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记载管仲的演变
来源：管子研究会 时间：2019/10/21 16:46:48
地方志记载管仲的演变
张 军
摘要：编纂地方志是我国特有的历史传统，对于保存地方文献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管仲，安徽颍上人，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经济学家、军事家和外交家，相齐40年，使齐国实力大振，他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是华夏第一相，对后世影响深远。管仲一直是《颍上县志》《安徽省志》等志书人物志记载的重点。本文通过对12部地方志记载管仲事迹的演变过程作简单比较，得出地方志人物志记载内容体现了传承发展、鉴伪存真、全面客观、个性鲜明的特点。
关键词：地方志；记载；管仲
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瑰宝，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地方志的编纂，其发展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截至2018年年底，我国现存的旧志有8000多种，约12万卷，占现存古籍的十分之一。在世界文化历史长河中，只有中国有地方志文化，这也是作为世界四大文明之一的中华文明没有中断的原因之一。地方志发韧于先秦时期，宋代以后逐渐规范化，明清两代更是成为国家行为而被制度化，民国政府下令各地设方志馆、方志局编纂省市县三级志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方志无论是在组织、规模、成书种类数量上，都远在旧志之上。《四库全书•总目》记载：“古之地志，载方舆、山川、风俗、物产而已，其书今不可见。”从宋代开始，地方志记人与述地逐渐合为一体。《太平寰宇记》在过去地方志主要记沿革、舆地、城池、山川、物产的基础上增加了风俗、古迹、人物、姓氏、艺文等类目。特别是到了明清以后，地方志非常重视对人物的记述，人物部分的篇幅和内容多接近全志的一半。
安徽地方志编纂，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朱瑶的《九江寿春记》，至今已有1900多年历史。目前能见到最早的安徽地方志是宋代罗愿编的《新安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安徽共编纂成志书739种，现存406种。其中，省志6种，府、直隶州志94种，州、县志285种，乡镇乡土志21种。安徽省一轮修志，是全国第一个完成志书编纂的省份，共完成三级志书165部，其中，省志67卷，地市志16部，县市志75部，山湖志7部。安徽省二轮修志，市县志132部已经完成，省志87部到2020年将全部出版。颍上简称“慎”，西周时就建立了邑治，隋大业二年（606年）改称“颍上”。颍上县地方志编纂历史悠久，但是元代以前都不可考。现在可知修志的年份有：明嘉靖五年(1526年)、万历三年(1575年)、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乾隆十七年(1752年)、道光六年(1826年)、同治九年(1870年)，民国22—32年（1933—1943年）间三次纂修。初步统计，颍上县共进行过10次地方志编纂，存世7种，其中州志6种，府志1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进行了3次修志活动。地方志为保存包括人物在内的颍上地方文献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管仲，名夷吾，字仲，颍上人，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经济学家、军事家和外交家。管仲相齐，齐桓公改革内政，发展经济，建立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功绩，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无论是在颍上县，或是安徽省，甚至在全国管仲都是彪炳史册、影响千古的历史人物。做为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几乎每部《安徽省志》《颍上县志》都留下了管仲的记载。现将《史记》，明正德《颍州志》，清顺治《颍上县志》、康熙《江南通志》、乾隆《颍州府志》、道光《颍上县志》、道光《安徽通志》、光绪《安徽通志》、光绪《颍上县志》，民国《颍上县志》，一轮《颍上县志》、《阜阳地区志》、一轮《安徽省志•人物志》13部史志关于管仲的记载作一个简单的比较，试析出地方志人物志记载内容的特点和规律。
一、《史记》
司马迁撰，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包括记历代帝王的12本纪、记诸侯兴亡的30世家、记重要人物言行事迹的70列传、大事年表10张、记各种典章制度的8书，共130篇，52万多字。《史记》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因为成书时间早，资料全面系统、客观真实，地方志记载管仲生平事迹时大都以此为基础，所以特列《史记》中关于管仲的内容置首。1999年中华书局版《史记•管晏列传第二》记载：
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优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 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于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故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
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
二、明正德《颍州志》
刘节撰，六卷，十六门类。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江西庐陵举人刘节知颍州。第二年，因感于应诏命而撰修的永乐《颍州志》、景泰《颍州志》“朴略不可观”，于是遍阅颍州史籍，稽诸遗老，对旧志讹错的地方加以考订，补其缺漏，分别事类，增广史料，撰成数卷《颍州志》初稿，但由于病逝于任上，所以志书未能刊刻。正德六年（1511年），颍州人储珊于浙江按察司佥事任上，出俸刻印而成。全书六卷，卷一州图、建置、城池、疆域、形胜、风俗、山川、古迹、宫室，卷二公署、铺舍、坊郭、乡井、关梁，卷三版图、贡赋、物产，卷四名宦、流寓、人物、科贡、寺观、列女、仙释，卷五题咏、文章，卷六欧公诗文，卷末储珊跋。志中记载了流民的涌入和对流民的管理措施，是研究明朝社会问题的重要资料。记载了当地农民引进种植“珍珠秫”，即今天的玉米，是我国最早记载玉米种植的文献资料。卷六收录欧阳修“凡涉颍者”诗文117篇，重视人文、突出主线，反映了人们对欧阳修治颍政绩的肯定与爱戴。正德六年刻本《颍州志》卷四人物中记载：
管仲，字夷吾，与鲍叔牙为交，荐于齐桓公。攘夷尊周，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孔子曰：“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今小基东土人犹乎管子乡。
三、顺治《颍上县志》
翟乃慎修，马履云、徐必达纂，十四卷，30多万字。翟乃慎，号敕庵，顺天府宛平县（今属北京）人，拔贡。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出任颍上知县。顺治初年，清廷仿宋代太平兴国制度，诏命收集全国各地方志，以备修国史之用。此志是在张大业明万历《颍上县志》的基础上的重纂；由颍上人、进士高翼为定例，马履云、陈所履、徐必达等搜辑资料，教谕钱钠负责校正，又有卜世、康永昌、官加封、王五位、赵贞明等诸生协助校核，最后由翟乃慎最终裁定。卷一舆图、卷二建置、卷三风俗、卷四赋役、卷五学校、卷六秩官、卷七武备、卷八选举、卷九人物、卷十节孝、卷十一灾祥、卷十二补遗、卷十三古今文集、卷十四古今诗集。此志门类齐整、资料丰富，保存了颍上县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如明代及清代初期的县境范围、行政沿革、城乡建置、风俗礼仪、人口赋役等，尤其详细记述了明代户口和田赋的制度、数量。人物卷分为名臣、善政、文章、卓行、才干等类目。清顺治十二年《颍上县志》卷九人物记载：
管仲，名夷吾，生春秋时相齐桓公，尊周攘夷。其功子孙食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大夫著书八十六篇。事详史迁传，屠公略记见艺文。今祀乡贤祠。
四、康熙《江南通志》
于成龙、王新命修，张九徵、陈焯等纂，七十六卷。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两江总督于成龙与江苏巡抚余国柱、安徽巡抚徐国相等，延聘何洯、宋曹等，奉部檄创修《江南通志》。此志卷一图考，为形势、疆域总分图十八，黄淮二，河堤岸、长江各汛、沿海各汛、太湖港绩图各一；卷二建置沿革上、卷三建置沿革下，各附以表；卷四星野；卷五祥异；卷六疆域；卷七山川上、卷八山川下；卷九风俗；卷十城池；卷十一兵制；卷十二河防；卷十三江防；卷十四水利；卷十五封建；卷十六户口；卷十七田赋上、卷十八田赋下；卷十九漕运；卷二十关税；卷二十一盐政；卷二十二驿传、船政；卷二十三蠲恤；卷二十四物产；卷二十五职官上、卷二十六职官下；卷二十七公署；卷二十八学校、贡院；卷二十九至三十二选举；卷三十三祠祀；卷三十四陵墓；卷三十五古迹上、卷三十六古迹下，附以寺观；卷三十七帝王，附以后妃；卷三十八至四十二名宦；卷四十三至五十二人物；卷五十三孝义上下；卷五十四列女上、卷五十五列女下；卷五十六隐逸；卷五十七流寓；卷五十八仙释；卷五十九方伎；卷六十至七十六艺文。于国柱认为此志编纂时间过于仓促，材料取舍和记述准确度上都有提升的空间，其在康熙《江南通志•序》中写到：“合各郡志之繁杂，成于三月之定限，择焉不精，语焉不详，所谓腹俭者难为华质，固者难为通。”但是，此志是现存江南地区最早的一部通志，保存了大量的珍贵资料。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江南通志局刻本《江南通志》卷五十人物中记载：
周管仲，颍上人，名彝吾。相齐桓公，子孙食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著书八十六篇。
五、乾隆《颍州府志》
王敛福纂辑，全志十卷，约40万字。此志是颍州府首部府志，也是历史上唯一的一部颍州府志。王敛福，字凝箕，山东诸城人。康熙六十年 (1721年)举进士，乾隆三年 (1738年)知颍州，《颍州府志》是其在知府任亲自将颍州府所属州县志进行汇编整理，动笔编纂而成，极为少见。颍州自雍正十三年（1735年）由州升府以后，辖地扩大到一州五县，包括亳州、阜阳、太和、颍上、霍邱、蒙城。此志不仅网罗包举所辖各州县史料，而且内容很有新意，尤其在志书中稽考水利农田，表现了对民生的关注。全志卷一舆地志、卷二建置志、卷三食货志、卷四学校志、卷五秩官表、卷六名宦志、卷七选举表、卷八人物志、卷九艺文志、卷十杂志等门类。人物志分为传、方技、流寓、列女、仙释等类目。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颍州府志》卷八人物志记载：
管仲，名夷吾，颍上人。春秋时相齐桓公有功。孔子尝称其仁。子孙食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详具史传。今祀乡贤。
六、道光《颍上县志》
刘耀椿编撰，彭寿山协修、李同纂，十三卷。刘耀椿，字庄年，山东安丘县(今安丘市)人。此志是在许晋纂修的乾隆十八年（1753年）刻本《颍上县志》的基础上增补、校核、修撰而成。卷一舆地、卷二水利、卷三建置、卷四食货、卷五风俗、卷六学校、卷七武备、卷八秩官、卷九选举、卷十宦业、卷十一人物、卷十二列女、卷十三杂记。此志虽然以前志为基础，但是缺其所不知，著其所可信，实事求是，不贪大求全，与旧志判若两书。卷四食货篇，有关田赋的记述成为研究皖北区域历史、农业地理的重要资料。卷五风俗篇对研究民俗学，深入了解清代淮北地区社会风土人情有一定的文献价值。卷十三杂记中的方言一例，是研究我国地方方言的原始资料。此志重人文轻经济，秩官、选举、宦业、人物、烈女五卷都是以记人为主，一些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料则相对简略，且归属有混乱交叉之处。道光六年（1826年）《颍上县志》卷十一人物记载：
《史记•管晏列传》：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我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优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 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于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故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
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
最后增加了“祀乡贤祠。”并增“陶彭泽《读史述九章》之一《管鲍》：知人未易，相知实难。淡美初交，利乘岁寒。管生称心，鲍叔必安。奇情亮节，令名俱完。”“孙子荆《管仲赞》：管生弯弓，与桓是仇。骏奔从纠，块为累囚。沐浴西郊，鸾飞詹丘。”
七、道光《安徽通志》
陶澍、张师诚、邓廷桢主修，李振庸、韩玖纂。全志二百六十卷，约400万字，为安徽建省后首部省志。道光《安徽通志》自开局纂修至成书历经陶澍、张师诚、邓廷桢三任安徽巡抚。道光九年（1829年）六月，成书红格抄本195册；道光十年（1830年）续修71册，邀请两江总督蒋攸钴作序，合成《安徽通志》计260卷266册刊刻梓行。《安徽通志》首设六卷，记载皇帝诏谕。仿《江南通志》体例，分为十志：卷一至卷四十三为舆地志，记星野、疆域、图说、建置沿革总表、形势、山川、风俗、城池、公署、关津、古迹、寺观、陵墓等；卷四十四至四十九为河渠志，记江淮、黄河、运河、水利、水利治绩；卷五十至六十四为食货志，记田赋、户口、徭役、漕运、关榷、盐法、蠲赈、积贮、物产；卷六十五至七十二为学校志，记历代学校考、学宫、书院、试院等；卷七十三至八十四为武备志，记兵制、兵事、江防、驿传、铺递；卷八十五至一百一十四为职官志，记文职、武职、名宦；卷一百一十五至卷一百三十八为选举志，记进士、举人、武进士、武举、拔贡、副贡、荐辟、仕绩；卷一百三十九至二百四十四为人物志，记名宦、忠节、儒林、文苑、武功、孝友、义行、隐逸、方伎、流寓、仙释、列女；卷二百四十五至二百五十六为艺文志，分经、史、子、集四部收录艺文；卷二百五十七至二百六十为杂类志，记祥异、摭记、辨讹。十志共分72类。除历代皇帝诏谕及御制诗文，详载卷首，不记全书总卷数外，地方各事宜和职官奏议，则分见各门类中，于卷首仅标其目。道光《安徽通志》记述内容广泛、资料丰富、考证准确、体例严谨，是对安徽全省地情的一次系统梳理和完整记载。道光十年刻《安徽通志》人物志名宦中记载：
管仲，字夷吾。颍上人。（韦昭云：管夷吾，姬姓之后，管严之子，敬仲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 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故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史记》）
八、光绪《安徽通志》
沈葆桢、吴坤修等修，何绍基、杨沂孙等纂。三百五十卷，补遗十卷。同治八年（1869年），吴坤修于安庆设局修志，历经英翰、吴文炳、裕禄等三任安徽巡抚督修，于光绪三年（1877年）成书，光绪四年刊行。此志依道光《安徽通志》为基础重为纂修。李鸿章、裕禄等为之撰序。分设11门，首皇言纪，记载顺治至德光绪九朝诏谕；次列舆地、河渠、食货、学校、武备、职官、选举、人物、艺文、杂类10志，下系71目。全志虽参照《江南通志》体例，但与时俱进，多有变通。除改首卷为《皇言纪》入卷外，多增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史事。此志资料广博、内容全面，尤其以人物篇最为详实。职官、选举、人物三志收录人物几千人，各立横表，以类相从。艺文分经、史、子、集四部，备列书名、卷数、作者姓名；舆地、河渠、食货诸门，引据典校，考订精审；专列辩讹一目，以求征信；卷中记载捻军资料为其他文献所不载，尤显珍贵。全志资料来源广泛，除博征历代正史中传、表志外，一统志、各府州县志、稗史野乘、诸子百家、名人著述、笔记杂谈无不采摭，重要文献原文照录。李鸿章称其书“增损旧文，附益新事，义例至为精审”，为清代著名通志之一。光绪三年重刊《安徽通志》卷一百七十七人物名贤传记载：
周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韦昭云：管夷吾，姬姓之后，管严之子，敬仲也。补拔管氏名夷吾，字仲谥，日敬。管严即管庄伟山也，见索隐世本。）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善遇之。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于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史记•本传》）《管子》八十六篇在道家。（《汉书•艺文》）
九、光绪《颍上县志》
都宠锡等修、李道章撰。都宠锡，山东安邱人，志上署徽州府歙县知县。共十二卷。卷一舆地、卷二建置、卷三食货、卷四学校、卷五武备、卷六秩官、卷七选举、卷八宦业、卷九人物、卷十列女、卷十一艺文、卷十二杂志。自咸丰年间，受捻军起义和太平天国战事影响，旧志文献，多毁损不存。都宠锡以道光六年《颍上县志》为蓝本，增补近年兵事，重加修葺，缮写手书。知事缪钟汴倡捐经费，为志补其残缺，订其讹舛，经过几个月努力，才得以刻印面世。光绪四年（1878年）《颍上县志》卷九人物记载：
《史记•管晏列传》：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我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优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 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于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故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
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祠乡贤祠）
十、民国《颍上县志》
张星桥主编。张星桥（1886—1953），字汉秋，颍上人。宣统元年(1909年) 考入安徽省高等学堂，毕业后从事教育事业。民国时期曾任颍上县教育局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安徽省人民政府聘请，担任文史馆馆员。1933年，张星桥任《颍上县志》主编，开始编纂该志，发凡起例、搜集资料、实地堪访、撰写完善，至1944年手稿基本完成。残存的手抄本，包括《大事记》《民族书》《舆地志上》《舆地志下》《水系》《实业书》《列传下》七部分，有的地方破损严重。《民族书》设置了民族、血统、生活、宗教、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六条，每条之中又设若干子条，内容详略得当。反映了当地从元明之际户口凋零，到清末民初人口繁衍的历史演进过程。《大事记》将发生在颍上的大事记载得十分详细和全面，“尤其是对1944年阜阳战役时日军攻占颍上，颍上人民与日军展开生死搏斗的记载，许多细节描写真实感人，内容生动，填补了这一史料空白，对今人研究颍上历史文化具有重要价值。”2009年黄山书社版民国《颍上县志》列传下人物记载：
《史记•管晏列传》：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我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优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 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于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故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
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
“祀乡贤祠。”“按，管仲，有疑其非本县人者，意谓仲之世，本县尚未以颍上名也。今考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注本传首二句云：‘颍，水名。《地理志》：颍水出阳城。汉有纱布阳、临颍二县，今有颍上县。’是确指仲为本县人矣。盖贞撰《索隐》时本县已名颍上，仲若非本县人，《索隐》何为如是注？”“鲍叔牙，晋张处度《列子注》：‘管仲、鲍叔，并颍上人，事见《管仲传》。’”
十一、一轮《颍上县志》
颍上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吴多桢主编。此志是新中国成立后，颍上县正式出版的第一部县志，全书采用章节体，共32章，82万字。包括建置沿革、自然地理、人口、农业、林业、畜牧副渔、水利、工业、交通、邮电、能源利用、城乡建设、商业、粮油、财税、金融、综合经济管理、党派群团、政权政协、政法、民政、从事劳动、军事、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宗教信仰、民俗、方言、人物等章。1983年，《颍上县志》编委会成立，启动县志编纂工作，县政府发出《关于征集颍上历史文献资料的通知》，采取以会代训培训修志人员500多人。广征博采，有计划，有选择地搜集各类资料约2000多万字，编写《颍上县志资料》5期，《颍上古今》1辑，约23万字，编写印发《颍上县情》《颍上历代自然灾害史》《关于合理利用沿淮湖洼地区资源的雏议》等资料，为编写县志打下牢固的基础。1995年黄山书社版《颍上县志》第三十三章人物第一节人物传略记载：
管仲(前723—前645年)，名夷吾，字仲，谥号敬，因以敬仲称之。颍上人（今县北10公里管谷村）。春秋时杰出的政治家。出身贫寒，早年与鲍叔牙游，合伙经商，因母老家贫，常受鲍叔牙资助，成为挚交。齐襄公乱政时，助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争位，失败后，经鲍叔牙推荐，被齐桓公任为上卿，尊称“仲父”。他治齐40年，对内政、经济、军事都进行了全面改革，制订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方略。提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论点，把礼、义、廉、耻看做国之四维，认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他还特许在庶民中选拔人才，予以破格提升，重视奖勤罚惰。并合理划分行政区域，把行政组织同军事编制相结合，统一军政领导，增强国防力量。从此，国力大振。对外以“尊王攘夷”相号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桓公成为春秋时第一个霸主。著有《管子》一书，共86篇，今存76篇。
十二、《阜阳地区志》
阜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200.5万字。全志彩色插图64幅，黑白插图2幅，表格214个。此志采用章节体，正文前有概述，大事记；正文设43章237节：建置区划，自然概貌，人口，农业，林业，畜牧、水产，乡镇企业，水利，工业，电业，交通，邮电，商业，粮油商贸，外贸，财政，税务，金融，综合经济管理，城乡建设与环境保护，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民主党派，群众团体，行政公署，公安，检察，审判，司法行政，民政，劳动，人事，军事，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文物名胜，民俗，宗教，方言，人物传略。志后有附录，包括文献辑存，收录自1928年起各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和阜阳地区行政公署文件12篇，旧志序选15篇及历代修志源流。此志距清乾隆《颍州府志》编纂已有250年时间，其篇幅之巨，资料之丰，时限跨度之长，内容涵盖面之广，均为阜阳地方志中之最。此志记载了历代阜阳名人，用较大篇幅，重点记述了阜阳作为国家的粮食生产基地和畜牧业养殖基地，在农、牧、林业方面的发展变化历程以及取得的巨大成就。1996年方志出版社版《阜阳地区志》第四十三章人物传略第2位就记载了管仲：
管仲(?—公元前645年)，名夷吾，字仲，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颍上县人。
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后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
管仲注重经济，反对空谈仁义，主张改革以富国强兵。他说：“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齐桓公尊管仲为“仲父”，授权让他主持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在全国划分政区，组织军事编制，设官吏管理；建立选拔人才的制度，士经三次审选，可为“上卿之赞”(助理)；按土地分等征税，禁止贵族掠夺私产；发展盐铁业，铸造货币，调剂物价。管仲改革的实质，是废除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管仲改革成效显著，齐国由此国力大振。对外，管仲提出“尊王攘夷”，联合北方邻国，抵抗山戎族南侵。这一外交战略也获得成功。后来孔子感叹说：假如没有管仲，我也要穿异族服装了。
管仲之所以能相齐成霸，是与鲍叔牙的知才善荐分不开的。管仲晚年曾感动地说：我与鲍叔牙经商而多取财利，他不认为我贪心；同鲍叔牙谋事，我把事情办糟了，他不认为我愚蠢；我三次从阵地上逃脱，他不认为我胆小怕死；我做官被驱逐，他不认为我不肖；我辅佐公子纠败而被囚忍辱，他不认为我不知羞耻……“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管仲的著作，收入《国语•齐语》和《汉书•艺文志》。《管子》共24卷，85篇，今存76篇，内容极丰，包含道、名、法等家的思想以及天文、舆地、经济和农业等方面的知识。其中《轻重》等篇，是古代典藉中不多见的经济文作，对生产、分配、交易、消费、财政等均有论述，是研究我国先秦农业和经济的珍贵资料。此外，《水地》篇提出了“水”为万物之源的思想，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色彩。《度地》篇专论水利，《地员》篇专论土壤，对研究古代农业具有重要价值。《心术》《白心》《内业》等篇，含有部分道家关于“气”的学说。
十三、一轮《安徽省志•人物志》
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167.5万字。《安徽省志•人物志》是由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承编的8 部省志专业志之一。此志设《政治、军事人物》和《经济、文化人物》2 篇，每篇分设《人物传记》《人物传略》《人物简介》3 章。英雄模范人物根据职业分别归入有关篇章。人物传记多为1500～3000 字，特殊的可达4000 字左右；人物传略多为600～1500 字。人物记载的内容包括姓名、字号、籍贯、生卒年、学历、重要事迹等内容。根据每一个入志人物的影响和文字量分别归入传记、传略或简介。健在人物一律收入简介。坚持“详今略古”的原则，侧重记载康熙六年（1667年）安徽建省以来的安徽籍人物；但为了更加系统地反映安徽人物的历史全貌，也收录了康熙六年以前各个历史时期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安徽籍人物。全志时间下限为1994 年。收录人物以安徽本籍为主，对长期在安徽活动并对安徽的全局或某个方面产生过重大推动或阻碍作用的外省籍人物，也适当收录。1999年方志出版社版《安徽省志•人物志》第一篇政治军事人物第三章政治军事人物简介中记载：
〔管仲（前723～前645）〕 名夷吾，字仲，谥号敬，因以敬仲称之。颍上人（今县北10 公里管谷村）。春秋时杰出的政治家。出身贫寒，早年与鲍叔牙游，合伙经商，因母老家贫，常受鲍叔牙资助，成为挚交。齐襄公乱政时，助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争位，失败后，经鲍叔牙推荐，被齐桓公任为上卿，尊称“仲父”。他治齐40 年，对内政、经济、军事都进行了全面改革，制订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方略。提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论点，把礼、义、廉、耻看做国之四维，认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他特许在庶民中选拔人才，予以破格提升，重视奖勤罚惰。合理划分行政区域，把行政组织同军事编制相结合，统一军政领导，增强国防力量。从此，国力大振。对外以“尊王攘夷”相号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桓公成为春秋时第一个霸主。著有《管子》一书，共86 篇，今存76 篇。
十三、几点启示
方志界一直有“古来方志半人物”之说。道光《安徽通志》共260卷，人物志就占了106卷，所以清代方志大家章学诚盛誉人物志是“志中之髓”“志中之志”。现存省市县三级志书中，乾隆《江南通志》因详于江苏而略于安徽，《阜阳市志（1986—2010）》《颍上县志（1949—2009）》都是断代志而没有记载管仲外，其他地方志人物志对管仲都有所涉及。通过以上12部既有省府州县的旧志，又有省市县的社会主义新方志；既有明清方志，又有民国、新中国的方志；既有几个月时间草成的志书，也有历时几十年积累而成的志书，其中关于管仲记载的历史演变，地方志人物志记载内容的特点和规律还是有迹可寻的。
人物记载传承发展。志书记人物主要原则就是以本地人物为主，以正面人物为主。千年颍州，自古繁华，人文荟萃，闪耀中华。管仲，担任国相期间，对内大兴改革、富国强兵；对外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后世尊为“管子”，被称为法家先驱、圣人之师、华夏文明保护者、华夏第一相。对于诞生于颍上的这位著名历史人物，地方集体记忆应是一个自觉有目的的重建过程，因此历代地方志人物篇记载管仲多依据《史记》为基础，或删或增，或引或征，无出其右。地方志书编纂或续或补或创，志书中的人物志也有遵循和传承。道光《颍上县志》完全照抄《史记》，做到了一字不漏。道光《安徽通志》则是删除了管仲与鲍叔牙交往的事迹和影响，其他文字一概相同。光绪《颍上县志》是对道光《颍上县志》的完全抄录，因为所记管仲全是《史记》所载文字，只是在第4段开头同样少了一句“管仲既任政相齐”。光绪《安徽通志》是对道光《安徽通志》的基本照抄，只是删除了一句：“故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加上一句介绍《管子》的：“《管子》八十六篇在道家。” 民国《颍上县志》同光绪《颍上县志》、道光《颍上县志》中有关《史记》所记管子内容完全一样，只是最后增加了对管仲籍贯是颍上的考辨，以消除人们的争议，为乡梓争光。《安徽省志•人物志》中关于管仲的记载是对一轮《颍上县志》一字不漏的全文照抄，其在编纂始末中指出：“由省直有关厅局省志编辑室和地方志办公室共同提供，少数重要人物稿约请专门研究人员或由有关部门撰稿的方式。” 因一轮《颍上县志》出版在前，可以肯定管仲的资料完全是由颍上县志办提供的缘故。
人物记载鉴伪存真。地方志以存真求实为基本原则，真实的资料才能经得起社会的检验和历史的考验，才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永远闪闪发光。人物志所记人物众多，由于光耀乡梓、垂鉴四方，所以一定要真实准确。但是，地方志所载人物部分时间久远，资料的核实稽真尤为困难。人物志取材多以正史为基础，参佐杂志诗文碑刻等，不论来源哪种资料，在使用时都要实事求是地、客观地进行研究分析，辨别其真伪虚实，正确地予以取舍。刘耀椿在道光《颍上县志序》中指出：“旧志其宦业、人物，述古亦多舛讹……旧志之误，以古籍正之，疑者缺之。采访所及，无征则舍之，亦期存一邑之真，无戾乎古而已矣。” 通常搜集资料的同时也是核实资料的过程，把记载同一内容而有两种以上异说的资料进行互校，研究其不同之处，而后选用或综合其中合理的说法。再有疑义，则要深入查阅相关文献查证。人物资料的核实，实为传记可信可鉴性的基础。管仲生平事迹有多种志书记载，可以互为校补、取长补短。温益群在《各级志书对立传人物应有分工侧重》一文中指出：“地方志作为一种全国性的文化典籍，应该具有整体性。省志和市志、市志和县志，要互相参证，互相补充。其中的立传人物应该各有侧重，分层记载，市县志中的人物传立足于续省志之无，详省志之略，补省志之阙。”人物志纂写过程中有的组建编纂团队，对历史资料和现状资料进行深入发扬整理对比核实，去伪存真，填补空白。续志的过程也是站在前人肩上的过程，基本上可按前人留下的资料整理，反复校核，多方考证，缺者补之，讹者正之，新者续之。翟乃慎在顺治《颍上县志序》中指出：“得耆旧乾州守马履云，怀仁令高翼耀，建平谕陈所履、候选令徐必达，考宪编辑。复佐以庠生官加封、卜世、康永昌、王五位、赵贞明，参质遗亡。而属邑博孝廉钱君讷、司训姚君熙臣，董其事而校润色之。慎时寓目，挈其纲领，补其缺略，正其鲁鱼，再四咨诹二旬而脱稿。”光绪《安徽通志》总纂时参征辨析，补缀遗忘，有的分注以明所本，有的加按以存所疑，附于各卷中。在记述管仲时，直接在正文后引三国时韦昭对管仲和其父管严的考释。民国《颍上县志》为了坐实管仲的籍贯，以按的形式连引唐司马贞和晋张处度的文章以证实管仲是颍上人。
人物记载全面客观。人类社会五彩缤纷，人的一生经历复杂。有的人一生是功，有的人一生是过，有的功过参半，有的则过大于功，有的功大于过。人物志记述人物要全面客观，避免采用“只褒不贬”或“只贬不褒”的机械教条式方法。翟乃慎在顺治《颍上县志•序》中说到：“是役也，存旧志十之六，非敢仍陋，虑文献易凋，不概留则前无所考。益新志十之四，非敢滥收，恐名实难核，不审确则后无所征。应删者删，非敢以意删也；应入者入，非敢以私入也。”记述人物时，必须要有传主身份、生平、业绩、贡献、影响等能反映人物基本特性的一组共同信息。坚持客观，反对虚无，缪钟汴在光绪《颍上县志•序》中说到：“至于体例或有未合，搜罗或有未尽，考核或有未确，纪载或有未详，则以才学识三者一无所长，故未敢妄赘一辞，而拭目以俟后之君子。”随着一些新方法和新证据的出现，志书记载管子的信息也越来越全面。一轮《颍上县志》，在志书中第一次记载了管仲确切的生卒年时间，也是第一次将籍贯具体到县北10公里的管谷村。《阜阳地区志》关于管仲的记载以《史记》为底本，扩充到了《管子》一书，在所列12部地方志中最为详细。与之相反的是，乾隆《颍州府志》在旧志中内容最为丰富，记述了管仲的名、籍贯、他人评价、事迹、影响等，文字只有44字，仅多于康熙《江南通志》所记的32个字。康熙《江南通志》包括江苏、安徽两省内容，因主要撰修人多为江苏人，所以记江苏详于安徽，记管仲的文字在12部志书中最少，只记了籍贯、名、主要事迹和影响、著作。这几部志书文字虽少，信息量却很强大。
人物记载个性鲜明。北宋郑兴裔在《广陵志序》中指出：“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所以察民风，验土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地方志中不可或缺的人物志可堪可鉴，其内容是最生动、最形象、最具有可读性，最能引人思索和具有教化功能。《史记》抓住了管鲍之交的典型细节加以记述，看起来好象是生活小节琐事，但却体现着人物志向、性格、兴趣特点，尤其是多采用管仲的语言、动作表现其性格和形象，使读者读之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其记载的管仲生平事迹是所有志书学习的丰碑。对历史著名人物的记载地方志书多因循沿袭，但是在形式上不能强求一律，绝不可能也不应该千志一面。12部志书所记管仲有的虽然简单，但是多通过寥寥数语的人物语言、动作、心理活动及影响等细节记述，展现立体的、多层次的、栩栩如生的管仲形象。人物志中的人物传记，严谨不等于呆板，朴实不是粗糙简单，简洁也不是空洞无物。一轮《颍上县志》用规范的语体文，对《史记》进行了精简提炼，尤其详记管仲在内政、经济、军事上的改革措施，个性特点鲜明，人物跃然纸上。写活人物的关键就是要写出人物的个性，个性化的细节是人物传记的血与肉。《阜阳地区志》以《史记》为基础，完全现代文，甚至大白话，如“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特别是用了200多字详细介绍了《管子》一书。明正德《颍州志》、清顺治《颍上县志》、康熙《江南通志》、乾隆《颍州府志》所记管仲都将管鲍之交的几个具体细节删除，过于简略，缺乏个性和可读性，略留遗憾。
（作者简介：张军，安徽省地方志研究院省志处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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