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50期 浅谈宋朝理学家与《管子》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0/4/30 14:59:31

 浅谈宋朝理学家与《管子》

徐庭蕊

  摘要：《管子》作为一本先秦时期的巨著，内容广泛，为后代学者所吸收发扬，宋朝的理学家们也继承和发扬了其中的部分论点，本文主要介绍了宋朝理学家的代表人物对《管子》学说的看法和与自身理论的联系。

  关键词：管子  理学家  宋朝  

  《管子》作为先秦时期的学术著作，内容博大精深，包含着儒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和农家等各个学派的观点，虽然《管子》先后分别被列入了道家和法家学派，可其中蕴含的儒家精神也是不容忽视的，后世儒学家们也大都比较认可《管子》，其中的义利思想和哲学概念对宋朝理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宋朝的理学家们的思想理论也深受《管子》学说的影响，并对《管子》有着各自的见解。而且理学家们所处的历史时代与《管子》大约成书的年代也有些许共通之处，春秋战国是割据争霸的时代，战争不断，但生产力发展迅速，而宋朝虽然是统一的王朝，可外患之疾愈来愈重，始终面临着异族的威胁，战争也时常发生，但同时这个时期也是商品经济和市场飞速发展的时期，虽间隔一千多年，却与战国时的境况有相似之处。处在这个时期的理学家们，追根溯源，从从这些先秦著作中丰富理论体系的同时，也在探寻着治国救民的方法。

一、北宋早期理学家与《管子》

  周敦颐是宋朝儒家理学思想的开山鼻祖，他一方面继承了儒学的内在精神，另一方面又丰富和发展了传统儒学，其中便汲取了《管子》中的哲学思想。其以儒家学说为基础，提出太极而无极的宇宙生成论，《太极图说》正是其主要著作，上下段分别阐述了宇宙论和人生论，构造了一个集自然、社会、人生为一体的宇宙论体系。太极图书中道：形既生矣，神发如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意思是形体具备后，心理就随之产生了。但是，这种观点并非周敦颐的首创，《管子·内业》中论述了一种以气为本的气一元论的整体统一论思想，其载凡人所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以为人。这里所说的精，并非作为大脑功能的非物质性的精神，而是一种物质性的所谓精气，刘向整理《管子》又将其明确归纳为形神并立的二元学说。

  北宋哲学家张载也是宋明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他提出的气一元论的整体统一观与《管子》中气一元论的整体统一论思想有许多共同之处，他认为气是宇宙的本体，提出太虚即气、凡象皆气等命题，并用气之聚散来解释实物和虚空的形态以及万事万物的生成、变化与转化。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两体者，虚实也，动静也，聚散也，清浊也，其究一而已。等张载的相关论述都体现了其观点。在《管子》的相关论述中也有万物依赖于气而生成、而转化的思想，并且指出了万变之中所不变的根本便是气。得一之理，能君万物。君子使物，不为物使，执一不失。还揭示了正确的认识只要把握了以气为本的统一性理论便可以自如地驱使万物，从而保持在行为中立于不败之地。张载明确提出的古代唯物主义在《管子·内业》 有所体现，因此，从时间的相沿性来看，不得不说张载的部分哲学思想受到《管子》中的相关理论。

二、二程与《管子》

  程颢和程颐是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和奠基者，他们的义利观思想对当时以及后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程颢曾言：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义利之辩，作为一种价值认识和取向，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而义利关系理论的发端可追溯到先秦时代，《管子》作为先秦著作，对义利之辩也做了比较清晰的阐释。传统理论认为《管子》所代表的法家理论重利轻义，完全忽视和否定道德义理的作用，然实则不是，《管子》假托先秦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管子而著成，其中自然就蕴含管子的思想，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就对管子的功绩给予了肯定，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管子通货积财，富国强兵&r体现了其义利观中对于利的重视，但这并不意味管子不重视义。《管子·牧民》中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将礼义廉耻与国之兴亡联系在一起，可见其明确肯定了道德礼义的作用，并且认识到了义利合一的辩证关系，二者关系密切、相互依存。

  二程对传统的义利观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和升华。二程认为，如何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会直接决定人们待物处事的行为方针，也直接关系到个人能否遵循名教纲常的根本问题。二程所主张的不论利害，惟看义当为不当为的行为方针和价值取向具有典型的道义论的特征，反对以利为心&即作为行为方针的利。二程明确了义利之间的关系，并且对义和利做了更加具体的阐释，在肯定义的情况下并没有否定利，而是做了更具体的阐释，明确了各种情况。《管子》作为先秦著作，其中的义利思想和理论模式自然也影响了二程的义利之观，二程所指出的义利之间的辩证关系在《管子》中就已经明确了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并且，二程对管仲个人持肯定的评价，在管仲不随公子纠亡而转向辅佐公子小白一事上，认为其符合大义，是为大义而舍小信，尽忠天下而不为一家，死的价值有大小之别，有死事和死义高下之分，为个人尽忠而死与为百姓和社稷大义而亡，两者发生冲突时，死义的选择要高于死事。从二程支持管仲之举来看，对于《管子》中义利之辩，他们也是有所肯定的，并且都给出了积极的评价。

三、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与《管子》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学术上造诣最深、影响最大。他总结了以往的思想，尤其是宋代理学思想，建立了庞大的理学体系，成为宋代理学之大成，其功绩为后世所称道。朱熹的《论语集注》对《论语》中孔子的四论管仲做了详细的注文，这其中也或多或少地展现了朱熹独特的哲学思想。朱熹作为一位，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思想家，其思想渊源中有着众多源头，《管子》作为先秦诸子时代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其中思想理论，自然也被朱熹容纳吸收。无论是治理国家的思想还是哲学理论，《管子》都深刻影响了朱熹。

  首先，朱熹对管仲其人也持非常肯定的评价，在对管仲不死子纠之难这个问题上，他与程颐的见解大体一致，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大段引用程颐的说法，其思想之同自不必多说。并且，早在《论语或问》中就表达了类似的看法：盖圣人之于人，既不以罪掩其功 , 亦不以功掩其罪也。 今于管仲 , 但称其功不言其罪, 则可见不死之无害于义。 召忽之失，在于辅子纠以争国，而不在于死, 管仲之得, 在于九合之功而不在于不死。后功固不可期，而其在我者固自可必，但其得就此功而免于匹夫匹妇之谅，则亦幸而已矣。后之君子，有不幸而处此者，苟自度其无管仲之才，是殆不若为召忽之不失其正也。这也一定程度体现了朱熹与管子之间义利观的共通之处。

  在对于国家的治理方面，朱熹是十分推崇管子之道的，管子与朱熹都生逢于战火四起的乱世，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国家满含忧患之情，倾尽心力致力于国家的强大与兴盛。朱熹理学通过对管仲思想的吸收与改造，极大地满足了人君治天下的政治要求。朱子之学见其穷天地阴阳之蕴，明性命仁义之旨，揭主敬存诚之要，微而律数之精意。显而道统之源流，以至君德圣学，政教纲纪，靡不大小皆该，而表里咸贯，洵道学之渊薮，致治之准绳也。这体现了朱熹对管子思想中义理观的吸收并加以综合与改造。

  朱熹十分推崇管仲重德尚贤的人才思想，提出选拔人才要任贤使能。此外，管子的用人标准对朱熹亦有很大影响。《管子》把用人的基本标准划分为三: 德、能、功。这三项标准中德在首位，是为重德。重德看大节，大节有亏，不得为贤; 大节不失，虽小过不失为贤。在能和功方面，《管子》主张把能与功二者统一起来加以考察。《法法》篇提出，有无业务专长，是能力最重要的标志，有专长者为能，舜之有天下也，禹为司空，契为司徒，皋陶为李，后稷为田。此四者也，天下之贤人也，犹尚精一德，以事其君。今诬能之人服事任官，皆兼四贤之能。自此观之，功名之不立，亦易知也。朱熹在用人标准上基本沿袭管仲的德才兼备这一思路。朱熹认为，凡称得上人才的，必须具有德行和道艺这两方面的修养。有徳而有才，方见于用，如有徳而无才，则不为用。

  《管子·治国篇》中载夫富国必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管仲把农粟看作王者之本事。民生之大务，富民之途，治国之道。只有重视农业才能富民，才能使百姓知礼节、知荣辱。朱熹亦十分赞同管仲以农为本的思想。在朱熹看来，如果不发展农业生产，就不能富民，他强调民生之本在食，足食之本在农，此自然之理也。在《劝农文三》中也有所体现：契勘生民之本，足食为先，是以国家务农重谷，是凡州县守倅，皆以农为职，每岁二月载酒出郊，延见父老，喻以课督子弟，竭力耕田之意。

  朱熹以礼法相济为主要内容的德礼政刑观也深受管子思想的影响。《管子》载: 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威不两措，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其中所展现的德治思想深刻影响了朱熹的德治观念，在继承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升华。

  此外，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其哲学思想总结了前辈理学家们的精华。朱熹的哲学体系以程颢兄弟的理本论为基础，并吸取周敦颐太极说、张载的气本论以及佛教、道教的思想而形成。这一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这其中必然也受到《管子》中哲学理论的熏陶，著作《管子》中也有相关的论述。

结语

  《管子》成书虽然与理学家们处于不同的年代，但其中的思想和理论却有诸多的不谋而合之处。《管子》作为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力量最强大的学术派别所撰巨著，在诸子百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管子》内容丰富,政治、哲学、经济、礼法、军事、外交、科技、教化等均有涉及，理学家们在丰富自己思想理论的同时必然会借鉴吸收。宋朝理学家们的哲学体系，如气一元论的整体统一观、义利之辩和治国治民的思想等都可以溯源至《管子》。理学代表人物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人都肯定了《管子》中的理论，并且发展了其精髓。同时，宋朝理学家对于《管子》中理论的综合与升华，也让更好地去解读《管子》！

参考文献

【1】朱熹.论语集注【M】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2】朱熹.朱子语类【M】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朱熹.论语或问【M】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徐庭蕊，女，安徽大学历史系2016级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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