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唐顺之科考答卷《一匡天下》对管仲事功的评价

来源：管子研究会    时间：2019/10/21 17:23:14

明代唐顺之科考答卷《一匡天下》对管仲事功的评价

张艳丽

“一匡天下”出自《论语·宪问》篇的记载，是孔子对管仲功劳的评价和定位，也涉及到孔子对“仁”的标准认知。原文如下：“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当学生子路对管仲的人格品性评价提出质疑时，孔子指出，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天下，使中原人们免受异族的蹂躏，也使得华夏文明得以延续发展，这是管仲最大的仁德。孔子认为，不能简单用普通人的忠心品德，来衡量乱世中政治家的价值和地位。

《论语》中孔子对管仲的评价言论，成为后世科举取士的考核题目和内容。自西汉汉武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的地位日渐提升，受到统治者的重视。隋唐实施科举取士，《论语》即被纳入科举考试的范围之内。宋代统治者在科举考试中，依旧把《论语》作为科试的内容。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选取取《礼记》中的《中庸》《大学》两篇文章单独成书，并与《论语》《孟子》合为“四书”，进行集注。明清时期，科举考试以八股取士为主，规定只在“四书五经”内选题，而朱熹的集注是阐发答卷的根本。

如明代初期朱元璋规定，科举取士出题范围是“四书五经”。《明史·选举二》记载：“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而朱熹的四书集注是重要的参考资料，《明史·选举二》记载：“后颁科举定式，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明代学者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也曰：“成祖既修《五经》《四书》之后，遂悉去汉儒之说，而专以程朱传注为的。”到了清代，依旧沿用明代的科举取士制度，少有变更。《清史稿·选举一》记载：“古者取士之法，莫备于成周，而得人之盛，亦以成周为最。自唐以后，废选举之制，改用科目，历代相沿。而明则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谓之制义。有清一沿明制，二百余年，虽有以他途进者，终不得与科第出身者相比。”

既然《论语》是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内容，孔子及其弟子讨论、点评管仲的言论，就被作为科举考试的题目，由参加科举的士子们作答。明世宗嘉靖八年（1529）的科举会试，即以“一匡天下”作为科考的题目。因资料保存的限制，现在能看到的士子答卷，以当年会元唐顺之的答卷《一匡天下》为代表。本文拟对唐顺之《一匡天下》进行详细探讨。

唐顺之（1507—1560），字应德，一字义修，人称荆川先生，江苏武进人。唐顺之出生于官宦家庭，祖父唐贵任户科给事中，父亲唐宝任永州知府。唐顺之从小饱读典籍，聪慧过人，《明史·唐顺之传》记载曰：“顺之生有异禀。稍长，洽贯群籍。”嘉靖八年，唐顺之参加会试，获第一名，时年仅22岁，可谓意气风发，一举成名。

其中会试卷作之一，即为《一匡天下》，题目出自《论语·宪问》。明清科举答卷需依从朱熹《论语集注》的释义和解读，对于“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的记载，朱熹集注曰：“霸，与伯同，长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无也。衽，衣衿也。被发左衽，夷狄之俗也。”然后得出结论说：“愚谓管仲有功而无罪，故圣人独称其功。”从对管仲的总体定位来看，朱熹认为，依孔子的本意而言，其对管仲的评价很高，赞扬管仲“一匡天下”的功劳；虽则子贡对管仲先辅佐子纠，后辅佐齐桓公的行径进行质疑，孔子还是认为管仲辅佐齐桓公的做法并无罪失。

唐顺之作答会试试卷《一匡天下》，具体内容如下：

佐霸者有辅世之功，圣人所以取之也。甚矣，圣人取善之公也。以管仲正天下之功，而夫子称之，其亦不没人善之意欤？自今观之，春秋之时何时也？繻葛一战，而天下之人不知有君臣之分；蔡师一败，而天下之人不知有夷夏之防。天下之不正也甚矣！其孰能匡之？管仲之相桓公也，志同道合，而一以取威定霸为己任；言听计从，而一以招携怀远为己责。虑王室之衰也，于是乎有葵丘之会焉，誓之以五命之严，申之以载书之信，而以下陵上者，始知所惧矣；虑夷狄之横也，于是乎有召陵之师焉，连八国之援以摧其锋，许屈完之盟以怀其德，而以裔谋夏者，始知所警矣。虽曰借其名以遂其私也，而名之所以不亡者，亦其借之之功；虽曰假其义以文其奸也，而义之所以不泯者，亦其假之之力。君尊臣卑，视夫周、郑交质之际，不有间乎？内夏外夷，视夫凭陵江汉之日，不有殊乎？管仲正天下之功如此。身系天下之重，故北面请囚而不以为耻辱；心存天下之图，故忘君事雠而不以为嫌。子贡何议其未仁耶？

    唐顺之此文计有400余字，在孔子推崇管仲功绩的框架下，在儒家“仁”德规范的标准中，结合春秋时期的混乱局势，列述管仲辅佐齐桓公取得的显赫成就，及对天下安定治理的影响，从而得出高度赞颂和肯定管仲的结论，又观照了儒家学者孔子和朱熹对管仲的认可态度。这充分体现了唐顺之的家国情怀和社会担当，并对其后来人生道路的选择有所影响。              

开篇指出，唐顺之点明孔子对管仲功劳的肯定，曰：“佐霸者有辅世之功，圣人所以取之也。甚矣，圣人取善之公也。以管仲正天下之功，而夫子称之，其亦不没人善之意欤？”指出管仲有辅佐齐桓公霸业进而匡正天下的功勋，故而儒家的圣人孔子肯定其功业，这体现出儒者“取善之公”“人善之意”的立场。

接着唐顺之列述了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纲纪紊乱的社会背景：“自今观之，春秋之时何时也？繻葛一战，而天下之人不知有君臣之分；蔡师一败，而天下之人不知有夷夏之防。天下之不正也甚矣！”唐顺之把春秋时期的社会状况谓之“不正”，鲜明的例证即是君臣之分、夷夏之防荡然无存。繻葛一战发生在周桓王十三年（公元前707），是郑国和周天子之间进行的战争。当时郑庄公日渐强大，不大遵从周王室的命令。周桓王削弱了郑庄公的权力，郑庄公毫不示弱，不再朝见周桓王。于是周桓王率领蔡、卫、陈等诸侯国前去讨伐郑国，双方在郑国的繻葛发生战争。结果周桓王被射中肩膀，周王室的军队大败。《左传·桓公五年》对这次战役有详细记载。此后周天子的权威一落千丈，各诸侯国竞相争霸，周王室与各诸侯国的君臣之义不复存在。而蔡师一败指的是公元前531年即周景王十四年，鲁昭公十一年，蔡国被楚国占有，蔡国灭亡。《春秋谷梁传》记载：“楚子虔诱蔡侯般，杀之于申。何为名之也？夷狄之君诱中国之君而杀之，故谨而名之也。楚公子弃疾帅师围蔡。”楚国当时被看作蛮夷之地，楚国灭亡蔡国，此后逐渐进入春秋政治舞台的中心，夷夏之防的壁垒被打破，华夏文化面临严峻的威胁。有鉴于此，唐顺之痛心疾首地曰：“天下之不正也甚矣！”

既然天下治理紊乱，那就需要贤能之士出现来进行匡正，这项历史任务的承担者非管仲莫属：“其孰能匡之？管仲之相桓公也，志同道合，而一以取威定霸为己任；言听计从，而一以招携怀远为己责。虑王室之衰也，于是乎有葵丘之会焉，誓之以五命之严，申之以载书之信，而以下陵上者，始知所惧矣；虑夷狄之横也，于是乎有召陵之师焉，连八国之援以摧其锋，许屈完之盟以怀其德，而以裔谋夏者，始知所警矣。”管仲与齐桓公志同道合，辅佐齐桓公取得雄伟霸业，齐桓公对管仲言听计从，招携以礼，怀远以德，成为诸侯国马首是瞻的领袖。管仲辅佐齐桓公举行多次诸侯会盟，以解决当时天下的危境。公元前651年，齐国召集宋、鲁、郑、许、陈、曹等诸侯国在葵丘会盟，周襄王也派代表参加，盟会重申了诸侯国遵奉周王室的规定，以维护其权威。召陵会盟发生在公元前656年，因楚国不向周王室朝贡，齐国率齐、宋、陈、卫等诸侯国军队进攻楚国。后来楚国与齐国等订立盟约，约定楚国继续遵奉周王室，这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其尊严，对其他蠢蠢欲动的夷狄邦国起到警戒作用。这些会盟是管仲辅佐齐桓公推行“尊王攘夷”策略的具体实践，中原地区得以安定，华夏文明延续发展。

诚然，也有世人对管仲进行批评，如北宋理学家二程批判管仲的“私”与“不义”，《论语集注》记载曰：“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纠，弟也。仲私于所事，辅之以争国，非义也。桓公杀之虽过，而纠之死实当。仲始与之同谋，遂与之同死，可也；知辅之争为不义，将自免以图后功，亦可也。故圣人不责其死而称其功。’”二程认为，管仲辅佐为弟的公子纠与为兄的齐桓公争夺政权，不符合社会道义，“非义也”。然而，二程对公子纠与齐桓公孰为兄孰为弟的看法有误，齐桓公为弟才符合历史事实。

而对管仲“私”心批判者尤以元末明初的文人吴海为甚。吴海作有《读管子》一文，他认为管仲辅佐齐桓公合诸侯、攘戎狄的初衷，只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其相桓公，不过搂诸侯以相伐，擅其势而窃其利。其奖王室，继绝攘戎，事虽正而心则私。”吴海指出，管仲的这种做法对后世有非常恶劣的影响：“而开后世无穷之祸。”吴海否定孔子对管仲“如其仁”的评价：“盖其才虽富，而心则狭，故识甚浅，而功可羞，然其不仁亦甚矣。”

面对其他学者对管仲的“私”心的批判，唐顺之站在肯定管仲的立场上进行分析，指出管仲的做法与假仁假义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虽曰借其名以遂其私也，而名之所以不亡者，亦其借之之功；虽曰假其义以文其奸也，而义之所以不泯者，亦其假之之力。君尊臣卑，视夫周、郑交质之际，不有间乎？内夏外夷，视夫凭陵江汉之日，不有殊乎？”华夏文明能够延续，礼仪之邦能够保存，与管仲的功劳密不可分。君尊臣卑、内夏外夷的天下治理格局，与君臣僭越、夷狄蹂躏的混乱状况有天壤之别。

于此，唐顺之再次强调管仲“正天下”的历史功绩，并对子贡怀疑管仲“未仁”的疑惑代替孔子进行解答：“管仲正天下之功如此。身系天下之重，故北面请囚而不以为耻辱；心存天下之图，故忘君事雠而不以为嫌。”唐顺之分析指出，当年管仲被鲁国囚禁，又转而辅佐公子纠的政敌公子小白齐桓公，并不以为羞辱和嫌恶，原因在于管仲有心系天下、兼济苍生的胸襟和气魄。最后，唐顺之以反问的方式，表示不赞同子贡对管仲“未仁”评价的结论：“子贡何议其未仁耶？”

唐顺之所作《一匡天下》，依《论语·宪问》孔子与弟子子贡评价管仲的内容为中心，应合南宋理学家朱熹《论语集注》中的观点，从当时春秋时期的治国实情出发，认为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尊王攘夷，取得卓越的贡献。唐顺之肯定管仲的同时，也肯定了孔子、朱熹的理念，对二程的观点则进行修正和发挥。

唐顺之所作《一匡天下》的会试试卷，被当作科举八股文的典范，受到后世学者的好评。清初学者陈百史评价说：“先说天下不正，次说管事实，又推一层到假仁假义，又咏叹二比，此之一气不接，直所谓有上句即生下句之文也。文辞华妙，千年不宿。”陈百史即是陈名夏，崇祯十六年（1643）考中殿试探花（第三名），后归顺清朝。其作有《国朝大家制义》，制义又称八股文，也称制艺、时文、八比文等，对明代的八股文进行点评。在评论唐顺之《一匡天下》时，陈百史认为唐顺之的文采很好，行文遣辞一气呵成，无需点顿。从逻辑关系而言，其文结合春秋时期的社会混乱背景，及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天下的史事进行充分阐析。无论从立意还是文辞方面，陈百史对唐顺之《一匡天下》予以褒奖。

    清代学人徐越评价唐顺之《一匡天下》曰：“钱平路评沈宪吉文云：挈木人而为戏。为戏者，木人也。挈木人者，人也。竞言人为戏，可乎？仲之于桓，亦犹人之挈木人也。竟言仲匡天下，可乎？此题处处离不得‘相桓公’三字。夫一匡天下，非霸诸侯无由；桓公霸诸侯，非管仲相桓不可得。圣人答不死又相之问，要旨在此。”徐越于此评价分析了“一匡天下”的题目，指出齐桓公与管仲的关系，仿若木偶与操线人的关系一般。如果单独说管仲一匡天下，似乎不妥，应表述为管仲辅佐齐桓公一匡天下。没有称霸诸侯的实力，称不上一匡天下，而没有管仲对齐桓公的辅佐，又不会取得称霸诸侯的功勋。这种逻辑关系的推导，恰好是孔子回答子贡对管仲“任”德质疑的关键。

    清代学者方苞曾奉旨编纂《钦定四书文》，这是唯一一部入选《四库全书》的八股文总集，其对八股文颇为熟悉，在评价唐顺之《一匡天下》曰：“洞悉‘三传’二百四十年，时事了然于心，故能言之简当如此；前辈谓不可把一匡说得太好，非也。下文说一匡之功，如许郑重，可见圣人之心广大公平。言各有当，不可以一端阂也。”方苞对唐顺之熟读“三传”史料赞赏有加，认为其行文简洁而恰当。在分析“一匡”之功的时候，方苞认为唐顺之恰如其分地表达出孔子作为圣人的公平心境。

而从科举八股文写作的角度出发，现代学者分析指出，唐顺之《一匡天下》的结构组成，完全契合八股文的要求，可视之为八股文典范。八股文题目一律出自四书五经中的原文，文体有固定格式，即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8个部分组成。其中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每部分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起来共为八股。“一匡天下”的题目出自《论语·宪问》，题目属于截上下单句题，这种题目最忌讳链接上句，又忌讳触及下句。而单句题破题较难作，不能涉及下文，故而唐顺之用了暗破的方式，“辅世之功”暗指“一匡天下”的功劳。唐顺之的《一匡天下》属于严格遵循八股体式而写得十分出彩的作品。唐顺之的这篇科举八股文雄壮而浑厚，气势磅礴，可与西汉贾谊的《过秦论》相媲美。

唐顺之于明世宗嘉靖八年（1529）参加会试，作答《一匡天下》等试题，一举高中会元，授编修之职。随后，唐顺之因不肯依附首辅大臣张璁而受到打压，归隐家乡十余年。削籍归家的时间里，唐顺之潜心治学，博学多才，涉猎天文、乐律、地理、兵法等各个领域。在文学创作方面，唐顺之推崇唐宋八家文，反对复古派，其文畅达明快，汪洋纡折，为一代之宗，与归有光、茅坤等明代文人合称“唐宋派”。

受管仲事功的影响，如同管仲一样，唐顺之也怀有心系天下之情怀。当有能力、有机会解纾民困时，唐顺之会廷身而出为天下苍生作贡献。明代嘉靖年间，倭寇蹂扰大江南北，民不聊生，唐顺之被朝廷征召，协同直浙总督胡宗宪共同抗倭，多次重创倭寇，使其闻风丧胆。《明史·唐顺之传》记载唐顺之积极抗击倭寇的功劳：“寻命往南畿、浙江视师，与胡宗宪协谋讨贼。顺之以御贼上策，当截之海外，纵使登陆，则内地咸受祸。乃躬泛海，自江阴抵蛟门大洋，一昼夜行六七百里。从者咸惊呕，顺之意气自如。倭泊崇明三沙，督舟师邀之海外。斩馘一百二十，沉其舟十三。”后来唐顺之巡抚凤阳，依旧奋力剿追敌寇，最终心力交瘁，积劳成疾，年仅54岁就在任上去世，崇祯年间被朝廷追授谥号曰“襄文”。按照《谥法》规定：“甲胄有劳曰襄”，“学勤好问曰文”，清代重臣张之洞死后曾被朝廷谥号为“文襄”，可见明王朝对唐顺之评价之高。这种定位可谓名副其实，结合唐顺之在科卷中对管仲“一匡天下”功劳的分析，可见其文武双全及人生价值的追求。

要之，明代文人唐顺之于嘉靖八年参加会试所作《一匡天下》，题目来自《论语·宪问》中孔子与弟子对管仲的评价，并依从于朱熹《论语集注》的阐析立场，体现出儒家“仁”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唐顺之对管仲的历史功绩大力褒扬，这与孔子、朱熹的评价立场保持一致，而对二程批判管仲“私”与“不义”的结论有所修正。唐顺之对管仲事功的肯定，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人生价值的追求。唐顺之年少得志，在科举暂露头角，但不愿趋炎附势于权贵，仕途中断。而当倭寇肆虐，黎民遭殃时，唐顺之当仁不让，奇计迭出，奋力剿寇，极力打压倭寇的嚣张气焰。唐顺之可谓文武双全，在“攘夷”方面功勋卓著，体现出心系天下苍生的家国情怀。

（作者简介：张艳丽，女，山东济宁人，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齐鲁地方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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