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50期 《管子》道德教化制度化思想 及其对党风建设的启示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0/4/29 16:24:48
《管子》道德教化制度化思想
及其对党风建设的启示
赵清文
摘要：《管子》一书中认为，道德教化应具有一定的制度保障，必须以严明的法制作为基础。法制不但能够为道德教化提供明确的内容和方向，而且还是提高社会道德水平，维护社会秩序的有效途径。《管子》中还认为，道德教化制度的建构和相关决策的执行中，既要经过认真的调查分析，又应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和规律，不断对道德教化制度进行适时地调整与变革。《管子》中所提出的道德教化制度化的思想对于今天的党风廉政建设的借鉴意义，一是在党风建设中要重视思想道德建设与法律制度建设相结合，二是在党风建设中要正确处理社会变革与发扬传统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管子》；道德教化制度化；党风建设
中国传统社会中一直有着重视德治的传统，历代统治者都把社会成员，尤其是社会管理者道德素质的提高，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而要完成这一任务，就首先要通过道德教化，向社会成员传授道德知识，用各种手段来激发他们自觉遵守社会道德的主动性。道德教化，从宏观层面上说，就是以国家或其他拥有公共权力的集团或机构为主体，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社会成员施加系统的道德影响的活动。因此，道德教化的有序实施必须以一定的制度作为保障。《管子》是一部在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思想的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典籍，其中从政治、法律等多个不同视角出发对道德教化制度化的阐述，不但在中国思想史上独具特色，同时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一、制度：道德教化效果的有力保障
道德教化作为一种宏观的活动，必然与一定的制度结合在一起。这包含两重含义：一方面，道德教化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之内进行的活动；另一方面，道德教化也要求建立起相应的制度，以制度为保障。
在《管子》一书的作者看来，法是存亡治乱的根源，是圣明的君主用以治理天下的最高标准。道德教化制度化，必须以严明的法制作为基础。法律制度是道德教化最稳固的保障。
首先，法制能够为道德教化提供明确的内容和方向，避免道德教化与国家的总体目标不一致。《管子》认为：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任法》）在道德教化中，德行必有所是，道义必有所明。（《法禁》）即应当首先告诉人们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而法是达到这一目的最便捷和最有效的手段。通过立法，可以为人们划出一个行为的界限，同时也为道德教化的实施者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其次，利用法制约束引导，是提高社会道德水平，维护社会秩序的有效途径。《管子》中说：形势不得为非，则奸邪之人悫愿；禁罚威严，则简慢之人整齐；宪令著明，则蛮夷之人不敢犯，（《八观》）所以说，于下无诛者，必诛者也；有诛者，不必诛者也。（《禁藏》）邪莫如早禁之。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祸。（《法法》）因此，道德教化要想取得满意的效果，就不能仅从道德领域之内用力，必须借助法制刑罚的力量。厚爱利足以亲之，明智礼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审度量以闲之，置乡师以说道之。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故百姓皆说为善，则暴乱之行无由至矣。（《权修》）
因此，《管子》中认为，大到不同社会角色的职责要求，小到每种爵位等级的日用器物，都必须有明确的规定，不能有丝毫的逾越和混淆。度爵而制服，量禄而用财。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有度，六畜人徒有数，舟车陈器有禁。生则有轩冕、服位、谷禄、田宅之分，死则有棺椁、绞衾、圹垄之度。（《立政》）只有在日常生活中通过明确的制度体现出各种标准来，才能强化人们对这种标准的理解，自觉遵守和维护这种标准，做到行不逾矩。否则，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无伤国，不可得也。（《权修》）如果不在细节问题上严格要求，防微杜渐，则难免会在大礼、大义、大廉、大耻出问题。
为了使道德教化能够真正起到效果，就必须保证法律制度的权威性，要始终严格依法办事，既不能过，也不能不及，否则就会适得其反。一方面，《管子》指出，在执法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标准是当。罪人当名曰刑，当故不改曰法。（《正》）审刑当罪，则人不易讼。（《问》）相反，如果执法不当，宽严无度，令出而留者无罪，则是教民不敬也。令出而不行者毋罪，行之者有罪，是皆教民不听也。令出而论可与不可者在官，是威下分也。益损者毋罪，则是教民邪途也。（《重令》）只有刑罚不颇，才能下无怨心（《君臣上》）使社会成员甘心接受约束，自觉做到少长贵贱，不相逾越（《五辅》）。因此，《管子》特别强调法制不议、刑杀毋赦（《法禁》），并认为这不仅不是害民，而恰恰是爱民的表现。另一方面，《管子》还把赏罚作为道德教化的重要手段。《管子》指出，禁罚威严，则简慢之人整齐；赏庆信必，则有功者劝。（《八观》）如果赏罚不明，朝令夕改，号令已出又易之，礼义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迁之，刑法已错又移之。如是，则庆赏虽重，民不劝也；杀戮虽繁，民不畏也。故曰：上无固植，下有疑心，国无常经，民力不竭，数也。（《法法》）因此，统治者在进行道德教化时，不仅要利用赏罚作为手段，而且必须言而有信，赏罚明确。见其可也，喜之无徵；见其不可也，恶之无形。赏罚不信于其可见，而求其所不见之为化，不可得也。（《权修》）所以，道德教化的条件具备之后，在采用常规的道德教化的同时，再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故百姓皆说为善，则暴乱之行无由至矣。（《权修》）
二、不慕古、不留今：道德教化制度化的基本要求
《管子》认为，任何政策的实行，都应当建立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之上，既不能随心所欲，也不应拘泥于已有的旧规矩、旧经验，正确的指导原则只能是随时而变，因俗而动（《正世》）。道德教化制度的建构和相关决策的执行当然也不例外，必须以国家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要求为基础。
首先，道德教化制度的建构和变革必须经过认真的调查分析。古之欲正世调天下者，必先观国政，料事务，察风俗，本治乱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后从事。（《正世》）也就是说，如果要在全社会进行一项决策，一定要先考察国家的政情，分析国家的事务，了解人民的风俗，查明治乱的根源与得失，然后才能着手进行。体现在道德教化的决策中，就是要首先研究人们的好恶与处境，以及国家的传统习俗，审所先所后，爱之，利之，益之，安之（《枢言》）。具体来说就是，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牧民》）只有在对国情、民情了如指掌的条件下，才能保证制度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决策的准确性、针对性，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其次，还应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和规律，不断对道德教化制度进行适时地调整与变革，即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正世》）。历史上任何时代的进步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反对做事拘泥经典、死搬教条的办法，提倡根据社会进步的趋势适时地进行变革和创新。《管子》认为，事莫急于当务，治莫贵于得齐。（《正世》）要处理的事情中最要紧的是解决当前面临的大事，治国的原则中最重要的是明白适中的道理。如果一个国家的政策措施不能收到理想的效果，究其根源，就一定是没有按照适中的原则去做。（即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齐不得也。）那么，如何才能作到适中呢？《管子》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否则，民变而不能变，是棁之傅革，有革而不能革，不可服民取信。（《侈糜》）如果人民有了变革的意愿而统治者不能顺应民意及时地进行变革，政策措施肯定不会得到人民的认可。
在道德教化制度建构的思路上，管仲本人的主张明确体现了这种重视实际、勇于变革的思想。据《小问》篇记载，有一次齐桓公在同管仲谈论如何治理民众的时候，桓公问管仲：牧民何先？管仲回答说：有时先政，有时先德。飘风暴雨不为人害，涸旱不为民患，百川道，年谷熟，籴贷贱，禽兽与人聚食民食，民不疾疫。当此时也，民富且骄。牧民者厚收善岁以充仓廪，禁薮泽，先之以事，随之以刑，敬之以礼乐以振其淫。此谓先之以政。飘风暴雨为人害，涸旱为民患，年谷不熟，岁饥籴贷贱，民疾疫。当此时也，民贫且罢。牧民者发仓廪、山林、薮泽以共其财，后之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罢。此之谓先之以德。其收之也，不夺民财；其施之也，不失有德。富上而足下，此圣王之事。管仲这种根据经济水平、人民的生活条件和心理状况来选择改善社会道德风尚的政策的思路，应当说是非常有见地的。
三、《管子》道德教化制度化思想对当前党风建设的启示
《管子》中所提出的重视道德教化制度的思想，不仅在齐国的治理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而且对于今天的社会道德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仍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首先，在党风建设中，要重视思想道德建设与法律制度建设相结合。道德建设就是通过形成特殊的秩序和准则来改造人类社会及其精神世界，从而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道德建设的整个过程都需要有效的组织领导和管理。思想道德素质是良好党风的基础，而思想道德又重在建设，这一思路如何体现呢？这就要求用制度的形式把思想道德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的责任、义务、目的、要求、程序等明确确定下来，使领导、管理有法可依，同时建立起目标责任、内部分工、检查考核、监督奖惩等一系列的制度，使重视思想道德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真正落到实处。另外，制度建设还为思想道德建设提供了强化机制。道德作用的发挥以说服力和劝导力为基础，以自律为特征，手段软弱一直是其自身难以解决的一个难题。而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则具有强制性惩恶的优势，用法律、制度等外在约束方式来以他律强化自律，也是思想道德建设取得实效的后盾和保障。
其次，在党风建设中，要正确处理社会变革与发扬传统之间的关系。事物总是处于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运动发展之中。充分顺应社会发展的规律，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正是道德教化制度变革的内在依据。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一方面，现实和历史传统之间总是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今天的各项建设，一定意义上说，都是传统的一种延续。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历史上留下的很多经验教训，都是宝贵的财富。这其中，包括《管子》等历代典籍中所反映的古代治国理政的智慧。中国人民的理想和奋斗，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和精神世界，是始终深深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的，同时又是随着历史和时代前进而不断与日俱新、与时俱进的。本着批判继承的态度，今天的各项建设仍然能够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收很多的营养。当然，对于今天的党风廉政建设更重要的，是我们党在长期艰苦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所积累下的优良的革命道德传统。中国革命道德传统，是我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胜利的重要保证，是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能够沿着正确道路前进的重要精神动力。为了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彻底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我们一定要在全国人民中，大力弘扬革命传统、特别是革命道德传统，使革命道德在新时期焕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辉。在今天的党风廉政建设中，优良革命传统不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而且还是一种有力的鞭策。另一方面，无论是传统美德，还是革命道德，尽管其优秀的内核不会改变，但都是与日俱新、与时俱进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总会增加一些新的内容和要求。时代环境的改变，是我们不能忽视、无法回避的一个事实。如果不能根据时代的变化从整体思路到具体方法上进行创新，依然照抄照搬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几千年的旧模式，依然试图用过去的老脑筋来解决新问题，无论任何事业，都会被引入死胡同。只有在不断的创新之中，才能让我们的党风建设永远保持活力，让我们的党永远保持朝气蓬勃。
（作者简介：赵清文，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