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0/4/16 15:40:02
论管子商政改革与内外贸易布局
周怀宇
内容提要 管子相齐,继承齐国商业兴邦的传统优势,确立发展商业的战略思想,调节政商关系,制定工商新政策,提升工商之民的社会地位,建置稳定的工商业区和各级市场,构建新的货币体系,满足工商交易;对外加强诸侯国外交与商业贸易,举全国之力,向外派遣八千官员兼商贸使者,分赴各诸侯国,扩大诸侯国之间商业贸易;制定奖励商贾政策,鼓励各诸侯国商贾通商齐国,不仅促进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也大大提升了齐国地位。
关键词 管子 商业 四民 聚 石民
管子相齐42年,为振兴社会经济作出了很多努力。发展工商业是其振兴经济的重大战略之一。管子发展工商经济,既有思想认识和理论阐述,又有顶层战略设计,制定了很多前所未有工商政策。推动内外贸易风生水起。
对内培育专门工商区,扶持工商队伍,建置市场,补充新货币,扩充货币流通量,引导多层次消费,尊重和奖励工商优秀人才。
对外贸易,重在扩大诸侯国之间互惠互利的商业贸易,制定优惠政策,安定外来商贾,广泛派遣外交官员考察各国市场,增强贸易。
在一系列工商新政刺激下,齐国工商业迅速繁荣兴盛。这一靓丽的商业历史,很值得总结。
管子佐政,鲜明提出发展工商的思想主张,阐述了为什么兴商,如何兴商,以及如何调节政商之间关系等,形成十分鲜活的思想理论,支配了齐国工商事业如火如荼发展,也留下了可供借鉴的精神遗产。
管仲认为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是故万乘之国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有千金之贾。(《国蓄》)管仲这一精辟见解,显示了三层逻辑含义。
其一,治理国家,必须懂得经济(当时曰轻重)和懂得发展经济,增值财富。社会经济发展了,改善民生。才能够为笼以守民,安定百姓,稳定社会。
其二,应该懂得调通,即制定经济政策,解决国计民生和社会经济的重大问题,才能够达到大治之制。
其三,国家不能没有商业,而且需要相适应的商业,万乘之国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有千金之贾”,促进社会发展。
管仲这一系列思想主张,是适应汹涌而来的商业发展大潮而选择的政治态度。各个诸侯国已经出现规模较大的商贾,即万金、千金之贾,各国商贾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历史发展进程中与之俱来的社会现象。开明的政治家应该正确认识和接受这个历史事实。
《管子·轻重甲》记载,管子曰: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干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非君之所赖也,君之所与。这里揭示了两层意义:
其一,国与贾之间的关系,国家需要相应的商业规模,大约是万乘与万金相匹配,以此类推,提出了国力对商业需求的比例关系。不过,管子所说的政商比例,是一个历史的概念,离不开那个时代。但是,任何时代都应该确立相适应商政匹配,这是管子留给历史的智慧。
其二,国与贾之间,前者支配后者。商业的兴衰,在于国家调控,商贾的钱财乃君之所与,即国家为商贾创造了发财机会。阐明这一道理,具有实践意义:要牢牢控制国家权柄,商贾是国之利器,国家的工具,他们缴税纳赋,不是养活国家,而是国家养活他们,商贾是依赖国家才能够赚到钱财。
商政分离,即商人不为官,商贾不参政。尤其不任用商人为高级官员,并且对商民中的富商大贾实施监督。《管子》论述了三条理由:
其一,一旦商贾在朝,则货财上流,货财上流,赏罚不信(《权修》),国家的政治号令就降低威信。
其二,金玉货财商贾之人,不论志行而有爵禄也,则上令轻,法制毁。简言之,商贾没有品行,凭钱财买官,而又不按照法令制度治事,结果是法制毁。
其三,权重之人,不论才能而得尊位,则民倍(背弃)本行而求外势,高官尊位如果被商贾买到手,大家都来效仿,社会风气就会变坏而削弱国力。(《八观》)
毋庸讳言,《管子》兴商思想是有原则有条件的。官商分离,既保护国家政治不受侵害,也防止官员腐败,也保护商贾免遭品行不端的官员欺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不仅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也具有实践意义,断绝了官商勾结之路,以防有人利用财力颠覆政权。
工商业发展,出现一些巨商大贾乃至跨国商贾,他们研究政策,利用薄弱环节,或者不完善之处,设置商业圈套,侵吞国家或者民众利益。例如税收,籍取以正,即按照户籍征税。普通百姓急于缴税而抛售手头物资,商贾压价收购,万物之贾(价),轻去其分,甚至降低一半收购。这些物资低价入于商贾,然后转入市场,商贾渔利丰厚,其获利与国家税收高下,甚至相当于国税总额,这就等于一国二君。
管仲对此保持高度警惕,主张严加监控?首先,要认识到市场是变化的,称之为不衡立,没有平衡不变的市场。其中,有两个不衡立,要严加监控。其一,粮食与其它商品之间的关系不衡立。管子认为:粟重而万物轻,粟轻而万物重,两者不衡立。(《轻重乙》)其二,货币与粮价之间的关系不衡立。管子认为粟重而黄金轻,黄金重而粟轻,两者不衡立。(《国蓄》)管子通过黄金、万物、粮食相互比价的变化,观察市场,维持国家、农夫、百姓、商贾之间的利益,加强市场检测,审其号令,适时颁行商业法令,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加强商贾管制和调控,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管子》中的《轻重》篇,相当于今天的经济学,以学术研究为先,确立商业谋略,不仅显示战略高度,而且密切联系社会实际,捕捉社会信息,立足于商业前沿,制定相适应的商业谋略,为促进商业兴盛、经济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
管子在政治上为工商业民提升地位。《小匡》篇中论述了商业、手工业民众地位,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所谓石民,即是国家基本公民,其身份地位受到法定尊重。石,柱石之义。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按照社会分工划分不同民众成份,社会分工越进步,民众的成份越丰富。执政者依据民众成份的变化,判断国情变化,制定相应的治国方略。《管子》在这方面有足够认识,提出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善分民也。圣人不能分民,则犹百姓也。(《乘马》)这也是管子人口理论的一部分,是中国早期的人口学。管仲相齐,划分工、商之民,视为国家石民,显示了发展工商业的战略思想。这不仅激发工商业者的积极性,也吸引其它诸侯国商贾和手工工匠流入齐国。
《管子·立政·首宪》篇记载,齐国的行政区划设置为6级:乡、州、里、游、什,伍,最基层是什五,按照自然居住户籍多少编制。管子又另外设置了商工之乡,并在《管子·小匡》等篇中,论述了建置工商业区的意义和理由。
首先,工商之民是国之石民,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máng),其事乱。
其次,便于国家工商业管理,便于工商业信息交流,便于执政者监管,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价)。
再次,让工群萃(萃,训为聚集)而州处,商群萃而州处,工商之民相互之间交流经验,相语以事,相示以功,相陈以巧,相高以知事;商贾之间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贾(价),促进工商业繁荣。
第四,有利于业内的技能传承,形成有影响力的名品产业。工商业之民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商之子常为商,工之子常为工,世代相传,为国家保持一定数量的工商业人口。国家有了稳定的工商业队伍,手工业、商业就能够持续兴盛。
管子规划,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商工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小匡》)亦即划分六个商工之乡,作为国家的工商业活动区域。这也可以视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自贸区。
管子围绕市的命题,提出了很丰富的思想。
首先,对于市的功能,有明确的定位,认为“市者,货之准也。(《地政》)《说文》曰:准,平也。核心意义是公平。把市视为货物公平交易的平台。
其次,主张国家应该建置市场,无市则民乏。(《士农工商》)。具体建置市场措施是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五聚命之曰某乡,四乡命之曰方,官制也。《管子·乘马》
再次,提出了一系列培育市的政策措施,其经典之处,在于以市为引擎,激发各种经济活动,促进市场经济繁荣。
培育市场,需要货币储备与流通。《管子·黄金》篇,论述了构建黄金货币为骨干的货币体系,辨于黄金之理,阐述了黄金货币理论。在货币储备方面,增加了货币品种,确定了货币比价,为社会提供了较为先进的金融和手段,引领市场商品经济深化发展。其货币理论阐述和实施,有三个核心问题,具有积极意义。
货币是特殊的商品,为保证市场货币流通,保持市场交易的活跃性,管子建置了货币储备制度,选择黄金为货币主流品种。认为黄金者,用之量也。(《黄金》)所谓用之量,即是以黄金储量多少,测算社会经济计量,黄金的价值标准,成为财政运转的计量标志。这一定位,定格了黄金调控社会经济的功能。确立这一思想之后,复杂问题简单化,辨于黄金之理,则知侈俭;知侈俭,则百用节。这是《管子》构建黄金货币体系的缜密思维。黄金的货币职能充分体现。
商品经济增长,市场活跃,对于货币需求增大。当时开采和冶炼黄金的条件有限,市场黄金流通量明显不足。为了满足市场需求,管子提出了黄金在内的7种货币,作为国家货币储备,借以减轻黄金品种的压力。《管子·山至数》篇记载了这7种货币是:礝碈(读音ruǎn mín,一种美石,类玉)、白金(银)、皮(主要是鹿皮)、黄金、珍珠、曾青(含矿的美石)、玉石,详细论述了七种货币的理由,称之为七策。这七种充当货币的物质,出产量少,具备了储存价值和交换价值,也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可以作为一般商品的等价物。通过这七策,扩充了货币品种和供应量,缓解了商品交流市场需求的压力。
《管子·国蓄》篇,进一步提出了上币、中币、下币三大货币系列。这里上中下三币,非为等级之差,而是币值之别。《管子》制定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的货币政策。在三大货币系列中,通过中币黄金,调节三个系列货币的流通量,所谓善高下中币,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轻重乙》)精辟阐明了中币与上币、下币之间的关系。国家务必妥善掌握黄金价格的高低,作为控制刀布和珠玉的杠杆,保证货币满足市场需要。这样,在原有钱、布、绢等货币的基础上,增加投放上述七种货币,较为稳健地调控三大系列货币之间的量价比,为市场兴盛,为经济繁荣构建了基础。
《管子》依据货币属性,制定货币政策,有两个核心点,即:货币自身价格;货币与商品之间的交换价格。后者即是物价。关于货币自身价格,兼顾市场浮动价格和国家主导价格两大要素,两者之间需要协调。《管子》在《地政》、《山权数》、《黄金》、《士农工商》等篇中,阐述了很多。其基本原则是金价和物价要匹配。金价不能太贱(低),也不能太侈(高),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侈则金贵,金贵则货贱,故伤货。(《黄金》)所以,国家依据社会条件,提出指导价格,是牵住金融的牛鼻子。
黄金和粮食的比价是最重要的比价,黄金一斤,直食八石(《山权数》)。这一比价,奠定了市场各种商品乃至劳动力价格基础。由此派生了市场各种价格;阴山之马,一匹金一斤;(《揆度》)此外,又制定了不同货币比价,一斤黄金,值一万钱。形成了黄金为主要比价的货币政策体系。易于市场交易,易于调控市场。
在商业管理方面,管子十分重视粮价,粮价牵动千家万户,是带动市场物价的牛鼻子。平抑市场物价,加强商业管理。其重要手段就是控制粮食价格。管子控制粮价措施有二。
粟重而万物轻,粟轻而万物重,两者不衡立。(《轻重乙》)管子的措施扶持农业。制定政策粮食收购政策,杀正商贾之利而益农夫之事,则请重粟之价金三百。(《轻重乙》)所谓金三百,即是提高粮价格,每一釜粟,提价3百。籍此稳定农民收益,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若是则田野大辟,而农夫劝其事矣。促进社会生产发展。
管子提供粮价,并没有采取政治上的强制措施,剥夺商贾。而是采取参与市场,提价收购。管子命令政府官员卿、诸侯、大夫、列大夫都要在自己的釆邑建置储粮仓库,提高粮价,收购农民的粮食。规定卿、诸侯藏千钟,令大夫藏五百钟,列大夫藏百钟。此外,富商蓄贾藏五十钟这样在全国范围,粮价得到控制,内可以为国委,外可以益农夫之事。(《轻重乙》)国家粮食充裕,农民也可扩大再生产。
消费领域,《管子》提出了一个独特的命题,主张通于侈靡(《侈靡》)。围绕侈靡这一命题,阐述了侈靡论。施之于实践,引导了少数有钱人的高端消费。通观其论,考察期政策实施,内涵很丰富,有三点精髓,值得深思与借鉴。
时化,就是时尚,时代的崇尚,都具有引领潮流的特征,不能绝对排斥。《管子》精辟提出:兴时化若何?莫善于侈靡。(《侈靡》)他认为侈靡,促进时尚。时尚,是历史的烙印,不能够脱离时代谈时尚。管子时期,社会时尚很多,财富领域,崇尚珠玉、金石、狗马之类,衣食住行方面,崇尚建筑豪华住宅,雕梁画栋,美修其宫室(《山国轨》);追求享乐方面,富人崇尚精美的工艺,如雕卵,在蛋壳上雕画;雕橑,在木柴上雕刻。所有这些社会现象,《管子》视为侈靡。管子治国,崇尚勤俭节约。可是,用经济家的眼光审视,得出另外一个结论,即富者靡之,贫者为之,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其含义是让富人奢侈消费,穷人劳动就业。引领百业振兴,调节社会经济,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精品文化在时尚中推进和发展。管子遵循这一指导思想,制定和推行促进消费的措施,即所谓兴时化。
管子例举殡葬,采取市场政策,不论巨家和小民,所有殡葬之事,都可以用纳税方式,租其山,修其坟。规定:凡是国家管辖的山陵,巨家重葬其亲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亲者服小租;同样的道理,凡是国家管理的土地,巨家美修其宫室者服重租,小家为室庐者服小租。(《山国轨》)也就说富户厚葬者出高价,小户薄葬者出低价;富户盖好房子出高价,贫户盖小房子出低价。富户建筑高档宫室,需要大量土地,需要各种建筑材料,需要各种建筑人力,这标志了富人的高档消费,有很多社会经济附加增长,所谓富者靡之,贫者为之,形成了市场机制。不同的群体,有各种差异性消费,有维持生计的消费,有高档特殊的消费。富人追求时尚的消费,深度促进市场经济流通,带动商品经济活跃。这也就是《管子》侈靡论社会意义。
《管子》基本财政思想,重视发展农业生产。但是,《侈靡》篇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曰:不侈,本事不得立。这是侈靡论的第三个内涵,阐述了本(农业)和末(工商)的内在关系。管子鼓励侈靡消费,促进工商发展,进而促进农业发展。他认为本和末相辅相成,本善而末事起;不侈,本事不得立。(《侈靡》)工商业的兴旺和农业发展,二者之间血肉相连。
长期以来,侈靡论被误解。近代章太炎运用近代经济学的思想,撰论《喻侈靡》,予以肯定。章太炎举例说,《侈靡篇》中雕卵、雕橑之类高档工艺品,也有刺激手工业和非物质文化发展的积极因素。
立足于商品经济的终端环节消费,从经济学角度审视侈靡论,不仅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在经济博弈中,也显示了实践意义和市场的导向性。
管子又充分开拓诸侯国之间贸易市场,制定了一系列诸侯国之间的贸易政策,派遣8千名官员,交往各国,缔结贸易盟约,春秋战国历史上,唯此为盛。不仅促进外贸兴盛,也加深诸侯国之间的友好交往,提升了齐国政治地位。
朝觐,是诸侯朝拜天子制度;聘享,是诸侯互相访问的制度。管子利用这一制度,加强与周天子联系,加强诸侯国互访。访问的主题很多,如丧吊,诞辰,婚姻等;形式也多样,或国君会盟,或派遣使节,或致书札。
管子利用诸侯国相互交流的机会,加强工商业贸易。为此,在外贸事业上重新布局。
首先,重新任用外交大臣,拜贤臣隰朋为行人,主管外交事务,积极通使各诸侯国。打开外贸通道。
其次,派遣曹孙宿等6名重臣,通使6个诸侯国,加强相互往来贸易。曹宿孙出使楚,商容通使宋,季友通使鲁,徐开封通使卫,匽尚通使燕,审友通使晋。
再次,派出游士八千人,遍访各诸侯国。
制定了出使政策,凡齐国使者出访,国家供给车马衣裘,多带物资粮食,多带财币,一方面加强友好交往,一方面通商贸易。《管子·小匡》记载,齐国使节,使命有三:其一,收求天下之贤士,为齐国招聘贤才;其二,鬻之诸侯,加强友好往来与贸易,甚至授权直接换筹,即签约交易;其三,所到之国,需观其上下之所贵好,择其沈乱者而先政之。亦即考察各国国情,为齐国外交和贸易提供情报。
管仲制定了一项招商政策,优待各国商贾:令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轻重乙》)管仲优待各国商贾的政策,发生了积极效应,齐国缺少皮、骨;筋、角、竹箭、羽毛、象牙和皮革等项商品,全部在各国商贾入齐的交易中,得到补充,满足了齐国的需要。
管子针对诸侯国之间出产,选择一些珍贵物资,确立为齐国的货币,藉以增加货币品种,排除商业交往困难,吸引距离较远的吴、越、发、朝鲜、禺氏、昆仑等地物资交易。《管子·轻重甲》记载:吴越不朝(朝拜,喻义交往),珠、象(珍珠和象牙)而以为币乎;发、朝鲜不朝,请文皮毤(音tuo)、服(皮张和皮服)而为币乎;禺氏不朝,请以白璧为币乎;昆仑之虚不朝,请以璆琳、琅玕(良玉美石)为币乎。
吴越位于东南,发、朝鲜位于东北,禺氏、昆仑位于西北,把这些国家出产的珍珠、象牙、豹皮、白璧、璆琳、琅玕等,确定为齐国的货币,这些国家就会来朝,就会和齐国交往了。代国出产白狐,闻说齐国需要狐皮作为货币,代王喜,令民求狐臼之皮以致齐之币。由此沟通了齐代之间贸易。在管子看来,贸易是诸侯国之间交往的媒介,没有贸易往来,就会相互隔绝,造成“物无主,事无接,远近无以相因,则四夷不得而朝矣。建立各诸侯国之间货币兑换,等于建立了通商诸侯国的桥梁,也是联合诸侯国的渠道。
最显著的意义,诸侯国之间调剂余缺、互惠互利;其次,加深友好情谊。
齐国缺少皮、骨、筋、角、竹箭、羽毛、象牙、皮革等物资,管仲推行激励商贾政策、调节货币制度,吸引各国商人辐辏齐国,也把齐国的出产交易到各个诸侯国。
粮食贸易方面,管仲利用平抑粮食价格,促进粮食市场流通,滕、鲁粮食每釜一百钱,管仲提高本国的粮价,每釜一千钱,吸引滕、鲁粮食流入齐国。
管仲调查莱国擅长染色,紫色的绢在莱的价钱一纯只值一锱金子,紫青色的丝绦也是一纯值一锱金子。而在周地则价值十斤黄金。鲁、梁两国生产的“绨”很有质量。于是,管仲在齐国提倡服绨,促进齐国人民购买鲁、梁生产的绨和莱国绢,活跃相互之间的商业贸易(《轻重戊》),也促进了诸侯国的经济发展。
莱、莒盛产柴薪,价格低廉,管仲则购买莱、莒柴薪,在庄山炼铜、铸币,促进莱、莒柴薪交易。(《轻重戊》)
楚国出产野鹿,管仲营建百里鹿苑,派人到楚国购买生鹿,促进两国之间的商业交易。
衡山国的兵器精良,管仲派人到衡山收购兵器,带动燕、代、秦国也相继派人购买衡山国兵器,促进了衡山国的冶铸业。
管仲积极通商诸侯国,客观上为促进政治文化交流和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
管子推动工商业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也非偶然,既有历史原因,也有个人因素,更有齐国社会历史的要求。
齐国位于岱海之间,地员辽阔,相当于今山东半岛三分之二。有山有海,资源富饶。《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
商朝末年,社会政治昏暗,这里的社会经济相对衰落。西周立国。建功于革除商朝弊政的大大小小方国首领以及姬姓氏族的杰出子孙,分封受爵,受命奔赴各个封国,开发本土资源,组织各种社会经济活动,推进社会发展。这一举措,是顺应历史要求的新措施,带来社会历史的重大变化。
姜尚受封为齐,称之为齐太公。姜尚具有文韬武略,受封于齐,本着改革创新的战略思想,在齐国实施一系列新的政治、经济、文化措施,推动齐国社会飞跃发展。尤其是利用本地自然资源,开展商工之业,齐国迅速兴盛。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齐国立国伊始,发展工商事业,不仅振兴齐国社会经济,也成为齐国治国的传家宝,深刻影响齐国发展的历史轨迹。
从姜太公受封齐国,到春秋齐桓公继位,历经四个世纪,历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地社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但是,社会制度没有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而发展,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伤害,社会矛盾加剧。上自王室,下至各诸侯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分裂和武力冲突事件。弑君、弑父、弑兄事件频生。很多贵族成员在社会矛盾中败落,流于普通庶民百姓。管子是其中一员。
管子原为王室后裔,在社会播迁中,流寓淮河之滨颍水一带,安家落户,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称之为颍上人,即今安徽省颍上县。管子家境破落,父亲早逝。齐桓公时期,管子只有母子二人相依为命。为了养活老母,管子一面读书学习,一面营生,自谋生计,供养母亲。
管子自谋生计,第一步即是经商。淮河流域,交通便捷,信息、物流十分活跃。管子与挚友鲍叔牙合夥经商,初试成功,管鲍分金的传说,标志他赢得了经商的第一桶金。
管仲经商的敏锐与才能,被鲍叔牙所钦佩。鲍叔牙聘用管仲参与管理鲍氏家族的事业,也就是担任鲍叔牙家族的大管家,包含鲍氏名下各种经济事业。管仲初次尝试这类管理职务,没有经验,事业没有起色。但是,鲍叔牙没有责怪,相反,更加赏识管仲的才能,二人成为至交。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记载了管子自己讲述的这一段经历和故事。管仲曰:
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史记·管晏列传》)
管仲始困外出经商,以及受聘鲍叔牙当家臣,参与管理鲍叔家业,这实际是管子从事工商业的经历,也可以说,其人生从试水工商业开始。
管仲经商,体验了市场经济,这个阅历成为他执政的宝贵财富。尤其是继承齐国传统,创新工商新路,具有积极意义。
齐桓公在内乱中登上国君之位,亟需稳定政治,发展社会经济,获得稳定的财政收入。
管仲经过鲍叔牙举荐,被齐桓公拜为上卿,成为齐桓公之下,最高职位的执政人。
这一政治背景提示,百业待举,振兴经济,是刻不容缓的事情。管仲执政,在振兴百业的战略中,看中工商业,这是百业之间的血管,疏通血脉,发挥齐国工商事业的传统优势,振兴工商业,带动百业并兴。
管仲执政,构建国内外新型商业模式,既活跃了社会经济,也满足社会需要;既有利于各国之间经济交流,也促进了各诸侯国之间和平交往,减少战争冲突,极大程度改善了社会局势。
管仲相齐四十年,史称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其商业上的远大战略,在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和社会发展方面显示了深谋远虑的战略意义。
管仲的商业谋略,不仅有理论层面的学术成就,也有实践方面的丰硕收获。直到今天,其《轻重》篇为代表的经典著述,仍闪耀着理论光芒,留下了丰厚的商业文化遗产。
(作者简介:周怀宇,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安徽省管子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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