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期 地政、四维、孝悌 ——管子“一匡天下”三大基础工程

来源：管子研究会    时间：2019/10/23 15:23:32

地政、四维、孝悌

——管子“一匡天下”三大基础工程

周怀宇

（编者按：本文节选作者原文第一章节）

内容提要：地政、四维、孝悌，是管子相齐的三大新政。这三项新政，不惟功在齐国，也惠及全社会全天下。

地政，是经济领域土地制度重建，涉及土壤研究、土地调查、土地分配、赋税新规等，是牵动很多社会问题的重大而又复杂的改革，是经济基础领域的系统工程。

四维，是思想领域的意识形态重建，涉及原有意识形态的扬弃。精辟提出了新的意识形态，即礼义廉耻，藉以重塑社会转型时期相适应的思想风貌，是一项重塑社会价值观的意识形态工程。

孝悌，是社会基本经济体“家庭”的构建，涉及家庭成员构成、伦理秩序、家规家风、责任义务等，是一项社会基本经济细胞体的创造工程。

简而言之，即是“治地”、“治人”、“治家”三大系统工程。具有战略意义，关系到社会发展的带全局性、根本性、长远性的问题。

春秋时期，是夏商周以来社会历史发展进入最好时期。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强烈要求相适应的社会条件。管子三大新政，正是在经济基础、意识形态、社会经济体方面大幅度创新，精准捕捉了那个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顺应矛盾规律，扫除了社会发展的障碍，改善了这一历史时期的人类命运，引领全社会发展，成为真正“一匡天下”真正内涵。

关键词： 《管子》 一匡天下  地政  四维  孝悌  

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社会主要矛盾，决定全社会、全天下的人类命运。认识社会主要矛盾，顺应矛盾规律，实时制定相适应的积极措施，就能够促进社会发展，引领全社会全天下改善人类命运。管子那个时代，把引领社会前进与发展，称之为“一匡天下”。

管子相齐42年，历史贡献很多。“一匡天下”是其远大政治理想。《管子·地员》篇，开篇云：“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说明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和“匡天下”的远大目标相联系。哪怕提出一项新的长度单位“施”，也和“匡天下”之伟业相联系。

管子和桓公讨论帝、王、霸三种政治模式，实际上是引导桓公把“一匡天下”作为最高政治理想。而管子一生，即是着眼于最高理想，辅佐桓公“匡天下”。

“匡天下”，不是“霸天下”，而是立足全局，长远、根本利益，治理社会。

春秋时期，社会经济文化长足进步，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这一新的历史特征，要求有相适应的社会条件，包含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乃至社会基本经济体等各个方面作出新的调整和改革，达到“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管子·五行》）尤其是带有全局、长远、根本性的社会矛盾，需要及时认识和揭示，并作出迅速改革，以满足社会迅猛发展的势头。

管子立足齐国，以齐国为平台，实施各种改革。其中有三项改革“地政”“四维”和“孝悌”，是事关全局、长远、根本利益的改革。管子成功地实施于社会实践，引领齐国顺利过渡到新的历史时期。春秋时期，正是诸侯国之间相互交流的活跃时期，各个诸侯国相互沟通、联合成为常态。任何一个诸侯国，都不能够脱离全社会而独善其身。齐国改革的成功，为那个时代全社会作出垂范，这之后，各个诸侯国都相继效仿，为管子的三项改革注入了“一匡天下”意义，带来了中华民族的发展，改善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

一、地政：经济基础领域改革工程

管子“匡天下”思想，始于经略土地。《管子·地政》篇曰：“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地不平均和调，则政不可正也；政不正，则事不可理也。”管子实施这一工程，内容包括土壤分析研究，全国土地调查；在土地分配中，按照土壤质量与数量相互调剂，公正分配；相地而衰征，按照土地质量实施有差别的赋税制度。这是一个系统的改革工程。其中每一项子工程，都需要改变原有的社会秩序。

《管子·地员》篇，即是管子专门研究“土地”的基础工程。也就是这一篇，管子开篇即曰：“夫管仲之匡天下也”，标明了这工程的宏旨。只有完成了这一工程，才有可能实施“公正”的土地分配与赋税改革。

1、《地员》，土壤研究与土地普查

土地问题，是“正政”的根本，即是“匡天下”大业的重要起点。《地员》主旨就是土地，通篇都是论述土地问题。这是管仲“匡天下”思想的起点，也是“匡天下”思想的立足点。

管子“地员论”中，深刻揭示了土壤生态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阐述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土壤生态学概念，构建了专门评估土壤优劣的标准——“二十施指针”，辨认了全国90个土壤品种。“地员论”问世，很快应用于社会实践，转化为制定新的土地、人口、赋税、城邑规划政策提供了理论引导和数据支撑，齐国国力迅猛提升。

“地员论”的形成，继承了历史上积累的“辨土”知识，吸纳了同时期诸侯国“辨土”的经验，坚持了艰辛的土地研究与考查，其历史价值、学术地位创造了三个世界第一：第一个土壤生态学理论；第一个生态文明理念的土壤标准；第一个生态文明治国的实践。《地员》成为中国最早的土壤生态学经典文献，在历史上产生深远影响。

（1）“地员论”主要内容

《管子·地员》提出了一个新的学术命题“地员”，其研究对象是土壤，内容含盖土壤结构、草木植被、粮食作物、环境位置、水源水质、人体健康等要素；其主要任务是揭示土壤生态规律及其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其理论内涵十分丰富，有很多新的创造，提出了 “其施七尺”、“地员”、“立后”、“手实”等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学术新概念，阐述了崭新的土壤生态理论体系。

地员论最突出的学术成果有三：构建了“二十施”土壤指针；制定了五种特殊土壤指针；辨认“九州之土”90种。《管子·地员》篇，全文2401言（不含标点），即是这三项重大学术成果的记录，这是中华文明史的宝贵结晶。

（2）《地员》诞生的背景

地员论之所以诞生，有多方面历史条件。从学术源流看，继承了周王朝长期积累的辨土之术；吸纳了同时期诸侯国的土壤资料；从社会背景看，土地制度变革成为历史潮流。

地员论问世之前，关于土壤的研究与考查，已经有了较为丰厚的积累。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历史上长期土壤研究的积累；二借鉴同时期各诸侯国土壤资料。

中国具有悠久的农业史，土壤的考查和研究起源很早。《尚书•禹贡》，划分全国为九州，记录了各个区域的土壤。《禹贡》冀州之域，“厥土惟白壤”，扬州之域，“厥土惟涂泥”，即是关于今河北和江淮一带土壤的记载。《周礼》，亦称《周官》等文献亦有很多记载。《周官•职方》和《周官•地官•大司徒》等篇， 记载了管理土地的官员：

大司徒，佐王管理全国土地、地图和人口。

大司徒之下，建置四个部门：即土会、土宜、土均、土圭之官，各有职责。

土会之官，掌“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其中“五地”，指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五种土地。需要统计土地多少和生物生长的特性。

土宜之官，掌“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即管理人民居住的生活环境，辨明12种土壤，考察12种土壤上的生物，包含动植物。

土均之官，掌“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职，以令地贡，以敛财赋，以均齐天下之政。”郑玄注，均，平也；地贡，贡地所生，谓九谷。

土圭之官，掌“土圭之法，測土深。”

《周官•职方》篇记载：“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榖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

周王朝建立了“朝觐”和“贡赋”制度，为全国土壤和生态信息提供了交流的渠道。各个诸侯国，每年春秋两次入京述职。春曰“朝”，秋曰“觐”。《礼记•乐记》记载：“朝觐，然后诸侯知所以臣。”贡赋制度，是诸侯国向天子进贡本地物产。这两项制度，包含各地土壤的重要信息。为地员论收集“九州之土”的土壤、生态、作物，人寿等信息提供了学术来源。

周王朝的土会、土宜、土均、土圭四官，专门负责“统计土地”、“记录物产”、“调查粮食作物”、“制定贡赋”、“丈量土地”等，留有宝贵的档案，为管子地员论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地员论正是在相关资料丰厚积累的基础上，向前大大跨越了一步，提出“地员”的新概念，这是超越“土壤学”，跨越“生态学”的概念。虽然当时尚没有“生态”的名词，其内涵已经迈入“生态学”了。

明代学人评价：“《管子•地员》之篇，百谷草木果蔬之属，无微不具，所以辨水土之性，观万货之原，以为斯民衣食之基本也。” 清代学人曰：“《管子•地员》篇有赤垆、黄唐、黑埴、青商、白壤之名，皆祖述禹贡之遗意也。” 明清学者的评价，梳理了“地员论”的学术源流，也评价了“地员论”理论的突破与进步。

朝觐，是诸侯朝拜天子制度；聘享，是诸侯互相访问的制度。诸侯国相互之间的访问，有很多主题，如诸侯之丧，士吊，大夫送葬、诞辰庆贺等， 形式多样，或国君会盟，或相互派遣使节。这一制度有利于互相交流，互通有无，互惠互助。

管子相齐，充分利用这一制度，促进诸侯国联盟，加强相互交流。据《小匡》篇记载，管子任用贤臣隰朋为“行人”，主管外交事务，积极通使各诸侯国。他们派遣曹孙宿通使楚国，商容通使宋国，季友通使鲁国，徐开封通使卫国，匽尚通使燕国，审友通使晋国。又派出“游士八千人”，遍访各诸侯国，供给他们车马衣裘，多带物资粮食，多带财币，交结四方。

“游士八千人”的使节队伍，历史上绝无仅有，仅见于管子执政的大规模使节访问。《管子•小匡》记载，齐国使节，主要使命有三：其一，“收求天下之贤士”，为齐国招聘贤才；其二，“鬻之诸侯”，加强友好往来与贸易，甚至直接签约贸易；其三，所到之国，需“观其上下之所贵好，择其沈乱者而先政之。”亦即考察各国国情，为齐国提供外交决策。所谓“观其上下”，包罗内容广泛，包括考察各国土地资源，采集土壤资料，为地员论提供情报。

春秋初期的齐国，面临重大的社会变革问题，土地制度出现深刻矛盾。这不仅仅是齐国，而是全社会的问题，是那个时代的问题，经济基础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管子执政，积极应对土地矛盾的风口，举全国之力，开展地员论研究，正是顺应时代为迎接齐国土地制度的复杂变革作出积极准备。

早在周厉王时期，就已经遇到了土地制度的尖锐矛盾。厉王变革，《国语•周语》云：“厉始革典”。革典，就是革“籍田”之典，质言之，废除公田。

厉王“革典”，遭遇保守势力激烈反对，发生了“国人暴动”，以失败而告终。

宣王继位，坚持厉王改革路线，推行“不籍千亩”、“料民于太原”等重大土地改革。同样遇到阻力，宣王不惜动用武力，平息了矛盾冲突，稍稍前进一步。

宣王之后，一直到东周襄王，不断发生土地问题争端，土地所有制的矛盾日趋尖锐。齐桓公、管仲正处于周襄王时期，管仲历时19年，完成地员论，施之于政。齐桓公十九年（公元前668年）采纳管子建议，推行“相地而衰征”的土地政策，重新分配土地，平稳实施土地改革。 其后，晋国于晋惠公六年（公元前645年）“作爰田”， “案田而税”；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实施“初税亩”，“履亩而税”。此后，楚、秦、郑等国也实施类似改革。楚国“量入修赋” 、秦国“为户籍”， 形成了历史大势。

（3）“地员论”历史价值

在中国生态文明史上，地员论的学术价值和历史地位不可低估，它揭橥生态文明，创造了三个世界第一。

第一个提出土壤生态理论。地员论是一个新理论，是历史上首次阐述土壤生态理论。

“地员”一词，始出《管子》，也仅见于《管子》，体现了学术上的独创性。“地员论”之前，反映土壤研究的历史，在《禹贡》、《周官》等文献有一些记载，没有上升为理论。《禹贡》九州之土及其物产记载，旨在“随山刋木”，明确九州分界和贡赋；《周礼•大司徒》有一些土壤记载，旨在建置管理机构和规定官员职责。继之乃是《地员》，系统论述了土壤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很多专有学术概念，总结了土壤与生物环境的内在规律，界定了土壤标准，评估了土壤等级，尤其是90种“九州之土”和“二十施”指针，不仅收获重大成果，而且转化到社会实践，成为治国之利器。地员论在历史上同类文献中，被视为“辨水土之性”的土壤学里程碑。历代农学、尔雅类百科、政书、类书、丛书中被广泛收录、摘引。晋郭璞注《尔雅》、宋邢昺疏《尔雅》、宋王应麟《困学纪闻》、《玉海》、宋李昉《太平御览》、明徐光启《农政全书》、明人编纂《古微书》、明方以智撰《通雅》、明唐顺之撰《稗编》、明陈士元《论语类考》乃至《四库全书》等，均收入或者引论《地员》。

第一个测试生态文明的土壤标准。

地员论在土壤研究方面，构建了土壤评估的多种模式，制定了系统的土壤标准；依据数据，评估土壤优劣，排列土壤等次。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研究性评估，创造了中国土壤评估的开端。用当代评估学的视野考察，地员论的土壤评估，有很多特色，也其很多积极意义。其一，评估形式多样性。构建了多种评估模式，架构庞大而又内涵清晰。其二，自成评估系统。“九州之土”90种，基本上包含全国土壤类型，依据地形、特性、生态环境、人土关系等，细化土壤鉴别标准，排列优劣等次。制定了评估指标16项，90种土壤，累计完成1440项评估标准。上述各种列表，可窥评估系统之一斑。有些列表有很多栏目是“空缺”，这是评估的终端形式，是评估之后的一种结论。其三，指标明确操作简便。地员论制定土壤标准的终端成果简明扼要，检测土壤十分方便。例如“二十施”和“五种特殊土壤”指针，指标清晰，逐项对照，即可获得结论。在社会实践中，各行各业都离不开土地资源，各方面对于土地资源的需求不一样，需求土地的种类也不一样。在当时土地国有制的背景下，土地使用权的分配越公正，越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越有利于充分开发土地资源，促进经济繁荣。

第一个重视生态文明的治国实践。地员论，是体现生态文明的理论文献。管子举全国之力，完成了这一理论创造，并且依据这一理论制定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政策，深化国家政治、经济改革，推动社会发展。也推进了历史上生态文明的进程。从科学发展观看，这也标志了历史上唯物论的思想路线取得了重大进步。

2、《地政》，“地员论”向实践转化

地员论诞生以后，齐国公布于世，学术成果为社会各界所应用，成为国家以及各个部门制定各种政策的理论依据。在土地分配、调整赋税、规划封国、城邑建置、开发山海、乃至调整经济结构等社会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土地改革、城邑建设、新的经济开发，即经济结构调整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举其要者，考论于次。

（1）“相地而衰征”

“相地而衰征”，是《管子》提出的赋税制度。核心内容是区别土地美恶，实施有差别的土地分配和征收赋税。

这是一项新的土地政策和赋税政策，始于齐国，乃管仲顺时应变的土地改革举措。

实施“相地而衰征”，其关键是“相地”，即区分土壤优劣，实施公正的土地分配。地员论完成了“相地”的学术研究，初步解决了这一关键性问题，推动这一政策顺利实施。

第一，指导“相壤宜”。

所谓“相壤宜”，即因地制宜开垦、种植或开发。《管子·山国轨》篇，列举了多种土壤加以说明，“有莞蒲之壤，有竹箭檀柘之壤，有汜下渐泽之壤，有水潦鱼鳖之壤。”这“四壤”各有不同的特性，有适宜生长莞蒲的藻泽地，有适宜生长竹箭檀柘的山地，有低下可以蓄水的涝洼地，有适宜生长鱼鳖的池塘，结合土地资源的特点，分别加以利用，深化经济开发。

管子地员论确立了“相壤宜”的土地开发战略，这是尊重土地特点和自然规律的进步思想。

第二，支撑“地均”政策

“地均以实数”，这是《管子·乘马》篇记载的一项土地改革政策。何谓“地均”？何谓“实数”？先说明实数。就是核实可耕地的数量、瘠沃等，包含生态状况。在“实数”的基础上，根据土壤级别折算。经过折算，分配耕种土地。这才是“地均”。如何折算，这同样是一件难事，地员论解决了这一疑难。

第三，“轻征”赋税

“相地而衰征”，是普遍性的赋税政策，对于特殊土壤，需要减轻赋税，称之为“轻征”，是相应的惠民政策。《乘马》篇曰：“十仞见水不大潦，五尺见水不大旱。十一仞见水轻征，十分去二三，二则去三四，四则去四，五则去半，比之於山。”由上而知，地下十一仞见水的田地易旱，应减轻租税十分之二三，十二仞见水的减轻十分之三四，十四仞见水的减轻十分之四，十五仞见水的减去一半。征税减免细则，其理论依据即是地员论，增强了赋税的公正性。

（2）引领城邑建置

“地之守在城”，这是管子的战略思想。其核心内容，建置城邑，构建经济文化中心，推进土地开发。其实质是推进城镇化。

春秋时代，衡量国力大小，往往考量城池多少。两国交兵，胜负也以攻城夺邑多少为标志。管子依据地员论，制定一系列土地政策，推进城邑建置。

其一，“均地”引领城邑建置

《权修》篇阐述了建置城邑的思想，曰：

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则城不固。

精辟论述了“土地”、“人口”和“城池”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在这一思想支配下，制定了相关的土地、人口政策，推进城邑建置。其中关于城邑建置的土地划分，《乘马》篇提出了具体政策，曰：

上地方八十里，万室之国一，千室之都四。中地方百里，万室之国一，千室之都四。下地方百二十里，万室之国一，千室之都四。以上地方八十里，与下地方百二十里，通于中地方百里。

上述关于封邑占有土地的分配数据和土地级别之间的比例，即是一项规划城邑建置的“均地”政策。

这一政策中，有“上地”、“中地”、“下地”，依据土地级别，授予土地，建置封国国都、都邑、卿大夫士的采邑等等。国家授予土地，必然会遇到土地优劣，实施“均地”政策，用加减土地面积来调节土地优劣，趋于相对公平，鼓励封国、采邑的积极性，加速城邑建置的进程。

其二，优化城邑选址

建置城邑，如何选址？地员论为选择城邑建置的地理位置，提供了很多值得参考的指标，启迪和普及了居住环境与人寿关系的认识。在“三土”分类和“二十施”指针中，即有生态环境与人寿关系的论断。依据上表，略择几例如下：

五施之地，“其水仓，其民强”；

四施之地，“其水白而甘，其民寿”；

五粟土，“寡疾难老，士女皆好。其民工巧，其泉黄白，其人夷姤。”

五沃土，“其人坚劲，寡有疥骚，终无痟酲（xiāo chéng，头痛眩晕）。”

五位土，“其人轻直，省事少食。”

上述记载，体现了对于环境与人寿关系的认识，启迪了人的“生态”意识，指导人们选择居住环境；这一意识，也转化为各级封邑主选址的自觉行为。《立国》篇记载了一份城邑选址的文件，其文曰：

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

其含义是凡营建都城，应该注意选址。一般建在大山下，或者大河旁。城址高度不可高到遭受干旱，要有充足的水源；低不可低到太接近河流，这样可以节省防水沟堤的费用。构建城郭，因地制宜，利用自然资源，凭借地势，不必拘于方圆规矩，道路也不必拘于平直。以上三言两语，表述了关注生态环境的选址思想。《度地》篇，又有进一步论述，曰：

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写，因大川而注焉。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养其人，以育六畜。

上述城邑选址的思路，鲜明体现了重视生态环境的观念，而这正是地员论在社会实践的深刻影响。

其三，加速了城邑建置进程

燕昭王时期，乐毅“攻齐，下七十余城。”（《战国策》卷30）反映了齐国拥有城邑的数量，这在诸侯国中，名列前茅。这虽然是战国时期的历史，这一历史事件，透露了一个信息，海岱之间，这70多座城池的建置，正是管仲推行城邑建置思想路线的结果。管仲时代，齐国城邑建置，“国”之下有“都”、“州”、“术”等，《管子·度地》篇，曰：“百家为里，里十为术，术十为州，州十为都，都十为霸国。”

各级城邑建置，不仅加快城邑发育发展的速度，客观上也扩大了土地开垦与开发，推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3）引导经济结构调整

地员论指示了很多土地不适宜农业生产，辩证启迪了其它经济开发的用途。

“官天財”，这是管子独创的学术命题，提出了开发天然资源的新思路，如山林、海洋、河流、湖泊、矿藏等。

《管子·山国轨》篇论曰：“轨守其时，有官天财。”春秋时期，社会变革，经济转型，开发新的经济资源，对于不能够生产粮食的土地，制定“官天财”、“官山海”的开发政策，组织百姓投入山海经济的宏大事业，这是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山至数》篇论曰：“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币。”含义是国家有山，山中产铜，可用铜铸造钱币。《地数》篇论曰：

上有丹砂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者下有铁，此山之见荣者也。苟山之见其荣者，君谨封而祭之。

《地数》篇又论曰：出铜之山467，出铁之山3609。这些信息和数据，正是来源与地员论“五种特殊土壤”的开发和利用。

（作者简介：周怀宇，安徽省管子研究会副会长，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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