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的政治思想简论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2/10/28 16:57:33

 《管子》的政治思想简论

赵敏芝

[摘要]《管子》其政治思想不仅将人民的意志列为国家大战略的首位，同时，法治精神亦展现出可以并存的现实性。限于篇幅，本文仅就其历史观，以古鉴今；及名实参验之功效、法治与礼治的关联立论。

[前言]由于《管子》被视为法家先驱，一直以来，就被某些不通世务之淳儒所贱。然从其以利民便事为原则[1]，及采因时而变[2]的政治主张来看，正因为他掌握了这两项特点，更能与时代接轨。惜历史未能给予客观评价！

一、重实际的历史观

(一)人在历史中的作用

笔者认为，《管子》是以历史观的视角，从人类对待生活以及在社会历史中作用的理解，提出其政治战略的。故而，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在富国强兵的战略上，他早已意识到物质生活在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作用[3]，并试图从这个角度出发，以解释历史发展原因和人类的关联。

虽说，他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解还不十分明确，而且在论述上也常有主观表述，缺乏系统性，不过这些缺陷，毕竟以他自己的方式，将社会历史观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及其间之联系，做了务实性的总结，值得吾人重视。

当然，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历史观，一方面是跟时代的动荡有关，一方面则是与文化传统有关。在当时，周王室式微，诸侯兼并，政治世界的现实，使到各诸侯国所关心的，莫不是本国实力与他国实力的较量。于是，亟需长期缜密的政治战略不为功。换句话说，谁的政治战略能顾及全民的生存需求，及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就易获得民众的鼎力支持。归根结柢，国家实力的考量实即已涵盖了对政治、经济、心理、军事整体国力的说明。

而国家实力的大小强弱，尤其取决于经济力和民力这两个基本要素。经济上的建力要有用于战略用途，因此辟地生产最为《管子》所重视。至于工商业的发展，则是为了辅助农业，资以作为内安百姓，发展战力的资本。这些生产活动，又有赖于人力的充分运用。故民众的态度，在绵延的战争与社会的大变革中，有着关键性作用。

另外，《管子》的历史观跟务实的文化传统亦有关，此为何意？《史记･鲁周公世家》中记载：

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

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

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

显然，齐鲁两国的文化差异，在初时，已有不同。鲁国保留了宗法制度，齐国则对周礼做了些变革；这或许是因为齐地处偏僻，非有足以养民之条件，自然将其目光放在如何解决社会实际问题上。因此，形成了注重现实和礼法并重的文化传统。此一特殊的文化特色，可说是最具务实作风的历史观。

关于这一点，笔者觉得有进一步阐述的必要。一个国家为了实现对内及对外的职能，必须以法作为后盾和保障。所以法在任何时代里，因国家需要，必然要存在。《管子》论法，与商鞅、韩非不同处，就在强调以法治国的同时，并不片面地提倡严刑峻法。换言之，他并不像陶希圣先生所言，变法者的天性是刻薄寡恩[4]。因此，我们应该就其对立法目的的认识上，去进行了解与分析。

法，既然为执政者兴功惧暴、决疑而明是非而存在，因此，只有在法立令行的情形下，才能保证君道立，然后下从；下从，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管子·正世》，以下引自《管子》只注篇名），由此可见，刑罚本身绝非目的。[5]

而刑罚，《管子》则是以一辩证方式来认识的。其云：先易者后难，先难而后易，万物尽然。尹知章注：无刑至有刑，故曰先易而后难。有刑至无刑，故曰先难而后易。[6]，万事莫不如此。明君于天下无诛者，必诛者也。有诛者，不必诛者也。以有刑至无刑者，其法易而民全。以无刑至有刑者，其刑烦而奸多。又认为必诛而不赦，必赏而不迁者，非喜予而乐其杀也，所以为人致利除害也，是以，刑罚存在的目的，不仅在预防犯罪，还在为民兴利除害，最后达到法立而不用，刑设而不行（《禁藏》）的无刑理想。

   那么，法在实施推进上，究竟有什么样的职能呢？

   (二)法之职能

一旦法立令明，就该依法行事，严于执法。《管子》在《法禁》篇里讲到：君壹置则仪，则百官守其法。上明陈其制，则下皆会其度矣。若是君之置其仪也不一，则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是以人用其私，废上之制，而道其所闻。如此一来，必然导致故下与官列法，而上与君分威。国家之危，必自此始矣（法禁》）。

接着，《管子》又从正面阐述依法必严与以法化民的联系。其云：法制不议，则民不相私。刑杀毋赦，则民不偷于为善。爵禄毋假。则下不乱其上。施于国则成俗。（《法禁》）为了在一开始，就能导正民众的认知，其所列的三项法治策略，为的就是让法律规范成为民众生活的一部分。故一再强调：凡君国之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如有违反法令，则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五者死而无赦，惟令是视（《重令》）。其中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最易与《商君书》所谓权制独断于君，则威（《修权》）混淆，故常遭致误解。殊不知不法法则事毋常，法不法则令不行（《法法》），这才是前提；如果立法、司法、执法都不依法而行，那么政令将无从推展，国家只会停滞不前。如果前提获得重视，严格执行法令，又用德政引导，社会自然走向安定繁荣。故虽言民不相私、刑杀毋赦，实际《管子》所要凸显的，正是明罚敕法、弼教化民，终极目的就在促成齐国的稳固统治。

    所以，为了取信于民，保障一个良好稳定的政治秩序，执政者不淫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明法》）；并以法制不议，则民不相私，来保证法(律、令)的权威性和强制性。法律制定后，为使人民信赖以产生规范的效力，不轻易修改，这便成就了法律的稳定性。其云：

    故圣君设度量，置仪法，如天地之坚，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

四时之信，然故令往而民从之。（《任法》）

这是圣君依法，导民入于礼的表现[]。若是法立而还废之，令出而后反之，枉法而从私，毁令而不全，势必造成贵能威之，富能禄之，贱能事之，近能亲之，美能淫之也（《任法》）的结果。如果一任这些干扰乘虚而入，国法混乱，国家的政治措施也就无法推展了；遂归纳出亲也、贵也、货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这些干扰现象。警示在上位者，若禁不起这些诱惑，必然导致号令不足以使下，斧钺不足以威众，禄赏不足以劝民，造成对国家法制的严重破坏与斲伤；反过来说，能战胜以上六者，则远近一心，众寡同力，战可以必胜，而守可以必固，此即正天下之道也（《重令》）。

    《管子》的这些论述可谓切中时弊，对我们而言，深具时代意义。即：法律的制定固然重要，然不依法而行，且又执法不严，那么法律仅是徒具空文而已。又假使法律只拘束老百姓，对那些行政官员及以私意操纵国家体制的幕后黑手没有强制力，就会造成民众对政府失掉信心，没有信心，又何来民气可用？国家各项建设只得停摆，不是吗？

    所以《管子》很重视一位领导者(或各阶层的在上位者)的以身作则，率先守法。他说：上服度，则六亲固、御民之辔，在上之所贵。道民之门，在上之所先。（《牧民》）又云：故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则民不从，彼民不服法死制，则国必乱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法法》）法律既定，就不可以私意修改。这里要求：领导者不只是从思想上认识到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在行动上亦应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也（《明法》）。只要秉持心存社稷，废除私心，坚持凡事以公正论，以法制断，一切以法律为准则，自然，执政者能够身佚而天下治（《任法》）[8]。此即所谓名正法备，则圣人无事（《白心》）。

    因此，法律只要一经制定，就应当而且必须成为统一的社会规范。国家权力所及，全体遵行，毫无例外。

二、名与实的问题

    是以，《管子》秉公执法、赏罚严明的主张，不仅是作为实现政通人和、国家大治的先决条件；同时亦显示出，其背后的理论依据为： 

(一) 按实而定名

所谓：

修名而督实，按实而定名。名实相生，反相为情，名实当则治，不当则乱。名生于实，实生于德，德生于理，理生于智，智生于当。（《九守》）

又云：

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不得过实，实不得延名。（《心术上》）

    一般来讲，名为物形之名，且是用来规范实的；名虽自实生，实却自德生。德又当如何理解？依据《管子》的看法，德者，得也，得道之精、化育万物，能体现道的，就称为德。理也者，明分以谕义，虚心循理[9]，方可做出适宜的行为与制度。若对应后句所言，因为何意？无益无损也（《心术上》），简言之，无增无减就是因循。〔清〕洪颐煊解曰：修当为循，循，因也；因名责实，察言观效[10]，这是强调其察言观效的功能性。根据事物的形态，给予相应的名称，这就是因循之术；而因循之术，为的是保证名与实，不管在内涵、或外延上均有一致性。此即，名不得过实，实亦不得过名，否则名与实不相符应，便成了乱之源。

    由此务实主义的观点出发，《管子》继而对群臣才智功勋之一致性，做了一番察考。其云：

    明主之择贤人也，言勇者试之以军，言智者试之以官，试于军而有功者， 则举之，试于官而事治者则用之；故以战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职之治定愚智。明主之治也，审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于法则行，不合于法则止；功充其言则赏，不充其言则诛；故言智能者，必有见功而后举之；言恶败者，必有见过而后废之。（《明法解》）

    对于德是否当其位、功是否当其禄、能是否当其官的国家治乱之源[11]，必以度量案之，合于法则行，不合于法则止。亦即功效符合所言，则赏；不符所言，则诛；全体遵行律法，则刑省治寡（《立政》）。显然，《管子》极为重视明察及实践效果，这种以法度择贤的法治精神，自然跟按实而定名的务实之认识论是相互关联的。在政治上，也无疑是较为公平开明且进步的战略思考。

(二) 鸟飞准绳

    《管子》还认为，对人们的言行和实际的价值效益，应该将察考放在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的视角上，他反对不知物之各有所长所短也，而责必备的求全责备态度，能如此，则可事无不成，而功无不立（《形势解》）其云：

    鸟飞准绳，此言大人之义也。夫鸟之飞也，必还山集谷；不还山则困，

    不集谷则死。山与谷之处也，不必正直，而还山集谷，曲则曲矣，而名绳

    焉。以为鸟起于北，意南而至于南。起于南，意北而 至于北。苟大意得，

    不以小缺为伤。故圣人美而着之，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绳。万家之都

    ，不可平以准。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帝[12]，常义立之谓贤。（《宙合》）

这是指说：懂得权变又能掌握义理[13]规律的人，常是能够与时变、与俗化的圣之时者，所谓“鸟飞准绳，曲以为直，权而合道[14]。因为他们能掌握大方向，不拘于小节，故能应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心术下》），此亦为圣人之道。反之，若守常违变，不知变通，道必颠踬也。

    显然，鸟飞准绳是想指出事物运动的曲折和规律，原本有其同一性。用于政治战略的施行，即应循理为经，以变为纬。所谓厌宜乘势，事之利得也，计议因权，事之囿大也（《轻重甲》），明者察于事，故不官于物，而旁通于道（《宙合》），也就是治政的道德原则不仅要经，也要懂得权，以明察于事的智慧，从纷杂的事物中抽象出普遍规律，再以此客观规律为根据，感而后应，因时制宜，从权计划，进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用于人事方面，自是苟大意得，不以小缺为伤、义立之谓贤。换言之，为了使国家长治久安得以延续，必须备长在乎任贤（《版法解》）。选贤任能，培养在政治上、军事上的贤才之士，这是政治战略中不可忽视的一环。选贤[15是手段，任能才是目的，而最终目标就在为天下致利除害也（《明法解》）。其云：

 其选贤遂材也。举德以就列，不类无德。举能以就官，不类无能。以德弇  

 劳，不以伤年。（《〈君臣下》）

    所谓不以伤年，尹知章注：茍有德，虽年未至，而亦将用之，不以年少为之伤也。[16]这是反对传统的论资排辈。然就德与能言，则更重以德举才。吾人从《管子·小匡》中便可见出端倪：于子之乡，有不慈孝于父母，不长弟于乡里，骄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下比，其罪五。他相信，唯有德能兼备之士，才能真正做到据法不阿的境地。

    此等用人的考量及制度，一方面，有助于政治乱象的减少，另一方面又可兼顾行政官员奋发向上的生机。如此施行下去，整个国家发展就在法制的基础上，循序渐进，人们彼此间恪遵礼节，各守本分；同时，又有使每个人粹励向上的动力，国家自然富足康乐。

三、法的角色

(一)教训成俗

    前已提及法制严明的劝善职能；尚有法治入于礼的劝善职能这一项。

    事实上，即便物质条件丰厚，亦不足以保证人们会自觉地遵守法制；所以国家还必须透过教育，使人民了解法制的意义。让人们了解生存视域中人的生活和社会性，都与法制具有内在的关联，并应切实遵行。其有云：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

    （《权修》）

     《管子》于此，不只是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且教民的目的，是为了化邪行于未萌，以见法的预防功能。既然法秩序，是禁邪行于民之既发，则见其事后之强制力。故教育的根本目的，就在明确法令，使民兴善。说到底，就是希望生命有一合理的安顿。而实质作用，便是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士无邪行，教也。女无淫事，训也。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权修》），《管子》把教训成俗当成是省刑罚的根本之道。由此，其所树立的法文化观，诚然是巩固法治建设最不可忽略的一环。

    至于俗，要如何形成呢？

    根据《说文解字》：俗，习也，习，数正也。此指小鸟多次学飞之谓。亦即经过反覆地学习、试练，产生惯性，习惯方能成自然。可见，俗之形成亦非易事[17]。《管子》言俗，谓：未之令而为，未之使而往，上不加勉，而民自尽竭，俗之所期也。（《立政》），尹知章注：君既尽心于俗，所以能期于心也。[18]，因此吾人得知，教训以成俗的真正用心处，其实就在潜移默化的导正社会风气。其云：

     教训习俗者众，则君民化变而不自知也。是故明君在上位，刑省罚寡，非可刑而不刑，非可罪而不罪也。明君者，闭其门，塞其涂，弇其迹，使民毋由接于淫非之地。是以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罚寡而民以治矣。（《八观》）

    这种以厚爱利，足以亲之。明智礼，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审度量以闲之。乡置师以说道之，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故百姓皆说为善（《权修》）的觇国[19]之术，暴乱之行自然无由至矣。因为人民已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教导，从而见善从之，闻义则服。温柔孝弟，毋骄恃力。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20]此乃立政所期之理想境界。

(二)礼治与法治

    显然，教训成俗表达了《管子》礼法并用战略的逻辑一致性及意念的完整性。何以如此？知识要有力量，必须通过实践，当人类直指本心，说我愿意行善避恶时，自然会启动内在的良知，从善如流。

    《管子》从对人性的观察，建立起人性的结构，即：人性总是以趋利避害为行事的指导原则[21]。在上位者如何导正，以减缓人世间的对峙与摩擦，进而达到化互害为互利，化冲突为和谐的理想社会，着实是一大工程。除推动礼、义、廉、耻四维纲目，作为教育重整的重要指标。儒家所讲求的人际关系以恕道为本，强调用恭慎诚敬[22的自觉自持态度，尊尊亲亲及孝悌[23忠信，皆被《管子》所再三强调。并藉由废私(利)立公(公义)的共识，进退、取予、得失之间，找到中正之道的平衡点。其曰德者，先之之谓也（《枢言》），一个人立身处世，若是能秉持非其所欲，勿施于人（《小问》）的恕道精神，克制自身，遵循仪法（《禁藏》），并且在言行上恪守思中以为纪（《弟子职》）的中庸之道、人伦之道，便能使情与欲保持适当，防止过与不及；此正是立身于中，养有节（《禁藏》），非吾仪虽利不为，非吾常虽利不行，非吾道虽利不取（《白心》）之谓。

    至于法者，天下之程序也，万事之仪表也（《明法解》），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悬命也（《禁藏》）。法既然是执政者用来为天下人消解及调和一切冲突的最高准则，因此在公平原则下，上至下无一不从法。若国无法，则众不知所为，无度则事无仪。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则治辟。治辟[24]则国乱（《版法解》）。如果法立之于朝廷，上下均视若无物，将无法禁绝祸乱，君主也无法位尊而身安了。故曰：法者，天下之主道也，圣君之宝用也。（《任法》）

    管书中多处向执政者提出德教为本的忠告，如爱施之德，虽行而无私，内行不修，则不能朝远方之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义，饰父子兄弟夫妻之义，饰男女之别，别疏数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礼义章明，如此，则近者亲之，远者归之（《版法解》），若是：君不高仁，则国不相被，君不高慈孝，则民简其亲而轻过，此乱之至也。（《山权数》）可见，《管子》教立化民的主张，必须是由在上位者导民以德，人民养其德于下，上下皆以道德为本，以礼义为先，社会上自然形成一股纯厚风气，这便是《管子》所欲看到礼法并用的效果。易言之，《管子》法治国家的理想，着实是建基于彻头彻尾地国民道德建设，并以建立里仁为美为未来图象。

四、结语

    综合上述，《管子》的政治战略为礼法并用思想。礼，影响人内在的道德质量，所以是禁患于未然。法则是存亡治乱的根源，具有强制性，自然对巩固国家，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起着重要的作用。

    《管子》以其政治家的身分，在开展天地有道，人间有德的存有情境时，仍先思考内圣的可能性，并透过这个极明确的方向，开出外王事业。对建立公义社会及一统齐国之霸业，起着关键性作用。可以看出，《管子》经由对仁义礼法的疏解，建构了属于它的文化政策，并取得了主体性发展空间，完成由政治人过渡到文化人的理想。实值得吾人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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