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期 中华传统文化的先驱管子

来源：管子研究会    时间：2019/10/23 15:21:53

中华传统文化的先驱管子

王天成

内容提要：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两大误区，将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狭隘化、局限化。中华传统文化始终随着中华民族的发展而发展，有形产生与繁荣，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其文化先驱是助齐桓公称霸的管仲。他具有朴素的唯物思想、首倡惜民爱民的民本思想、伦理法治思想……

关键词：管仲，天常天道，民本思想，依法治国，

说起中华传统文化，有两大误区：一个是，把中华传统文化等同于儒家文化，认为儒家文化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第二个是，把儒、释、道文化说成是中华传统文化，认为儒家文化、佛教文化和道家文化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这两大误区将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狭隘化、局部化。中华传统文化的萌生、内涵的扩展延伸，始终与中华民族的不断发展和壮大相辅相成。夏、商两朝是部落联盟的松散组合，有文化记载的中华历史始于商朝中后期的甲骨文。周朝实行的是宗法分封制，将功臣和宗亲分封为诸侯。他们在文化思想上做了两件事，萌生和孕育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两大主体文化：一个是制定了维护分封制的礼乐制度，规范了贵族的身份地位，要求他们在衣、食、住、行等方面要和自己的身份地位相符合，在贵贱长幼方面要有差别。这个制度延续了君权神授的思想，提出了“以德配天”的理念，主张将君权授予有德行的人，萌生和孕育着后世的儒家文化。第二个是夏、商两朝对奴隶和平民实行酷刑统治，刑罚很乱。周朝规范了夏、商混乱的刑罚，先后制定了“九刑”和“吕刑”，使刑罚有了统一的标准，萌生和孕育着后世的法家文化。中华传统文化的有形产生和繁荣，始于没有思想禁锢，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春秋战国时期，其先驱人物是春秋初期助齐桓公称霸的管仲。

管仲，名夷吾，谥曰“敬仲”，史称管子。他生于公元前723年，死于公元前645年，汉族，春秋时期齐国颍上人，即今安徽颍上人，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经济家，被誉为“法道儒的先驱”“圣人之师”“华夏文明的保护着”“千古第一相”。国学大师梁启超高度赞杨管仲，说他是“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是“学术思想界一巨子”。曾和梁启超齐名的国学大师麦道华说，管仲和商鞅是可以和西方任何大政治家比肩的大政治家。管子文化主要体现在他执政的思想、理念和改革的方针、政策、措施上，坚实地奠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生成的基础，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意义。

一、管仲具有朴素的唯物思想。管仲所处的春秋时代，还十分的迷信落后，人们对“天”顶礼膜拜，一切听天由命，无论是决定国家的兴衰大事，还是平常人的祸福小事，都要通过卜筮问鬼神，看鬼神的意见。管仲的父亲是齐国的大夫，那时候书籍法典都在官府，学在官府，以吏为教的学习方式。管仲小时候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个文武全才。正当少年管仲学习成长的时候，父亲死了。他的父亲是个一般的大夫官，不享受世卿世禄待遇。父亲死后，没了经济来源，家道衰落，一贫如洗。为了养活母亲，维持自己家庭的生计，管仲给富人养过牲畜，和好朋友鲍叔牙一起干过当时被认为地位等同于奴隶的低贱的商人，还应征入伍当过普通一兵，过着十分接地气的生活。这种接地气的生活使他了解了基层人民的疾苦，深刻地认识了社会，从而产生了朴素的唯物思想。他反对卜筮向鬼神问吉凶，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了唯物主义的“天常”“天道”的哲学观。管仲说的“天”，和封建迷信说的“天”不一样。他说的“天”，是大地以上实实在在存在的宇宙，日月星辰，气候变化，阴阳更替，即天象、天气。管仲说的“天常”，就是日出日落，阴晴圆缺，白昼交替，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等等这些自然界的变化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常态现象。他说：“天，覆万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管仲说的“天道”，就是天象、天气运行的规律、自然法则。管仲认为，天道的作用是不知不觉的，天道的存在是无形无相的，但是人可以从察古而知今，知天常而得天道。他说：“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夏秋冬不更其节，古今一也。”他直接批评尊天、敬神的思想和做法，指出君主“上持鬼筮，好用巫医”，则鬼神驟崇，即越信鬼神越有鬼，鬼神来得越快，是在胡闹。他提出了“天道自然”说，指出“天时不祥”，“地道不宜”，人有“祸乱”，不是神所主使而是自然灾害和社会管理不良造成的，要人们按照天常、天道的自然规律办事。他从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出发，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了“水是万物之本源”说。他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源也！”这一学说，早于古希腊哲学家泰利生“天地万物生于水，复归于水”之说100年。

二、首倡惜民、爱民、治国必先富民的民本思想。管仲40岁以前大都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和劳苦大众过着一样的生活，深切地体会到人民的疾苦和重要性。他做了齐桓公的宰相，齐桓公问他：“君王何为贵？”他说“天”。齐桓公抬头看天。他说：“我说的天不是大自然的天。我说的天是人民。”他把人民比作“天”，要齐桓公把百姓当成“天”。进而，他十分明确地对齐桓公说：“百姓亲附，国家就可安宁；百姓辅助，国家就能强盛；百姓反对，国家就很危险；百姓背弃，国家就要灭亡。百姓怨恨他们的君主，而最后不灭亡的政权，从来就没有过。”他向齐桓公很具体地提出了一套“与民分利”“藏富于民”的富民政策。他做宰相仅仅40天，就多次到民间访贫问苦。《管子·问》中记载他：“问独夫、寡妇、孤穷、疾苦者几何人也？……”询问面相当广泛，把这些人都列在救济对象的名单中，颁布政令每年救济。春天的政令里明确要求照顾幼孤；冬天的政令里要求评定孤寡，抚恤老人。他细心地把救济工作分了两类，一类是：“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为匡其急”，为紧急情况下的困难救助；另一类“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ju)、振罢露、资乏绝，此谓振其穷”，为帮助摆脱贫穷状态的困难救助。他还制定了非常具体地救济贫苦老百姓的九个方面的优惠政策，即“九惠之教”，考虑的十分周到全面，对现在的政府救济工作都有很现实的指导意义。他亲民、爱民，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民本思想，影响了后世几千年，直到现在，都是有作为的执政者必须遵守的准则。

三、既讲德治又讲法治的伦理法治思想。管仲非常重视德治。第一次见齐桓公，他开口讲的就是德治。齐桓公问他：“现在，我想治理好国家，振立法度，整顿纪律，应该先从什么地方开始？”对于齐桓公的发问，管仲毫不犹豫地首先回答的就是以德治国，把德治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他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今日君欲立国之纲纪，必张四维，以使其民，则纪纲立国势而振矣。”在这段话里，他十分明确地指出，讲礼貌、扬正义、倡廉洁、知耻辱是维持国家生存的四个思想、道德、精神的擎天大柱，不断地发扬光大国家就能安稳，否则，国家就要灭亡。今天国君要使国家屹立于诸侯之林，振兴纲纪，必须先发扬光大这四个擎天大柱，用以教育人民，这样纲纪就能立起来，国家也就能振兴。为了说透这个道理，管仲进一步指出说：“国有四维，缺了一维，国家就倾斜；缺了两维，国家就危险；缺了三维，国家就颠覆；缺了四维，国家就会灭亡。倾斜可以扶正，危险可以挽救，倾覆可以再起，只有灭亡了，那就不可收拾了。……有礼，就会孝敬父母、尊重他人，就不会违反礼节；有义，就会造福社会、帮助他人，就不会胡作非为，行为高尚；有廉，就会各自珍重、洁身自好，就不会掩饰过错；有耻，就会仰慕圣贤、三省吾身，就不会举止邪恶。人们不越出应守的礼节，为君者的地位就安定；不胡作非为，人们就不巧谋欺诈；不掩饰过错，行为就自然端正；不举止邪恶，邪乱的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对于德治的具体内涵，管仲在《管子·五辅》中作了很详细的解释。他说“德有六兴”、“义有七体”、“礼有八经”，十分地明确全面。

在重视德治的同时，管仲同样重视法治。撇开阶级划分，学界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公权阶段、君权与神权阶段、金权阶段、法权阶段。法治，是人类追求的最终目标。令人震惊地是在2700年前还是君权、神权统治的奴隶制社会，管子就强调法治，高屋建瓴地提出了依法治国的理念。“以法治国”这个词，在我国古代所有的史书典籍中，最早见于《管子》一书，是管仲的发明和最先提出来的。他说：“治国使众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见《管子，明法解》篇）在这段话里，管仲强调君主对立法掌握的权威性。法律是国家的重器，所以君主要牢牢地掌握。“威不两错”的具体意思是说：威势独在于主，则群臣畏惧；威势分于臣，则令不行。故明主之治天下一步也，威势独在于主，而不与群臣共。“政不二门”的具体意思是说：法政独出于主，则天下服德；法政出于臣，则民不听。故明主之治天下也，法政独出于主，而不从臣出。整个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君主要有权威，牢牢地掌握着立法权，要政出一门，依法作为治理国家的举措，使各种事情都有法可依，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依法治国的理念是管仲的基本思想。在《管子》一书中，他从法的定义、实行法治必要性和重大意义、君主要带头执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叫老百姓知法懂法等10多个方面对“法”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和解释。他既讲德治又讲法治的伦理法治思想与我们今天提出的德法并重的治国理念如出一撤，相较于战国时代商鞅变法偏重于刑罚的“刑名法治”更人性，考虑的更全面周到。

四、与时俱进，坚持改革，创造了多个世界第一。对于周朝奴隶制度的危害，在当时社会，管仲比任何人都认识的明确。他与时俱进，勇于改革，对奴隶制度的政治、经济进行了诸多变革，创造了多个世界第一。周朝的政治体制是“国”、“野”之治。他们将京城郭以内的地方叫“国中”，是贵族和士人住的地方；“野”即城郭以外的荒野，是奴隶住的地方。管仲改革了这个体制，在全国实行了国家、属、县、乡、卒、邑的六级行政管理制度，使国家形成了一个逐级管理的统一体，加强了对臣民的管理。井田制是奴隶制的经济基础。管仲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井田制进行了大胆的改革，推行了人类史上最早的包产到户的政策，将井田制上的土地分包给老百姓，动摇了奴隶制的根基，极大地调动了人民劳动的积极性。与此同时，他提出了世界领先的“相地而衰征”的土地税收政策，与2000年后马克思提出的级差地租相同，领先了几千年，十分地了不起。在经济政策上，他提出了“以农为本，本末并举”的方针。这里的“末”，指的是林、牧、副、渔。他主张以农为本，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他重视工商业，减轻关税，出台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大力发展市场经济，货通八路，商贾云集，使齐国经济快速发展，“天下之人冠带衣履皆仰齐地”。这一思想远远地早于西方社会。在中国几千年重农抑商的社会中，后世，只有宋朝效仿过管仲，比较地重视商品经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才认识到市场经济是我们的老祖先率先提出和其意义的伟大。此外，他还是人类史上控制高利润行业，实行盐铁专卖的第一人；是巧用轻重之术，重视仓储运输，平抑物价的第一人，等等。他超前的、先进的经济改革思想以及诸多经济改革政策对今天也有很实用的现实指导意义。

管子文化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管理等诸多方面。在军事上他实行了寓兵于农的政策，全民皆兵，重视战略战术，是巧用经济战略，不战屈人之兵的先驱典范。管仲助齐桓公称霸，吞并了30多个诸侯国，只有“遂”“谭”两个小国是动用军队打下来的，其余都是巧用经济战略而取得的。在外交上，他劝齐桓公尊奉周天子以令诸侯，交好近邻，抑强助弱，领导抵制了外族蛮夷对中华大地上各诸侯国的侵略。这一点，孔子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就是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成为外族蛮夷统治下披头散发、衣领向左开的人了。当时，中原诸侯国的人衣领都是向右开的。此外，在用人、管理等多个方面，管仲都有可圈可点的建树。管仲对人类做出的这些贡献，他的思想理念，改革的方针、政策、措施形成了丰富的管子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春秋中晚期，乃至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形成的九流十家“法、道、儒、阴阳、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家”等流派文化，无一不从管子文化中吸取营养，渊源于管子文化，然后才发展成一家之言。这些流派文化的优秀部分的组合，开始生成中华传统文化。

五、关于儒释道文化。孔子是春秋晚期人，是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他创立了人类社会上第一个专门教学生的民办学校，改变了学在官府、以吏为教、师傅带徒弟的学习方式，使教育走向社会化、平民化，是当之无愧的天下第一师。相较于管仲，他晚生了将近200年。在思想上，他崇尚规范贵族行为的周礼，汲取了管子文化的德育部分内容，坐而论道，发展了儒家文化。开始，他讲礼仪，没有市场，后来讲“仁”，其名言“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周人纪事于青铜器上，后人叫“金文”，只有3000余字，现在能认识的也就2400个字，至今没有发现金文的原始周礼记载。后人看到的周礼一书，很可能是战国时期儒家学者总结孔子的学说创作而成的，一些学者认为是伪作。儒学创立以后，从孔孟到宋朝，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是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汉武帝虽然听从了大儒董仲儒的意见独尊儒术（儒学和法术），但汉朝还是内法外儒，主要是依法治国。这一时期各朝各代的统治者，大都是依法治国或以黄老之学治国。黄老之学也强调法治。宋朝的理学家、关学领袖张载在“为天下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四为名言中，把儒学的历史处境讲得再明白不过了。他说的“往圣”，指的就是孔子、孟子；“绝学”的意思是说儒家学说在孟子以后就绝世了，没有得到重视；“继绝学”就是说要继承儒家学说，并且给予发扬光大。儒家学说的大发展，在于宋明两朝。宋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人的理学，明有王阳明的心学，都是新儒学。儒学，可以归纳为九个字：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就每个字而言，都闪耀着正能量的光辉，都是好字。儒家学说，主张实行仁政，重视伦理道德和人的修养，对于维系以家庭为最小单元的中国社会有着重要的凝聚力作用，是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稳定社会的重要工具。儒学，受到了一些统治者的推崇，给孔子的封号不断地叠加：西汉亡国的皇帝汉平帝封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北魏孝文帝封孔子为文圣尼父，北周静帝封孔子为邹国公，隋文帝封孔子为先师尼父，武则天封孔子为隆道公，唐玄宗封孔子为文宣王，元成宗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清世祖封孔子为至圣先师，民国政府封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儒家文化，在宋、明两朝新儒学登峰造极的大力发展和后世儒家学者的宣传推广下，影响面很大，远到东南亚各国，是中国影响最大的学说流派。

博通古今的伟人毛泽东对儒家学说看得最为透彻。他说“孔学名高实秕糠”，还说“儒家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的男盗女娼，都是厚古薄今的”。分析儒家学说，存在着三大问题：一是，克己复礼，因循守旧，没有与时俱进的改革精神。孔子一生都“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致力于恢复周礼，逆改革的历史潮流而动，周游列国，见了70多个国君，宣传自己的主张，无一国用他。《庄子》一书中有篇文章《盗跖骂孔子》，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说他虚伪、欺世盗名，是最大的强盗，差一点杀了他。宋朝，是以儒治天下的。开国宰相赵普有句名言“半部论语治天下”，在整个南北宋形成了一种顽固而陈腐的文化社会氛围。宋朝的文人、士大夫，大都沉醉于填词写诗作画写字。他们争论着某个典故运用的是否得当，很少有人以天下为己任。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着手改革门荫做官的旧制度，只几个月，就被赶出了朝廷。王安石变法，群起而攻之，连文可光耀千秋后代的大文豪司马光、欧阳修、三苏等都不例外。周敦颐、二程、张载等理学家利用他们讲学之便，宣传、鼓动弟子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梁启超说宋朝不改革是万万不行的，凭陈腐的空气，改革是万万难行的。二是，只讲人治不讲法治，顽固地维护封建的等级礼仪制度，没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李大钊、陈独秀都说过“孔子是历代专制之护符”。祖宗之法不能变。谁变法，谁就是“千古罪人”。商鞅变法，被儒家学者骂了几千年。直至今天，上海开放大学教授鲍鹏山，还在喋喋不休地美化周朝奴隶制社会，说“周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伟大的朝代……后来几乎没有一个朝代超过它”。他大骂商鞅是专制独裁的黑内核，是枭雄、希特勒、墨索里尼。王安石变法，程、苏的门人弟子著书立说，编排故事，诬蔑诽谤他的人格，说他不洗衣服不洗脸，把他描写成千古第一脏人。张居正变法，为了推行新政，父亲死后，遵从皇帝的圣旨，没有回家守孔子规定的三年孝的礼制，朝廷的儒家学者纷纷上书反对，连受儒家思想影响深厚的张居正的老乡、门生都反对他，造成了著名的“夺情”风波。文学领袖王世贞和以后的儒家学者，编造“黑心宰相上龙床”等故事、戏剧，诽谤糟践张居正，无不用其极。三是儒家文化不讲兵勇、武备，具有软弱性和奴性。有作者撰文说，每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就出现大量汉奸，究其文化根源，就是儒家的“修己安人”文化。这种迂腐软弱的文化，在大儒的身上表现的尤为突出。三国时，蜀地有个大儒谯周，劝刘璋投降了刘备。蜀汉时，他作为刘禅的老师又劝刘禅投降了邓艾，后人将他钉在耻辱的历史柱上，骂他是墙头草。在宋朝，那个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给皇上出了不少馊主意。他让赵匡胤收了将军的兵权，把兵权一分为三，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使宋朝常常打败仗。他多次劝皇上不要收复燕云十六州，痴心妄想地说只要行仁政，辽、金、夏等蛮夷就会自动来臣服。结果，被辽、金、夏打得屁滚尿流，签了不少屈辱的条约，向人家进贡了大量金银锦帛，金人还灭了北宋。宋仁宗时，竟有大臣迂腐地上书说练兵、设边防是刺激金、夏，要求停止练兵，取消边防。大儒司马光上台后完全废除了王安石的新法，还把变法收回的千里之地要拱手让给西夏，以求得西夏的不进攻，迂腐到了极点。儒家文化有优秀可取之处，但这三点是其致命伤。儒家文化不等同于中华传统文化，只能说其有益的成分是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的补充，丰富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

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在汉朝，就开始传入中国，但那时只局限于个别庙堂的和尚，不被统治阶级和社会重视。佛教的真正传入，被统治阶级重视，是在五胡乱华的南北朝时期。八王之乱，西晋灭亡，匈奴、鲜卑、羌、氐、羯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烧杀掳掠，大量屠杀汉人。他们行军不带军粮，以食汉人为粮，把汉人叫做“双羊腿”，使北方大地十室九空，是中华民族最黑暗的时期。如果不是冉魏皇帝冉闵下令报复性地杀了几十万乃至上百万胡人，汉人就有灭族的危险。胡人建立的政权，为了抗衡汉文化，维护他们的统治，引进了他们自己的文化——佛教。西域的高僧鸠摩罗什，先是被请到甘肃，后又被请到长安，翻译了大量的佛经，广为流传，使佛教文化很快地占领了中原文化阵地。南北朝乃至隋唐，都很重视佛教，寺庙、和尚享有特权。最严重的时候，在中华大地上有数万个寺庙，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严重地危害着汉人国家的统治和政权的稳固，引起了“三武一宗”四次大的灭佛行动，即：北魏太武帝（拓拔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和后周世宗（柴荣）的灭佛，使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受到了很大打击。近代有观点说，佛教是教育，是佛陀对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教人行善，主张众生与佛平等，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因果报应等等，有积极的一面。但，也有观点说，佛教是宗教，是宗教就有迷信，什么天堂地狱，神神鬼鬼等等？佛教传入中国，和中原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冲撞和矛盾，经过长时期的逐渐调和，到儒学盛行的宋朝，佛文化融通进儒家文化，发展壮大了新儒学，给中华传统文化增加了外来文化的因素。

老子李耳，字佰阳，和孔子是同时代的人。他汲取、总结了管子文化中有关“道”的论述，发展创造了道家学说。道家认为大道无为、道法自然，提出了道生法、以雌守雄、刚柔并济等政治、经济、治国、军事策略，具有许多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老子写的《道德经》只有区区五千言，却精辟地阐述了道的无限性、超越性、自然性和普遍性，是一篇傲视全球，最高境界的哲学理论之作，在世界上影响很大。汉初、唐初都以黄老之学治国，取得了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的伟大业绩，为中华帝国大汉、大唐两大盛世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文明。道家学说是中华传统文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总之，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是以春秋初期的管子文化为基础，汲取了法、道、儒等各派学说，包括外来的佛教文化的有益部分而组成，并不断地发展、创新。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源、魂，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无往不胜的擎天精神巨柱。

（作者简介：王天成，陕西临潼人，出版《职称的由来及沿革》、《八大名相》等学术著作及长篇小说《转折》、《路》、《股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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