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44期 管学治国理政智慧及对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历史借鉴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2/10/28 16:23:03
第十一届全国管子学术研讨会论文
管学治国理政智慧及对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历史借鉴
程必定
【提要】管学有博大的治国理政智慧,对如今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可提供宝贵的历史借鉴。如其以民为本的原始朴素政治经济学思想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顺应自然天道政治哲理的改革思想对于全面深化改革,其良法善治的社会管理思想对于全面依法治国,其德正官治思想对于全面从严治党,都从不同层面提供了很多历史借鉴,值得弘扬与传承。
【关键词】管学 治国理政 四个全面 历史借鉴
《管子》书出齐国, 与齐国历史上的两次霸业赫然功成有关,第一次是春秋前期管仲辅助齐桓公的九合诸候、一匡天下﹙公元前685--643﹚,第二次是战国中期威王、宣王的变法图强、再成霸业﹙公元前365--301﹚。全书现存的76章, 虽然有很多是出于威宣时代稷下学宫学者的手笔,但记述的都是管仲治国理政的系统主张和重要史典,所以书名《管子》。自西汉刘向校编成书而流传以来,历代都有学者大家考证是否为管仲所著,或者管仲所著几何。我认为,从现在的眼光看,这己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经过历代学者大家不间断的考证与评价,已形成了一门无比珍贵的管学；中国特色博大精深的资政科学,不仅倍受历代治国辅政者的注重,对当代治国理政也有重要的启迪意义。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接过历史的接力棒,为引领中华民族复兴作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管学的研究者,也应注重中从管学治国理政智慧中,为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炼出宝贵的历史借鉴,古为今用, 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以民为本的原始朴素政治经济学思想
及其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借鉴
政治经济学是以一定的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内中的政治源于希腊文,含有社会、国家、城市、大众等多种现象。世界上第一次使用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是,法国重商主义者A·蒙克莱田于1615年出版的《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17世界中叶以后,出现了以亚当·斯密和D·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 1775年,卢俊为法国《百科全书》写了政治经济学条目,是法国为政治经济学产源地的标志。1867年7月25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在伦敦出版,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其副标,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实验场,剖析了社会生产关系和再生产中人和人的关系,人被放到中心位置,《资本论》就是透过资本这个绕不过的面纱,深刻地揭示人和人的关系,从而预见资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到来的社会发展规律。而在2600多年前中国春秋前期的管仲,在齐国为相40年对王国经济发展的决策,以及稷下学宫学者编汇在《管子》一书中所有与经济有关的篇章,也都注意到经济发展中的人和人的关系,含有大量的以民为本的朴素政治经济学思想,值得深析,虽然其方法早己成为历史,但其内含的智慧,也可为当今发展经济提供有价值的历史借鉴。
管学体现在历史巨著《管子》中以民为本的朴素政治经济学思想内容非常丰富,最重要的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民本经济思想。如开篇《牧民》﹙以下凡引自《管子》的,只注篇名﹚就明确指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将民心的向背作为国家兴衰的直接原因,而最得民心的当然是使民众富起来,如在《治国》篇就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也。如何才能富民呢?当然是发展经济,在那个时代当然是发展农业,但重本不抑末，同时也积极发展手工业、商业、服务业、对外贸易等实业,使民有经产﹙《重令》﹚,实业富民。怎样才能使民有经产呢?管仲的政策是鼓励农业开垦荒地, 抓紧农时,努力生五谷,即畜长树艺,务时殖谷,力农垦草﹙见《重令》﹚。显然, 民众有了稳定的私人产业,国家就有可靠的税赋,从而能强大起来,走的是实业富民的强国道路。
第二,轻重度物的原始价值规律。价值规律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来的, 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商品生产与交换的经济规律,即商品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间决定的, 商品按照价值等量的原则进行交换,商品交换中的商品价格是其价值表现形式,并以价值为中心上下浮动。但在2600多年前,管仲不可能看到商品的价值,但却看到了商品价格的变动规律,并以轻重度物的视角调控市场价格的波动,是极其超前的。如《管子》就有15篇阐述轻重的文章,可称之为是轻重度物的原始价值规律。管仲对市场上商品价格变动的调控办法,最重要的是平准,即政府对粮食等关乎国计民生的商品,在价格高时抛售、在价格低时购买,以平抑物价,打击囤商、保护百姓。在《国策》篇中,管仲对此作了阐释,并设了平准令,作为专司平准的政府机构。强调政府通于轻重、及时调控,这与当代经济学所说的市场是看不见手的调节、政府是看得不见手的调节如同一说。早在2600多年前的奴隶社会末期, 管仲能以轻重度物的原始价值规律实施政府对市场价格的调控, 是非常难得的, 齐国的民富国强也就是必然的了.。
第三,重视发展国有经济。齐国近海,自然资源丰富,为使齐国尽快富强, 管仲主张由国家开发这些自然资源,增加政府财富,按现在的话说,就是重视发展国有经济。在《管子》中, 《海王》、《山国轨》两篇就专门强调了这个问题,并提出了发展国有经济的理由和办法。如《山国轨》鲜明地提出了官天财的政策,轨守其时,有官天财,何求于民？意即国家利用自然资源优势发展官办经济,增加官府收入,就不要求于老百姓了,于官于民皆利,为发展国有经济提出了充分理由。在管仲相齐初期, 齐国的手工业、盐铁业全由官办,以后有的允许民办,但仍实行国家专卖政策,盐铁之策,足以立轨官﹙见《山国轨》﹚,设立了盐铁专卖的政府机构。可以说,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调发展国有经济的大政治家,如今有人说,管仲是中国发展国有经济的鼻祖,这话也不为过。
以上三个方面表明,管学以民为本发展经济,己具有原始的朴素政治经济学思想,虽然是2600年的遥远故事,其原始朴素政治经济学方法与政策早已过时,但所作体现的治国富民理财智慧,至今仍有历史借鉴意义,特别是对如今贯彻落实党中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布局,更具有直接的借鉴价值。比如,借鉴管学的民本经济思想的智慧,应毫不动摇地坚持发展民营经济的国家方略,更加积极地鼓励和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又比如,借鉴管学对原始价值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智慧, 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形势下,应特别注重完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调节作用,又要科学地发展挥政府的应有作用,保障中国经济发展的健康运行;再比如,借鉴管学重视发展国有经济的智慧,继续办好国有企业,经营好国有资产,提升国有经济的运行效率,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强大的国有经济支撑。
二、顺应自然天道政治哲理的改革思想
及其对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借鉴
综览《管子》的有关篇章可以发现,管仲是以顺应自然天道的政治哲理辅助齐桓公治国的,并且也为后来的威王、宣王所遵循,齐国才有变法图强、二次称霸。如《世言》明确指出:圣王者,明于治乱之道,以道作为治国的政治哲理。是什么道呢?《形势》章对此作了解释: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虽立不安。其道既得,莫知其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泽之。藏之无形,天之道也,显然, 管仲说的道，是天之道,即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是中国古代的自然天道观,也是朴素的唯物论,在当时也是先进的无神论,后来老子提出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见《老子》第二十五章﹚,是与其一脉相承的。战国中期的齐威王、齐宣王宣王也秉承了这种自然天道观,与管仲辅助的齐恒公一样,以顺应自然天道的政治哲理治国理政,所以,齐国又再次实现了霸业。
确立了顺应自然天道的政治哲理,管仲认为,治国理政要与时变,与俗化，随时而变, 因俗而动﹙《正世:》﹚,那就要改革,不仅有了改革的依据,而且也明确了改革的对象,亦即那些不符合自然天道的东西都在改革之列,以保证国家的发展能适应自然天道即时代的变化﹙随时而变﹚,政府的政策要根据民众的要求而改动﹙因俗而动﹚,不仅在观念上冲破了奴隶制度旧牢笼的约束缚,也为改革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史称管仲任齐相执政后,料事务,观民俗，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之﹙见《国语·齐语》﹚。显然, 顺应自然天道的政治哲理成为改革的指导思想,顺应新兴地主阶级的诉求成为改革的基本原则, 宽容与扶持新生事物的发展成为改革的重要任务。在这些方面统一了思想认识, 形成了共识,改革就会顺利推进。
因为自然天道的涵盖面很广,顺应自然天道的改革面也同样很广,可以说是要全面改革。从《管子》有关篇章所记载的事例来看,改革大体涉及到国家政治体制、行政管理体制、官员任用制度、土地制度、税赋制度、盐铁专卖制度、贸易制度和军事制度等广泛领域。如在国家政治体制上,改革了君王大权独揽的独裁体制,建立了君王制下的相国负责制,相国管官员,形成了道德出于君,制令传于相,事业程于官的国家政治体制﹙见《君臣上》﹚,开创了中国封建王朝丞相制的先行,对后世具有重大影响;又如在行政管理体制上,实行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定居的行政改革﹙见《小匡》﹚;在经济制度上,实行轻徭滅税、向民让利的财政制度改革、平准制重大体制改革;在军事制度上,推行作内政而寄军令的寓兵于民的军事制度改革;官员任用制度上,实行任贤使能、赏善罚罪的用人制度改革,等等,可以说是一场全面改革,并都取得了成功,大大加快了齐国走向富强的步伐。
2000多年来,历代中央政府主动发起改革的不少,但成功的改革并不多,而管仲顺应自然天道政治哲理的全面改革是最成功的一例,其改革的内容早己成为历史,但其全面改革的智慧,对当今我国的全面深化改革也具有历史借鉴意义。
首先,改革要有科学理念的引导,而这种理念是统一思想的基础,也决定了改革的目标,是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基本保障。如管仲是以顺应自然天道的政治哲理为改革理念的,在那时的情况下,这种理念易于统一统治集团对改革的思想认识,也易于对改革目标形成共识, 改革才会顺利推进。同样的道理,如今我们要全面深化改革,就要坚定改革的方向,即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不走老路,更不走邪路, 就要明确改革的目标,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形成科学的改革理念,引导改革的深进。
其次,改革不只能停留在某个领域,而要从治国理政的全局高度全面推进,才能实现改革的目标,即不谋全局,不足谋一域。如管仲就从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广泛领域全面推进齐国的改革,治国理政体系可谓焕然一新,收到了民富国强的效果,才有能力九合诸候、一匡天下。同样的道理,如今我们的改革己经是提升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就不是改革初期那样只着重于经济领域的改革,而要扩展到政治、社会、文化、军事、生态环境等广泛领域,是空前的全面改革,在一揽子的顶层设计的系统安排下,各领域的改革渐次展开,各项改革协同推进,在新的社会发展时代,就会显著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三,改革的面展开了,改革的度也要深化,那就要以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作为突破口,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点上聚焦发力,最大程度地释放改革红利。虽然我们无从考察管仲在齐国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广泛领域推进的全面改革抓了那些关键点,但肯定会有关键点,并且是逐步深进、渐次展开的,而如今我们的改革比2600多年前管仲领导的齐国改革更要庞大、更为复杂,就更需要针对当今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时代特征,直面改革深水区和既得利益者们的固化藩篱,突出改革重点,冲破改革障碍,化解改革难题,拓展改革深度,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路可走的条件下,强化改革的执行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所说的:千条万条,不落实就是白条, 强化改革的执行力就是落实改革任务,特别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任务,确保全面深化改革的顺利推进。
三、良法善治的社会管理思想及其对全面依法治国的历史借鉴
治国理政的基础是对社会的有效管理,一个治国理政好的国家,对社会的管理一定是善治,而对社会的善治一定有良法。历史表明, 良法善治既反映一个国家的社会文明程度,更是一个国家治国理政的社会基础。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鲜明地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在党的文件上第一次提出良法和善治的概念。中华民族向来是尊良法、重善治的民族,但真正有良法、施善治的时期并不多,而管仲在相齐时期却注重定良法、施善治, 至今仍有当代价值,尤其是对如今我国正在推进的全面依法治国,也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仔细研究《管子》中专讲或涉及到法治的篇章发现,管仲定良法、施善治有三个重要特征,至后仍有历史借鉴意:
一是以道为纲,法度统一。管仲定良法是遵循立法规律的,他遵循的立法规律是道，这也是前面提到的自然天道在社会管理领域的运用。如管仲强调:宪律制度必法道,号令必著明,赏罚必信,此正民之经也﹙见《法法》﹚,他所说的法道，是从国家最高利益出发的治国之道,是立法的基本规律。显然,在以道为纲、国家利益至上的基础上立法, 可以纲举目张，所制定的一系列具体法律法令就能做到法度统一,成为正民之经。这样,立法有道了,就能既能保障出法皆良法,又能保障法度的统一,形成法度统一的国家法律体系,从而可以实现对社会的善治。
二是君臣从法,令顺民心。所谓君臣从法,即虽然从国家的最高利益制定法律法令,君主与大臣们都要执行, 而不把法律法令专对着百姓。如《任法》指出:万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动，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这样,有道之君,行法修制,民服也﹙见《法法》﹚,人民也会服法了。所谓令顺民心,即国家的法令要顺应民心, 人民才会服从。如《牧民》就明确指出: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令顺民心则令威行，把顺应民心作为立法的出发点,以人心向背作为立法的原则。这样,君臣从法,令顺民心,就能实现对社会的善治,符合国家的最高利益。
三是先德后刑, 价值导向。良法下的善治不仅是以法治国,而且也要以德治国。通览《管子》发现,管仲虽然突法治,但并未忽视德治,对德治还有一番更深的理解,那就是秉时养人,先德后刑﹙《势》﹚。为什么要先德后刑呢? 管仲解释为:刑以弊之,政以命之,法以遏之,德以养之,道以时之﹙《正世》﹚,意即与刑、政、法、道的作用相比,德的作用是养,而致德,其民和平以静，养之以化其恶 ﹙《正世》﹚,社会就好管理了。而什么样的德才可以养民呢? 管仲提出了四维六兴的价值导向主张。所谓四维即礼、义、廉、耻,是维系国家兴亡的支柱﹙《牧民》﹚;所谓六兴，是从道德角度提倡兴办的六件事, 即辟田畴.制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墻屋，此谓厚其生,凡此六者,德之兴也﹙《五辅》﹚,意即这六兴可以搞好人民的生活,德自然就会在民众中兴旺起来,正所谓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牧民》﹚,说明管仲不是说教式的空谈价值导向,而是从物质层面去推进价值导向,这样的价值导向就能被人们和社会普遍接受,善治就会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良法与善治就相统一, 国家才能治理好而强大起来。
管仲定良法、施善治及其三个重要特征,对如今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仍有重要的历史借鉴价值。
首先, 推行全面依法治国,首先要有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而所有的法律法规,都既要符合国家的利益,又要确保社会各阶层民众的权益,亦即都是良法,依良法治国,就能实现全社会的善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鲜明地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在党的文件上第一次提出良法和善治的概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律体系己初步建立起来,但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 我国的法律体系还需要完善,而完善的目标应该是定良法,完善的目的应该是施善治。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从制度保证了我国是出良法、施善治的国家,但如何执行好良法, 施行好善治,仍然是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
其次,法治和德治都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也提出,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重温管仲先德后刑、法德兼及的思想,对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的这一精神也是十分有益的。
第三,实现社会的善治, 德治是十分重要的,而实施德治需要全社会有正确的价值导向,人人都把讲法、守法作为思想与行为的理念,这就需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人都要自觉地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表述充分体现了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说明我国传统优秀文化对德治具有滋养人心的巨大作用。不仅中华民族重视自已的传统优秀文化,连许多外国都高度评价中国的传统优秀文化,但是,中国许多人却把自已民族的传统优秀文化渐渐丢弃了,以至社会治理出现了许多问题。今年2月,美国著名智库发表了一份称之为史诗级的中国研究报告,数列了一大堆令人担忧的中国现状问题,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破坏和逐渐衰落,大多数中国人、包括受过教育的人,都徘徊在精神和内心世界路口是中国现状令人担忧的重要原因﹙引《中外管理》杂志,2016,2,13﹚,这个警告应引起我们的重视,把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作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系统工程中,在依法治国中实现对社会的善治。
四、德正官治思想及其对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借鉴
国家之官坏国家之事这是明末起义军领袖李自成对当时官吏政治作出的震耳发缋的评价,可见,吏治对国家兴衰具有何等重要的作用。管仲在相齐40年间,也特别重视吏治,在《管子》一书中,涉及吏治的篇章很多,统览这些论述,可用德正官治四字概括之。
德正官治是在《君臣上》篇提出的:主身者,正德之本也,身立而民化, 德正而官治。管仲为什么强调德正而官治呢?《正》章中对此作了解释,即德以养之。原文是:治理国家刑以弊之,政以命之,法以遏之,德以养之,道以时之,与刑、政、法、道的作用相比,德的作用是养,因为对百姓而言,致德,其民和平以静、养之以化其恶，对官员而言,爱民无私而曰德。爱民要突出对民众的教化,因为教可立而化可成也﹙《正世》﹚,这样, 民众教化了,国家就可以成功治理了。从《管子》的有关篇章还可以看出,对德正官治的实施还突出了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在官员的选拔任用上突出以德为先。管仲在齐任相时, 以三本作为选拔官员的原则, 三本为：一曰德必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必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原也；以四务作为任用官员的原则, 四务为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二曰见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三曰罚避亲贵,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农事﹚,不可以都邑,此四务者,安危之本也 ﹙见《立政》﹚。选拔上的三本也好, 任用上的四务也好,都把德放在第一位,在官员选拔上突出以德为先。
第二个重点是,对官员行使权力的要求突出礼义廉耻。官员有权力,他们应该如何行使权力呢? 《管子》书中专有《修权》章对此作了具体回答。所谓修权,即修重权力,是对官员行使权力的要求。该章是这样说的: 官员欲民之有礼,则小礼不可不谨，欲民之有义,则小义不可不行,欲民之有廉,则小廉不可不修,欲民之有耻,则小耻不可不饰。意即官员行使权力不仅要讲礼义廉耻,而且还要从小处着手,不能放过小礼、小义、小廉、小耻。礼义廉耻即是德,对官员向老百姓行使权力提出如此要求,正是德正官的具体体现。
《管子》中的德正官治思想及其在实施中所突出的两个重点, 对当今仍有很大的启迪意义,特别是对全面从严治党,更有积极的历史借鉴价值。
首先,借鉴《管子》德正官治思想的历史经验,全面从严治党应从严树德, 对党员以德自我导向、自我约束。对共产党员而言,其德不仅是对普通人讲的那些德,如家庭道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而是高于对普通人所要求的那些德,那就是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党员姓党，当然应有这样的理想、信念,对共产党的宗旨有坚强的自信。共产党员有了这样的自信,无论是从事什么职业,也无论是处于什么职位,都会兢兢业业、忘我工作,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力量会从心灵驱除不良欲望,在行动上自觉遵循道德规范。如果共产党员都能做到这些,以这样的德自我导向、自我约束,就能从思想上做到德正官治,从根本上做到从严治党。然而,现实生活中却不是这样,因为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离共产主义社会还很遥远,一些人就认为共产主义信仰可以不讲了,一些党员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甚至忘记了共产党的理想、信念,有的已经不相信共产党所追求的目标了,如有一些领导干部不信共产主义而信鬼神,经常求神拜佛,他们的子女也不信自已的国家而信西方发达国家,以子女能在国外工作为荣,这样下去,共产党还能治吗?所以,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全党要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现在又强调党员要学党章,就是要以党的宗旨和信仰从严树德,正本清源、固根守魂,共产党员就有底气在世俗中以这样的德自我导向、自我约束,就会从根本上实现全面从严治党。
其次,在全党从严树德应有制度保证,将党员的以德自我导向、自我约束纳入制度轨道。把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作为共产党员的德正要求,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还是观念层面的东西,如何将此落实到每个共产党的行动上,特别是落实到在实权岗位上的共产党员和领导岗位上的共产党员,真正实现官治,没有严格的制度是不行的。所以,针对许多方面没有制度、有了制度也不完善的问题,党中央早就制定了反腐倡廉和预防腐败的有关制度,人大与政府部门也在反腐倡廉方面加强了法律与政规建设, 用制度加强对干部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 用制度治党、治官、管权, 用制度来净化政治生态,努力形成不敢腐败的惩戒机制、不能腐败的防范机制、不易腐败的保障机制, 加上又有以德自我导向、自我约束的自律机制,就能营造廉洁从政的良好环境。人不行规矩则废,党不行规矩则乱,而规矩使风清, 风清则行准; 规矩使德正, 德正则官治。这样,严格而完善的制度为全党从严树德提供了保证,而从严树德又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保证。
第三,从严树德的制度保证不能漠视小事。常言道,小不治而出大乱,全面从严治党更是如此。管子治官就注意到从小处着手,小礼、小义、小廉、小耻都不放过,如今我们全面从严治党,就更不能漠视小事、放过小事了。如吃喝玩乐看起来是小事,但发生党员身上、特别是发生党员领导干部身上,就不是小事。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不到一个月, 党中央就制定出台了八项规定,这八项规定在那时看起来都是小事,但却是关系到党的作风这样的大事,党中央严抓不怠,并且向基层延伸;2013年6月,又以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这些看起来是小事为总抓手,在全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严格整治四风&,党和人民群众被隔开的无形的墙很快被折除了; 2014年3月后又立足于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三严三实从严治党,党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很快得到了恢复。可见, 从严治党以树德为要,严以制度从小事抓起,也可从管子德正官治思想中得到有益的历史启示。
主要参考文献
胡家聪著:《管子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姜涛编著:《管子新注》,齐魯书社,2009年。
人民日报社评论部:《四个全面学习读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
﹙作者简介：程必定，安徽省管子研究会会长、安徽省政府参事、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