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53期 《管子》立国“三观”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0/4/26 14:59:52
《管子》立国三观
蒲霞
《管子》内容宏富，涉及面很广，而其核心内容则侧重于如何才能建国、治国和立国。关于这些内容的论述，《管子》既涉及到宏观理论总结，也包括具体措施的说明。国家建立则必须要治理，否则国家不会稳固；治国的终极目标是立国，治国无道则国家不会发展，也不可能长久。综观《管子》立国的宏观理念，主要是人心观、因果观、人才观三观。
一、人心观
《管子·霸言》曰：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以人为本，才能开启霸王之业。本治则国家巩固，本乱则国家危亡。《管子·牧民》则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以人为本，建立基础；顺应人心，巩固根本，治国、立国才能得以实现。
关于立国的基础，《管子·法禁》明确指出 ：《泰誓》曰：纣有臣亿万人，亦有亿万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纣以亿万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国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国威，齐士义，通上之治以为下法，则虽有广地众民，犹不能以为安也。要想强大国家、统一国家、稳固国家，最首要、最基本的就是要实现上下同心，确定国家权威，统一士人意志，这样才能使国家的治理措施得以贯彻和实施。赢得人心是立国的最大保障。
如何实现上下同心？《管子》特别注重选人和三件法宝。《管子·法禁》曰：昔者圣王之治人也，不贵其人博学也，欲其人之和同以听令也。国君选拔和考核人才不应该只看重他的学识，而更应该考察他是否能够与国君保持一致，听从君主的命令，与上同心。《管子·重令》：“凡先王治国之器三，三器者何也？曰：号令也，斧钺也，禄赏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号令毋以使下，非斧钺毋以威众，非禄赏毋以劝民。”治国的“三件法宝”就是：号令、刑罚、禄赏，即树立法律的权威、保证刑罚的实施、掌控禄赏的施予。法律、刑罚、禄赏是威服臣民、鼓励臣民忠于国家、与上同心、为国家尽心效力的促动力。
要赢得人心，《管子》认为国君要能以德服人，特别强调国君重视自身修养。 《管子·权修》曰：有身不治，奚待於人？有人不治，奚待於家？有家不治，奚待於乡？有乡不治，奚待於国？有国不治，奚待於天下？君主不能治理自身，怎么能治理别人？不能治人，怎能治家？不能治家，怎能治乡？不能治乡，怎能治国？不能治国，怎能治理天下？《管子》用一连串的反问直接说明了国君自身素质的提升是赢得人心、治理国家的重要因素。关于国君自身素质的培养和提升的方法，《管子》中多有论述，兹不赘述。
在如何赢得人心这个问题上，《管子》还有一些具体论述。《管子·枢言》曰：爱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爱民、利民、益民、安民是获取人心的途径，国君只有运用好才能够治理好天下，国家也就能稳固长久。国君不仅要树立威严，对臣民也要予以关怀。满足臣民的需要，使臣民安乐稳定，实现自己的承诺。这样臣民才能为国君与上同心、拼死效力，国家也才能长治久安。关于这一思想，《管子·形势》中亦有论述：且怀且威，则君道备矣。莫乐之，则莫哀之；莫生之，则莫死之。往者不至，来者不极。《管子》认为国力、民力都是有限的，国君要加以珍惜，这样才能够留住人心。对此《管子·权修》亦言：欲为天下者，必重用其国；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尽其民力。无以畜之，则往而不可止也；无以牧之，则处而不可使也。远人至而不去，则有以畜之也；民众而可一，则有以牧之也。国君要珍惜臣民，保存臣民的实力，让臣民有一个安定无忧的生活，臣民才能心向国君，服从国君的管理，国家才能够治理好。《管子》认为奖惩分明、按劳给酬才能够安抚人心、聚集人心，《管子·权修》就很好地阐释了这一思想：凡牧民者，以其所积者食之，不可不审也。其积多者其食多，其积寡者其食寡，无积者不食。或有积而不食者，则民离上；有积多而食寡者，则民不力；有积寡而食多者，则民多诈；有无积而徒食者，则民偷幸；故离上、不力、多诈、偷幸，举事不成，应敌不用。故曰：察能授官，班禄赐予，使民之机也。《管子》对自利与利人的辩证关系进行了阐释，认为只有调和两者的矛盾，才能够获得人心，并调动百姓的积极性，让其在得到利益的同时为国效力。《管子·形势解》曰：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于四方无择也。故欲来民者，先起其利，虽不召而民自至。设其所恶，虽召之而民不来也。人是趋利避害的，要招来民众，先要创造对他们有利的条件，虽不招而民自至。但如果对他们有害，虽招而不来。给百姓以利，才能够获得百姓之心，得到他们的支持，国家治理也就能得以实现。利人就是自利。
拥有臣民之心，且能上下同心，建国、治国、立国就能得以实现。
二、因果观
《管子》非常重视因果关系，明白有什么样的因、就有什么样的果，所以无论在治国立国的宏观大略上，还是在具体措施上，都讲究因果。
《管子》认为管理的首要任务就是理，理就是要理顺各种关系、理清各类事物的位置、理定各种行为的尺度，等等。只要先理好，不用特别在意地去管，正常的秩序就会确立，任何事情都会向着良好的态势发展，管理的良好效果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
如何才能理好？首要的就是定名分，各类事物的名分确定，不同人的身份和地位明确，各归其类，各自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才不会乱了分寸，失了秩序和尺度。《管子·宙合》中就说明了这个道理：左操五音，右执五味。此言君臣之分也。君出令佚，故立于左。臣任力劳，故立于右。名分定则君臣上下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力，不会混乱。秩序才能清晰、顺畅，国家就可以安宁，百姓的生活就有所保证。《管子·枢言》：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故曰：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有名则治，无名则乱，治者以其名。有名分则治，无名分则乱，治理就是依靠名分的。因果的作用显现无遗。
《管子》强调以法治国，强调树立法律的权威，只有人人循法行事，才可以不失其度，国家也就会保持稳定，不会出现混乱和危险。《管子·法禁 》曰：君一置其仪，则百官守其法；上明陈其制，则下皆会其度矣。君之置其仪也不一，则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是以人用其私，废上之制而道其所闻。故下与官列法，而上与君分威，国家之危必自此始矣。通过守法和违法正反两个结果的比较，《管子·法禁》列举了如果不树立法律的权威，国家将一步一步走向危险的事实，充分说明了树立法律权威的重要性，也揭示了加强法律与国家安定的因果关系。《管子·法法》曰：大国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为之用者众也。小国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为之用者寡也。然则为之用者众则尊，为之用者寡则卑，则人主安能不欲民之众为己用也？使民众为己用，奈何？曰：法立令行，则民之用者众矣；法不立，令不行，则民之用者寡矣。法立令行则臣民为国君所用者人数众多，臣民人数多，则国君的地位就尊贵，而法不立、令不行则臣民为国君所用之人就很少，臣民人数很少，则国君地位就卑微。因而要想让更多的臣民拥护国君，保持国君独尊的地位，就必须要制定法令、树立法律的权威并保证法令真正得以实施。《管子·法法》从正反两个角度说明了法立令行和法不立、令不行对于国家的不同影响。凡大国之君尊，小国之君卑，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管子》将因果关系从正反两面加以论述，充分揭示了种下好因才能有好果的事实。
《管子》对于治国立国所涉及到的因果关系还有多处论述。《管子·法法》曰：邪莫如蚤禁之。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祸。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福。故赦者，奔马之委辔；毋赦者，痤疽之砭石也。这里充分指出宽赦和不赦对于国家产生的影响是有着很大差别的。臣民犯错，国君如果加以宽赦的话，则臣民因没有受到惩罚就不会觉得自己做错了事情、犯了过错，也不会提醒自己以后加以警戒、减少犯错，犯错的就会越来越多。久而久之，祸患就会滋生，并且越来越严重，即使以后国君再实施严惩、杀戮都没有办法再制止臣民犯错了，国家的混乱和危机是无法消除的。针对这一情况，《管子·法法》强调邪恶的事应该尽早消除，邪莫如蚤禁之，这样才不致于让小祸酿成大祸。如果只是一味的宽赦，则会出现上赦小过，则民多重罪，积之所生也的结果。所以，民毋重罪，过不大也，民毋大过，上毋赦也。赦出则民不敬，惠行则过日益。惠赦加于民，而囹圄虽实，杀戮虽繁，奸不胜矣。一味地宽赦违法，则会致使祸患滋生，不利于国家管理。对于臣民犯下的过错，国君绝对不能有任何姑息和宽赦，这样才能将小祸扼杀在萌芽阶段，国家的稳定才能够长久保持。宽赦或者不赦，国君做起来的感觉会有不同，对于国家秩序的影响也有不同。《管子·权修》是也谈到了立国中的因果关系：凡治理人民，要求人民谨小礼、行小义、修小廉、饬小耻、禁止小的坏事，这都是训练人民的办法。而人民能够做到谨小礼、行小义、修小廉、饬小耻并禁止小的坏事，正是治国的根本。
《管子·权修》曰：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则城不固。国土的保障在于城池，城池的保障在于军队，军队的保障在于人民，而人民的保障在于粮食。因此，土地不开辟，就会造成城池不巩固。《管子·权修》又曰：天下者，国之本也；国者，乡之本也；乡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故上不好本事，则末产不禁；末产不禁，则民缓於时事而轻地利；轻地利而求田野之辟、仓廪之实，不可得也。天下是以国为根本，国以乡为根本，乡以家为根本，家以人为根本，人以自身为根本，自身又以治世之道为根本。所以，君主若不重视农业，就不肯禁止奢侈品的工商业，不禁止奢侈品的工商业，人们就会延误农时农事而轻忽土地之利。在轻忽地利的情况下，还指望田野开辟、仓廪充实，那是办不到的。《管子·立政》则曰：卿相不得众，国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国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国之危也；民不怀其产，国之危也。故大德至仁，则操国得众；见贤能让，则大臣和同；罚不避亲贵，则威行於邻敌；好本事，务地利，重赋敛，则民怀其产。卿相得不到众人拥护，是国家的危险；大臣不协力同心，是国家的危险；军中统帅不足以令人畏惧，是国家的危险；人民不怀恋自己的田产，是国家的危险。因此，只有提倡道德而能真正做到仁，才可以胜任国事而众人拥护；只有见到贤能就进行推荐，才能使大臣们协力同心；只有掌握刑罚不避亲贵，才能够威震邻敌；只有重视农业、注重地利，而不轻易课税，才能使人民怀恋自己的田产。《管子》从一些具体层面对因果关系做了进一步分析，以期说明重视因果有助于建国、治国和立国。
《管子》强调国君要注重因果关系，考虑由此事及彼事所形成的连锁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对国家管理的作用。对于因果关系所引起的良好结果予以支持和保障，而对于因果关系所引起的不良结果则加以遏制和消减，最大限度消除不良因果关系的存在，使消极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这就要求国君要有长远眼光，能够考虑到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所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影响。影响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因素很多，国君要理清这些因素对国家的不利影响，不能让这些不良因素继续滋长甚至存在。要注意这些因素彼此互相影响、互为所用的关系，杜绝这些因素由此及彼所形成的不良连锁影响，注意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在源头上消除不利因素对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影响，保证有利因素发挥作用。
三、人才观
《管子》认为国君要想称霸诸侯、统一天下，不重视得人是根本行不通的。得人可以获得人心，可以积聚人气，得到雄厚的人才基础，战争胜利，防务巩固，就能够取得盛名广誉，丰功伟业。要想争得天下，就必须先争得人才。《管子·霸言》曰：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明大数者得人，审小计者失人。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是故圣王卑礼以下天下之贤而王之，均分以钓天下之众而臣之。故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谓贪者，其大计存也。争夺天下，还必须先得人心。懂得天下大计的，得人；只打小算盘的，失人。得到天下大多数拥护的，能成王业；得到半数拥护的，能成霸业。要想成就大业，就必须拥有人才，特别是合理使用人才。重视得人，量才用人，才能立于不败。
得到人才，最便捷的办法便是求天下之精材、收天下之豪杰，有天下之称材，将最好的人才直接为其所用。如能做到选天下之豪杰，致天下之精材，来天下之良工，则有战胜之器矣。举贤是发现人才，选贤是对所举荐的人才进行筛选，择其善者而用之。举贤是基础，选贤是关键。齐国以举贤上功作为立国的基本方针。齐桓公求贤若渴，鲍叔牙见贤让能，管仲知人善任。这三人组成了一支高素质、高智能、高水平的决策集团，成为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霸业的领导核心。
《管子》关于人才的标准有三个方面，那就是重德、察能、量功。《管子·形势解》曰：为主而贼，为父母而暴，为臣下而不忠，为子妇而不孝，四者，人之大失也。大失在身，虽有小善，不得为贤。在《管子》的人才观中，把德放在首位，是谓重德。大德缺失，不得为贤。《管子》用人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论材量能，谋德而举之，上之道也。《管子》非常强调德才兼备的人才观，认为这是国家举用人才的根本问题，也是考核人才的关键要素。《管子·五辅》曰：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然后民可使富。论贤人，用有能，而民可使治。薄税敛，毋苟于民，待以忠爱，而民可使亲；三者，霸王之事也。如果能够做到选贤任能，就会得到臣民的拥护，臣民就会听从君主的命令。这是成就大业的基础之一。《管子》重视人才，把人才的得失提高到国家治乱存亡的高度，揭示了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的历史规律。《管子·中匡》：公曰：请问为国。对曰：远举贤人。正是基于对人才在治国中的重要性有清醒的认识，所以当齐桓公询问怎样治国时，管仲给出的第一条策略就是远举贤人，这也就是说，选用贤能之人是治理好国家的重要策略和方法。
《管子·霸言》曰：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我苟种之，如神用之，举事如神，唯王之门。《管子》把人才的培养视为百年大计，视为一本万利的好事，视为万事顺遂的先兆和神机，表现出了难得的远见卓识。
《管子》的人心观、因果观、人才观是其建国、治国、立国的三大宏观理念，而齐国由弱变强、由小变大、最后成就霸业正是这三观的具体实践。《管子》立国三观有其历史意义，也为后世所借鉴。
（作者简介：蒲霞，女，安徽省管子研究会理事，安徽大学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