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九合诸侯”看《管子》资源整合

来源：管子研究会    时间：2019/10/21 16:39:29

从“九合诸侯”看《管子》资源整合

蒲霞

资源整合是指对不同来源、不同层次、不同结构、不同内容的资源进行识别与选择、汲取与配置、激活和有机融合，使其具有较强的柔性、条理性、系统性和价值性，并创造出新资源的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资源整合就是要优化资源配置，要获得整体的最优。资源整合是一种战略调整的手段，也是经营管理的日常工作，更是创新发展重要途径。

《管子》一书内容丰富，从不同层面演绎了齐国是如何利用自己拥有的或者可以借助的资源，使之最优化，从而提升齐国的整体实力，成为“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霸业的领导核心。根据目前学界的资源分类和《管子》所涉及的资源情况，笔者认为齐国充分地整合了人心资源、人力资源、制度资源、财物资源、信息资源、技术资源、市场资源，最大化地提升了国力，从而实现霸业。虽然《管子》反映的历史背景不同、具体事件不同，但其中所揭示的如何利用资源、优化资源、整合资源的思路和方法则可以给当前的资源整合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人心资源整合：凝聚人心，上下一体

《管子》强调人心的重要性，“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一方面要凝聚人心，另一方面则要上下一心，使人人跟随齐王，并团结一致为齐国效力，从而促成齐国整体实力的提升。

“是故得天者高而不崩，得人者卑而不可胜。是故圣人重之，人君重之。故至贞生至信，至言往至交。”《管子》认为，得到人心的人是不可战胜的，无论做什么事都能获得成功。

《管子》指出要采取多种措施，吸引人心，让更多的人聚拢到齐国，为齐王效劳。“欲为天下者，必重用其国；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尽其民力。无以畜之，则往而不可止也；无以牧之，则处而不可使也。远人至而不去，则有以畜之也；民众而可一，则有以牧之也。见其可也，喜之有徵；见其不可也，恶之有刑。赏罚信于其所见，虽其所不见，其敢为之乎？见其可也，喜之无徵；见其不可也，恶之无刑。赏罚不信于其所见，而求其所不见之为之化，不可得也。厚爱利足以亲之，明智礼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审度量以闲之，乡置师以说道之。然後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故百姓皆说为善，则暴乱之行无由至矣。”国君要珍惜臣民，保存臣民的实力，让臣民有一个安定无忧的生活，臣民才能服从国君的管理，不会外逃。臣民从内心里认可国君，愿意为国君效力，这样齐国就可以凝聚人心，建立强大的人心基础。

将人心凝聚到齐国之后，这只是完成了第一步，还必须要促成上下一心，才能够具备获得成功的至圣法宝。《管子》以商纣王败亡和周武王成功为例，说明了只有上下一心，国家才能稳固，国力才能强大。“昔者圣王之治人也，不贵其人博学也，欲其人之和同以听令也。《泰誓》曰：‘纣有臣亿万人，亦有亿万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纣以亿万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国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国威，齐士义，通上之治以为下法，则虽有广地众民，犹不能以为安也。君失其道，则大臣比权重以相举于国，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故举国之士以为己党，行公道以为私惠，进则相推于君，退则相誉于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广其居；聚徒成群，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此皆弱君乱国之道也。故国之危也。”只有上下一心，全体臣民的思想和行为与齐王的意愿相一致、与国家利益相一致，国君下达的命令才能顺利执行，国家的一切事务才能够正常运转。

将人心凝聚在一起，使上下一心、全民一体，是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坚实基础。

二、人力资源整合：量才而用，相辅相成

“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明大数者得人，审小计者失人。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是故圣王卑礼以下天下之贤而王之，均分以钓天下之众而臣之。故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谓贪者，其大计存也。”《管子》认为，要想争得天下，就必须先争得人才。要想成就大业，就必须拥有人才。

《管子》将加强农事、选用贤能、减轻赋税作为成就君主大业的重要基础。“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然后民可使富。论贤人，用有能，而民可使治。薄税敛，毋苟于民，待以忠爱，而民可使亲；三者，霸王之事也。”

《管子》重视人才价值，重视人才选拔，并重视人才的任用。得到人才，最便捷的办法便是“求天下之精材”、“收天下之豪杰，有天下之称材”，将最好的人才直接为我所用。如能做到“选天下之豪杰，致天下之精材，来天下之良工，则有战胜之器矣。”

举贤是发现人才，选贤是对所举荐的人才进行筛选，择其善者而用之。举贤是基础，选贤是关键。齐国以举贤上功作为立国的基本方针。齐桓公求贤若渴，鲍叔牙见贤让能，管仲知人善任。这三人组成了一支高素质、高智能、高水平的决策集团，成为“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霸业的领导核心。

《管子》认为人才的选拔应形成一定的制度，故齐国以国家政令的形式要求全国各地官吏举荐贤才。齐国实行自下而上推荐人才的方法。要求各级官吏必须向上积极推荐人才，否则地方各级负责人都要被定罪，其罪之大，入于五刑。这样的命令颁布之后，各级官吏都非常重视荐举来自下层的人才，“于是乎乡长退而修德进贤”。自下而上的举荐制度为齐国选拔了众多的有用人才。

《管子》关于用人的标准有三个方面，那就是重德、察能、量功。 《管子·形势解》：“为主而贼，为父母而暴，为臣下而不忠，为子妇而不孝，四者，人之大失也。大失在身，虽有小善，不得为贤。”在《管子》的用人三标准中，把德放在首位，是谓重德。大德缺失，不得为贤，不得任用。“论材量能，谋德而举之，上之道也”。《管子》非常强调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认为这是国家举用人才的根本问题，也是考核人才的关键要素。

《管子》将其任用贤才的思想集中概括为“察能授官”，主张任用贤才时要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任力有五务。五务者何？曰：君择臣而任官，大夫任官辩事，官长任事守职，士修身功材，庶人耕农树艺。君择臣而任官，则事不烦乱；大夫任官辩事，则举措时。官长任事守职，则动作和；士修身功材，则贤良发；庶人耕农树艺，则财用足。故曰：凡此五者，力之务也。夫民必知务，然后心一，心一然后意专，心一而意专，然后功足观也。故曰：力不可不务也。”要求在人才的使用上，要量才使用，使之各有专务，即“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意思。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国君要充分了解臣民的所长所短，按照其特长分派其任务和职责，使臣民各有所司，尽其职守，发挥其特长，把自己所做的事情做好。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该做的事做好，所有的事情都会变得更好，国家的发展也就成了必然趋势了。

“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故知时者，可立以为长；无私者，可置以为政；审于时而察于用，而能备官者，可奉以为君也。缓者，後于事；吝于财者，失所亲；信小人者，失士。”天下不缺贤才，关键是能否发现贤才并加以重用。国君要能认清每个人的长处，用其之长，委以责任，让臣民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付出努力。

《管子·立政》以虞师之职、司空之职、司田之职、乡师之职、工师之职为例，强调不同的人要量才而用，使之各司其职、相辅相成，这样才能成就大事。“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为而后使焉，故令于人之所能为则令行，使于人之所能为则事成。乱主不量人力，令于人之所不能为，故其令废；使于人之所不能为，故其事败。夫令出而废，举事而败，此强不能之罪也。故曰：毋强不能。”考察每个人的实际能力，然后才加以任用，使其在能力范围之内顺利完成工作，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每个人的实力，从而实现令出必行。每件事都能够按照预想的方向发展，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是必然之事。

三、制度资源整合：明确导向，规范行为

在凝聚人心、获得人才、上下一心之后，应该建立起完善的政策制度，使各项制度相互匹配、互为补充，形成完整的制度体系，并以制度规范人们的行为，让人们按照国家的需要去行事，实现令出必行，促进国家的稳定和发展。《管子》强调坚持以法律为准绳，以法律为衡量事物的准绳，任何人、任何事都秉承法律的规定，就不会引发不满和矛盾，正常的秩序也就能够得以保证。

《管子》从不同层面阐释了“法”的作用：“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则法不可不审。法者，将立朝廷者也；将立朝廷者，则爵服不可不贵也。爵服加于不义，则民贱其爵服；民贱其爵服，则人主不尊；人主不尊，则令不行矣。法者，将用民力者也；将用民力者，则禄赏不可不重也。禄赏加于无功，则民轻其禄赏；民轻其禄赏，则上无以劝民；上无以劝民，则令不行矣。法者，将用民能者也；将用民能者，则授官不可不审也。授官不审，则民闲其治；民闲其治，则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则下怨其上；下怨其上，则令不行矣。法者，将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则刑罚不可不审；刑罚不审，则有辟就；有辟就，则杀不辜而赦有罪；杀不辜而赦有罪，则国不免於贼臣矣。故夫爵服贱、禄赏轻、民闲其治、贼臣首难，此谓败国之教也。”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说明了建立朝廷权威、重视使用禄赏、慎重委派官职、审慎使用刑罚对国家稳定和发展的价值。

《管子》强调国君应树立“德行”和“道义”的标准，以此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圣王之身，治世之时，德行必有所是，道义必有所明。故士莫敢诡俗异礼，以自见于国；莫敢布惠缓行，修上下之交，以私亲于民；莫敢超等逾官，渔利苏功，以取顺其君”。不能有反常、怪异的礼节，不能用布施小惠收揽人心，不能僭越自己的级别，一切都要在国君规定的标准范围内。

《管子》明确指出仁义礼乐与法律的关系：“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此先圣之所以一民者也”。仁义礼乐皆出自于法律，而法律则是国君用于统一臣民行动的最重要的法宝。如果不遵行法律和仁义礼乐的规定行事将会出现不良后果。一切行为应以法律为总原则。

《管子》指出万事万物的关系都是根据理论和礼的出现而后才确定下来的：“人故相憎也，人之心悍，故为之法。法出于礼，礼出于治。治、礼，道也。万物待治、礼而后定。”所以制定法律、确立制度是第一位的，只有法律和制度确定，其他活动才能运行于正常的轨道之中。

《管子》指出：“治世则不然，不知亲疏、远近、贵贱、美恶，以度量断之。其杀戮人者不怨也，其赏赐人者不德也。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无私也，是以官无私论，士无私议，民无私说，皆虚其匈以听于上。上以公正论，以法制断，故任天下而不重也。 ”国君治理国家，不分亲疏、远近、贵贱和美丑，没有私心、私利，一切都用法律来判断，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在正常的轨道中进行，治理国家也成为一件轻松的事。

法律是必须要永远坚持的，它是存亡治乱的根源，是圣明君主用来管理天下的最高标准，任何人都要遵守法律。《管子》明确指出：“故曰：法者不可不恒也，存亡治乱之所以出，圣君所以为天下大仪也。君臣上下贵贱皆发焉，故曰‘法’。”只有坚守法律、遵守法律万事万物才能遵循合理的次序，不会出现偏差。

正是因为坚持法律和制度对于国家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意义，《管子》进一步指出：“圣王之治民也，进则使无由得其所利，退则使无由避其所害，必使反乎安其位，乐其群，务其职，荣其名，而后止矣。故逾其官而离其群者，必使有害；不能其事而失其职者，必使有耻。是故圣王之教民也，以仁错之，以耻使之，修其能致其所成而止。”对于任何超越、偏离规范和标准的行为都要进行调整，使其回归原位。以仁爱为基础，以严惩为辅助，才能将人们的行为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为了严明法律和制度的威严，为了强化法律制度的作用，《管子》指出：“故明王之所恒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而收使之，此二者主之所恒也。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乱主也。 ”《管子》强调圣明君主必须永远坚持的有两条：一是明确宣布法度而坚定地执行它，二是禁止人民行私而管束役使他们。

在此基础上，《管子》又指出：“国法法不一，则有国者不祥；民不道法，则不祥；国更立法以典民，则不祥；群臣不用礼义教训，则不祥；百官伏事者离法而治，则不祥。”法律废弛、臣民不守法、国君擅改法律、不用法律和礼义教育百姓、大臣脱离法律办事，国家则会脱离正常的运行轨道。只有统一法律、依法行事、遵法守法、遵从礼仪，国家才能安然无恙。

《管子》指出“法必明，令必行”的重要性：“今天下则不然，皆有善法而不能守也。然故堪材习士闲识博学之士能以其智乱法惑上，众强富贵私勇者能以其威犯法侵陵，邻国诸侯能以其权置子立相，大臣能以其私附百姓，剪公财以禄私士。凡如是而求法之行，国之治，不可得也。”有法不依，就会让人们钻空子，必然会滋生许多祸患，引起一系列不良后果，要想国家得到良好的治理、发展稳定是根本不可能的。“法必明，令必行”，才是维护国家稳定、防止小人篡乱的重要手段。

《管子》强调要建立严密的法律制度，要维护法律制度的稳定性和长效性，不能随意更改，以此来掌控一切事务，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认识，将人们的行为归于合理的秩序之中，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四、财物资源整合：内控外联，物尽其用

财物资源是人类各项活动赖以进行的基础，包括物质资源和财力资源，两者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在齐国发展强大的过程中，非常重视财物资源的获得和管理，并充分利用以促进齐国国力的强盛。《管子》中的许多篇章都论述了财物资源的获取途径、管理方法、使用原则等问题。

《管子》强调开源节流、充实国家储备、加强农业生产、减少无益开支的重要性：“故圣人之制事也，能节宫室、通车舆以实藏，则国必富、位必尊；能適衣服、去玩好以奉本，而用必赡、身必安矣；能移无益之事、无补之费，通币行礼，而党必多、交必亲矣。”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可以使有限的财物得到最大化的使用；加强农业生产，可以增加粮食产量，增加国家的财物储备。国家财物能够得以保证，其他的事情也就可以各归其位了。

《管子·禁藏》指出，不损伤自然生长之物，是为了保证万物生长。救助孤贫之人，赦免轻罪之人，是为了让人们及时进行农业生产获得粮食收入。奖赏各种有德的行为，是为了鼓励人们努力做事。处杀罪大恶极之人，是为了减少盗贼。督促人们储备粮食，是为了应对各种灾难。这些措施有效地保证了粮食收入和物资储备，为齐国的强大奠定了基础。

管仲曰：“策乘马之数求尽也，彼王者不夺民时，故五谷兴丰。五谷兴丰，则士轻禄，民简赏。彼善为国者，使农夫寒耕暑耘，力归于上，女勤于纤微而织归于府者，非怨民心伤民意，高下之策，不得不然之理也。”管仲明确指出不能侵夺百姓的农时，要让百姓有充分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这样就能五谷丰收，国君再运用物价高低的理财方法，将百姓努力获得的成果集中到于国君手里，国君就能够掌握着丰富的物资，国力强大也是自然的。

管仲重视财物储备，指出：“岁藏一，十年而十也。岁藏二，五年而十也。谷十而守五，绨素满之，五在上。故视岁而藏，县时积岁，国有十年之蓄，富胜贫，勇胜怯，智胜愚，微胜不微，有义胜无义，练士胜驱众。”国家财物储备丰富，就可以战无不胜了。

齐桓公与管仲讨论事务，管仲觉得齐国缺少盔甲兵器，“欲轻重罪而移之于甲兵”，则“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胁、二戟，轻罪入兰、盾、鞈革、二戟，小罪入以金钧分，宥薄罪入以半钧，无坐抑而讼狱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则入一束矢以罚之。”管仲通过让犯罪者交纳盔甲兵器为赎金的形式，为国家聚集了兵器，使齐国兵力大增。

齐国通过物资专卖，获取了大量的钱财，增强了国力。齐桓公想要获得更多的财物，于是提出向百姓征收房屋税、树木税、牲畜税、人口税，管仲都予以否决，并指出“唯官山海为可耳”，也就是由政府专营山海资源。盐是所有人都必须要食用的，所以通过官山海，政府掌控盐的买卖，提高盐价，即使没有向任何人直接征税，就获得了相当于两个大国的六千万钱的税收。这样既没有引起百姓的反对，还将官盐获得的利益全部归于政府，齐国国力大增。《管子·海王》中还论述了齐国通过官铁收取了更多的钱财的事情。

有山海资源的国家可以加以利用，但如果没有山海资源，那该怎么办呢？齐桓公提出了疑问，管仲对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国雠盐于吾国，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我未与其本事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管仲指出可以借用别国的山海资源，也就是可以让有海的国家把盐卖给本国，然后本国以每釜十五钱的价格买进，再由官府一百钱卖出，这样本国虽不参与制盐，亦可以通过利用别国的生产，以加价形式获得盈利。管仲称其“此人用之数也”。

如果国家财力空虚，财用耗尽，将如何补给呢？管仲提出了解决办法：百乘小国由国家发行法定债券，根据不同季节的物价涨落，运用轻重之术的调节措施加以掌握，百乘小国可以得到补给。千乘的中等国家，可以封禁自然资源的基地，根据年景的丰歉，运用轻重之术来调节官吏军队的俸禄，千乘之国可以得到满足了。万乘的大国可以根据年景的丰歉，利用人民需要的缓急，正确运用号令，掌握全国性的经济调节，万乘之国也就可以够用了。运用国家权力，利用年景丰歉，掌控物价和俸禄，大国小国的财力都不会亏空了。

齐桓公听从管仲的建议，利用地理条件理财，即将有铁有铜以及其他金属的地方管控起来，由国家掌控，不许私人开采，这样财物就归于齐国而不外流。

周武王曾设立一种“重泉”的兵役，规定百姓自家储粮一百鼓的，可以免除此役，百姓为了逃避兵役，尽其所有来收购粮食，结果粮价大涨。周武王用二十倍的巨桥仓粮食收入购买丝帛，军队可以五年不向民间征收军服，用此项收入购买黄金百万斤，那就终身不必向百姓收税了。齐国利用这种“准衡”的办法，规定：在阳春农事开始时，命令百姓不许筑墙垣，修坟墓，大夫不可营建宫室台树，同时也命令北海居民一律不准雇人煮盐。那么，盐价必然上涨四十倍。君上用这涨价四十倍的食盐，沿着黄河、济水流域，南运到梁、赵、宋、卫和濮阳等地出卖。对盐、铁等物进行控制，获得了巨额收入。

对于齐国缺乏的皮、骨、筋、角、竹箭、羽毛、象牙和皮革等项商品，齐国广泛招徕外国商人，收购这些物资。并“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其他国家商人带着齐国需要的货物聚集到齐国来，为齐国补充了物资。、

《管子·轻重丁》的“石璧谋”“菁茅谋”都充分说明了齐国采取策略，利用“石璧”和“菁茅”将财物聚集到齐国的事实。

五、信息资源整合：全面细致，对症施政

《管子》重视信息的获取和搜集，并利用信息制定策略，应对各种局面，解决不同问题，从而利用有限的国力，获得最大化的利益。

《管子·轻重丁》谈到了解信息的重要性。癸度每到一个国家，就必然会想尽办法从四面八方调查外国的情况，如果天下各国物价高，癸度必然也会提高本国的物价。因为如果其他国家物价高而本国低，则本国必然会被天下其他国家所吞并。及时掌握信息，就可以及早采取措施应对，将本国置于主动地位。

如何获得信息，《管子》强调要利用众人之耳目。“目贵明，耳贵聪，心贵智。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辐凑并进，则明不塞矣。”利用天下人的眼睛看，没有看不到的事物；利用天下人的耳朵听，没有听不到的消息；利用天下人的心思考虑，就没有理解不了的问题。所以要获得信息，就需要利用大家的力量。利用众人之力，不仅能成事，也不会被蒙蔽。

《管子·山权数》进一步说明了如何利用众人耳目和智慧：管仲向齐桓公建议，可以利用五官之技帮助国君摆脱愚昧，懂诗的可用来记述社会事物，懂时的可用来记述年景丰歉，懂春秋的可用来记述国事的成败，懂出行的可指导行路的顺逆，懂易的可用来掌握吉凶与成败，懂卜的则可预测凶吉与利害。管仲还指出，这五官都能够及时发现问题，懂“时”的官，可以及早预知情况，君主就不致错过时机，错行理财之策，而带来财源兴盛的结果；懂“春秋”的官，可以远占得失，以为后来的教训；懂“诗”的官，能记述人们的行动而免于差错；懂“出行”的官，能详述道路的情况而免生误解；懂“易”的官，可以掌握祸福凶吉，不至于发生错乱。所以国君应该充分利用这些人，及早获得有用的信息，使国君做出正确的决策。

六、技术资源整合：术有专攻，相互配合

技术资源是发展生产的基础，《管子》对此非常重视。

《管子·小匡》对于技术资源的问题有所讨论。齐桓公问管仲如何划定人民居所，如果安排人民职业。管仲指出，士农工商四民是国家的柱石，不能让他们杂居在一起，而应该各自聚居在一起，以稳固四民的思想和认识，保住四民各自的技术。士应住于闲静之地，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事君者言敬，长者言爱，幼者言悌。朝夕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从小时就习惯了，思想安定，不会见异思迁。因此，其父兄的教导，不严也能教好；其子弟的学问，不劳苦也能学会。所以士人的子弟常为士人。农要住在靠近田野的地方，早晚在地里从事农活，脱下常服，以就功役，分别苗的好坏，排好苗的疏密。他们头戴草笠，身披蓑衣，一身泥水，暴露发肤，竭尽其四肢之力，而积极在地里劳动。他们从小时就习惯了，思想安定，不会见异思迁。因此，其父兄的教导，不严也能教好；其子弟的本领，不劳苦也能学会。所以，农家的子弟常是农人。工匠要住得靠近官府，他们整天从事于此，来教育子弟，从小时就习惯了，思想安定，不会见异思迁。因此，其父兄的教导，不严也能教好；其子弟的本领，不劳苦也能学会。所以，工匠的子弟常为工匠。商人则应该住在靠近市场的地方，他们观察年景凶饥，了解国内情况，观察四时，注意本乡货物，而预知市场物价。他们负任担荷，赶牛驾马，以周游四方；料定物资多寡，估计商品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贱买贵卖。他们整天从事这些，来教育子弟。他们互相谈论赢利，互告买卖时机：互相陈说物价知识。从少年就习惯于此，思想安定，不会见异思迁。因此，其父兄的教导，不严也能教好；其子弟的本领，不劳苦也能学会。所以，商人的子弟常为商人。《管子》通过士农工商四民居住区的划定，说明技术的传承和人才的培养，士人培养士人，农民培养农民，工人培养工人，商人培养商人，只有如此对应，士农工商才各归其类，他们也才能掌握专项技术，在其活动领域获得成果。农业生产的发展，手工业产品的增加和丰富，商人促进物资流通和利润增长，都为齐国提供了发展的基础。

齐桓公向管仲请教如何利用教育达到理财时，管仲的一番言论中也包含了技术资源的问题。“民之能明于农事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树瓜瓠荤菜百果使蕃衮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时：曰‘岁旦阨’，曰‘某谷不登’曰‘某谷丰’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于蚕桑，使蚕不疾病者，皆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谨听其言而藏之官，使师旅之事无所与，此国策之者也。国用相靡而足，相困揲而澹，然后置四限高下，令之徐疾，驱屏万物，守之以策，有五官技。”管仲强调对于有专业技能的人给予重赏，实际上就是希望以此鼓励人们掌握技术，并达到高精专。这样的人才多了，齐国也就有了发展各方面生产的坚实基础。管仲还指出一定要认真听取这些专家的讲授并把记录保存在官府，不能用兵役之事干扰他们，这样做才可保证国家财用、上下消费都很充足，各类积蓄都很充裕。齐国财物充足是保证国力增强的前提条件。

七、市场资源整合：控制物价，掌握利润

     《管子》认为，没有市场则民用就会缺乏，市场是商品供求状况的标志，市场是国家掌握物资的工具，市场也可以反映社会的治乱的状况。

“百货贱，则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则百事治；百事治，则百用节矣。”各种货物价格低廉，各种商业就不能获得高利；各种商业无高利，各项事业就都能搞好；各项事业搞好了，各项需求就都能得到适度的满足。所以市场上商品价格高低的确定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没有合理的定位，就会导致生产混乱，物资缺乏，国力也无法增强。

《管子·国蓄》指出，粮食是万物之主，粮食价格高则万物必贱，粮价低则万物必贵。粮价与物价是互相对立的，而涨落不同。如果盲目地征收人口税，则会引起国民的反抗，这是不利于统治的。所以，国君要有策略，可以通过控制粮价，在合适的时候提高粮价，这样即使不用向万民征税，国家财利也可以归于君主。无论什么样的商品都是多则贱，寡则贵，抛售则价跌，囤积则价涨。国君必须要懂得这个道理，要根据国内市场物资的余缺状况来控制国内市场的财物。粮食贱就运用所发的货币投放于粮食，布帛贱就运用所发的货币投放于布帛，根据物价的涨落来控制市场、控制物资，将物资掌握在国君手中。

《管子·揆度》谈到了无论是百乘之国、千乘之国、万乘之国，都要在在中央地区建立市场，这样才可以最短的时间里往返运输物资，很好的控制邻国的物价，并将市场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百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虑，二日定载，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轻重，毋过五日。百乘为耕田万顷，为户万户，为开口十万人，为当分者万人，为轻车百乘，为马四百匹。千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百五十余里。二日定虑，三日定载，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乘之制轻重，毋过一旬。千乘为耕田十万顷，为户十万户，为开口百万人，为当分者十万人，为轻车千乘，为马四千匹。万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虑，五日定载，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万乘之制轻重，毋过二旬。万乘为耕田百万顷，为户百万户，为开口千万人，为当分者百万人，为轻车万乘，为马四万匹。”控制市场，调控物价，就等于控制了物源和财源。

管仲曰：“善为国者，如金石之相举，重钧则金倾。故治权则势重，治道则势羸。今谷重于吾国，轻于天下，则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则至，轻则去。有以重至而轻处者，我动而错之，天下即已于我矣。物臧则重，发则轻，散则多。币重则民死利，币轻则决而不用，故轻重调于数而止。”管仲认为，讲求通权达变则国家力量强盛，讲求遵循常道则国家力量衰弱。如果齐国粮食价高，其他国家粮价低，其他国家的粮食就会流入齐国。所以，价格高则财货聚来，价格低则财货散走，有因高价聚来而跌价尚未散走的物资，如果齐国及时动手掌握之，这些财富就归于齐国所有了。市场上钱物贵贱的调控对于齐国国力的强大至关重要。

《管子·地数》又谈到掌控市物价高低对于齐国的重要性。齐桓公问管仲说：“我想富国而只是丰产粮食，可以么？”管仲回答说：“不可以。国富而财物繁多，不能经营掌握，则将被天下各国捞取；粮食丰产，我们贱而别国贵，也将被天下各国捞取。那样，我国百姓就成为天下各国经虏掠的对象了。善于治国的人，就象大海行船一样，观察风势的起源，天下各国粮价高我们就高，粮价低我们就低。如果天下各国粮价高而我们独低，我们的财利就将被天下各国捞取去了。”利用市场，控制物价，获取财物，是《管子》所提倡的。

八、社会资源整合：知己知彼，为我所用

    了解其他国家的情况，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壮大自己的实力，在与其他国家的较量中获取胜利，这是《管子》强调的一个问题。

“夫善用国者，因其大国之重，以其势小之；因强国之权，以其势弱之；因重国之形，以其势轻之。强国众，合强以攻弱，以图霸。强国少，合小以攻大，以图王。”分析明确强国、大国、重国之所在，充分团结依靠这些国家的力量，缩小、削弱、压低别国。强国多，就联合强国攻击弱国以图霸业；强国少，就联合小国攻击大国以图王业。只有这样，才能够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中获得立足之地，以至取得胜利。

《管子·大匡》里谈到管仲充分利用隰朋、宾胥无、公子开方、季友、蒙孙的不同特点，有针对性地分派他们出使不同的国家，最后成功地联络了相应的国家，扩大了齐国的同盟军，增强了齐国的整体实力。隰朋聪明敏捷，任命他管理东方各国的事务。宾胥无坚强而纯良，任命管理西方各国的事务。卫国的政教，诡薄而好利。公子开方的为人，聪慧而敏捷，不能持久而喜欢创始，派他出使卫国。鲁国的政教，好六艺而守礼。季友的为人，恭谨而精纯，搏闻而知礼，多行小信，派他出使鲁国。楚国的政教，机巧文饰而好利，不好立大义而好立小信。蒙孙博于政教而巧于辞令，不好立大义，而好结小信，派他出使楚国。这样五年间小国诸侯已服从齐国，大国诸侯也已亲附齐国，齐国的同盟军增加，对立面减少。《管子·小匡》也谈到类似的事。

《管子·小匡》用较大的篇幅说明齐国如何结好其他各国，得到其他各国的支持，从而稳固自己的基础。桓公为天下诸侯操劳。鲁国有庄公夫人与庆父作乱，两个国君被杀，绝嗣没有后代。桓公知道后，使高子存全它。使他们男女不乱杂，牛马齐备。他们拿玉来拜见桓公，请备为齐国的关内侯，但桓公没有那样处理。狄人攻伐邢国，桓公修筑夷仪城加以封赐。使他们男女不乱杂，牛马齐。他们也拿着玉进见桓公，请求作齐国的关内侯，桓公也没有那样安排。狄人攻伐卫国，卫国人出旅曹地，桓公修筑楚丘城来封赐它。他们的牲畜已经散失，所以桓公给予良马三百匹。天下诸侯称道桓公仁义。这样，天下的诸侯知道桓公为他们服务，所以，诸侯归附桓公，好象去赶集一般。桓公知道诸侯归附他，因而少收进见的币而多给回敬的礼。天下诸侯用瘦马犬羊为礼币，齐国则用良马回报；诸侯用素绸和鹿皮四张为礼币，齐国则用花锦和虎豹皮回报。各国诸侯的使者，总是空囊而来，满载而归。所以，用爱来钓取，用利来吸引，用信来结交，用武来威慑，于是天下小国诸侯，都服从桓公，不敢违背而来归附了。他们喜欢桓公的仁爱，又贪图桓公的货利；相信桓公的仁义，又害怕桓公的武力。桓公看到天下小国诸侯多来与自己亲睦，于是又大加施惠。可以分忧的代他们分忧，可以谋事的替他们谋事，可为动兵的替他们动兵。攻伐谭国和莱国而不据为己有，诸侯称道他的仁。自东莱交换齐国的鱼盐于各诸侯国，使关卡市场只稽查而不征税，存放货物而不收捐，以为各国诸侯之利，诸侯都称道他的宽惠。修筑蔡、郡陵、培夏、灵父丘等城，以防御戎狄之地，用来阻止戎狄向诸侯暴掠。修筑五鹿、中牟、郧、盖、牡丘等城，以保卫诸夏之地，用来表示中国的权威。教化大功告成。因此天下之人对于桓公，远国人民望之如父母，近国的人民从之如流水。行地益远，得人益众，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感怀他的文治而畏慎他的武备。诛杀无道之国；安定周室，天下无人抵御，正由于兴立武备；停止各种革甲，收起各种兵器，穿朝服过河开会而无所顾虑，正是由于文治显著。于是使大国之君惭愧，小国诸侯归附。大国之君事齐如臣仆，小国诸侯喜齐如父母。正是这样，大国之君不显得那么尊贵，小国诸侯也不显得卑下。因而大国之君不骄傲，小国诸侯不恐惧。于是分取地多的以增补地少的，削减有财的给予无财的。周济其君子，不失成功；周济其小人，不失成命。这样，平时居处安顺，出动行事则有成功。不必发动战争，而完成文王、武王的治绩于天下。

齐国以仁爱之心关照其他诸侯国，以宽阔的胸怀接纳其他国家，感召人心，从而获得天下之人的拥戴，霸业的实现也是必然的。

《管子》一书很多篇幅都涉及到资源整合和利用的问题。齐国制定谋略、采用不同的方法将各种类型的资源加以整合，使之最优化，并加以充分利用，进一步提升了整体实力，也为成为霸业核心提供了基础。

（作者简介：蒲霞，安徽省管子研究会理事，安徽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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