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期 三论管仲籍贯在颍上

来源：管子研究会    时间：2019/10/23 15:22:26

三论管仲籍贯在颍上

胡天生

河南省《大河报》2009年5月7日A29版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该报首席记者于茂世的一篇文章，题目是：《“颍阳旧事·家在颍谷”系列之四  管仲、董卓家在颍阳》（以下简称“于文”）。看题目就可以知道，这篇文章是要证明管仲家在颍阳（今河南登封市颍阳镇）。于文没有多少考据，所列管仲的出生地“颍上”应该在颍水上游的理由，我在前两论已经驳过，基本不必再说。从于先生大作的内容看，他所反驳的观点大都是从网上看到的，而且大都是我的观点。由于我的第二论（《再论颍上就在颍之上——兼与孙报竹老师商榷》）没有挂到网上，所以于先生没有看到我关于管仲家世的论述，于是抓住一些不可靠的资料，草率认定颍阳管氏是管仲后人。管仲家世及管叔后人如何到达颍上，我在二论中已经做了详细说明，想必关心管仲身世的读者都已经看过，不再赘述。这里主要分析一下于文倚为重点论据的所谓颍阳管氏族谱（以下简称“颍阳谱”）。

于文关于颍阳谱的文字不长，摘引如下：

管国是姬姓封国。武王灭商，封三弟叔鲜于管（今郑州市），……管国立国不足6年而被废。管国被废后，成王十一年迁管叔鲜子辈为纶邑大夫，岁时奉祀，由此管叔鲜后裔移徙纶邑——这就是管氏族谱记载“管兑邑纶”；兑传子鱼，鱼传康；康有淑德，召为卿士；自康以后，失纪三世，数千年难以探补；康元孙旅，旅传坊；坊传阳，阳传亶，亶传咸，咸子公度，仕齐；度子曼多，多生仲，字夷吾，相齐桓公，号仲父……

本文作者在这里只是简单摘要了管氏族谱的内容，似乎在有意回避一些问题，如该谱何时所修等。由于没能见到原文，我们只能相信于文摘引的文字，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一般读者看过这些文字，可能就会相信这个族谱真是管仲家族的。但是，我们专业考古工作者却能从这短短的100多字中分析出不少问题，以至于可以断定这个族谱绝不是管仲家谱。下面我们就从专业角度来分析一下据说是管仲后人所修的“颍阳管氏族谱”：

一、“成王十一年迁管叔鲜子辈为纶邑大夫，岁时奉祀”。按：《史记·管蔡世家》说“管叔鲜作乱诛死，无后。”“无后”者，无人奉祀也。倘若有人“岁时奉祀”，那怎么能称为“无后”？

二、“康有淑德，召为卿士；自康以后，失纪三世”。按说为周王室的卿士后，在朝廷工作，家谱应该修得更仔细，怎么反而缺了三世？这只能说明这个家族的社会地位曾经出现过剧烈的变化和动荡，世系的传承才可能有阙略，其族谱的可信度就大打折扣。管兑的后裔由纶改姓管，可能就在这个时候。

三、《史记集解·管晏列传》引《世本》云“庄仲山产敬仲夷吾”，《史记正义》引韦昭云：“夷吾，姬姓之后，管严之子敬仲也。”即管仲的父亲名严，又名庄仲山。《管氏牒谱资料选录》（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副院长邵先锋先生整理，发表于《管子研究》2007年第3期）与此相同，管仲之后十世的世系也与《世本》一样；但颍阳谱却说：“度子曼多，多生仲，字夷吾”。这里必须指出的是：颍阳谱不仅给管仲的父亲改了名讳，而且把管仲的名、字给弄颠倒了。按照《史记》注疏及其它文献的记载，管仲名夷吾，字仲，谥号为敬，故又称“敬仲”。现在我们看到的古人的名、字，多为名用一个字，字用两个字，如关羽字云长，张飞字翼德等等。但这是到汉代才固定下来的模式，先秦时代并不全是这样，而是有多种方式，除一名二字外，还有一名一字，也有二名一字。所以孔子的弟子中，多为名、字均为一个字，如曾点，字皙，仲由，字路（《论语》中称为“子路”，其“子”字乃是孔子的徒孙辈在整理《论语》时所加，以示尊敬）。而颍阳谱却说“多生仲，字夷吾”，把管仲的名和字都颠倒了。我们从古代礼仪制度也可以看出来管仲是名夷吾而字仲。古人为示尊重，对尊者称字而不称名。我们知道齐桓公称管仲为“仲父”，如果“仲”是管子的名，那就是齐桓公直呼管仲的名，这在当时是很不礼貌、没有教养的表现。仅从这一点来看，颍阳谱就很难说是管仲的家谱。至于“曼多”所生的这个“管仲”的后代都叫什么，由于于文不载，我们只能阙而不论了。

四、虽然于文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颍阳谱的修谱时间，但作者不慎引用的文字却透露了此谱所修的时代，这就是于文中所谓“康元孙旅”（即管康的“元孙”管旅）。于文在前面告诉我们：管康以后“失纪三世”，也就是说，管康的子、孙、曾孙没有入谱。那么接下来的管旅应该是其“玄孙”，颍阳谱为什么会记作“元孙”？这里先要简单介绍一下古人的避讳制度：众所周知，古人对于尊长是不能直呼其名的，所以齐桓公称管仲为仲父，这个仲父一定是管仲的字。对尊长不能称名的规矩，不仅表现在语言上，而且落实到文字上。不过修家谱时由于特殊需要，在写前辈的名时可以直录，但要加个“讳”字，表示这是前辈的“名”，后人在念这个字尤其是在给儿女取名字的时候，要避免使用这个字（所以叫“避讳”）——这是家庭里的避讳，又叫“私讳”。而在君臣大节上，就是全国（包括附庸国）的官民还要避当代帝王及其若干代祖先的讳，称为“国讳”，历史上对当代帝王则称之为“圣讳”。避国讳的办法很多，例如刻印儒家经典时，原则上是一个字都不能错的，但碰上“国讳”，还是要避，此时就采取省去最后一笔的办法，即所谓“敬缺末笔”。还有用同义或音近字代替等等，如唐朝皇帝的祖先名“虎”，前代的“龙虎大将军”到唐朝就变成了“龙武大将军”；唐太宗讳世民，为避其讳，此后整个唐代都用“代”不说“世”，说“人”不说“民”。避讳的情况比较复杂，好在现在大家基本上都懂这个规矩，就不再多谈了。我们知道，清朝以前历代的皇帝都没有讳“玄”的，只有清圣祖康熙大帝讳玄烨，清朝人为避其“圣讳”，改“玄”为“元”，于是颍阳谱才把“玄孙”写成“元孙”（古代经典及青铜器铭文中另有“元孙”一语，乃是指长子的长子，长子的法定接班人，不是曾孙的儿子），把“康玄孙旅”写作“康元孙旅”。可见此谱修于清朝，时代印记非常明显，而且是在康熙以后，附会管仲家世，致使破绽百出。

最后，我们重点说一下颍阳管氏族谱中的“管兑邑纶”，“管兑邑纶”的意思就是让管叔的子辈在“纶”地建城。按：夏商及周初，诸侯始封时也就是一座城甚至仅仅是一片民居，“管兑邑纶”就是给了管兑一座古老的、曾经是国都的城，而这其实就意味着让管叔的后人复国。《国语·齐语》：“狄人攻邢，桓公筑夷仪以封之……狄人攻卫，卫人出庐于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可见仅有一城即可复国。与管叔同时作乱的蔡叔仅仅是流放，其子蔡胡在经过多年考验后，周公才“言于成王，复封胡于蔡，以奉蔡叔之祀”；而管叔是被诛“无后”，也就是说管叔的后人并没有复国。但如果按照“管兑邑纶”的说法，就意味着周成王不仅让管叔的后人复国，而且安排的地方比管叔鲜的始封地管城（今河南郑州市）离京城尤其是成周更近了。在周初，为了京师的安全，近畿之地只封给可靠的宗室或姻亲，如周公旦（武王同母弟）、召公奭（王室宗亲）、太公望（即姜尚。姬、姜世代通婚），其始封地都在中原，而且越是亲近，战略位置就越重要。这样来看，纶国对周王朝来说，既是近畿封地，又是战略要地，只能封给近臣。而管叔鲜被诛，他的后代必定怀恨在心，假如他还和他的先人一样扯旗造反，在这里对王室的威胁就更大，成王怎么敢把他安排到这么近的地方？

“管兑邑纶”还有可疑处：西周人迁地不迁名。所谓“迁地不迁名”，是指封地（或占有地）虽有变动，但其国名、地名不变。如周人迁入周原后，虽屡迁镐、岐、洛阳等地，其名为周则不改。到了东周，王室分裂成东、西周，但各方仍都抱着“周”名不放。再如郑国，初封于今陕西华县，屡次迁徙，最终灭了虢、郐二国，立足于今河南新郑，仍为郑国。其它如伯禽迁鲁、召公迁燕、虢分为东、西二虢等，都是名随人走，地变名不变，以至于现代人考证起来都感到很麻烦。成王如果让管兑在“纶”建城以奉管叔之祀，为什么不让他仍沿用管国之名？再说，古人以国为氏，封地名称改动，其氏也随之而变。封于纶，即应为纶氏，其后世怎么会是管氏？《括地志》云：“洛州嵩县本夏之纶国也”，商及西周不见记载，春秋时属郑国，改名“纶氏”，表示此地是“纶”氏的发祥地。纶，一音guān，与“管”音近，所以我们怀疑颍阳管氏是由同音的“纶”（guān）字演变而来的。也就是说，管兑始封于纶，本姓纶（guān）氏，管兑本来应该写作“纶兑”才对。后来改为同音的管氏，很可能是在“自康以后，失纪三世”期间所改。

于先生有一段话非常精彩：他先问：“司马迁为什么不言管仲是登封人？”然后说：“今日登封的地盘，汉代设有嵩高县、阳城县、纶氏县。……纶氏县辖今日登封西南诸乡镇——管仲家在颍水上源，说他是纶氏人，而汉代纶氏县城在狂水之源，当然会生歧义。如此这般，司马迁选择了‘颍上’。”

想明白这段话的意思比较麻烦，我们还是一句一句地来解释，以便大家理解：

“司马迁为什么不言管仲是登封人？”很简单，因为司马迁时代还没有登封这个地名。登封是武则天封禅中岳时才改的名，比司马迁晚了800年，他怎么知道这里会叫登封？

“今日登封的地盘，汉代设有嵩高县、阳城县、纶氏县。”既然设有这么几个县，管仲是哪个县的人？于先生在这里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就是把汉代的崇高县改名为嵩高县。于文又说：“管仲家在颍水上源，说他是纶氏人，而汉代纶氏县城在狂水之源，当然会生歧义。”按照于先生确信不疑的颍阳管氏族谱，管兑就在今颍阳镇建了城邑（“管兑邑纶”），管仲是其后裔，自然家也就在颍阳，也就是“狂水之源”，那么于先生所谓“管仲家在颍水上源”从何说起？是什么时间搬家了吗？又按《汉书·地理志》，颍水源头阳乾山（即今嵩山）在阳城县，根本不在纶氏县的辖境。既然不是“颍水上源”，怎么能理解就是司马迁笔下的“颍上”？再说，谁规定一定要说某人“在×水之源”了？难道管氏家族真是靠水上运输为生？不然，那现成的地名纶氏不是给人叫的吗？其他传主有地名可考的都直书其地，如果管仲是纶氏人，为什么非要给他写到水边（“颍上”）不可？

于先生在文章前面征引了登封市史志办主任吕宏军先生的观点：“颍上即颍水的上游或颍邑，而非安徽的‘颍上’县，登封作为颍水的发源地无疑在上游之内，当为颍上”。吕主任的观点，不过是恪守旧说，并无新意，而且不经论证，并不考虑汉代是什么情况就轻下结论，这结论下得也太容易了。另外，吕主任竟然说颍水“流经数百里”，不知有没有看过《汉书》？《汉书·地理志》明明说：“阳乾山，颍水所出，东至下蔡入淮，过郡三，行千五百里。”这与现在颍河的长度基本相同，而吕先生“流经数百里”之说则误差太大，显然没有经过认真考究。

至于管叔后人迁徙到今颍上县的原因，我在二论中已经论证，不必重复。于文说：“更何况，今日颍上在春秋战国、秦朝汉朝都有自己的‘名讳’，司马迁缘何舍‘名讳’而取‘颍上’？”我们也要问一句：既然纶氏早就建邑建县，并且司马迁去考察过，他为什么不说管仲是纶氏人？我们知道，慎（今颍上县江口镇）在春秋时代只是胡子国边境的一座小城，建邑时间很晚，且隶属关系混乱：在吴楚交界处，推测起初应该属胡，后入楚，《左传》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吴人伐慎，白公败之”，慎始见于载籍。汉初是楚王韩信的封地。韩信死，改为县，属汝南郡。而管仲的出生地今颍上县建颍乡管谷村，距沛郡的下蔡县（今凤台）很近，所以司马迁不知，笼统地说是在“颍上”，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但是，司马迁却到过今登封市。《史记·伯夷列传》：“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箕山在今河南登封市境内，说明司马迁到过这里。如果管仲是纶氏县（或崇高、阳城县）人，司马迁应该知道，从而清楚地记下管仲是某县人。正因为司马迁既没有来过慎县，又不知道管仲的出生地到底属于哪个县，所以他才说管仲是“颍上人也”。这只能说明管仲就是在今颍上县境内。

另外，桓宽《盐铁论》谓管子为越人，前人均未知所本，未予注解。但从历史地理角度考察就很容易明白：从颍上到齐国与从越国到齐国一样，都要走海路，从黄海到今山东东南部入齐国，在齐国边境的海路相同；另外，自春秋末年灭吴后，越国的边界就直抵齐国东南境，所以齐国人的后代误以为管仲是越人是可能的。如果管仲是颍阳或登封人，那就不会造成这种误会。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管仲的出生地在今颍上县，更能说明“颍水上游”是误解。

（作者简介：胡天生，安徽省管子研究会理事，阜阳市档案局原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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