业对立起来，采取一系列重本抑末的政策扶植农业、打压工商业。总的来说，中国的古代社会在建构上是重本抑末的经济模式，如果有什么例外的话，便是先秦的齐国。在管仲治理之下，先秦齐国的经济呈现农工商并重的发展模式。对于工商业的态度上，商人出身的管仲认为工商业的发展不仅是有利于满足百姓的生活需要，更有利于齐国富国强兵和成就霸业。《管子·小匡》载:举财长工，以足民用，《管子·七法》说：为兵之数，存乎论工，而工无敌；存乎制器，而器无敌。是以欲正天下工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工盖天下，而器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器成卒选，则士知胜矣。聚天下之精材，论百工之锐器。；《管子`问》载：工之巧，出足以利军伍，处可以修城郭、补守备者几何人？；《管子·小问》载：选天下之豪杰，致天下之精材，来天下之良工，则有战胜之器矣。可见，管子强调手工业的蓬勃发展对于军事上有着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这样的观点不拘于往常的旧思想，非常符合实际情况。就经济上，管子认为商人的商业活动给百姓提供方便的同时，同时也让很多无业者得以维持生计，商品得以流通，从而使得国家财政得以成倍的增长，国家也可以从市场上的商业活动中这知道社会的治乱和物质的多寡，于国于民都有好处。

管仲并不仅仅是意识到了工商业的重要性，在实际的管理方法上，他还采取了一系列的主张和措施。首先，设立专门的官吏，加强行政管理。《管子·立政》载：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上完利，监壹五乡，以时钧修焉；使镂刻文采，毋敢造于乡，工师之事也。对工匠技艺和商品质量的考核，对生产活动的安排，统一管理五乡，使匠人不敢私自进行奢侈品的生产等均由工师一职负责。另外，齐国在设有工乡的同时，还设有商乡，由此可知，齐国的工商业管理有特定的行政管理系统。不仅如此，管仲强调工商业者的技艺和素质，《管子·乘马》中说：非诚贾不得食于贾，非诚工不得食于工。此外，管仲还将技艺出众，诚实守信的工匠商人提拔为官员，以此促进工商业的发展。

有趣的是，一方面管仲重视工商业发展，另一方面他又有抑末的思想和举措，这不免让人感到疑惑。实际上，管仲的思想是非常辩证的。《管子》主张禁止的末业，并不是对工商业的整体的泛指，而是雕文刻镂、锦绣纂组的古代奢侈品的生产，是让国家和人民陷于贫困的生产。《管子·立政》载：工事竞于刻镂，女事繁于文章，国之贫也，反之，工事无刻镂，女事无文章，国之富也。结合管子思想中的重农思想，可以看出管子鼓励工商业的发展其实是有底线的，其底线就是工商业的发展决不能过多影响农业的稳定，因为农业乃是国之根基，在中国古代重农必抑末、抑末须重农的思想潮流中，管仲的所思所为还是有相当的先进性的。管仲提出抑末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的齐国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出现了一批实力雄厚，可与国君分庭抗礼的大商人、高利贷者，他们在市场上囤积居奇，操纵商品价格（尤其是粮食价格），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对无良商人的惩治也是相当有必要的。

三、社会管理

（一）道德教化的管理

    从历史角度来看，古今的明君能臣在富国强兵的过程中无不强调道德教化的重要作用。《管子·君臣下》载：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

于是智者诈愚，强者凌弱，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故智者假众力以禁强虐，而暴人止。为民兴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师之。是故道术德行出于贤人，其从义理兆形于民心，则民反道矣。名物处违是非之分，则赏罚行矣。可见管仲的道德教化目的是为民兴除利害，在人民中倡导正确的价值观，以此形成整个社会的和谐人际关系，便于国家对人民的统治。《管子·禁藏》又载：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管子认为但凡是人都是趋利避害的，人的本性战胜了理智和道德，所以要对天下百姓实施道德教化，对人的本性进行限制，以求社会秩序的稳定。《管子·权修》载：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生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通过教化，形成良好的社会风俗，道德教化在管子看来是百年大计，从全局的角度来看，推行教化虽不能像农业生产那样立竿见影，但长远的意义比农业生产要大得多。

管子所重视的道德教化，具体而言是以四维即礼、义、廉、耻为中心的。《管子·牧民》载: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作，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四维是道德的基本准则，也是道德教育的中心。以四维为中心，仁、孝、梯、忠、信也同样是道德的组成部分。在这些高尚道德的教化之下，良好的民风容易形成，从而政事也能很好地得以开展。道德教化虽说在内容上与百姓的人际关系和日常生活紧密相关，却也与国家的政治统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教化的百姓更容易服从治理，毕竟管子推行的教化是由维护齐国的统治出发的。

在道德教化的方法上，管子认为合乎实际的方法才能达到目的。首先，教育人民使之有礼义之行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管子》中有仓凛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精辟论断，只有人民吃饱穿暖、衣食无忧之后，谈道德教化才有实质意义。其次，管仲认为教化人民是终生之计，并不是一时三刻的事业。《管子·七法》载：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提出道德的教化应当因势利导、循序渐进，使人们最终对良好的道德习以为常。此外，管仲还认为道德教化应当有上位者以身作则。《管子·牧民》中载：御民之辔，在上之所贵；道民之门，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恶。故君求之则臣得之，君嗜之则臣食之，君好之则臣服之，君恶之则臣匿之；《管子·五辅》篇载：为人君者正而无私，为人臣者忠信而不党。《管子·形势解》篇载：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礼，人有信，行发于身而为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复行也。身行不正，使人暴虐，遇人不信，行发于身而为天下笑者，此不可复之行，故明主不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君主是天下之模范，君主的一言一行将影响到天下臣民的行为和好恶；而臣子们代天子牧民，其自身的行为也将深深影响整个社会。除此之外，《管子·弟子职》提出弟子基本道德规范和他们对老师的应有的礼仪，堪称中国最早的学生行为守则。这种对于学生的道德教育比对于普通百姓的教育更能产生良好的效果，更能引领良好的社会风气，实乃高明之策。

（二）社会保障的管理

众所周知，管子思想中民本色彩非常强烈。管仲宣扬以人为本，《管子·君臣下》就提出国之所以为国者，民体以为国，强调人民对于国家统治的重要性。《管子·牧民》载：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管子指出，得民心者得天下，上位者应该在实践中了解民间疾苦，并且帮助人民实现良好的物质和精神文明。这几乎可以算中国最早的社会保障思想，在生产力非常落后的春秋时期，管子能提出这样的思想的确是非常伟大的。

1、社会调查

实施社会保障首先是要对民情有所了解，这就需要社会调查，这也是现代社会保障的必要步骤。《管子·入国》载：凡国都皆有掌老、掌幼、掌孤、掌养疾、掌媒、掌病、通穷，即应设立专门的官职对民间的弱势群体进行调查。

《管子·问》载：毋遗老忘亲，则大臣不怨。举知人急，则众不乱。行此道也，国有常经，人知终始，此霸王之术也。然后问事。事先大功，政自小始。问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问少壮而未胜甲兵者几何人?问死事之寡，其饩廩何如?问国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问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今吏亦何以明之矣?问刑论有常，以行政不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问五官有制度，官都有其常断，今事之稽也何待?问独夫、寡妇、孤寡、疾病者几何人也?问国之弃人，何族之子弟也?问乡之良家，其所牧养者几何人矣? 问邑之贫人，债而食者几何家?问理园圆容而食者几何家?人之开田而耕者几何家?士之身耕者几何家?问乡之贫人，何族之别也?问宗子之牧昆弟者，以贫从昆弟者几何家?余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几何人?子弟以孝闻于乡里者几何人?余子父母存，不养而出离者几何人?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几何人?吏恶何事?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几何人?身何事?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几何人?外人之来从而未有田宅者几何家?国子弟之游于外者几何人?贫士之受责于大夫者几何人?官贱行书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几何人?官承吏之无田饩而徒理事者几何人?群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几何人?外人来游在大夫之家者几何人?乡子弟力田为人率者几何人?问人之货粟米有别券者几何家?问国之伏利，其可应人之急者几何所也?人之所害于乡里者何物也?问士之有田宅身在陈列者几何人?余子之胜甲兵，有行伍者几何人?问男女有巧伎，能利备用者几何人?处女操工事者几何人?冗国所开口而食者几何人?问一民有几年之食也?这是中国古代为数不多的详尽的人口调查问卷，内容囊括了人口、收入、家庭、基层行政等诸多方面的详细情况。

2、社会保障的内容

社会保障的具体内容，在《管子·入国》中有详尽的记载：“入国四旬，五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病，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所谓的九惠之教就是对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进行帮助，而这里的弱势群体包括老人、幼儿、孤儿、残疾人等生活难以为继的个体。而后，《管子·入国》对九惠的每一方面的救助对象制订了细致的界定标准和保障方案，在此不再赘叙。值得一提的是，管仲对于因自然灾害等因素所造成的贫困者实行以工代赈的救济方法，提出在灾后大兴土木，修宫室台榭，以增加就业机会，这比近代的罗斯福新政早了两千多年。

此外，《管子·五辅》中提出六兴，强调社会保障的经济基础，即发展农业和工商业，兴修水利，积累财富，为社会保障创造必要条件。同时视岁而藏；岁藏一，十年而十也;岁藏二，五年而十也;谷十而守五，娣素满之，五在上，建立粮食的应急储备，同时在粮价出现波动时，政府开仓救济弱者。可以说，管子的社会保障思想是很成体系，极具实践意义的，其中的很多做法沿用至今，足见其科学性。

管子的管理思想，在先秦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有着令人侧目的先进性和科学性，同时，作为一名杰出的政治家，管子本人对于其思想的探索和实践也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两千多年来，后世的统治者们对于管子思想的借鉴与实践，更在中国的历史进程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在我们向伟大社会主义目标奋进的今天，我们对管子思想的解读、研究和实践不仅合乎正确的历史发展规律，更让管子思想这盏饱含历史沧桑的指路明灯能重现光芒，并指引我们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更加稳健地走下去。

（作者简介：陈志朋，安徽财经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管理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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