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48期 第十二届全国管子学术研讨会论文综述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2/7/13 17:20:38
第十二届全国管子学术研讨会论文综述
刘国旗 高自立
安徽省管子研究会第十二届全国管子学术研讨会于2017年5月2号-4号在圣贤之乡，休闲天堂，管子故里，安徽颍上隆重举行。本届研讨会的主题是管子治国思想与全面从严治党和管子轻重理论与经济发展新常态。本次研讨会共收录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的论文86篇，现将论文摘要综述如下：
第一单元：管子治国思想与全面从严治党
龚 武的《管子超级权威治齐的成功案例，对超级权威治齐及其对全面从严治党的启示意义》一文指出，管子辅佐齐桓公治理齐国，施展治国智慧，从实践理性出发构建超级权威，然后依靠权威之势，选贤任能，特别是他所倡导的非诚士不得立于朝的以诚为美的治吏之道，化育诚信之风，铸造人格之魂，恪守民本之源，创制度之新，举法治之规，终于实现了齐国做大做强，统领诸侯和共襄周室的远大目标，对今天全面从严治党和社会治理仍不失其重要启示意义。
陈宏光的《管子治国思想与从严治党之借鉴》一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拓创新，不断谋篇布局，努力锻造党的品格，提升党的能力，强化党的担当，立下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军令状。加强党的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提出了全面要求，并作出了明确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全会公报和审议通过的两部党内法规，彰显了从严治党主张，呈现出我们党管党治党新境界。
张鹏的《管子治国思想与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共振和历史呼应》一文认为，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和实践，就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作出新的重大部署，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管子》理论从严格吏治、宏观管理、防微杜渐、励精图治、清正廉洁等等方面的论述对于全面从严治党有着积极的理论启迪。
赵清文的《<管子>道德教化制度化思想及其对党风建设的启示》一文认为，《管子》中所提出的道德教化制度化的思想对于今天的党风廉政建设的借鉴意义，一是在党风建设中要重视思想道德建设与法律制度建设相结合，二是在党风建设中要正确处理社会变革与发扬传统之间的关系。
孙治安的《管子智慧对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借鉴意义》一文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是四个全面战略中最关键性的环节。要切实夯实党建基础就必须汲取《管子》智慧，认真学习《管子》的民本思想、法治思想、四维思想等。党员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做到慎独、慎欲、慎权，在干净的政治环境中干事创业，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取信于民、甘为人民公仆的思想。
何亦邨的《坚中外正，兴利除害〈管子〉治国理政思想对全面从严治党的启示》一文指出，《管子》一书多次提到君主治国应该提倡和应当禁止的做法，尤其是强调了从严治国、从严管理，并以此为核心阐发了许多治国理政的经典思想。《管子》认为，从严治国、从严管理，是面向全国全社会的，核心在于严，主要的手段是治，多管齐下，确保国家稳定，国民富强。我们可以从《管子》的智慧宝库中汲取养分，取其精华，合理运用到全面从严治党的具体实际当中来。
崔佩姮的《〈管子〉民治思想与现实价值》一文认为，《管子》所记内容甚是丰富，既可旁证史料，亦可直接用作思想史研究。其中治民之法相比先秦诸子学说更为精密，实践结果亦卓有成效。《管子》思想渊源，治民之法的独特之处，及其中的法治精神具有一定的治国方法的现代价值。
古周瑜的《〈管子〉礼法并重思想的现实意义以全面从严治党为视域》一文认为，礼法并重是《管子》思想的核心主张，注重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理模式是其重要特点，对于今天推行法制建设和净化社会风气，以及在新形势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严明党的纪律、改进工作作风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何娟的《管子治国思想与治国理政反腐败》一文指出，《管子》全书充满治国智慧，不少篇章对治国理政之道，廉政和法治作了重要阐述，汲取管子治国思想精华，尤其是管子治国思想中的廉与法与当今中国治国理政反腐败、依法治国反腐思路一脉相承。当今中国廉、法、严，坚定不移地反腐败的治国理政方略，赢得了党心民心，为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重要保证。
李建源的《论〈管子〉思想中的礼法关系》一文认为，《管子》的思想融合了诸子百家的众多思想，尤其是在政治思想领域具有较为明显的儒法合流的趋向。《管子》思想中的礼法关系，其实就是如何兼顾以礼治国与以法治国的关系。通过《管子》一书中礼与法范畴的梳理，基本可以看出管子思想中礼法并重，并且具有双向互化的基本特征。
李晴的《管子的法治思想对当代中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启示》一文指出，管子作为著名的政治家，最早提出了依法治国思想，其法治思想涉及到立法、严格公正执法、礼法并重等多方面。在当代中国全面从严治党建设中，管子的法治思想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重视法律，严格公正执法，注意礼法并重的思想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以便更好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刘兆艳《管子治国思想略述》一文指出，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自身成为贤相的代名词，为历代推崇。其治国思想主要保留在《管子》一书中，本文从治士、治商、治军三方面展开论述，阐述《管子》中的一些思想。管仲虽距今已两千多年，但《管子》里面包含的治国思想对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潘如军的《浅谈〈管子〉与习近平总书记治国政策》一文指出，《管子》是中国最经典的古籍之一，在法律、人本、军事、经济、外交、生态等方面都有所论述，其内涵对当今时代而言依旧有很重要的价值。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所形成的治国思想，与《管子》一书所体现的思想有很多相似之处。对《管子》与习近平治国思想进行对比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挖掘《管子》的内在价值，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国家的治国政策。
《任鹏程的《试论管子的重民治国思想》一文阐述了重民是管子治国的核心理念。管子以为，民众是国家的基石和根本，政顺民心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保障。为此，他提出重农的富民之策，德法结合的教化施政方案等等，这些治国方略和举措的纲领性精神便是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
汪锋华的《从〈管子〉的吏治思想看全面从严治党》一文指出，
《管子》一书记载了春秋名相管仲大量的政治、经济、法治、哲学、生态、教育、管理等思想。其中吏治思想是其法治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真解读《管子》的吏治思想，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深化对我们今天全面治党的治国方略的认识和实践，有助于理解和把握全面从严治党的内涵与关键。
王娟的《管子治国思想的当代回响》一文指出，管子是我国历史上优秀的思想家、政治家，改革家。他提出依法治国理念，这一理念与当代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理论观念不谋而合。本文探讨了管子其人及其治国思想，阐述了管子治国思想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面从严治党理念的潜在联系，提出管子治国思想对于当今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借鉴意义。
王世超的《管子的治国格局与用人思想》一文指出人才对于国家来说至关重要，也决定着一个国家君主的政治抉择。君主重视贤才、选贤举能的思想在《管子》一书中多有体现。管仲支持齐桓公称霸治国的同时，在另一方面，也在强调用人的重要性。在其人才观念上，主要体现在重用人才、选拔人才和管理人才等方面。
王玉华 齐欣欣的《〈管子〉中的官吏选任之道》一文指出，《管子》中记载了诸多治国之道，而官吏选任则在该书中占较大篇幅。《管子》为官吏选任所要达到的目标，官吏选拔过程中的标准的确定，官吏任用后的日常管理手段等方面制定的规则，在当下仍不失借鉴意义。
吴悦的《论管子治国思想对全面从严治党的几点启示》一文认为，我国正处于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全面从严治党迫在眉睫。管子的治国理政思想涉猎广泛、包罗万象，触及社会的各个方面，不仅使当时的齐国国力强盛，还对当今全面从严治党有着极大的借鉴价值。
武圣圣的《简析管子治国思想对全面从严治党的启示》一文指出，管子的治国思想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特别是他的民本、重法、任人唯贤等思想具有先进性，以及一些对权力制约、反对腐败、提倡节俭廉政等思想，对当前我党提倡的从严治党具有指导意义。
熊盼 孙君恒的《管子治国思想对从严治党的借鉴》一文指出，《管子》蕴藏着丰富的治国思想，对齐国的富强和繁荣起到重大作用，强调“得民心”、“顺民心”，主张礼法并重，既提倡法治，又注重道德的作用，很多方面揭示了国家管理有效的方略，为现在我国依法治国和从严治党提供了良好的指导。
张军的《试论管子治国思想对全面从严治党的借鉴》一文指出，管仲的“法治思想”的治国理念，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性，更具有丰富的务实性。管仲确保核心、从严肃纪、从严治官、从严正风的治国思想历经两千多年，对当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乃至全面从严治党仍有借鉴意义。
郑燕燕的《管子廉政、法制思想与全面从严治党的现代研究》一文指出，《管子》的内容十分丰富。廉政思想是《管子》一书中比较能反映管仲治国理念的内容，《管子》一书的廉政思想，对当今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祝杰的《〈管子〉视野下的执法思想研究》一文认为，《管子》是先理解中国传统法文化的突破口。《管子》也是理解先秦法家思想传播的真实情景，研究中国法学的重要史料之一。以《管子》为主要研究史料，了解其执法的基本思想，包括其法律来源、执法原则、执法队伍建设等，具有现实意义。
第二单元：管子轻重理论与经济发展新常态
程必定的《管子轻重学说的历史地位及当代意义》一文指出，《管子》“轻重”诸篇是最早用中国思维和中国语言表达的对价值规律的认识，并成功地运用于齐国的宏观调控，其实质是富国又富民，含有国本位与民本位的兼容思想，这些不仅走在世界古代经济思想的前沿，也具有重要的当代意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文化渊源。要充分肯定轻重学说在中国和世界经济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中，推进中国现代经济学在21世纪重返世界前列。
周怀宇的《略论《管子》轻重学的四个经济理论》一文指出，《管子》中自成一体的“轻重学”，是管子的原创学说，形成于中国公元前七世纪上半叶。其学说性质属于财政经济学，或谓古代政治经济学。这是中国历史上闪烁着理论光芒的政治经济学的学术成就，是这一时期的理论创新与突破。《管子》轻重学有很多理论构成，揭示社会经济矛盾十分深刻，其理论形态也很新鲜。物价学方面，提出了“粮价”与“万物”的价格关系；市场学方面，提出了“无市则民乏”的新认识；货币学方面，提出了“运金之重以衡万物”黄金货币论；赋税学方面，提出了“正籍必以金”的货币赋税思想。在那个时代，都是新鲜理论，不仅站上那个时代的学术高台上，也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顾家旺 孙祖芳的《管子的生态经济思想对当代可持续发展的启示》一文认为，《管子》中蕴含丰富的生态经济思想，其思想火花可以从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务地利”观念，尊重自然规律的“人与天调”理念以及适度管理生态的“兴人和”价值观、消费观三个方面体现出来。研究《管子》的生态经济思想启发我们：让古时的观念在新时期落地生根，会对经济新常态下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陈文平的《管子轻重说浅析》一文指出，管子的轻重理论是古代经济思想史中的一个最大亮点。通过分析管子经济思想提出背景成因，讲述管子轻重理论的具体内涵，进而阐述其轻重理论提出的策略，试图建构管子在封建生产发展的体制下形成的轻重理论，加深当今对管子轻重理论的借鉴意义。
陈英娟的《论〈管子·轻重〉关于农业的思想——兼论经济新常态下农业的发展》一文指出，《管子·轻重》从运用轻重理论的措施和结果出发，系统论述了管子的农本思想和发展农业的注重生产效能、注重着尽地利、注重利济民生等五大原则。根据当今时代经济新常态下的发展特征并结合轻重诸篇的农业思想，提出了对我国农业发展的几点建议。
程家玉的《〈管子〉的轻重理论与经济发展新常态》一文指出，中国经济“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标志，这种“新常态”的出现，始终处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许可的正常运行区间，从根本上有利于全面深化改革，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管子»轻重理论的包含了丰富的市场流通规律和宏观调控理论，这对于我们应对经济新常态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
董振超的《略论齐文化的特征与文化强国的建设——以〈管子〉为例》一文指出，管子通过经济、政治、军事、法律等方面的改革实践使齐国国富民强的同时，在姜公的治理基础上，同样塑造了独特且具有影响力的齐文化。阐述《管子》中有关齐国富国强兵举措以及这一过程中体现的齐文化特征，即继承性、开放性、务实性、兼容性等，联系现实，期求以此加深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以及为当今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理论上的借鉴意义。
付志宇 舒丽娟的《〈管子〉中的税收原则对当前结构性减税的借鉴》一文认为，《管子》一书中的税收原则对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要内容之一的结构性减税具有较强的历史借鉴意义。文章从分析《管子》中的税负合理、结构优化、税基扩大、征管便利四项原则出发，为我国未来的财税改革提出降税负、调结构、扩税基、重征管等四个方面的政策建议。
胡瑾的《〈管子〉轻重学说与北宋两次新政》一文指出，北宋建国之初即受到周边辽、西夏政权的威胁，连连战争，使得政府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终北宋一世，财政危机都是政府所迫切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与财政陷入危机的情况不同，宋建国之初即推行“重文”政策，文化发展由此进入繁荣期，民间学派分立，学术活跃，《管子》研究也进入全盛期。政治家们为了解决财政问题，改革和完善《管子》轻重学说，为后世经济改革提供了借鉴。
季麟的《从〈管子〉中对富民、富国的分析》一文认为，富民、富国二者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富民是富国的前提，富国是富民的重要条件。春秋战国时期管仲提出了国家实现富民与富国的措施，即是促进粮食生产与市场管理。通过对两大措施的分析可以看出国家政策以及对国家经济的管理是实现富民与富国的重要条件。
姜月的《管子轻重思想对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启示》一文指出，管子轻重思想的核心是通过控制商品流通以获取巨额的财政收入。政府使用经济的，行政的手段全面参与商品市场，行政力量凌驾于市场之上，严重损害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当今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应引以为戒。但管子轻重思想中重视自然资源可持续发展，经济福祉包容共享，发展方式强调质量效率的观点值得借鉴。
李锦涛的《略论管子轻重理论及对当今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启示》一文指出，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管仲辅佐齐桓公一跃成为春秋首霸，管仲的经济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其轻重理论也有着深远的影响，现今，我国经济发展走向新常态，正需要强有力的经济思想武器，两者必然会走到一起。
连伟的《简论〈管子〉的农商并重思想》一文指出，《管子》一书农商并重的思想有别于其他先秦诸子，具有独特的价值和地位，对当今经济发展战略也具有重要启示。
刘冰的《浅析管子轻重理论及其作用》一文指出，名门之后，商人履历对管仲治国思想产生深远影响，尤其体现在经济上的轻重理论，其理论不仅在当时齐国政治、经济和外交产生重大作用，而且与时俱进，对以后中原王朝处理同边塞少数民族政权关系起到了借鉴效果。在当前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依然可以发光发热值得学习。
刘峰的《〈管子〉富民思想与经济发展新常态》一文指出，《管子》中包含大量的治国理论,其中富民思想又是该书的精髓之一。这些富民理论正是齐国得以在战国时期名列七雄之一的重要思想来源，不仅对于日后各朝代统治者的治国理念产生巨大影响，而且对于深刻理解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内涵和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刘焕云的《论管子轻重论与全球时代中国经济发展》一文论述了管子轻重理论与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指出全球化时代中国人应该发挥管子轻重理论及思想指引的功能，使中国谋求国家之经济发展，并在一带一路政策下，中美应该合作，促进世界经发展与各国之共同繁荣。同时，海峡两岸之间，更应该回到九二共识，让两岸和谐发展经济，两岸人民同时享有一带一路政策所带来经济发展之果实，大陆和台湾双赢，才能维护中华民族的最佳利益，共同追求中华民族之伟大复兴。
刘剑的《管子·轻重之术，对中国经济新常态发展的借鉴与现实意义》一文以管仲之轻重术学说为基础，阐述管仲经济学理论在今天的指导意义。不仅仅中国，管子在世界上也堪称首位经济学家。美国兰德.霍思所著《经济思想史》中，把《管子》当作世界经济思想的源头，并认为最具影响的西方经济学亚当斯密所著的《国富论》比管子晚了近2000年，而《管子》对于《国富论》中所涉及的经济学基本原理，早已经论证透彻。难得的是，与亚当斯密等人的纯理论贡献不同，管仲不仅提出理论，并奉诸实践，在实践中，验证了其理论的正确性。其中的做法与收益，在发展新常态经济为主体的今日中国，亦有其借鉴作用。
罗廷的《浅论管子的商业思想》一文指出管仲早年时期路途坎坷，为了生存做过商人，培养出独特的商业思维。齐桓公登位后，受鲍叔牙举荐，任命管仲理政。管仲在主政期间创新执政理念，利用商业发展的眼光来富国强兵，将国家作用从简单征收转型为间接调控，在历史上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济发展的理论和经验。
蒲霞的《〈管子·轻重篇〉与治国策略》一文认为，《轻重篇》是《管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成系统，阐述了轻重的概念、内涵、规则、方法、意义以及社会各方面的轻重关系。既有理论阐述，也有社会实践经验和教训总结。通过一件件具体的事例来说明治国策略，这些具体措施对于当今社会虽没有直接指导意义，但其中所蕴含的轻重理论和解决问题的方略却可以为现在解决某些社会问题、加强企业管理提供参考和借鉴。
钱璐璐的《经济发展新常态中的轻与重 》一文指出，《管子》中的富国强兵思想对于当今仍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当下经济新常态中的轻重可以从以下几点把握，国内要注意内外消费需求的均衡，刺激和扩大内需，同时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国际上在关注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向技术创新的道路迈进。
邱敏的《管子的轻重理论》一文指出，在管子全部的经济思想中，最为显著的就是轻重理论。如果说价值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那么轻重论就是管子全部经济学说的基石。分析研究管子轻重理论的内容、原则及其实际应用，对于我们当今掌握和运用价值规律,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王丽的《管子轻重论视阈下浅谈经济新常态》一文认为，管子轻重篇在当下仍然具有较强的理论指导意义，伴随着经济社会的深刻转型，经济新常态这一名词逐步进入民众视野。虽然这一命题是新时代提出的新命题，但其本质在浩瀚的中华民族历史中是有迹可循的。本文即从管子轻重篇出发，浅析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的部分现象，对其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
王明旭的《基于〈管子·侈靡〉篇探讨的管子社会改革家身份定位及对当前我国治国理政的启示以系统哲学思想视角分析》
一文从系统哲学思想视角出发，通过对《侈靡》全篇的分析，认识到《管子》思想的辩证统一。《管子》的侈靡消费既有当时的时代背景，也有当时齐国治理过程中现实状况，同时侈靡消费的阐述也出现了前后要求的不一，这是《管子》根据具体国情，具体国内经济状况对侈靡消费的不同应用。同时从《管子·侈靡》中论及的治国理政的思想和举措的提出，对当前我国治国理政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
王志武的《〈管子〉思想对企业管理者的启示同修〈宙合〉智慧、共求企业发展》一文认为，《宙合》是运用上通于天，下深于地，外出于四海，包藏天地，成为一裹的大智慧。从左操五音，右持五味到鸟飞准绳，此言大人之义也等系列表述，其运用深奥而智慧的哲学语言，向世人阐述着治国理政、强国富民的经营方略，追寻社会和自然发展规律。在企业发展中，管子的哲学思想对现今企业管理者具有广泛的教育和指导意义。
吴丹丹的《浅议〈管子〉对外贸易思想的特点及其启示》一文指出，《管子》的轻重论思想应用广泛，其中涵盖了丰富的对外贸易思想。在过往管子经济思想研究中，大部分学者倾向于对内经济思想的探究，而甚少系统阐述其对外贸易思想。管子的对外贸易思想涵盖开放性、垄断性以及均衡性三个特点，把握管子的对外贸易思想，对于如何应对我国今后的对外贸易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
颜蕙茹的《〈管子〉轻重理论所体现的经济思想初探》一文本文通过对《管子·轻重》内容的探讨，来简要分析其所体现的经济思想。《轻重篇》是《管子》一书中自成体系的一部分，其蕴含的丰富的经济思想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宝贵的财富，其中所提到的国家通过对物价以及供求的调节来控制经济尤其值得今人借鉴。
姚绍群的《管子轻重理论与经济发展新常态》一文指出，管仲经济思想关于宏观调控的理论集中体现在《管子》一书《轻重》篇中。管仲的经济思想对当时以及未来都有非常的重要，本文主要依据《管子》、《齐语》来分析管仲经济变革的具体内容。
朱夏初的《管子经济哲学理论》一文指出，管子通过循道哲学思想的思考，通过四民分业管理社会，促进了社会安定和谐、有序发展。并且鼓励发展农工商业让人民各的其所，顺应各人发展。发现了市场经济的规律总结于轻重理论。对当代建设发展有着很大的指导作用。
祖 晔的《管子轻重理论基本原则与供销合作社改革》一文认为，
管子轻重理论是我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瑰宝，其影响之远一直持续到进入经济新常态的今日。供销合作社是政府的经济部门，其改革与经济新常态路线是一致的。因此本文以供销合作社的改革为经济新常态的代表，以视时立义原则，重民利原则，与天争壤原则几个方面的启示为重点，探讨管子理论基本原则的现实意义。
韩振标的《浅析经济新常态下〈管子〉轻重理论》一文指出，
《管子》轻重理论第一次提到了宏观调控，符合时代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管子》轻重理论中的一些思想与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思想不谋而合，对于发展当今的经济很有借鉴意义。
杜国建的《管子资源经济学理论对当代社会发展的借鉴与运用》一文指出，管仲善于利用齐国的特色资源和优质资源使齐国富民强国，管仲的资源经济学思想，开创了中国春秋时期资源经济学的先河。《管子》的《轻重》资源经济学理论承载着管子丰富的古代国家经济思想体系。我们要善于从管子资源经济理论体系中，学习和借鉴管子驾驭国家资源经济观的大思路、大设计，善于发现和利用全球优质经济资源和特色资源，为我所用，充分利用中国超级的人力资源和发达国家优质的科技资源，为中国经济的优质腾飞做出积极的贡献。
邓秀知 苏若瑜 顾家旺的《〈管子〉轻重理论与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外贸》一文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模式，对外贸易发展也需要转变新的发展模式。制约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主要因素有对外贸易环境恶化、资源流失严重、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等。通过《管子》轻重理论的探究，破解制约对外贸易的主要因素，从而实现我国对外贸易的长远发展，把外贸工作的创新作为新的经济增长引擎。
第三单元：三管研究
龚 武的《从贾谊〈新书〉管子曰看管仲撰〈管子〉》一文指出，学界奉行宋代以来的管书非管著论，使得今本《管子》各种正式出版物均仅署校注者或译者之名，而不署管仲撰。早于西汉初年，著名政治家贾谊即作《新书》，以管子曰引用《管子》原文，全书共四次，均存于今本《管子》相关篇目。贾谊不仅阅读、效法管子，其《管子》体著述《新书》具有承前启后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今本《管子》虽成书于刘向编修，但其文本主干为管仲撰，而管书最早可上推到姜齐桓公时代或稍后，至少应在田氏代姜之前。《新书》与《韩非子》、《史记》及《管子》构成密切的互文关系，从而形成管仲是《管子》主要责任者或著者的系列证据链，证伪了宋代以来的管书非管著论。
程梅花的《论管子治道中人-社会-自然三位一体的朴素生态思维》一文指出：《管子》朴素生态思维的价值在于：在人-社会-自然三位一体的生态整体视域中探讨社会治理问题，人和自然既被视为社会治理的对象，又被尊为社会治理的依据，社会治理被认为是人-自然或天-地-人系统生态好坏的根本原因；人既是自然的产物和社会治理的对象，受到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制约，又是自然和社会的主体，自然生态的保持与破坏、社会治理的好坏都是人能动的选择和自觉活动的结果；自然既是客观的必然，又是人化的现实。
徐 麟的《管子有哪些思想观点可供当前从严治党参考，读〈管子〉一得》一文指出，在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的目的：一方面，党要自我净化、自我完善，另一方面，党要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目标是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在这个意义上，《管子》书所论及的一些思想和主张就很值得我们参考。
杨海中的《管子人本&思想略论》的一文认为，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上政治色彩的思想，其产生于远古，成熟于周代。民本思想是在百家争鸣中丰富、发展而成为体系的。管子的人本思想源于周文化，其王霸思想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人即庶民百姓。管仲主张以德治国，要顺民心，办民事，从而达到富民强国之目的。
崔兰海的《尊道与教化：〈管子〉养性理论研究》一文指出，《管子》关注国民精神状态，把礼义廉耻视为国家霸业的基石，尊道与教化是《管子》培养理想人格的两大手段。《管子》静因之道遵循了唯物主义认识论，在此基础上构建的循名责实理论代表着当时认识论与逻辑学的历史高度。《管子》因时理论实现了从关注四时变化到关注世道演进的逻辑跨越，也是管仲改革观的哲学根基。《管子》精气论对于生命而言，不仅生存之本，而且是发展之基，精气论孕育出戴圆履方的伟丈夫形象，这对当下提升国民人格气象具有历史启迪意义。《管子》祭祀理论意在主敬，并依此推广国民人格教化，淡化了祭祀的迷信色彩。《管子》通过孝治，实现了治家与治国的统一，开启了注重家教的中华传统。《管子》尚贤理论冲击了落后的宗法制度，开启贤人政治的历史先河，是管仲通过改革实现社会制度更替的重大步骤。《管子》注重法治的教化意义，主张先礼后法，与后世燔诗书而明法度的做法有极大不同。《管子·经言》法治思想是中国法学理论的源头，但仍不能称之为法家。
柴永昌的《〈管子〉君臣篇领导思想探索》一文指出，《管子》君臣篇在对为君之道的长篇、集中论述中体现着深刻的领导思想。君臣篇对君道独立无稽、座万物之原、兼而一之的探讨深刻揭示了领导活动的超脱性、本原性、综合性特点。同时，君臣篇从主画之、官人不官、稽之以度等方面出发阐释为君之道，准确地把握住了领导者在决策、用人、控制方面的特殊职能，深刻揭示了领导活动的本质。君臣篇对领导活动特殊性与领导活动本质的深刻把握，体现出与现代领导学的高度一致性，对现代领导学研究具有理论价值，对指导现实领导活动具有启发意义。
戴立轩的《管子的价值追求与人格魅力》一文指出，管子建功立业与他的价值追求和人格魅力有关。管子的价值理念滋养了他的人格魅力，管子的人格魅力提升了他的领导力和号召力，才使得他能够在当时纷乱复杂的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叱咤风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戴立轩的《张居正如何讲评管子以〈张居正讲评<论语>>为中心》一文指出，以儒家思想为本位的张居正指责管仲之功出于权谋功利之私，而不是本于圣贤大学之道；张居正重复孔子对管仲器小的评价，并作了进一步苛求的批评，而张居正为后人所诟病的恰恰是他的铺张和奢侈的行为；而张居正在改革和治国举措上多有借鉴管子的地方。说明通过张居正对管子的评价，反映了张居正内心的矛盾和言行不相一致。
刘帅的《基于互联网传播的管子思想走出去新途径研究》一文指出，《管子》是一本汇集管仲治世思想的书籍，从古至今均受到高度重视。本文主要从当代管子思想在海外传播现状入手，依托当今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提出管子思想传播新途径，试图促进其在海外的传播。
笪梦雅的《博物学视野下的〈管子〉解读》一文指出，管仲所著的《管子》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部重要的著作，取材广泛，内容庞博，包含了大量的博物学内容，如对动植物，以及人类的关注。其所体现的博物特点,一方面是强调万物要名实相符，对于物的认识是为了认识社会人事秩序服务的，另一方面关注博物生态实践，反映了古人对物的认识程度。其博物思想背后充分体现了古人对于天人关系和物我关系的思考。
段付军的《浅析政之所兴在顺民心 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一文针对政之所兴在顺民心 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从历史背景，现实需要等方面进行分析讨论。从民心问题的本质、群众路线、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及监督评判等四个方面阐述执政者只有顺应民心、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赢得民心，夯实我们党执政的基础。
刘国旗 高自立的《善用管子智慧，巧做统战工作》一文认为，管子是历史上做统战工作的高手，他在辅佐齐桓公称霸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统战智慧，运筹帷幄，纵横捭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使得齐国成为春秋首霸。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与管子所处的时代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们可以借鉴管子的智慧，建立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破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过程中的一个个难题，迎中华盛世的早日到来。
高自立的《试探管子的用间思想》一文指出，在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过程中，管子培养和造就了一批高素质的间谍队伍。他们为管子收集各方面的信息，为齐国收揽人才。同时欺骗敌人、误导敌人，帮助齐国在经济战上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使管子不战而屈人之兵，夺人之国。
刘立光 高守强的《管子养老思想及现代意义》一文认为，《管子》一书内容丰富，是我国古代的一部重要典籍，涉及诸多学科，在养老方面也有很多的阐述。其德治养老思想中的孝道思想、家庭养老模式、养老制度保障及实施，对今天以人为本的居家养老方式，精神养老慰藉问题的分析与解决，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卢东的《牧民思想浅析及其现实意义探究》一文剖析了管子牧民思想在产生、发展、延续的过程中，地理要素即人地关系对它的影响。通过对当时地理要素的剖析，探究牧民思想产生的本质与内涵，探讨在当今社会环境下如何发挥牧民思想有用于世的作用。即联系当下全面从严治党的大背景，要汲取发挥牧民思想中的积极因素，真正做到古为今用。
孟祥运的《小议〈管子〉科技观与中国发明创造》一文着重对管仲与诸子孝道思想的联系等内容进行初步探析，认为孝文化有着协调家庭、协调社会、提高人们人文素质的重要意义，传统孝道文化的回归，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期盼，只有人人亲其亲、长其长，才能对家庭美德与社会和谐建设作出积极的贡献。
孟祥运的《漫谈〈管子〉天道观及其影响》一文指出，《管子》的天道自然观内容丰富，影响深远。其天道观初步探讨了道的特点，孕育了老子之道的雏形，进而促进了后世儒道家思想的形成、融合及和谐发展，最终形成了天人合一思想，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其天道观的影响下，老子率先建立了以道为核心的宇宙本体论哲学，庄子将老子的规律之道发展为境界之道，并率先提出了天人合一思想。同时，儒家也进一步发展了《管子》的天道观思想。
孟祥运的《漫谈《管子》及诸子孝道思想》一文认为，在尧舜及他等先贤的影响下，管子是中华民族孝道文化的先行者，管子的孝道思想经过孔子、孟子、庄子、荀子等的进一步阐释，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特征的孝悌文化，中华孝道文化不仅深深影响了后世，还影响到东亚及周边中化文化圈国家。弘扬和继承中华优秀的孝道文化对于现代社会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苗军梅的《浅析管子的外交智慧》一文指出，春秋时期，管仲成功的应用了自己的外交智慧，帮助齐国赢得了霸权，成为了一名著名的外交家。在其当政时期，他充分利用政治、经济、军事等外交策略，与各诸侯国进行周旋，展示了其惊人的外交智慧。
秦云霞的《镰仓时代〈群书治要〉本〈管子〉考述》一文对《群书治要》本《管子》加以考述，认为它是现存可考的较早系统的节选《管子》的治国言论，供统治者阅读的著作，其所引用文段对当时国内的统治者，甚至其流传所到的海外国家的统治者都有不可估量的影响。而较早的《群书治要》本即镰仓时代本。因此，探讨和研究镰仓时代《群书治要》本《管子》，对于《管子》的思想研究及文献学研究有着深刻的意义。本文从版本源流、版本概貌、注解成果方面对镰仓时代《群书治要》本《管子》加以考述，以求一窥其概况。
石耀辉的《成功之道 赢缩为宝向《管子》学习领导智慧之三：谋身篇》一文指出 ，管子是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春秋第一相，他的领导智慧在《管子》一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管仲相齐四十年而不被猜疑，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明君贤臣的佳话。其为臣、处人之道的核心是成功之道，赢缩为宝。其中，为臣之道在于忍辱负重、能屈能伸；处人智慧在于恭逊敬爱、名进身退。
孙君恒 杨国哲的《梁启超〈管子传〉中的君主立宪论审视》一文认为， 梁启超所著的《管子传》，与其说是为管子立传，不如说是对管子思想加以评论，阐发鲜明的君主立宪思想。梁启超《管子传》写作的当时意义，其实就是借助于管子，为君主立宪鸣锣开道。
田均权 杨秀平的《试析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文化基础 ----以管子和生思想为例》一文指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首要价值与精髓，它纵贯整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展的全过程，积淀于各个时代各家各派思想文化之中。管子传承了史伯的和生观，进而形成了自己的和生思想，为老子和孔子等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管子的和生思想璀璨在历史文化的长河，也凝聚在了中国当代和平发展的国家意志里。管子的和生思想,其潜在的价值，值得我们深入的挖掘和弘扬。
徐庭蕊的《浅谈宋朝理学家与〈管子〉》一文指出，《管子》作为一本先秦时期的巨著，内容广泛，为后代学者所吸收发扬，宋朝的理学家们也继承和发扬了其中的部分论点，本文主要介绍了宋朝理学家的代表人物对《管子》学说的看法和与自身理论的联系。
闫伟的《〈管子〉治国理论的哲学根基》一文指出，《管子》思想体系以政治理论为主，治国之道大致可分为统治者自身权术修养与处理君民关系两个维度。哲学是《管子》治国理论的实质根基，与君主为政方略、理治效果息息相关。普遍存在的形上之道通过德下落到现实政治领域表现为圣人之道、虚无之道与静因之道，具有无为而治的特征。道所生水地与气分别是万物生命的直接来源与构成物质形体的基本材料，《管子》认为效法水地之性、融通流变之气亦可作为善治规律。此外，人性主静与趋利避害的特质容易使人受到外欲的诱惑而为恶，所以《管子》得出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相结合的治国为政之方。
杨洋的《管仲改革 一个改革家的历史气魄》一文指出，作为春秋战国时期最早的改革之一，管仲在齐国的改革可谓是古代改革成功的典范，无论是对现有制度的改造还是对新制度的创设，都体现了管仲独特的政治智慧。在此之前并没有前人的经验提供借鉴，管仲大胆创新，在齐桓公的支持下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使齐国成为春秋初期最强大的国家之一，齐桓公也成为春秋首霸，更是拉开了春秋战国改革的序幕，彰显了作为改革家的历史气魄。
朱正青的《〈管子〉中激励思想的探究》一文指出，激励思想是现代西方社会学研究的热点之一。作为反映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管仲、思想家管仲治国理论政策的《官子》一书亦包含了激励思想，具体体现有功利激励观、赏罚激励观和权变激励观。探究这些思想，可对当今社会激励制度的创建提供借鉴意义。
段梅梅的《管子的教育理念漫谈》一文指出管仲在作了齐国的宰相以后，并没有立刻被齐桓公重用，而是大半时间都是赋闲。齐桓公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在屡屡碰壁后，才开始采纳管仲的思想见解，管仲的治国教化理论才发挥作用，齐国的事业从此步入了快车道。
葛旭的在《县志中所见颍上县民间信仰研究，以〈道光颍上县志〉为例》一文指出，民间信仰一般指乡土社会中植根于传统文化，经过历史练沥并延续至今的有关神明、鬼魂、祖先、圣贤等的信仰和崇拜，是民间社会意识和心理的集中反映。普通民众作为民间信仰的主体和支撑者，世代传承着他们特有的信仰方式和手段。县志作为地方代表性的史料，较为丰富的记载了一地的历史、地理、风俗等概况。本文即以《道光颍上县志》为主要资料，分析清代颍上县地区的民间信仰的类型与特点，并分析这些民间信仰所反映出的问题。
冯传礼的《孔子与文地春风》一文讲述了孔子周游列国时，途经颍上，专程和弟子到颍上拜谒走访管子故里，给颍上人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故事传说。后人根据传说故事在此处建立文地春风景观纪念之，文地春风也成为颍上古八景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