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50期 试论管子的重民治国思想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0/4/29 15:10:52
试论管子的重民治国思想
任鹏程
摘要：重民是管子治国的核心理念。管子以为，民众是国家的基石和根本，政顺民心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保障。为此，他提出重农的富民之策，德法结合的教化施政方案等等，这些治国方略和举措的纲领性精神便是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
关键词：管子 重民 富民 德法 以人为本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管仲是先秦时期的一位杰出政治家。正如太史公司马迁曰：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史记·管晏列传》）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安定天下。因此，管子的思想可以说是一门治理国家的学问。那么，在管子的治国理政策略之中，有没有一以贯之的纲领呢？管子指出：齐国之百姓，公之本也。（《管子·霸形》）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霸言》）很显然，管子极其注重民众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民众是治国安邦的前提和保证。他甚至得出结论说：君人者，以百姓为天。（《说苑·建本》）所以说，重民便成为管子治国的基本核心理念。
本文便以重民为基本思路，试图对管子的治国思想做简要分析。
一、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治国》指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由此可见，管子以为，富民是国治邦安的基础和根本。
那么，如何富民呢？管子曰：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然后民可使富。（《管子·五辅》）管子以为，富民之道即是强本事，去无用。管子又说：粟者，王者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有人之途，治国之道也。（《管子·国蓄》）显而易见，粮食就是国裕民富的根本和基础。所以，君王治理国家应以发展农业、粮食增收为要务。管子说：五谷食米，民之命也（《管子·国蓄》）谷者，民之司命也。（《管子·山权数》）不生粟之国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归也；粟也者，财之所归也；粟也者，地之所归也；粟多则天下之物尽至矣；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有人之涂，治国之道也。（《管子·治国》）这些章句体现了同一个思想：重视农业即可使民众富裕，重农便是务本。
以农为本，这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传统。民众的生存和生活离不开粮食，粮食是最基本的物质需求，管子提出：饮食者也，侈乐者也，民之所愿也。足其所欲，赡其所愿，则能用之耳。（《管子·正言》）先王善为民兴利除害，故天下之民尽归之。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事也。（《管子·治国》）只有民众的饮食之欲得到了满足，才能被国君所役使。所以，富民政策的实质即是利农事，即满足民众的物质利益需求。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 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商君书》曰：有土者，不可以言贫；有民者，不可以言弱。（《商君书·错法》）很显然，重视农业发展、保障粮食产量和安抚民众在古代思想家们看来是国治安邦和国家富强的头等大事。
进而言之，粮食的获取源于农业发展，农业要得以发展，其根本和基础就是土地。既然土地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和前提。所以，管子非常重视土地的使用和开垦。《管子·治国》曰：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田多则粮食多，粮食多则国富，国富则兵强，兵强则国土辽阔，甚至农田开垦使用直接与国家政局的稳定密切相关。这便是管子重农思想的基本逻辑。他甚至得出结论说：故善为政者，田畴垦而国邑实。（《管子·五辅》）为此，管子提出正地和辟地之举。
其一，正地，即核实田亩的长短大小。按照《管子·乘马》篇所言：正地者，其实必正。长亦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长短大小尽正。针对五谷不生的土地和没有树木的荒山山林，管子也提出了如何核对它们面积的办法，他说：地之不可食者，山之无木者，百而当一。涸泽，百而当一。地之无草木者，百而当一。樊棘杂处，民不得入焉，百而当一。薮，镰缠得入焉，九而当一。蔓山，其木可以为材，可以为轴，斤斧得入焉，九而当一。泛山，其木可以为棺，可以为车，斤斧得入焉，十而当一。流水，网罟得入焉，五而当一。林，其木可以为棺，可以为车，斤斧得入焉，五而当一。泽，网罟得入焉，五而当一。命之曰地均，以实数。（《管子·乘马》）与此同时，管子认为，土地之间的质量状况也有所差异，有些土地肥沃，有些土地贫瘠。因此，国家治理者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田界和调整田税，这样便可以调动民众耕种开荒的积极性，使之安心从事农业发展。管子说：三岁修封，五岁修界，十岁更制，经正也。十仞见水不大潦，五尺见水不大旱，十一仞见水轻征，十分去二三，二则去三四，四则去四，五则去半，比之于山。五尺见水，十分去一，四则去三，三则去二，二则去一，三尺而见水，比之于泽。（《管子·乘马》）便是如此。
其二，辟地，即开垦荒地。《管子·权修》曰：地博而国贫者，野不辟也，民众而兵弱者，民无取也。故末产不禁，则野不辟。赏罚不信，则民无取。野不辟，民无取，外不可以应敌，内不可以固守，故曰有万乘之号，而无千乘之用，而求权之无轻，不可得也。管子认为，国土广阔而国家贫困，是因为荒地没有得到开发利用。土地缺乏便导致粮食欠收，粮食不足便导致畜牧业萧条、士兵战斗力下降和国家政局的动荡，野不辟则六畜不育，六畜不育则国贫而用不足；国贫而用不足，则兵弱而士不厉。（《管子·七法》）与此同时，管子提出无夺民时的策略，即保障农业的发展有足够的时间，他说：山泽各以其时至，则民不苟，陵陆丘井田畴均则民不惑，无夺民时，则百姓富。牺牲不劳，则牛马育。（《管子·小匡》）孟子亦云：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鼈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鼈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相反，如果不按照民时行事，则便会出现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野芜旷，则民乃菅，上无量，则民乃妄。（《管子·牧民》）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孟子·梁惠王上》）最终，管子得出结论说：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管子·权修》）
虽然管子提出合理的开垦荒地之策，然而有些国家依然贫困如旧，这又是为何呢？《管子·权修》曰：地辟而国贫者，舟舆饰，台榭广也。赏罚信而兵弱者，轻用众，使民劳也。舟车饰，台榭广，则赋敛厚矣。轻用众，使民劳，则民力竭矣。赋敛厚，则下怨上矣。民力竭，则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敌之勿谋己，不可得也。很显然，管子认为，国家的富裕不能单纯依靠田地的开垦，国家管理者也要杜绝舟车过于豪华、楼台亭阁过多、轻易兴师动众等等不良行为。如此，才不会使得民众过度劳累、民众抱怨和民力枯竭等等。这显然是管子爱民的思想精华，正如管子说：莅民如父母，则民亲爱之。（《管子·形势解》）
要言之，民众是国家稳定的基石，而民众的生存要凭借粮食，粮食的生产要依靠农田。因此，管子的重民思维第一步就是满足民众物质层面的需求，即开垦农田，发展农业。
二、治民之本，令教并重
管子指出：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这就是说，农业得以繁荣，国家便会富足，民众便知礼节。或者说，民众物质层面的需求得以满足，精神层面需求就要顺之而来。很显然，管子重民思维第二步就是教化民众，使得百姓知礼节、知荣辱。
管子提出，民众存有好利的倾向。他说：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管子·禁藏》）民众的好利倾向犹如水之就下，是自然而然的，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于四方无择也。（《管子·形势解》）如果纵由民众人情好利倾向的发展，便会招致祸患无穷。是故，管子说：凡人之情，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远之不能勿忘，人情皆然，而好恶不同，各行所欲，而安危异焉，然后贤不肖之形见也。（《管子·禁藏》）
因此，针对此种状况，管子以为圣人便发明了法律、法令等工具，他说：虽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管子·法法》）又说：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于是智者轴愚，强者凌弱，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故智者假众力以禁强虐，而暴人止。为民兴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师之。是故道术德行，出于贤人。（《管子·君臣下》）所以，对为政者而言，治理国家采取令刑赏罚等辅助手段和措施是必不可少的。而关于令刑赏罚的作用，管子则说：贫者非不欲夺富者财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强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诛也。故百官之事，案之以法则奸不生；暴慢之人，诛之以刑，则祸不起。群臣并进，笑之以数，则私无所立。（《管子·明法解》）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令行也；故治国使众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贫者非不欲夺富者财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强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诛也；故百官之事，案之以法，则奸不生。暴慢之人，诛之以刑，则祸不起。群臣并进，厕之以数，则私无所立。（《管子·明法解》）令刑赏罚等手段具备诛祸乱、禁淫暴的效果。
管子十分重视法律在维系国家治乱安定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法者，将立朝廷者也；法者，将用民力者也；将用民力者，则禄赏不可不重也；法者，将用民能者也；法者，将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则刑罚不可不审；刑罚不审，则有辟就；有辟就，则杀不辜而赦有罪；杀不辜而赦有罪，则国不免于贼臣矣。故夫爵服贱、禄赏轻、民闲其治、贼臣首难，此谓败国之教也。（《管子·权修》）他提出，法令刑罚的实施等要顺从人心、符合民意、契合民众利益。他说：人主之所以令则行，禁则止者，必令于民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恶死，莫不欲利而恶害，故上令于生利人，则令行；禁于杀害人，则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乐其政也。人主之所以使下尽力而亲上者，必为天下致利除害也，故德泽加于天下，惠施厚于万物，父子得以安，群生得以育，故万民驩尽其力，而乐为上用，入则务本疾作，以实仓廪，出则尽节死敌，以安社稷，虽劳苦卑辱，而不敢告也。此贱人之所以亡其卑也。（《管子·形势解》）简言之，法令顺人心才能安社稷。
与之相反，如果法令刑罚的施行不得民心，为政者肆意施行，那么便会导致祸患灾难，甚至是亡国之灾。这便是胜民。管仲曰：夫胜民之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君欲胜民，则使有司疏狱，而谒有罪者偿。数省而严诛，若此则胜民矣。虽然，胜民之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见亲，祸前及于身。虽能不久，则人持莫之，弑也，危哉！君之国岌乎！（《管子·小问》）所以，管子得出结论说：号令顺民心，诛杀当其罪，赏赐当其功。故虽不用牺牲圭璧祷于鬼神，鬼神助之，天地与之，举事而有福。乱主之动作失义理，号令逆民心，诛杀不当其罪，赏赐不当其功，故虽用牺牲圭璧祷于鬼神，鬼神不助，天地不与，举事而有祸。（《管子·形势解》）民心乃是号令有效与否的根本和关键。
管子也相当重视使用礼仪教化民众，《管子·牧民》曰：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轴；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管子·幼官图》曰：通之以道，畜之以惠，亲之以仁，养之以义，报之以德，结之以信，接之以礼，和之以乐，期之以事，攻之以言，发之以力，威之以诚，一举而上下得终，再举而民无不从，三举而地辟散成，四举而农佚粟十，五举而务轻金九，六举而洁知事变，七举而内外为用，八举而胜行威立，九举而帝事成形。由此可见，礼、义、廉、耻、惠、仁、信、乐、诚等等也是管子所推崇和号召的。
《管子·五辅》篇甚至提出了德之六兴、义之七体、 礼之八经等项目和内容。《管子·五辅》曰：所谓六兴者何？曰：辟田畴，利坛宅。修树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发伏利，输墆积修道途，便关市，慎将宿，此谓输之以财。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此谓遗之以利，薄徵敛，轻征赋，弛刑罚，赦罪戾，宥小过，此谓宽其政。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此谓振其穷。凡此六者，德之兴也。义有七体，七体者何？曰：孝悌慈惠，以养亲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礼节。整齐撙诎，以辟刑僇。纤啬省用，以备饥馑。敦蒙纯固，以备祸乱。和协辑睦，以备寇戎。凡此七者，义之体也。所谓八经者何？曰：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凡此八者，礼之经也。故上下无义则乱，贵贱无分则争，长幼无等则倍，贫富无度则失。上下乱，贵贱争，长幼倍，贫富失，而国不乱者，未之尝闻也。这些内容与儒家所倡导教化之道的相当类似。
管子以为，教化的内容不仅限于礼仪之道，而且也有赖社会风俗的感染熏陶和等级制度的规范。管子说：凡牧民者，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士无邪行，教也。女无淫事，训也。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则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无伤国，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礼也；欲民之有礼，则小礼不可不谨也；小礼不谨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礼，不可得也。（《管子·权修》）度爵而制服，量禄而用财，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有度，六畜人徒有数，舟车陈器有禁，修生则有轩冕服位谷禄田宅之分，死则有棺椁绞衾圹垄之度。虽有贤身贵体，毋其爵，不敢服其服。虽有富家多资，毋其禄，不敢用其财。天子服文有章，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飨庙，将军大夫不敢以朝官吏，以命士，止于带缘，散民不敢服杂采，百工商贾不得服长鬈貂，刑馀戮民不敢服絻，不敢畜连乘车。（《管子·立政》）
值得一提的是，管子倡导为政者要以身作则、行为世范、做好表率。他说：凡民从上也，不从口之所言，从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则民轻死；上好仁，则民轻财；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则民不从。（《管子·法法》）君王的行为举止会对民众产生引导的效果和影响，因此，治理国家最好的策略便是与民一体。是故，管子说：先王善与民为一体。与民为一体。则是以国守国，以民守民也，然则民不便为非矣。虽有明君，百灸之外，听而不闻，闲之堵墙，窥而不见也。而名为明君者，君善用其臣，臣善纳其忠也。信以继信，善以传善。是以四海之内，可得而治。是以明君之举其下也，尽知其短长，知其所不能益，若任之以事。贤人之臣其主也。尽知短长与身力之所不至，若量能而授官。上以此畜下，下以此事上，上下交期于正，则百姓男女皆与治焉。（《管子·君臣上》）
管子总结施政方略时说：禁罚威严，则简慢之人整齐。宪令著明，则蛮夷之人不敢犯。赏庆信必，则有功者劝。教训习俗者众，则君民化变而不自知也。（《管子·八观》）厚爱利足以亲之，明智礼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审度量以闲之，乡置师以道之，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故百姓皆悦为善，则暴乱之行无由至矣。（《管子·权修》）很显然，管子的为政方针所注重的是德治和法治有效结合，这两者背后的施政理念都是以顺人心为本，即符合民众的利益为基础，日积月累便会引导民众为善，社会才能走向稳定。
三、结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简要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其一，管子以为，民众是国家的基石和根本。而民众的生存要凭借粮食生存，粮食的获取依靠农业，农业的发展凭借土地。因此，管子的重民治国思维的起点和基础便是关注田地的效用。田多则粮食多，粮食多则国富，国富则兵强，兵强则国土辽阔。这便是管子以农为本富国思想的基本逻辑。
其二，管子指出，满足了民众物质层面的需求，精神层面需求也不能忽视。究其缘由，是因为民众之情存有好利之倾向，放纵民众之情发展而不加节制便会招致祸患灾难。所以，治国之道也要重视采取法令刑罚等策略，同时使用礼仪之道教化民众，移风易俗等等。由此，德治和法治的结合便构成了管子治理国家方略的基本手段。
其三，管子以为，不论是物质层面的发展，还是精神层面的建设，为政者执政要顺从民心，契合民众的利益。或者说，政治的兴废取决于民心。顺从民心国家会走向兴旺之路，反之，背逆民心则国家便落入萧条之局。因此，《管子·牧民》指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这段章句可以说是管子治国的基本理念。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著：《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
[2]黎翔凤撰、梁连华整理：《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
[3][汉]刘向著、向宗鲁校：《说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4][汉]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5]石磊译注：《商君书》，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
（作者简介：任鹏程，山东泰安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2015级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研究方向：古代儒家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