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期 《管子》中的传统农具浅析 ——以考古学研究视角为例
来源：管子研究会 时间：2019/10/23 14:58:52
《管子》中的传统农具浅析
——以考古学研究视角为例
王 林
【摘要】《管子》中关于传统农具的记述是其农学思想的重要物质基础与载体，同时是其传承发展中国优秀的古代传统农业物质文化的生动体现，而对于物质文化的研究是考古学的专长。本文通过考古学材料及考古学相关研究方法对《管子》中提及的传统农具进行分析，这一方面是通过“二重证据法”让文物与文献相互印证，取长补短；另一方面，这也是一次引入新视角进行《管子》农学研究的尝试。
【关键词】《管子》；传统农具；物质文化；考古学
一、考古学视角研究《管子》中传统农具的可能性
唯物史观认为，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构成了社会形态和经济结构的现实基础，规定着社会形态的主要特征；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服务和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工具是社会生产力的一大要素，以物化的形式，集中体现特定历史时期的科学技术水平、劳动者素质与技能、劳动方式和生产效率。管仲（约公元前723年－公元前645年）生活的春秋大变革时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社会形态剧变，周天子大权旁落，各大诸侯国意欲争霸，皆任用贤能，变法图强。管仲耗尽半生精力相齐40年（公元前685年—公元前645年），大兴改革，富国强兵，尊王攘夷，使齐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名扬后世，成为中国古代著名的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管子》所反映的当时社会形态状况，不仅在于现已研究得比较透彻的农商业经济制度及思想等上层建筑方面，也在于农业生产工具等物质实体方面。
二、《管子》中传统农具研究现状
《管子》一书包罗万象，各家杂糅，以道法思想主之，兼之以儒、阴阳、名、兵、农家思想，纵横政治、经济、文化、哲学等领域，其篇幅之宏大、体裁之广泛、内容之丰富、思想之深邃，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独树一帜。历年来研究《管子》的著作不胜其数，但是研究《管子》农学思想的文章数量并不多，有的学者是将农学思想并入到经济思想中，单独研究农学思想的文章就更少了。
在单独研究《管子》农学思想的文章中，较早的是巫宝三先生的论文《试论<管子>中<度地><地员>二篇农学论文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力的意义及其农学思想渊源》，发表在《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中。这篇论文在介绍《度地》、《地员》两篇文章的基本内容后，深入分析了战国时代的重农思想及渊源，揭示出其农学思想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力的重要意义。在这篇论文中，主要论述水利灌溉、土壤学、植物学、时令、制度等提高农业生产力的措施，没有提及农业生产工具。
第二篇时代较早的论文是发表于1991年第4期《管子学刊》上乐爱国先生的《<管子>的农学思想初探》，介绍了《管子》中农时思想和因地制宜思想，高度评价了《管子》农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最早注意到《管子》中传统农具的论文是2002年华中师范大学易德生的硕士学位论文《<管子>农学研究》，这篇论文全面介绍了《管子》中有关农学的内容，从农具、农作物到栽培、耕作、水利等技术层面，再到土壤学、农时时令、农业生态保护等制度思想。此论文开《管子》传统农具研究之先河，因其为历史文献学学位论文，在论述农具时，主要限于历史文献层面的考察，对考古发掘材料和考古学的方法没有运用。
发表于2009年第1期《管子学刊》中的《<管子>农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一文把古老的《管子》农学思想与现代“三农”问题相结合，具有时代新意，其中在“改善技术求高产的田间耕作思想”中提到各种传统农具种类，但是没有详细阐释。2010年广西民族大学郭太成硕士学位论文《试论<管子>农家思想的文学表述》另辟蹊径，从文章学、文学和美学的角度论述了《管子》农学思想的表述方式，内容丰与语言美相结合。最近的两篇关于《管子》农学研究的论文都是运用比较研究方式，分别将《管子》与《齐民要术》和《吕氏春秋》进行比较。其中，2013年山东大学康传勇硕士学位论文《<管子><齐民要术>农学论比较研究》中有专门章节论述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其中部分运用到了考古学材料，但其研究视角不是考古学方面，所以使用的考古学材料只是作为旁证。
另外，在2013年第八届全国管子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集中龚武先生的文章《管学研究的若干问题》从时间、空间、器物、制度和文化五个方面系统的介绍了管学，对于管学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其中“器物”一章也单列“农具”一节，可见，传统农具时管学研究的一个方面，不容忽视。
以上4篇涉及《管子》中传统农具研究的论文说明部分学者已经认识到《管子》中传统农具表述的重要性，他们从各个角度对《管子》中传统农具进行研究，都非常精彩。但是，从考古学角度对《管子》中传统农具研究到现在可以说是没有的，考古学视角分析《管子》中的传统农具具有必要性。
三、考古学视角浅析《管子》中的传统农具
《管子》中有关传统农具的记述按出现先后次序摘录如下：
1.“薮，镰得入焉。”（《乘马》）
2.“蔓山，其木可以为材，可以为轴，斤斧得入焉，九而当一。”（《乘马》）
3.“距国门以外，穷四竟之内，丈夫二犁，童五尺一犁，以为三日之功。”（《乘马》）
4.“今夫农，群萃而州处，审其四时权节，具备其械器，用比耒耜[耒殳]芨。及寒，击稾除田，以待时乃耕，深耕、均种、疾耰。先雨芸耨，以待时雨。时雨既至，挟其枪刈耨镈，以旦暮从事于田野，税衣就功，别苗莠，列疏遬。”（《小匡》）
5.“美金以铸戈、剑、矛、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斤、斧、、夷、锯、欘，试诸木土。”（《小匡》）
6.“匠人有以感斤欘，故绳可得断也。”（《小称》）
7.“缮农具当器械，耕农当攻战，推引铫耨以当剑戟，被蓑以当铠鑐，菹笠以当盾橹。故耕器具则战器备，农事习则功战巧矣。”（《禁藏第五十三》）
8.“笼、臿、板、筑，各什六，土车什一，雨輂什二。”（《度地第》）
9.“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海王》）
10.“耒耜械器，种镶粮食，毕取赡于君。”（《国蓄》）
11.“今天下起兵加我，民弃其耒耜，出持戈于外，然则国不得耕。”（《揆度》）
12.“则春有以倳耜，夏有以决芸。”（《轻重甲》）
13.“春日倳耜，次日获麦，次日薄芋，次日树麻，次日绝菹，次日大雨且至，趣芸壅培。”（《轻重甲》）
14.“衡谓寡人曰：‘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鎒、一椎、一铚，然后成为农。’”（《轻重乙》）
15.“子使吾萌春有以倳耜，夏有以决芸。”（《轻重丁三》）
16.“教民樵室钻，墐灶泄井，所以寿民也。耜、耒、耨、怀（可能在流传中出现的错字）、、鈶、又（可能为乂，即刈、艾）、橿、权渠、绳緤，所以御春夏之事也，必具。”（《轻重己》）
17.“张耜当弩，铫耨当剑戟，获渠当胁鞈，蓑笠当栐橹，故耕械具则战械备矣。”（《轻重己》）
以上可确定为农具名称且有考古学材料证据支撑的有：镰、犁、耒、耜、耨（鎒）、镈、、臿（锸）、铚、斤、斧；有争议的农具名称有：[耒殳]芨、稾、耰、枪、刈（乂或艾）、夷、锯、欘、椎、、鈶、又、橿、权渠、绳緤等，本文主要论述前者。
耒、耜很原始，也很普遍和重要的农具，在后世的文献中往往成为农器的代称，是人类最早使用的尖头木棒发展而来的，后来耜变得越来越宽，形似铲。早期木质的耒已腐烂而不可能为考古发掘所发现，现在发现最早的骨耜是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遗存。镈即是一种锄具，即，用于中耕除草或者翻土的工具，集合了耨和臿的功能。随着畜力的加入，牛耕的方式普及，犁这种传统农具加入到农业生产的行列，是农业生产力大大增加，但是犁从考古类型学角度看，仍然和耜有形制发展关系，部分学者也认为犁的祖型是耜。这几种传统农具在春秋战国时代都是金属质地的，后来文献的字都加上了金字旁，因为其形制都是片状，木质柄在发掘出来时都已经腐烂，装柄方式不明，很容易混淆，至今仍然具有较大争议。镰和铚都是用于收割的传统农具，铚即爪镰，比镰小，用于手握。1977年，安徽贵池县徽家冲春秋时期窖藏就出土4件铚，考古报告称为蚌镰，因形似蚌壳，收割的动作称为刈（乂），文献中也能代称工具，后来加草字头变成艾，也是镰刀的别称。斤、斧在刀耕火种的时候可作为农具使用，也可以看做是农具，颍上县王岗郑小庄墓出土过一件殷代青铜直銎斧，可见斧的历史也很久远。
第7、17条摘录中，揭示了春秋战国时代流行的耕战思想在物质层面的体现，即农具也可以当做兵器使用。这在考古学层面也有过证据，这就是农具的一器多用现象，有学者认为殷周的兵器青铜戈就是从青铜镰发展而来，最初的镰可能兼有戈的功能，就像陈梦家先生所言：“农具中之有锋刃者，稍加改造，即成兵器，二者之间，在初并无太大的区别。”
四、结语
根据现有的考古学材料，在春秋时期社会大变革中，冶铁技术的产生对生产力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在当时的农业生产中，青铜工具由于其优越性低于铁质农具而逐渐衰落，铁质农具普遍增多，出现青铜与铁质农具并行的阶段。陈振中先生根据考古发掘材料统计，在东周时期，贵重的青铜制作的工具就有7400多件，铁质工具数量更为巨大，这些工具的名称能够流传下来，就是靠像《管子》这一类书籍的记载。《管子》中传统农具有的至今仍然能够见到，传统农业物质文化的传承具有一致性，而《管子》在这一流传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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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林，安徽大学历史系硕士2017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