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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48期 《管子》“君臣篇”领导思想探索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0/4/22 15:49:00


 《管子》君臣篇领导思想探索

柴永昌

摘要:《管子》君臣篇在对为君之道的长篇、集中论述中体现着深刻的领导思想。君臣篇对君道独立无稽、座万物之原、兼而一之的探讨深刻揭示了领导活动的超脱性、本原性、综合性特点。同时,君臣篇从主画之、官人不官、稽之以度等方面出发阐释为君之道,准确地把握住了领导者在决策、用人、控制方面的特殊职能,深刻揭示了领导活动的本质。君臣篇对领导活动特殊性与领导活动本质的深刻把握,体现出与现代领导学的高度一致性,对现代领导学研究具有理论价值,对指导现实领导活动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管子》  君臣篇  为君之道  领导活动

《君臣上》、《君臣下》是《管子》书中具有融合儒、道、法思想特点的重要篇章。胡家聪先生曾说:《君臣》上下篇作者能写此宏篇长论,自是具有很高政治思想水平的高手。[1] P296还说:其内涵以君臣分工为主线,对君主专制政体的诸矛盾作了多侧面的剖析,在先秦同类文献中是独一无二的,由此显示其重要性。[1] P296胡先生表彰君臣篇的理论水平与重要性是值得肯定的,但他着力对其所显示的专制政体的诸矛盾的剖析似并未触及君臣篇主旨。有学者认为《君臣》篇主要论述为君之道、为臣之道及君臣之间的相互关系。[2] P223实际上,君臣篇讲的主要是为君之道,其对为臣之道的讨论只不过是在君、臣对待关系中突显为君之道而已。现代领导学认为,领导活动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它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为君之道是关于为君的道理。君臣篇在对为君之道”的长篇、集中论述中展现出丰富的领导思想,对领导活动的特点与本质有着深刻的把握。

一、独立无稽:领导活动的重要性与特殊性

君臣篇认为君主在国家治乱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君臣上》篇明确提出治乱在主的命题,认为治官化民,其要在上(《上》),上惠其道,下敦其(《上》),认为君道不明,则受令者疑(《上》),君失其道,无以有其国(《上》)。在它看来,君主不管是在治官还是在化民方面,都起着主导作用;如果君主行为能遵循一定的道,就能够收到饰官化下之效。相反,君主行为不明确官吏就不可能获得明确的指令;君主行为无常就会使臣下不知所措,如果君主失道就会有失去政权的危险。君臣篇对君主在国家治乱中的重要作用的肯定,体现着对领导活动在政治、社会正常运作中极端重要性的认识。更为中重要的是,君臣篇对领导活动的特殊性有着明确而深刻的认识。

独立无稽强调领导活动的超脱性。君臣篇说:官人不官,事人不事,独立而无稽者,人主之位也。(《上》)旧注解释独立而无稽说:独立于无过之地,臣下莫得而稽之。[3] P565张佩伦据《说文解字》认为旧注解释不对,稽当为留止意。[4] P160笔者认为张佩伦对稽字的理解是正确的。独立无稽是君臣篇对君主在整个社会或整个组织系统中的地位的根本定位。对独立无稽之理解应结合《下》篇主制则圆,圆者运,运则通,通则和一句。旧注说:圆,谓主道也。圆而不滞,必运而无碍,通者必畅,故和之也。[3] P583无独有偶,《吕氏春秋·圜道》说精气一上一下,圜周复杂,无所稽留,故曰天道圜,进而引申出主执圜的命题。显然,《下》与《圜道》皆认为君主当执圆、圜,而不应为方。稽若理解为留止,无稽即无留止之意,正与《下》、《圜道》对君主当执圆、圜的特殊性认识一致。事实上,独立意味着不受任何其他事物的支配与左右,君主行为是绝对自由的,既突显出君主活动不受控制、无限创生性的特点,也突显出君主相对于被领导者的独一无二的重要地位。无稽则意味着君主活动具有不专注于某一具体事项的圆通性、超脱性。有学者指出:领导者只有超脱于各种利益群体之上,才能从根本上、宏观上把握领导活动的整个过程,这是领导者能够对组织进行战略规划、引发组织产生变革的前提所在。[5] P28-29君臣篇强调君位无稽、圆的特性,正是对领导者在领导活动中的超脱性的认识。可以说,独立无稽是君臣篇&是对领导活动特殊性的根本性理论概括。

座万物之原强调领导活动的本原性和全局性。君臣篇说:为人君者,坐万物之原,而官诸生之职者也。(《上》)黎翔凤认为座犹守,官者,管也,诸生犹言群生。[3] P556意思是说,君主是处在万事之源头上管理群生的。座万物之原强调君主活动相对于整个群体活动具有的本原性,因其本源性进而具有全局性。《下》说君之在国都也,若心之在身体也。如果把国家比作人身,君主就是人身之心。正因君&座万物之原,对群体活动具有本原性和全局性所用,所以它对维系群体统一性、有序性、和谐性有着根本作用。君臣篇对君主活动坐万物之原特性的解释进一步深化了其对领导活动的特殊性认识。

兼而一之强调领导活动的综合性。君臣篇提出: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礼,一设而不更,此谓三常。兼而一之,人君之道。旧注说:人君无官,兼统众官,故曰:兼而一之。[3] P550笔者认为,旧注对兼而一之的内容理解过于偏狭。兼而一之紧承上述三常而来,君主兼的内容应该包括天、地、人三个方面,非仅指兼统众官。兼而一之强调君主地位的特殊性不仅是座万物之原,处于治理群生的源头,而且负有综合天、地、人诸因素的责任。君主在施政过程中,要在最大范围内考虑人为因素,以及天时、地理等因素,把天、地、人诸种因素兼摄起来,形成统一为政举措。君主处万物之原,只有他最有条件做到这一点,这是由君主独一无二的地位决定的。兼而一之体现的是领导活动综合性、复杂性、权变性特点。

有学者指出:从领导活动在组织体系中的地位来说,超脱性与全局性是其重要特征。[5]P28君臣篇对君位、君主活动的独立无稽、座万物之原、兼而一之等特点的阐释,不仅揭示了领导活动超脱性、全局性特点,还深刻揭示了领导活动的综合性特点,有着深刻的理论价值。领导活动的特殊性,决定了领导者具有有别于被领导者的特定职责,君臣篇在一下几个方面对君主活动的探讨,深刻揭示了领导活动的本质。

二、主画之:决策

现代领导学认为决策是领导各种行为的核心[6] P154决策作为领导主体的一种认知活动,是领导在观念中对组织未来实践的目标、方法、手段、结果所做的观念设计、评估、选择和修正。[6] P155君臣篇对君主决策行为的重要性有着明确认识。

君臣篇说:君人也者,无贵如其言。人臣也者,无爱如其力。言下力上,而臣主之道毕矣。(《上》)旧注说:君以言制下,无言,则下无所禀令,故言最为贵。[3] P553言指君主的决策、命令,包括君主决定发布的各项制度规定。可以说,言是君主认知活动的表现,也是决策的结果。君主对臣下发挥领导作用要通过言来实现,君主如果无言,则下无所禀令,即无法施加对臣下的控制和影响。君主作为独立无稽的最高统治者,以言制下是领导活动的基本方式。君主出言为令,影响全局,无贵如其言突出君主在制定政策、发布命令等决策活动方面的重要性。

君臣篇还说:主画之,相守之;相画之,官守之;官画之,民役之。旧注说:画,谓分别其所授事。君既画其事,相则守而行之。[3] P553旧注解释,画有似于现在讲的布置、安排工作,显然把画的内涵缩小了。画是计划、规划、筹划,分别其所授事仅是君主计划、规划、筹划等主体决策活动的一部分。画属于现代领导学所讲的决策范畴。主画之即说明君主是负责计划或规划(即决策)的人。虽然相、官的活动在其职权范围之内也有画的属性,但相和官相对于君主而言,始终处在守的位置,是君主指令、决策的执行者。有学者指出:一切形式的领导,都专门从事决策,而不是决策的执行、操作。[5] P25因此,相对于相、官兼有决策与执行的双重职能而言,君主活动则是专门从事决策的,是一种纯粹的领导活动。主画之说明君主是发号司令者,是活动事项的策划导演者。君主通过言,通过决策实现其操控全局的目标,体现突出了君主治理国家的特殊作用方式。主画之命题体现出君臣篇对领导决策职能的深刻把握。

三、官人不官:用人

现代领导学认为用人行为是领导行为的典型表现。[6] P181君臣篇明确提出:官人不官,事人不事,独立而无稽者,人主之位也。(《上》)官人不官&即与人之官而不自官,事人不事即授人之事而不自事。[3]P565君臣篇把君主活动定位在与人之官、授人之事上,深刻地把握到了君主活动的特殊性用人。强调君主用人的重要性是先秦诸子共识,但从人主之位层面给予君主用人活动予以清楚定位实不多见!

君主官人活动特点是由君主自身的有限性决定的。君臣篇说:虽有明君,百步之外,听而不闻。闲之堵墙,窥而不见也。而名为明君者,君善用其臣,臣善纳其忠也。信以继信,善以传善。是以四海之内,可得而治。(《上》)显然,君主自身能力是有限的,要让四海之内可得而治,就要善用其臣。也就是说,君主只有通过用人才能突破领导行为与领导目标之间的间接性,通过用人才能实现信以继信,善以传善,才能最终使君德之明流布于天下。有学者指出:正是由于领导的能力有限,所以要实现其对组织的全盘控制,就必须通过用人。[6] P182君臣篇揭示了君主视听能力的有限性与善用其臣的必然性,与现代领导学观点不谋而合!

君主官人最为要紧的是要善于掌控中央要臣。君臣篇说:为人上者,制群臣百姓,通中央之人和。(《下》)旧注说:中央之人,谓君之左右也。[3] P578还说:中央之人,臣主之参。制令之布于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下》)可见,中央之人作为君主的亲近要臣,是君主与臣民沟通的枢纽。君主制群臣百姓靠的是中央之人,但在作者看来,中央之人若兼上下以环其私(《下》)则是对君主的最大威胁。因此通中央之人即是强调君主要掌控亲近要臣。所谓通就是沟通、协调。君主处在人群的最高位置,他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统理众官、协调众官,特别是要统理、协调中央之人,如果做不到使中央之人处于和的状态,君主就有危险了。君主座万物之原,维护左右要臣、亲幸之和,是确保整个组织统一性、协调性的根本。

君臣篇在强调君主通中央之人和的重要性同时,特别注意对相的选拔和任用,认为相具有守要的特殊重要性。这表明,君主官人、授事并非是要插手所有职位人员的选拔任用,而主要地则是选拔任用好相,确保核心干部队伍的和谐稳定。

君臣篇明确提出了德能兼备用人的基本原则,认为君主在官人方面应立公废私。君臣篇还说: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身立而民化,德正则官治。(《上》)它把治官的问题归结于君主治身的问题,也显示出儒家思想对君臣篇的特殊影响。毛泽东说: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7] P527如果说毛所谓出主意即君臣篇的主画之,那么,毛所谓的用干部就是《君臣》篇讲的官人。

四、稽之以度:控制

君主作为制定计划、发号施令、擘画全局的人,要确保其制令能够得到落实,使臣下守职而役于上,就要履行监督检查的职能。许倬云认为领导者应至少具备五种功能,其中之一就是:领导者应该是个监督者、奖惩的裁判者。斯大林说:正确领导有三个相互联系的工作步骤,这就是正确地决定问题,组织对正确决定的执行,组织对这种决定执行情况的检查。[8] P145-146领导者根据一定的标准对其决策的执行情进行监督检查,进而作出裁判,这一活动过程用管理学的术语说就是控制,它是领导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君臣篇对君主的控制职能有着明确的认识。君臣篇说:道也者,万物之要也。为人君者,执要而待之,则下虽有奸伪之心,不敢试也。(《上》)还说:相总要者,官谋士,量实议美,匡请所疑。而君发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立三阶之上,南面而受要。是以上有余日,而官胜其任,时令不淫,而百姓肃给。(《上》)君主实际上并不需做很多具体事情,他的要务是执要而待之、发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这即体现着君臣篇对君主控制职能的重要认识!

 君臣篇讲稽之以度,强调君主依照法度进行控制的重要性。《上》说:为人君者因其业,乘其事,而稽之以度(《上》)。按旧注,二其字分别指该篇提到的人啬夫和吏啬夫,他们分别是检束百姓之官和检束群吏之官[3] P545在作者看来,君主要实现对民众和官吏的控制,主要的职责就是以国之法度考此二者[3] P546。《下》说:君之所以为君者,赏罚以为君。赏、罚是君主实现控制的一种重要方式。君主通过对“有善者进行赏,对有过者进行罚,就实现了对二者的稽考。稽之以度可看作是对领导者通过建立法度对被领导者进行控制的理论概括。

要实现稽考,前提是要有一套明确的法度,所以君臣篇明确指出唯有明法,而下有常事也(《上》)。建立法度,确立是非判断的标准,是君主实现控制的前提。同时,君主要实现对臣下的有效稽考,不仅要有明确的法度,而且要确保法度的统一性。《上》说:权度不一,则循义者惑。法度是君主一民心的工具,如果法度不统一,君主以私意用法度,在法度适用上因人而异,势必使人无所适从,法度本身亦失去权威。所以《上》说:法度有常,则民不散而上合,竭情以纳其忠。总结起来,君主要以法度实现对臣下的控制,履行稽考的领导职能,不仅要有明确的法,也要有统一的法,更要有对法的严肃执行。强调君主通过法度实现对臣民的控制,是君臣篇法家思想意味最为明显的体现之一。

同时,要实现稽考,还要明分,即明确分工。《上》说:别交正分之谓理,顺理而不失之谓道。道德定而民有轨矣。旧注说:别上下之交,正君臣之分。[3] P557别交正分一定程度上即是强调分工的重要性。明确君臣分工,臣臣分工,是君主稽考官员的基础。在作者看来,君臣上下各有分工,各有职责,即各有其,君臣上下按照其职责办事,顺理不失,就是道。对于君主而言,要实现对臣下的控制,就是时刻要有别交正分的自觉性。君臣篇强调别交正分过程中把儒家强调的“正名分”思想巧妙地吸纳进来,礼在君主稽考臣下的过程中就有了派上用场的可能,体现出一定的儒家思想色彩!

结语:

在先秦,受道家思想影响,君无事、无为而臣事事、有为的观点较为普遍。事实上,君主不可能无事可做,也不可能真正无为。君臣篇认为君主活动有着鲜明的特殊性,君主有着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决策,用人,控制。君主掌握这几条,就掌握了为君之道。从领导学角度看,君臣篇对君主的领导活动的认识是非常很深刻的,不仅在先秦诸子领导思想中读书独树一帜,也与现代领导学的许多观点不谋而合!田广清等著《中国领导思想史》指出:现代领导科学和管理科学的许多基本原理,都可以从中国领导思思史找到源头。[9] P2应当说,君臣篇是在源头上体现中国领导思想的重要篇章。

当然君臣篇具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君臣篇讲为人臣者,仰生于上者也(《上》),与现代领导学基于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人格平等的认识格格不入!君臣篇强调君主在治乱中的关键作用,对强调君主活动的特殊性有深刻把握,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都与当时的君主制历史文化背景密不可分。这些都是需要一分为二进行客观分析的。

参考文献:

[1]胡家聪.管子新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周瀚光等.管子直解[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3]黎翔凤.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

[4]郭沫若.管子集校[M]//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5]刘建军.领导学原理 科学与艺术(第二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6]王霁、彭新武.领导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斯大林.斯大林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9]田广清.中国领导思想史[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作者简介】

柴永昌,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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