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49期 管子“人本”思想略论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0/5/6 15:00:17
管子人本思想略论
杨海中
【摘要】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上政治色彩的思想，其产生于远古，成熟于周代。民本思想是在百家争鸣中丰富、发展而成为体系的。管子的人本思想源于周文化，其王霸思想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人即庶民百姓。管仲主张以德治国，要顺民心，办民事，从而达到富民强国之目的。
【关键词】民本；顺民；富民；强国
民本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政治色彩的思想，因而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由于民本与人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又隐含有古代朴素的民主意蕴，因而更为思想家们津津乐道和争论不休。
民本也即民本位，与它对举的是君本位，由此可知，民本一词从其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是与国家的概念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是早期国家形态的政治产物和思想结晶。
一、民为邦本民本观念之提出
民本观念的源头在夏禹时代，《史记·夏本记》对此有相当明确的记载，远在夏朝立国之前，大禹、皋陶和帝舜就认识到治国要安民、惠民和德民，从而达到有民之目的。对此，《尚书·皋陶谟》中舜、禹与皋陶的一段对话有明确的记载。皋陶和大禹都认为，要想把部落联盟治理好，最重要的有三条，那就是知人、安民和有德。作为最高统治集团，尤其帝要明白，其职责首要的就是了解人民的疾苦和要求，做到安民。所谓安民，就是顺应民心，采取具体的惠民措施，如必须使农业生产得到发展，老百姓有安全感，能够衣食无忧，过上安定的生活。同时是帝还要明。所谓明，就是善于任用贤人。而要做到明，其基本因素是帝必须有德。如果大臣们都是有德之帝的股肱耳目，恪尽职守，爱民敬业，成为其左右手，国家则必然可以实现大治，那样，也就不怕像驩兜那样的强敌侵扰，更不怕个别奸邪恶之人兴风作浪。
由于早期国家形态下生产力还十分低下，私有财产亦尚不明显，上至帝，下至民的生活水平差异也很一般，因而帝和民的矛盾也不尖锐。在这种大背景下，如果统治集团在思想上真的还能特别留意民的景况，那么，天下必然是一片太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有民理想境界完全可以实现。
但实际善并非如此。
大禹传位于启，由于大的水患等自然灾害大大减少，农业生产得到了发展。启在股肱大臣的怂恿与策划下废除了禅让制，将部落联盟正式改为夏王朝。启专权之初尚勤勉，但晚年却荒废政务，专事享乐，死后传位于其子太康。太康无能且昏庸奢腐，在国内很快失去了民心，四夷也对其大为不满。有一次他外出打猎，百日不归，于是东夷有穷国之国君后羿乘机率众将其拦劫，并取而代之。这就是夏史上有名的太康失国。
太康的五位弟弟早就对其不满，曾在洛水之滨与其母亲一起，以等待太康回国为名作了《五子之歌》来批评他。其中，尤其对太康不以民为本，为其大错：
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
上文的大意是：伟大的祖先大禹曾有英明的训示：人民只可以亲近而不可看轻，更不能欺压；民乃邦国之本，民心安、民心顺，邦国才会牢固而安宁。我遍观天下之人，就连愚夫愚妇都可能超过我，值得我学习。俗话说一人三失，因而要多体察民情；但怨恨的话语岂能当面听到，全凭你有自知之明！应当见微知著。我君临兆民，常怀恐惧之心，就感到像用朽坏的绳索驾驭六马之车。做君主的人在万民之上，怎么能不敬不怕，谨慎所为呢？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第一次将民与本挂起钩来，说明在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中民之重要。
由此可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既是经验，也是教训，更是警钟！
它告诉人们，民是国家之本，只有万民安宁，国家才能安宁。
它告诉人们，为政者必须施惠于民，施政的要义是关注民生。
它告诉人们，为政必须以德（九德、六德、三德），有德才能有国，有德才能取信于民。
它告诉人们，民心是政权生存之本，人心的向背决定着一个朝代或国家的强弱、治乱、兴衰和存亡。
二、民本思想的基本内涵
民惟邦本。为什么不说人惟邦本呢？
如果稍加留意，仅从前面所引《尚书》两节短文即可看出，在周代，人和民的含义既有相同之义，更有不同之义。就人与自然界对举的层面而言，人和民是一样的。就社会的政治层面而言，人和民的含义是有明显差别的：人多指有地位、有知识者，是居于统治地位或接近统治者的人，民则指居于下层的劳动者，多属庶。如文中除厥弟五人中人为量词外，一人三失，为人上者中均指有权位和居高位者；而黎民咸贰、因民弗忍、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予临兆民中之民，毫无疑义均指老百姓。
明乎此便可知，正是由于民是广大被统治者，是极普通的下层老百姓，因而缺乏政治视阈的最高统治便常常不把老百姓挂在心上，认识不到民为邦本，更不明白本固邦宁的深刻道理。简言之，民为邦本的提出，是基于最高统治者不以民为本。
从另一角度而言，民惟邦本的提出，恰恰也说明了早在二千多年前，中华民族的先哲们就已经认识到了民是国家之根本，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对此从多个方面有过深刻的精到论述和对实践的总结，并使其成为了具有东方特色传统政治思想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表现出高度的理性自觉。
民为邦本不仅是民本思想之源头，从其后殷周对这一思想的肯定和发挥还可以看出，它更是民本思想之总纲。商王朝，尤其是汤及盘庚，对民、民意与政权关系之重要性之认识，已十分明确。周克商后，周公将天命与德的观念引入，进而提出保民、教民的为政理念，并与执政的实践相结合，不仅使民本思想的内容得到充实与完善，更加丰富，从而也使民本观念得以广泛传播，几乎成为了全社会的共识。
作为元典性的思想体系，民本思想是在诸子争鸣中发展、丰富而渐次成为一个完成的思想体系的。也就是说，民本观念并非专属于儒家，法、墨以及道、兵、名、阴阳、纵横诸家无一不视民为邦本，只不过重视的程度、治民的理念、提出的主张各有不同而已。
在民本思想体系形成的过程中，早期的管子、子产与其后的孔子、孟子、荀子以及韩非子、墨子的贡献尤其突出，至大至巨，影响深远。
三、管仲的以人为本思想
在春秋战国的政治家中，管仲（前723-前645）精通儒术而创法家之说，谙达周公之礼而行民本之策，长于治国之术且擅谋兵之韬，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思想家、军事家，同时又是一位足智多谋的改革家。
管仲总结了一生治国、治民、治军等方面的经验而成《管子》一书，其中既讲到了强国强兵以成霸：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霸言》）同时也讲到了重农扶商以富民。管仲是一位目光远大、知识全面、经验丰富政治家。
1、管仲以人为本的思想基础是周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活跃，百家争呜，后人将当时的思想分为不同学派。汉代史学家班固考之《管子》一书，见内容丰富，思想杂驳，括撮其要，将其列入了道家一目。道家共收入图籍三十七家四十种。他说：右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班固从治国理政角度将《管子》列入道家，其所据有自，也使人颇受启迪，这就是：管子之学应属政治，政治之学切于民事、国事。管子为政不事繁杂，以清虚为务，既纠正了完全照搬周礼之繁缛，尚简易，贵卑议，又重法使民有所依，俗之所欲而予之，俗之所否而去之，顺应自然规律。班固非常赞成这一治国治民理念，故他在《管子》一书下注曰：名夷吾，相齐为相，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也。
但也有人将管仲归为法家学派。汉末魏初社会思想动荡，儒家思想受到冲击，出现了儒、道、名、法竞起与融合趋势，曹操就极重刑名之学，当时的思想家刘劭（曾任尚书郎、陈留太守）在所著《人物志·业流篇》中就说：建法立制，富国强人(兵)，是谓法家，管仲商鞅是也。
近代学者梁启超十分崇拜管仲，认为他是中国政治家第一人，并于宣统元年（1909）三月作《管子评传》。他在该书前言中称，一个国家若能有一两个伟人，则足以光其国之史乘，永其国民之讴思，管子即为一国之伟人，因为他是政治家兼学者。之后说：遍考泰西之历史，其政治家与政治学者，未有能相兼者也。以伟大之政治家而兼为伟大之政治学者，求诸吾国，得两人焉：于后则有王荆公，于前则有管子。此我国足以自豪于世界者也！而政治学者之管子，其博大非荆公所能及；政治家之管子，其成功亦非荆公所能及。（该书《叙论》）梁启超主张君主立宪：今世立宪之国家，学者称为法治国。法治国者，谓以法为治之国也。法治者，治之极轨也，而通五洲万国数千年间。其最初发明此法治主义者以成一家言者谁乎？则我国之管子也！（该书第六章《管子之法治主义》） 在任公目中，管仲不仅是法家，而且是世界上第一个主张法制者。
但仔细考察后又发现，与法家代表人物李悝、韩非、商鞅等相比，管仲主张法治和主张德治一样，认为都是治国不可少之策，且不主张严刑竣法，诘难德政、维法至上，有鉴于此，一些论者又称其为前期法家或法家先驱。
后人已注意到春秋时期的法家与战国时期的法家有极大的不同。前者如管仲，所处地域为齐鲁，是周初周公及太公的封地，因而形成了法儒互补的齐鲁文化。后者如李悝、商鞅、韩非、李斯等，所事之国楚、晋、秦均在中原边缘之外，夷狄文化习染严重。史家对此多有辩议。如周襄王元年（前651），齐与诸侯曾两次会诸侯于葵丘，《史记》称：秦穆公辟远，不与中国会盟。楚成王初收荆蛮有之，夷狄自置。唯独齐为中国会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诸侯宾会。(《史记·齐太公世家》)当时齐桓公虽然益有骄色，但由于管仲当政，尊王攘夷之策仍得以执行。文中的“中国，即地处天下之中的中原，从唯独齐与中国会盟”可知，由于管仲为齐相，齐国又接近天下之中，是周初天子嫡亲及重臣的封地，有周公与太公之遗风，管仲又在政治思想上继承周公文化，在强兵方面继承了太公兵文化，也就是说，齐文化的基因皆源于周，故齐国从思想上、交往上才与中原关系密切。
因此，就管仲而言，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其德治、法治等主张均来于治国、治民实践，其思想渊源则是周公思想。在治国治民方面，他说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并提出著名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球则知荣辱之主张；还说：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管子·牧民》）。从其重视礼节、荣辱、六亲等可知，这些主张全部来自周公和周礼。不仅如此，他还强调以礼教民，通过提高民之素质达到省刑之目的，从而克服刑乃繁之弊：
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国之度在饰四维，顺民之经在明鬼神、只山川、敬宗庙、恭祖旧。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野芜旷则民乃菅，上无量则民乃妄；文巧不禁则民乃淫，不璋两原则刑乃繁；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不只山川则威令不闻，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从管子主张省刑、敬宗、恭祖、孝悌以及不赞成刑繁可知，说管子之说属于法家是名不副实的。在管子的思想中，更多的则是周礼，其对周礼不仅全面继承，而且大有发展，其关于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之说的提出就是明证：
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以正也，危可以安也，覆可以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管子·牧民》）
管仲将礼、义、廉、耻比作支撑国家大厦的四根柱子，在他看来，四维比法更为要重要，因为它关乎人心。他认为，人知礼则思想行为就有了道德规范，就不会越出应有的节度；人知义就会谦恭，即使自己德才兼备也不会有非分之想，更不会狂妄占据高位；人知廉就不会隐瞒个人的缺毛病，就守廉不贪；人知耻就明是非，就不会与坏人为伍有僭越之举。
管子将四维之重要性提高到国之兴亡之高度，斩钉截铁地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在他看来，廉耻是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无耻，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这一论述，对孔子有很大的影响和启发，故孔子论及为政、治民之道时也相当强调耻的重要：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在孔子的道德哲学观中，礼与仁最为重要。礼作为伦理原则和伦理规范，从外在上用以确定伦理秩序安排，指导人们的行动；仁作为道德要求，从内在上用以衡量人与社会主体性的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孔子礼和仁视为最高道德，并以此对人品评，对管子也是如此，认为管子为政符合礼与仁的思想要求，故当弟子们对管子产生怀疑时，孔子无不及时纠正并对管子大加赞扬。《论语·宪问》篇中就有三则记载。如子路认为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未仁乎？孔子立即解释说：桓公九合诸候，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在孔子眼中，管子不仅功绩卓著，而且能力超强，为庶民带来了莫大的好处，故连连称赞。当子贡质疑管仲非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孔子也是居高临下加以教诲：管仲相桓公，霸诸候，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径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孔子对子贡不理解管子似乎很是生气，因而反问他：难道也要管子像普通老百姓那样守着小节小信，而跳进小河沟中自杀吗？有人问孔子对子产、子西和管仲如评价：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西，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孔子认为，子产是一位惠爱于民的人。子西算得了什么呢，根本不值一提。至于管子，真是难得的才干呀，他剥夺了大夫伯氏骈邑三百户采地，使得其只能吃粗茶淡饭，但由于执法公允，伯氏口服心服，一直到死都没有怨言。
孔子盛赞管子的记载不仅见诸《论语》，他如《说苑》、《韩诗外传》、《孔子家语》等也多有不少篇什。《说苑》卷十一《善说》中的一则，实为《论语·宪问》之详解：
子路问于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仲说襄公，襄公不说，是不辨也；欲立公子纠而不能，是无能也；家残于齐而无忧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槛车中无惭色，是无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无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子说襄公，襄公不说，管子非不辩也，襄公不知说也；欲立公子纠而不能，非无能也，不遇时也；家残于齐而无忧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槛车而无惭色，非无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贞也，知权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非无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则三军之虏也。死之则名闻天下，夫何为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诸侯之相也。死之则不免为沟中之瘠，不死则功复用于天下，夫何为死之哉？由，汝不知也！
子路从六个方面对管仲的否定，可以说是句句抓住了要害，尤其是说管仲无耻、无信、无仁，完全违背了周公之礼，更有违于孔子之仁。但孔子却用外因不具备和管子，知权加以解释，说明管子是一位大人，最后还批语子路不知死心眼，少智慧，不能灵活运用老师教的知识！
在孔子眼中，管仲几近完人，即使弟子们对其普通的缺点加以批语，孔子也不予认可。一次，子贡说管仲生活有些奢侈，孔子听了就很不高兴：
子贡问曰：管仲失于奢，晏子失于俭，与其俱失矣，二者孰贤？孔子曰：管仲镂簋而朱紘，旅树而反坫，山节藻梲，贤大夫也，而难为上。晏平仲祀其先祖，而豚肩不揜豆，一狐裘三十年，贤大夫也，而难为下。君子上不僭下，下不逼上。
管子盛食品的器具雕有精细的纹饰，冠带用朱色丝绦，居处有影壁，楹柱有彩绘，但孔子认为，这并不影响管子成为有仁德、有作为的君子，子贡不从大处着眼而只看毛病，因而就出现了一叶障目的片面性。孔子曾说过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意为凡有志于学习和实行圣人之道而又以自己衣食之不好为耻辱者，由于他们的视野狭小，气质低下，是不值得与他们讨论圣人之道的。了解孔子的这一立场，就可知其对子贡不从大处着眼而指责管仲衣食住行奢侈并以此品评管子表示不满意的原因了。
需要说明的是，管仲之民本思想其源虽主要来自周公，但受太公吕尚之影响也是比较明显的。周初分封，太公为齐之开国者，爱民富国强兵从一开始就被确定为国策，《史记·齐太公世家》对此有所记载：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刘安《淮南子·齐俗训》也有所载：
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见，太公问周公曰：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亲亲。太公曰：鲁从此弱矣！周公问太公曰：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周公曰：后世必有劫杀之君！其后齐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鲁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
从以上记载可知。齐、鲁立国之初，一个重贤才事功，一个重伦理道德。实际情况是，吕尚是很懂得二者关系的：不重事功，国家难以强大；不关注民生，不重视德治，事功就难以具有坚实之基础。因而他是既重事功，也重周礼，处处恤民、爱民，这从他留下的《六韬》中即可略知一二。
《六韬》又称《太公兵法》，内容主要是关于战争中的战略、战术问题，但其可贵之处就在于，作者不是简单地就事论事，简单地谈策略计谋，而是非常重视战争的性质、人心的向背，这实际上已涉及到国家的大政及方略。请看太公和文王的一次对话：
文王问太公曰：天下熙熙，一盈一虚，一治一乱，所以然者，何也？其君贤不肖不等乎？其天时变化自然乎？
太公曰：君不肖，则国危而民乱；君贤圣，则国安而民治。祸福在君，不在天时。
文王曰：古之贤君可得闻乎？
太公曰：昔者帝尧之王天下，上世所谓贤君也。
文王曰：其治如何？
太公曰：帝尧王天下之时，金银珠玉不饰，锦绣文绮不衣，奇怪珍异不视，玩好之器不宝，淫佚之乐不听，宫垣屋室不垩，甍、桷、椽、楹不斫，茅茨偏庭不剪。鹿裘御寒，布衣掩形，粝粱之饭，藜藿之羹，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绩之时。削心约志，从事乎无为。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洁爱人者厚其禄。民有孝慈者爱敬之；尽力农桑者慰勉之；旌别淑慝，表其门闾，平心正节，以法度禁邪伪。所憎者，有功必赏；所爱者，有罪必罚。存养天下鳏、寡、孤独，赈赡祸亡之家。其自奉也甚薄，其赋役也甚寡。故万民富乐而无饥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亲其君如父母。
文王曰：大哉！贤君之德也。
从所记可知，文王所问天下盈、虚、治、乱，即国家的盛衰与社会秩序的好坏。文王问：世事纷杂，国家时盛时衰，时安时乱，是君主的品质、能力所致还是天命呢？太公认为，国家的强盛与否不在于天命，而在于国君的贤与不肖。所谓贤，就是俭朴、廉洁、爱民、公平、正直、顺乎自然，不无事生非。圣贤的君王给人民带来了福祉，人民便拥戴其如日月，亲敬之如父母。太公从正、反两个方面讲述了帝尧治理天下的经验，其中提到的不可贪财、不可淫佚、不可奢侈、不可害民耕绩；要忠正奉法、廉洁爱人、爱敬孝慈、尽力农桑、赏罚公平、存养鳏寡、赈赡祸亡以及薄自奉、寡赋役等，简直和《尚书》中《大禹谟》、《皋陶谟》、《康诰》、《酒诰》、《无逸》所讲完全一样。管仲尚周礼、遵古训、富乐万民之心所自由此可知。
如果说上文是太公专门谈治国时说到爱民、富民的话，在另一次同文王的交谈中，吕尚则着重谈主尊人安的首务在爱民，并认为这是为国之大务：
文王问太公曰：愿闻为国之大务，欲使主尊人安，为之奈何？
太公曰：爱民而已。
文王曰：爱民奈何？
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败，生而勿杀，与而勿夺，乐而勿苦，喜而勿怒。
文王曰：敢请释其故。
太公曰：民不失务则利之，农不失时则成之，省刑罚则生之，薄赋敛则与之，俭宫室台榭则乐之，吏清不苛扰则喜之。民失其务则害之，农失其时则败之，无罪而罚则杀之，重赋敛则夺之，多营宫室台榭以疲民力则苦之，吏浊苛扰则怒之。故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已物。此爱民之道也。
文王所问的是为国之大务，即治国理政之大事。太公仅以爱民两字回答，且回答得很干脆、很简洁，也很轻松，爱民而已！这就使得文王大惑不解：爱民奈何？
吕尚从六个方面进行了概括：要给与人民利益而不损害他们，要成就人民之业而不使其失败，要有利于人民生活而不杀害他们，要给与人民实惠而不掠夺他们，要给人民带来快乐而不给他们造成痛苦，要使人民高兴而不惹他们发怒。
文王似懂非懂，吕尚又仔细地加以了解释。他说：人人有职业，有活干，就是给了人民利益；不耽误农时，就是成就了他的事业；宽刑轻罚，不无辜惩处人，就是保护了人民的生命；减少赋税，就等于又给人民带来了实惠；不大兴土木，少建宫室台榭，人民不劳累就等于给人民了安乐；官吏清正廉洁，没有无故地打扰和苛刻地盘剥，就能使人民感到高兴。反之，如果使人民失去职业，就是加害了他们；耽误农时，就是破坏了他们的事业；人民无罪而受到惩罚，就等于杀害了他们；横征暴敛，就是对人民的掠夺；大兴土木修建宫室台榭，繁重的劳役就会使人民痛苦不堪；官吏贪得无厌，苛法侵扰百姓，就会使人民愤怒。所以善于治国的君主，统驭人民就要象父母爱护子女，哥哥爱护弟妹那样，看到他们饥寒就为之忧虑，看到他们劳苦就感到可怜悲伤；看到他们遭受惩罚就象自己身受惩罚一样，看到他们被征收繁重的赋税就象夺取自己的财物一样。这些就是爱民的道理。
吕尚把庶民百姓的生产、生活及其喜怒哀乐等都提高到为国之大务的高度加以重视和关注，这使身为齐国之相的管仲深受教育和启发，这在他与齐桓公谏议、交谈及所执行的政令中，都能找到深深的烙印。
总之，管仲尊王攘夷，是周文化的继承者和卫护者，同时又善于从实际出发，光大了周公礼文化和太公兵文化，为政以德，行施仁政，发展经济，从而使齐民富国强，因而孔子虽对其为人略有微词，但从总体上来说则是肯定与称赞的。
2、管仲以人为本思想内涵极为丰富
管仲提出以人为本，使民本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这点而言，即使孔孟也难以企及。
（1）顺民
管仲由于具有丰富的治国经验，实践使他一次又一次地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重要性，因而深刻地指出：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管子·牧民》）
这里的政即政权。管仲认为，政权之所以能存在并兴盛，在于顺应民心；政权之所以废弛，则因为违逆民心。人民担心忧劳，我便使他安乐；人民害怕贫贱，我便使他富贵；人民害怕危难，我便使他安定；人民害怕灭绝，我便使他能够育繁衍。能使人民安乐，人民就可以为我承受忧劳；能使人民富贵，人民就可以为我忍受贫贱；能使人民安定，人民就可以为我承担危难；能使人民生育繁衍，人民也就不惜为我而牺牲了。
（2）富民
管仲认为，为政者应时刻关注民情、民心，实行顺应民心的政策，为民办实事，其目的是使庶民百姓富起来。对此，他说：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治国》）
百姓富裕国家就容易统治，百姓贫穷国家就难以安定。原因很简单，百姓富裕之后不仅能在家乡安心生活而且还会想办法发展壮大自己的家业，同时听从领导，不做违法乱纪之事。否则，百姓贫穷不仅不安于家，也不重视其业，为了生存可能还会铤而走险，这样的百姓是很难管教的。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无一不是首先让百姓富裕起来。管仲从正反两方面总结的这一治国方略很简明，但却极为深刻。正是由于他有如此洞察力，才使其思想更加深邃，在成就齐国霸业提出了以人为本的主张：
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霸言》）
（3）霸、王皆以人为本
春秋之时，虽有王、霸之争，但多为方法与途径之争，不论王、霸，无不认为应民富国强。战国之时，孟子主张王道而反对霸道，但他在提倡以德治国时未免把孔子的思想极端化了，认为霸道就是战争，以武力统一天下就会给人民带来灾难，故认为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孟子·告子下》）。齐宣王一次向他询问齐桓公、晋文公称霸之事：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他回答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孟子·梁惠王上》）这是孟子一次典型的政治谎话。孔子对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有过明确的评论，《论语·宪问》第十五章载：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晋文公重耳和齐桓公小白立国前皆曾流亡在外，回国后发奋图强而成霸业，但在孔子眼中，晋文公诡诈不仁，为人不正派，齐桓公在管仲辅佐下尊王攘夷行仁政，为人正派而不诡诈。孟子由于强烈反对霸道，对管仲十分不满，认为其才能连自己也不及， 故其不愿当着齐宣王之面说其先辈的坏话，只好托词蒙混。
实际情况也是这样，管仲为使齐国霸而富民强国，行的多是仁德之政，故其在论及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时，无不强调尊君、亲仁。为全面了解管仲的霸业思想，现将《管子·霸言》中该段全文抄录如下：
夫无土而欲富者忧，无德而欲王者危，施薄而求厚者孤。夫上夹而下苴、国小而都大者弑。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理之至也。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理也：一国而两君，一国不可理也；一家而两父，一家不可理也。夫令，不高不行，不抟不听。尧舜之人，非生而理也；桀纣之人，非生而乱也。故理乱在上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故上明则下敬，政平则人安，士教和则兵胜敌，使能则百事理，亲仁则上不危，任贤则诸侯服。
审视全文可知，在管子看来，不行德政而想称王者是很危险的，也是不可能的。所谓行德政，就是依礼治国，做到君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那才是治国的最高水平。天下、国家和家庭一样，不能有二主。作为政令，要来自最上层，这样才能统一。尧舜、桀纣之民也不是天生就好或坏，根子在上面。所以，霸业之始，应以人民为本。本治则国家政权就稳固，否则就面临危亡。所以，上层英明则下面敬服，政事平易则民心安定，兵士本领强又团结就能打胜仗，任用有本领之臣则百事皆能得到治理，亲近仁德之人则君主就不会有任何危险，任命贤德之人掌权柄，一切命令诸侯也就都会服从。文中无德欲王、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以人为本，本理国固、上明下敬、政平人安、亲仁不危等词，不仅字面毫不生疏，就其含义而言，也是望而可解，与儒家毫无二致。
（4）民即百姓
先秦时期，民、人二字的含义既有别又交叉。一般来说，民指地位低下的庶民，人指士大夫以上者。管仲以人为本之人含义为何呢？是否专指士大夫以上者？回答是否定的。请看管仲自己是如何向齐桓公解释的：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见。
立有间，有贰鸿飞而过之。桓公叹曰：仲父，今彼鸿鹄有时而南，有时而北，有时而往，有时而来，四方无远，所欲至而至焉，非唯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于天下
乎？
管仲、隰朋不对。
桓公曰：二子何故不对？管子对曰：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对。桓公曰：仲父胡为然？盍不当言，寡人其有乡乎？？寡人之有仲父也，犹飞鸿之有羽翼也，若济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将安闻道而得度哉。管子对曰：君若将欲霸王举大事乎？则必从其本事矣。
桓公变躬迁席，拱手而问曰：敢问何谓其本？管子对曰：齐国百姓，公之本也。人甚忧饥，而税敛重；人甚惧死，而刑政险；人甚伤劳，而上举事不时。公轻其税敛，则人不忧饥；缓其刑政，则人不惧死；举事以时，则人不伤劳。
桓公曰：寡人闻仲父之言此三者，闻命矣，不敢擅也，将荐之先君。于是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笔。明日，皆朝于太庙之门朝，定令于百吏。使税者百一钟，孤幼不刑，泽梁时纵，关讥而不征，市书而不赋；近者示之以忠信，远者示之以礼义。行此数年，而民归之如流水。（《管子·霸形》
这是一则很有趣的故事。
秋季的一天，齐桓公与大臣管仲、隰朋在一起。这时，有两行大雁从上空飞过。齐桓公似有所感触，叹了一口气说：“仲父啊，那些鸿雁秋天南飞，春天又飞回北方，时而去，时而往，不论多么遥远，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是不是因为有了两只翅膀，其想法就能实现呢？
管仲、隰朋都没有接他的话茬。桓公心中有点不悦，说：二位怎么都不回答呢？这时管仲说：大王您有成就霸业的雄心，但夷吾我并非是成就霸业的臣子，因而不敢回答。桓公立即就说：仲父，你怎么这样说呢？你为什么不主动给我建议，让我也有个明确的方向呢？我一贯认为，自从有了仲父，我就象鸿雁有了双翼，过河有了舟船，心里很踏实。你不教导我，我就是有两只耳朵，不是仍听不到治国策略，学不到好的法子吗！管仲见桓公如此虚怀若谷，就说：大王果真是想成就霸业吗？那就必须从根本上做起！
桓公见管仲态度诚恳且胸有成竹的样子，连忙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走到其面前，拱手问道：你说要从根本做起，请问什么是根本？管仲不慌不忙地说：要说根本，老百姓就是根本！现今的情况是，百姓们都害怕吃不饱而挨饿，因为税收太重；百姓们都怕犯死罪，因为当前严刑竣法；百姓们都怕役服繁重，因为当前国家派役太多而又没有时间限制。如果大王您减轻赋税，百姓们就不再担心饥饿；如果宽刑缓政，百姓们就不怕无辜犯死罪；如果役使有一定时间限制，百姓们也就不怕服劳役了。
桓公高兴地说：听仲父这么一说，三个方面如何办我就明白了。但我不敢擅权，还要庙告先祖。于是就命令百官及有关部门，削好竹板，备好笔墨。第二天，大臣们都来到太庙朝见，并将新议的法令一一确定了下来，写在了竹简上。新法令规定，税赋只收百分之一，未成年人不适用刑罚，池塘中的水按农时及时开放，关卡只检验不负责征收，市场只登记不收费。通过这些措施，使近处的百姓都看到官府的诚信和爱民，对远方的来者均以礼相待。这一政策仅仅实行了几年，百姓前来齐国归附者就象流水一般。
这里，管仲不仅明确地指出以民为本就是以百姓为本，并且就如何解决民生问题提出了轻徭薄赋、宽刑缓政、发展商业等建议。
概言之，管仲全面继承了周文化之精神，是春秋早期民本思想继承和倡导者。其在指导思想上尊贤尚功，重民、爱民，在政治实践上守礼敬德，忧民、顺民，在经济发展上重农轻赋，富民、利民，在社会治理上宽刑缓政，以法安民、保民。管仲以人为本之策收到了富民强国之效，不愧为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
（作者简介：杨海中，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