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期 小议管子治国之策

来源：管子研究会    时间：2019/10/23 14:41:20

小议管子治国之策

孟祥运

【摘要】《管子》思想博大精神，本文从管子以礼法并用的统治术、治国必先富民的政治思想及其重视农商并举的经济思想、重视选举制度等六个方面阐述其治国之策，认为管子提出的很多原创性的见解意义重大，在当今社会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管子；治国；意义。

管子是中国先秦时代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管子》包罗万象，涵盖了后世儒家、法家、道家为主体和精髓，也包含了阴阳家、兵家、农家等其它诸家思想，其中天道与人情反映了管子哲学思想的两个基本范畴，尤其在治国方略上，提出很多原创性的见解意义重大，所以称《管子》为治世宝典，可谓实至名归。

　　　一、管子主张以礼法并用的统治术。法家特别强调法术势，强调君主的权威，所以《韩非子》《商君书》里将儒家列为五蠹之一，几乎全盘否定了道德的教化作用，片面强调了法律的刑罚之力。但是，管子不仅强调法律的作用，也同样注重道德的教化，主张以礼法并用的统治术。强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以下《管子》引文仅注篇名）。这种将道德和法律相结合的方法，很好地避免了法家重法轻德、儒家重德轻法的弊端。

首先，管子强调法的作用。在《法禁》《重令》《任法》 等篇中，都强调法的重要性。它指出，立法的是君上，执法的是臣下，遵守法令的是老百姓。他说：夫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为了达到天下大治，必须“君臣上下贵贱皆发焉”，必须发挥法律的作用。同时，管子设想出一种把中央集权与宗法制有机结合起来的封建体制，即“礼法并用的统治术”。在《五辅》篇中，谈论了礼对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重大意义。在《牧民》篇中把礼义廉耻看成是“国之四维”，“四维张则君令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可见礼法并用是管子实行的重要治国之策。

　　　二、管子主张治国必先富民的政治思想。治国以何为先？纵观历代为政之术，无一不把富民放在首位。管子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治国》）但仅仅强调使民富，未免粗疏而不切实用。举一个例子：西汉文景至武帝前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可它背后又是怎样的情形呢？当时，社会上奢靡享乐成风，不少人恃财傲物跋扈于乡间；一些富可敌国的诸侯王蠢蠢欲动，最终酿成七国叛逆篡上的大动乱。可见，民富之后国家如何引导、国家怎样控制财富，是治理国家的关键一环。在这个问题上，管子提出两点建议：一是“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牧民》）。人民仓廪充盈了，国家就积极引导他们知节达礼；丰衣足食了，国家就适时教育他们辨识荣辱。一方面要夯实充裕人民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要提升规范人民的精神道德。二是“利出于一孔”（《国蓄》）。管子强调只能是国家而绝不允许某个人、某个集团掌控社会财富。为此，它主张政府介入社会经济生活，通过参与农业、商业、工业等生产贸易活动和宏观调控，使国家成为财富的潜在控制者。管子认为，国家控制财富的分配权，不但能保证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而且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凝聚人民力量，使他们服务于整体的国家建设。

　　三、管子重视农商并举的经济思想。 西周以来实行井田制度，封建领主占有公田，农民利用为领主耕种公田的方式换取使用领主所授私田的权利，这被称为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随着领主剥削加重，农民消极怠工，不肯尽力于公田，有的地方还出现农民集体逃亡事件。《诗经》逝将去汝，适彼乐土、《国语》民有远志，描述的就是这一现象。这说明，井田制度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有鉴于此，管仲毅然终止传承了数百年的井田制度，采用把土地租给农民、封建领主只收取地租的经营方式。“陵阜陆墐，井田畴均，则民不憾”（《齐语·国语》）。把土地分为“陆、阜、陵、谨”几个不同的等级，按照农民实际占有土地的质量类型，来确定“井田”上土地不同的税率，而分别征税。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农村生产力得到大幅度解放，一个国家要强盛，经济基础是关键，发展才是硬道理。2600多年后，一次名为土地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改革席卷中华大地，这与当年管子不改变土地所有制性质，而进行的土地和劳动力的优化劳动组合的政策，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冯友兰认为“这是用封建式生产代替奴隶制生产，显然是社会的进步”的判断，显然后半句是对的。

管子说：“无市，则民乏矣。”（《治国》）千百年来，重农抑商、崇本抑末几乎成了历朝历代的国策。管子在重视农业的同时，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他制定了优惠的贸易法，“关市讥而不征”（《孟子·梁惠王下》），对国外客商只进行必要的盘查，而免除其关税。列国通商竟然还免税，有这样的好事当然使天下商贾云集齐国，齐国因此得到了本国所缺乏的物资，又将多余物资卖出国门，促进了市场的繁荣，商业的繁荣也为管仲成功进行货币战争打下了基础。

管子的诸多思想中，轻重理论尤为重要，简单地说，就是利用市场物价波动的规则，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如粮食与货币，当上粮食丰收时，同样的钱能买更多粮食，如此可以说粮食为轻，货币为重；反之，若粮食歉收，则货币就轻，粮食就重。孰轻孰重总是变动的，统治者应当顺时而动，把握时机，争取在这样的波动变化中获取更大的效益。

管子还强调“轻重鱼盐之利”及“徼山海之业” (《史记》)。“官山海”（《海王》）中的“山海”，就是山海之藏、山海之业、山泽之利，主要涉及藏于大海中的食盐和藏于山岭中的铁矿这两项重要资源。管仲知道市场经济的重要性，但并不是全盘市场化，而是确保国有资产的主体地位，对于重要的产业，比如盐和铁，采取国家垄断的手段，不仅扩大了财政收入，更是强化了国家经济的安全。他还在多篇文章中阐述了消费和生产之间的关系，尤其在《侈靡》《治国》等多篇文章中论经济生产，这是其它先秦书籍中所很少涉及的重要思想。

管子的一些经济思想甚至出人意料，十分超前，如《侈靡》篇居然说，鸡蛋雕一雕花再煮，木柴刻一刻纹再烧，这样可以增加就业，后来人们才知道这是表达消费可以刺激就业的经济论，当然这与古代主流的节俭经济观点差异很大。同时管子认为，利与法二者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法是指国君掌握刑赏大权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统治术，利则是指依赖于人们的宗法道德自觉地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统治术。这分别有效补救了儒家讲道德、法家强调法，但又缺乏具体经济措施的弊端。

管子还是贸易战的高手。齐国和鲁国梁国是邻居，表面上友好来往，其实内心恨不得一下子将对方吞掉。有一天，齐桓公忧心忡忡地对管子说：“现在鲁梁国发展势头很好啊，照这样下去，它的综合国力总有一天要超过我们齐国，到那时候就麻烦了。有什么办法钳制一下它们呀?”管子胸有成竹地说：“这好办，从明天开始，大王和众大臣只穿鲁“缇”(鲁梁国生产的一种绢布)做的衣服就行了。”齐桓公将信将疑，但最后还是按照管子的建议去做了。

由于齐桓公和王公贵族们带头穿用鲁“缇”做的衣服，立即在齐国引起一股以穿鲁“缇”为荣的流行浪潮。管仲还下令禁止齐国人织缟，所有布料全部从鲁梁国进口。这样一来，鲁“缇”就供不应求，价格猛增。鲁梁国人见织“缇”有利可图，一窝蜂地织起“缇”来。管子还派人张贴公告：鲁梁国商人给齐国贩来一千匹“缇”，可以获得三百金;贩来一万匹，可以得到五千金。顿时，鲁梁国从上到下，掀起了“家家纺机响，户户忙织缟”的狂潮，颇有点今天“全民炒股”的景象，所有鲁梁国人都沉浸在发财的梦想中。

就这样过了一年，管子突然下令停止进口鲁“缇”，任何人不得从鲁梁国购买任何纺织品。听到这个消息，鲁梁国人全傻了眼，堆积如山的鲁“缇”再也卖不出去半尺。更糟糕的是，由于鲁梁国人都忙于织“缇”，农田全给荒芜了，粮食严重短缺，家家户户只好盯着满屋子的鲁“缇”饿肚皮。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派人到齐国去采购粮食。管子把粮价一提再提，最后几乎把鲁梁国的国库都给掏空了。鲁梁国受此打击后，一蹶不振。

　　四、管子重视经济过度金融化的危害。管子在与齐桓公对话时说得明白。管子曰：“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非君之所赖也，君之所与。故为人君而不审其号令，则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桓公问：何谓一国而二君二王？管子对曰：今君籍取以正，万物之贾轻去之分，皆入于商贾，此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故贾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时。贫者失其财，是重贫也。农夫失其五谷，是重竭也。故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苴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轻重甲》)译文：万乘之国必然有万金的大商人，千乘之国必然千金的大商人，百乘之国必然百金的大商人，他们都不是君主所依靠的，而是君主所应剥夺的对象。所以，为人君而不严格注意号令的运用，那就等于一个国家存在两个君主或两个国王了。

其核心意思就是君王不能依赖那些与君王争利的“万金之贾”，而要直接控制国家金融和财富，控制金融就要控制实体经济，没有实体经济的人，“不可以立为天下王”。“重农抑商”就是产生于这样的背景并贯彻于中国封建社会始终的重要措施，这些政策保证了秦以后的中国避免了欧洲式的破碎。

　　五、管子重视用辩证方法看等问题。管子在谈到王天下时指出，如果具备地大国富，人众兵强这些称王称霸的条件时，若不掌握自然发展和人心变化的规律，国家也就接近于危亡的边缘。因此只有根据“天道之数，人心之变”（《重令》）办事，才能防止事物向反面转化。遵循天道并得人心，战争一旦爆发，“战可以必胜，而守可以必固”，“此正天下之道也”（《重令》）。从中可看出管子朴素的天人辩证思想。 同时，管子认为掌握时机是第一要素，在实践中必须避免主观主义，努力使已把握的条件向有利的方面转化。《牧民》中“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这种“予之为取”的思想贯穿于管仲学派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思想中，它包含着对立面相互依存和转化的辩证法思想。此外，《管子》的礼法并用统治术以及“守国之度在饰四维，四维张则君令行”（《牧民》）的“四维”理论等，都是很好处理辩证看待矛盾的治国之策。

　　六、管子建立了中国最早的一套选举制度。《八观》有“论贤不乡举，则士不及行”之语。有人认为“乡举”就是选举。

1.建立三选制度。《大匡》：“三大夫既已选举，使县行之。管仲进而举言，上见之于君，以卒年君举。”三位大夫的选拔举荐工作做完以后，命令县去执行。管仲要进一步与被选拔举荐的人谈话，然后上报与国君见面，终年如此，由国君举用。同时与三选制度相配合，还建立了“罢免”制度。《小匡》记载：“正月之朝，五属大夫复事于公，择其寡功者而谯之曰：‘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独寡功？何以不及人？教训不善，政事其不治，一再则宥，三则不赦。’”对于没有大错，但也没有作出什么成绩的官吏，齐桓公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凡三次处政事而没有功的就要被罢免。

2.不拘任用对象。《大匡》：“是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举也。”“三选”的对象包括平民阶层中的杰出人物。居于“参国”之内的“国人”，即城里人，居于“五鄙”之内的“野人”，即乡下人，都在“三选”之列。城里人不必都是贵族，而乡下人确是平民，这就为平民百姓进入仕途敞开了大门。

3.严格措施保证。为落实“三选”制度，齐桓公还制定了一些相应的措施加以保证。除齐桓公亲自过问督促执行外，还委派心腹大臣分工考察各种人才。派鲍叔考察官吏当中表现好的人，委派晏子考察不做官的平民和种田的人当中有无人才，委派高子考察工匠和商人中有没有人才。齐桓公还明确规定，无论各级官吏，或对于贤能者隐匿不报，就等于触犯了“五刑”，要受到处罚。

总之，管子的治国之策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内容丰富，其根本点在于关注民心的向背，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其统一性，不是表现在思想内涵的一致，而是表现在成就霸主、帝王目标的确定上，并由此成就了齐国的一代霸主地位，这些宝贵的治国经验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孟祥运，肥东县撮镇镇人民政府副主任科员，安徽省孟子、庄子、淮南子思想等研究会理事，中华文化大学网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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