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期 管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来源：管子研究会 时间：2019/10/23 15:29:10
管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龚 武
管学研究，作为一个文化结构，在研究或形成结果的过程中，不可回避地要涉及与被研究对象相关的人物、事件、历史、人文环境等诸多要素。这里笔者要提出来求教并与大家探讨的“关键词”主要包括时间、空间、器物、制度和文化五个选项，也可以理解为五个背景、五个参照系、五个维度或五个问题。
一、 时间
管学研究对象，按照以人为本的原则，管子当然是核心，管子著作——《管子》这部书是最重要的第一手文献，判断和重估管子文化的影响力和价值是一种理论成果，而经世致用则是最重要的目标。不过最后这一点，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哲学家的任务是解释世界，但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已经进入实践的领域，兹不多论。
时间和空间是物质运动赖以存在的形式。管学作为特定的对象，当然也离不开时间和空间。
（一）管子生年问题。尽管中国大多数历史人物的生年都存在问题，幸好管子的生卒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就是出生于公元前723年卒于公元前645年。管子的生年公元前723年，是农历戊午年，“即东周平王姬宜臼48年”（龚武.论管仲生于公元前723年.[J]管子学刊.2007，（1）.）。其他几种关于管子生年的标注，但缺乏基本的论证支持，或未加论证。重要的是，管子这位公元前八世纪出生的历史人物主要生活在公元前八世纪初叶到公元前七世纪中叶已经是学术共识。
（二）管子相齐时间。管子一生建功立业的重要活动时期，从拜相开始，到病榻荐相结束，也是管子在齐国政治舞台发挥主导作用的时期，共四十年。这四十年东周纪元是周庄王十二年到周襄公七年，齐国纪元为齐桓公元年到齐桓公四十年，即公元前685年到公元前645年。
（三）相关历史人物活动的时间。与管子同时期的历史人物，齐国的有公子纠、公子小白（齐桓公）、高、国二氏、召忽、鲍叔牙、隰朋、宁戚、宾虚无、王子城父、开方、易牙、竖刁等。这些人物曾经同时出现在齐国舞台上，但历时性也各有不同，这些人物中大部分辞世的时间顺序是清晰的，但有些还存在重要分歧，比如管子与鲍叔牙就存在一个谁辞世在先的问题。
（四）姜齐和田齐登上历史舞台的时间。为什么要特别这个问题呢？因为田齐虽然比管子时代的姜齐晚二三百年，但是往往容易混淆不清，原因有三：
1.陈完是田齐政权的鼻祖，与管子是同时代人，曾被齐桓公封为工正。谥号与管子一样为“敬仲”，资料显示：
田齐，出于陈厉公之子陈完。陈完，妫姓，陈氏。其先虞舜之苗裔封于陈，遂以国为氏。陈厉公子完，避祸奔齐。齐桓公以之为工正。因古代“陈”“田”音相近，遂以田为氏（或许是避祸的缘故也说不定）。陈完，谥“敬仲”，史称“田敬仲完”。（百度百科·田齐[OL].）
2.田齐代姜。齐国历史上存在两个阶段政权，一个是姜姓吕氏齐政权姑且称为“姜齐政权”（前1046年——前391年），从姜太公开国到末代齐康王被国相田和放逐到海上，前后共约655年；另一个是“田氏代姜”之后的田氏政权（前391——前221年），从国相田和把姜氏齐国的最后一代国君齐康公放逐到海上，到齐国被秦始皇灭掉为止，前后仅仅续存了170年。
3.姜齐政权有一个“齐桓公”，姑且称为“姜齐桓公”（前685——前644年），即姜小白，是齐僖公（姓姜，原名吕禄甫）的三子，齐襄公姜诸儿的三弟，就是管仲箭射小白的那个齐桓公，管仲辅佐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首霸春秋。姜齐桓公在位41年，与管子时代（前685——前645年）是大致重合的，这一段时间是管学研究的基本历史坐标。
田氏代姜之后的田氏政权也有个齐桓公，姑且称为“田齐桓公”田午（前374年—前357年），在位十八年。中国古达最著名的“文化事件“，先秦著名的“百家争鸣”和“稷下学宫”，是田齐政权历史上的最大的闪光点，几乎伴随田齐政权相始终，而这一点恰恰给管子和管学研究带来了麻烦。
中国古代史书，比较简约，某些在现代语文中须注明的事项，而在古籍中是不注明的，比如朝代年号、王者谥号称谓等。管学研究中的一些关键史实问题，比如管子时代的齐桓公，与田齐政权的齐桓公，一不小心就混淆不清；田齐势力发酵时代，与姜齐政权时代一样，世袭贵族“高、国二氏”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此“高、国”非彼“高、国”，即田齐时代的“高、国二氏”应当解读为姜齐“高、国”的后裔。
（五）管子身后事：田齐与管子的关系。管子是姜齐政权的尊敬是一贯的，这个从司马迁《史记》把管子与一百余年后齐宣公、景公时代的晏子合传的事，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这个问题从历时性的维度有两个观察的视角，一是看田齐是怎么对待管鲍后裔的，二是看田齐是怎么对待管子政治遗产的。
田氏篡谋姜齐政权历时90年，主要采取了讨好公族与国人的办法，其中对齐国七大家族之一的世袭的齐大夫鲍氏家族搞起了“统一战线”，利用鲍氏当可靠的中坚力量，鲍叔牙后裔鲍牧也采取了积极合作的态度，协助田氏先后灭掉了其他几个齐国的元老级的贵族，为田氏势力做大做强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田乞利用了鲍牧，致使鲍牧在不知情的状况下，先是发怒，又不得不违心地同意了立阳生为君，君臣由此结下了“梁子”，导致后来鲍牧弑君，鲍牧弑君，下场可想而知，因此田氏借此也清除了鲍氏的势力。
田齐代姜前后共经历260年时间，在此阶段，不见管子的身影，也没有管子的后裔参与，这是为什么呢？有一个佐证材料：根据阴氏家谱记载，阴姓鼻祖是管子的七世孙管修，是从齐国逃亡到楚国避难，而为阴姓。（道客巴巴.所有文档－社会科学－历史－姓氏－阴[OL].ｄｃｏ８８．ｃｏｍ.）
谜团由此得解：
（1）管子后裔没有与田氏保持良好的关系。
（2）管子是姜齐桓公政权复兴称霸的开国元勋，德高望重，政治影响力大，既然管氏不与田氏合作，就成为田氏篡谋齐政的障碍被清除的对象。
（3）从管子第七代孙开始一部分避难到了楚国，至少还有一部分管子后裔和鲍叔牙后裔逃到了吴国（今天的浙江湖州）避难定居，元代著名的诗人、画家、书法家管道升即是湖州籍管氏的后裔。
（4）田齐势力从做大到去姜吕政权而代之，虽然没有去管子化的文献证明，但其对内对外的政治手段从始至终与管子的治国之道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事可以肯定的。这一点涉及到治国的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凡此种种，证明不仅管子的后裔不受田齐政权待见，管子及其治国之道在田齐政权中同样不受待见。因此说由一个连管子的后裔都不能容忍的政权，却去继承管子的思想文化遗产，尤其是在田齐政权兴办的“稷下学宫”形成以“稷下先生”为主体的“管子学派”或“齐法家”学派，特别是由所谓“稷下先生”“管子学派”或“齐法家”学派去编修《管子》一书，既不合情也不合理。
更具体的论述笔者另列专文，以上只是提纲挈领地说一说相关问题。
（六）《管子》成书时间。
1.司马迁如斯曰。《管子》成书，白纸黑字，不仅清清楚楚，而且肯肯定定：
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 （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
“至其书，世多有之”，这句话至关重要，特别是语气和语境。司马迁说：“至于管子著书啊，存世量很大，所以不论述了，这里只说说他世人不知道的史实。”这是公元前二世纪说的话。按说司马迁是大师级别的史学家，《史记》是中国正史中的扛鼎之作，后世学者居然视若不见，一笔抹煞，岂非咄咄怪事？
2.刘向如斯曰。管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汉代重臣、大学者刘向（约前77～前6，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是钦定本《管子》，也就是今本《管子》的编修者，他在《管子》一书搜集整理工作告一段落，写给汉成帝的奏章中说：
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雠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杀青而书可缮写也。（刘向《管子书录》）
3.“吐槽”管子“宾客”轶事。《管子》成书该是从管子在世时开始的，因为管子当过宫廷教师多年，管子也是一个创造型的人才，有一副流畅而文采飞扬的文笔。管子中的名言警句比比皆是，说明管子有着超乎常人的逻辑思辨和将理论和实践融合一体的能力，同时也有一种语言大师出口成章的风范。这样的政治家做为丞相，其亲手写出来的文章，包括那些教太子读书的篇章，如《牧民》、《权修》、《立政》《形势》诸篇，也包括那些解文和《弟子职》在内，也包括他替齐国政府撰写的章程、法令和行政规范，以及写给齐桓公的对策、奏章、疏议，加上史官记录下来的管子与齐桓公君臣的对谈的军国大事，再加上齐桓公时代的大事纪略，即大、中、小三“匡”和“轻重”诸篇等重要档案。这一大堆竹简自然也不是谁都可以看到的，更不是谁都可以看完全的，更不用说传抄了。把这一大堆竹简编修为一书，确为耗时费力的繁难琐碎之事，究竟是谁来帮助管子做这项工作的呢？
《管子》书中有一段“吐槽”的记载：
管子会国用，三分之二在宾客，其一在国，管仲惧而复之。公曰：“吾子犹如是乎？四邻宾客，入者说，出者誉，光名满天下……君人者，名之为贵，财安可有？” 管仲曰：“此君之明也。” （《管子·中匡》）
这一段话的大意是：朝廷每年发给管子的“三公”经费，三分之一都用来养活或招待客人了，只有三分之一用于办公开支。管子惧怕这样做不妥，就主动向齐桓公解释。不料齐桓公却说，“像你这样贤德的人都这样不自信吗？四邻宾客，来了带来了建议，走了到处说好话，好的名声满天飞……统领人的人，名望最可贵，财钱算什么呢？”管子说：“还是君主您敞亮！”
春秋战国时代养士（包括学士、策士、方士或术士以及食客）之风盛行，最著名的是战国“四公子”（魏国的信陵君、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门客有的多达几千之众。但是究竟起始于什么时候呢？看来管子不是最早开风气之先者，也是最早的开风气之先者之一，只不过管子的宾客与战国诸公子的食客（有的甚至多为鸡鸣狗盗之徒）还是有很大的区别：首先是管子供养宾客的目的不是为了结党营私，培植党羽，别有政治企图；其次管子身为丞相，来宾的质量和素质高，该是天下的志士仁人、有识之士或慕名求教、求职的学者；最后管府常驻人数恐怕也没有战国的“公子”们的食客那么多。不过，为何管子常年供养宾客花费大这件事还是让管子有点惧怕了呢？可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管子的宾客中大都是学者是管子的粉丝，他们既当管子的学生，又主动请求帮助管子做一些事情，这个事情应该就是让管子教授他们治国之道，他们就边学习、边抄写管子的文章，通过抄件，把管子的治国之道和智慧流布开来，如果真有所谓“管子学派”的话，那么宾客中的这些人就是。但他们不是《管子》的作者，只是誊录生、搬运工，主要任务是传播管子学说，也是齐国治国之道的宣传者，管子的手抄本就这样流传到了诸侯列国。不用说，在管子思想和著作的传播过程中，手抄本会越抄越多，重复、错讹、简牍错乱、不同的版本当然也就应运而生。
韩非说“管商之学家有之”；司马迁说读管氏诸篇，“详者其言也”、“至其书，世多有之”；刘向上书皇上，详细陈述管子篇章收集和整理的情况，进一步证实了来自诸侯列国的管子的“宾客”们的功绩——没有他们《管子》之书就不可能得到那么广泛的传播。古人形容人读书多所谓“学富五车”、“汗牛充栋”，就是指得竹简、木牍之类的典籍。古代的五车书，其实也就是五车竹简、木牍。原始状态的《管子》并不是我们今天概念中的一本书，而是一大堆竹简。它们有几百篇（张），几十卷，每卷大约几斤重，合起来就该有一百多斤，或几百斤，这些可敬的“宾客”们日夜抄写，然后装车运送到诸侯国各地，为传播管子文化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可惜他们做好事不留姓名，该是文坛和管学史上的一群“无名英雄”。
4.傅玄开“疑管”八卦之风。《管子》真伪之辩与《管子》成书时间之辩实质上是同一问题的两种表述，主要是学者私人书斋话语的一种呈现，并代表着差异化的不同学术立场。晋代傅玄为这一公案的始作俑者，他可能并没有读到司马迁的史记和刘向的文章，即开始怀疑《管子》成书的真实性。到了宋代，朱熹等人形成《管子》伪书论的喧哗；清末民初学术界的以讹传讹，出现的《管子》著作与“管仲学派”、“稷下先生”、“齐法家”以及“稷下学”、“稷下学宫”、“百家争鸣”等之间关系各种学术说法。在学者文人中产生的问题，是学者文人自身主客观条件决定的，我们今天最好不要再继续胶泥于这样的立场和成见，而应客观地、历史地看待管子著作，《管子》之书，及其历史上发生的学术之辩。本人更愿意把由此发生的管子著作时间及其真伪之争，看成是一场历史的误会，大抵都与古文献记载的简约有关，也与齐国历史符号呈现的方式有关，当然主观上还是后学读书方法或学术方法的问题。
5.帝王将相有时更靠谱。学者们关于《管子》成书所持的怀疑立场，在大多数王朝君臣、主流文官眼里压根就是子虚乌有。在司马迁、刘向父子，乃至班固那里，甚至到了唐朝的李世民、房玄龄、魏征、王珪、尹之章君臣和饱学之士那里，都丝毫没有问题，《管子》进一步得到编修、校注，管学也受到朝野和很多知识分子如李白、杜甫、元结、尹之章等人的重视。因为他们距离管子时代较近，又是王朝史官或君王、重臣，懂得史官书籍档案管理的门道，更懂得文章，属于业内人士，是对待文化更严肃、更负责任的人，也是真正的内行。
既或是在宋、元、明、清的各朝的最高统治者和主流文臣中间，也极少出现公然疑管、非管的言论。《管子》的治国之道可能与他们的政治理念格格不入，但他们明智地采取了束之高阁或沉默的方式，来遮蔽《管子》的光芒。
所以《管子》书的成书是久远古来而合规律的，其流传有序，也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
二、空间
管学的研究对象空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管子出生地和活动舞台。管子出生地和青少年时代是在原籍淮颍河流域的安徽颍上，但成人之后的活动的区域应当是比较广泛的。春秋时代，周天子治下的诸侯国与国之间，就像今天的省、市、区之间一样，没有户籍制度的制约，甚至也没有任何身份证明的文书要求，因此人的活动非常自由，但大多数人并不愿意背井离乡，因此愿意跋涉远走高飞的一般都是身怀绝技的文武人才或行商大贾，管鲍应当属于士人的范畴，活动比较自由，用现代的话说，知识分子享受着广泛的迁徙自由。目前已发现管、鲍足迹和踪影的地方，有安徽、河南，山东、江苏、江浙、四川、湖北等地方，而辅佐齐桓公的管子“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足迹更是北到大漠，即今天的河北、蒙古、山西一带，南到长江，西到陕西黄土高原，东到大海……中原和山东半岛一带是更管、鲍活动的主战场。周代
当时疆土北方封国燕，已到达了今辽宁喀左、朝阳一带，西面至今甘肃渭河上游，西北抵汾河流域霍山一带，东面的封国齐鲁到了山东半岛,南至汉水中游,东南抵长江下游和太湖流域，势力所及还可能到达了巴蜀一带。（百度百科·周朝[OL]）
（二）管子后裔的迁徙及其族群空间分布。在三千多年的历史上，管氏经历了两次因政治而起的族群大流亡事变：一是大约三千年前西周初年，周文王三子姬管叔鲜因“三监之乱” 之罪而获杀身之祸，其封国之“管国”被“除国灭族”的家族大流亡；二是大约发生于公元前五世纪初，齐国田氏势力炙手可热的时候，对齐国中兴称霸时代元老重臣丞相管子家族后裔进行清洗，导致管子后裔分支漂泊到各个诸侯国的家族大流亡。事情往往是双刃剑，一方面是管氏家族的不幸，一方面是管氏家族的繁衍传播，从今天全国管氏人口分布的区域上看，管子家族几乎遍布全国各地。
管氏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的姓氏，在宋版《百家姓》中排序为第一百六十六位门阀，在当今姓氏排行榜上名列第一百四十三位，人口约一百十六万九千余，占全国人口总数的0.073%左右。
在西周众多诸侯国中，管国立国早，消亡亦早，管叔鲜被诛，其子孙风流云散，到异地去栖生，时齐鲁富庶，多数子孙播迁山东，亦有南徙安徽、江苏北部和河南东部一带者。春秋时，管氏名人除管仲外，亦有同时代的管至父，亦为齐国人。
……
如今，管氏在全国分布甚广，尤以江苏、山东等省多此姓，这二省管氏约占全国管氏人口的60%以上。在云南省德宏傣族自治州，傣族同胞中管氏族人有很多，是一个很庞大的大家族。（《百度·管姓》）
（三）管子文化传播的空间。与中华文化的传播渠道和背景大致一致，管子思想文化也经由古代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教育的主渠道得以传播，这种状况生生不息，尽管从宋代到清代某个时期，这一段在中华大地的政治舞台上，不再把管子文化作为正能量，而边缘化之外，事实上在所有历史时期的民间知识分子和底层社会，管子及其管子之书都是一个挥之不去的话题。
近现代以降，由国家或民间交流的渠道，除了在中华大地发散式地传承以外，也逐渐被海外所了解，这首先应得益于分布于海外的华侨、华人，他们或是因为经商，或是因为避祸，口传心授将中华文化的星星之火带到异国他乡。当中华文化逐渐伴随华人走上当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舞台的时候，像先秦诸子如管子、老子和孔子这些先贤自然而然成为域外关注的对象。倘若与后世自觉的留学、讲学和国际间的文化交流结合起来了，那么管学影响和传播的范围将进一步扩展。
然而，就《管子》著作和管学研究学术的空间分布，大而言之，第一是在中国大陆，第二是在台湾，第三是可能在香港。其余地方譬如韩国、日本、欧美对《管子》的研究，未必能够得其要领。主要是文字和文化背景原因，更由于哲学和古代汉语的原因。
管学研究，与其他国学研究一样，还是立足于本土比较靠谱，因为比较接地气，借用柏拉图所说的一个句式：研究者总不能跟《管子》著作的客观存在和管子所述说的真理隔着两三层吧。比较明确的一个趋势，是管子著作和管学学术研究的越来越向中部集中，而中部的集中点线也日渐清晰。管学的中部崛起，显然已经不再是神话。
三、 器物
管子时代的器物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构成与管子文本构成一个互文的结构，能够帮助确证和深化理解管子著作、管子文化遗产和管子实践的社会意义。
（一）衣：“衣食足则知荣辱”。诗经曰“氓之嗤嗤，抱布贸丝”。周代中国的纺织织造已经有了相当高的水平，出现了棉、缕、帛、布、丝、绢、文锦等各类织物。管子主张齐民在房前屋后，甚至宫廷附近都种植桑树，这不仅表明齐国适宜种植桑树，也表明齐国人养蚕造丝搞得不错。但是齐国好像并不特别擅长纺造，鲁国的纺织业该是诸侯中发达较早的，所以管子才主张齐桓公带头穿着以“鲁缇”为材料的衣服，但是当鲁国人把纺织当作了单一的支柱产业时，才发现上了齐国人的当。一般服装的面料应当有粗、细之分，所以有“粗衣疏食”之说。当时人的装束，官员或有身份的人是要戴帽子的，所谓“君子死，冠不免”，普通人不戴帽子但会以黑色头巾裹头，称“黔首”。
管子最早认识到玉石的人文价值，以玉比君子之道德，就是从管子开始的。齐国人的衣服上配饰除了玉石雕制品以外，还佩戴金属制品的零件，如铜质“衣带钩”之类。当年管子箭射齐桓公，后者就是靠金属“衣带钩”挡着才救了自己的一命。
（二）食：“仓廪实则知礼节”。谷物在管子时代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粮食在政治经济上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所谓“谷轻则万物重，谷重则万物轻”，粮食是调控国家经济的最重要的杠杆手段。当时人的食物和食材都还处于比较原始素朴的阶段，主食是五谷，小米（黍、粟）麦、稻为主，初级加工的方式是研磨或石臼捣舂。《管子》中记载齐国法令中规定，对结婚离婚达到三次以上的男人和女人都有具体惩处的办法，这些办法具有象征和侮辱的意味，就是男的不准住在屋里，女的则罚其从事捣舂劳动。当时的人们基本为一日三餐，但是劳动人民在冬闲白昼短的情况下，为一日两餐，这种状况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乡下依然如此。贵族变为一般的民众，也会降低生活标准，变成“疏食”，该是一日两餐的意思。
显然先民根据经验发现盐对人的食物和健康特别重要，因此管子相齐所谓“官山海”，实行盐铁官营，这是盐的最早的专卖制度，就是禁止私人盐务买卖，国家要控制制盐和盐的贸易和流通，以保证每一个国民人体对盐的摄入需求。
酿酒和饮酒起源很早，商代殷纣王就筑“肉林酒海”，齐桓公的嗜酒也非常有名，为其“三好”之一，自称饮酒三日不醒，但是适当的饮酒对人有好处的，酒可以活血化瘀、通经活络解除疲劳和御寒，因此管子在要求官员教民的时候，特别提出要教人民“以酒食”。
肉食，除了取自野味，包括渔猎之外，家畜也是重要的食物来源。肉食是很高级的食物，普通百姓和一般人士是吃不到的，所谓“肉食者”是专指权势者。“三牲”（猪牛羊）为祭祀贡品，神仙祖宗才能享用。在重大的盟会上，周天子赠一块肉（胙肉）派使臣送到葵邱给齐桓公，齐桓公还必须跪拜接受。《周礼》规定人只有上了年纪才可以食用肉食，就是说普通人或年青人一般很少吃到肉食。
（三）住：“弗郑为宅”。说的是管子内阁的阁员之一的弗郑，是主管建造宫室的官员，略等于今天的城乡住建部长。说明从管子时代开始，住宅的兴修建设已经成为政府的一项日常工作。先秦以前的古代人的建筑，除了一些土台子或地下遗迹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所以今天我们对先秦以前的建筑知之甚少。秦代建筑高大厚重，一把火烧掉之后，也就没有留下更多的实物。所谓“秦砖汉瓦”，是否说从秦开始才使用砖头，汉代开始才使用瓦呢？实际上砖瓦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都是奢侈品或稀缺资源，因为在煤炭没有被普遍使用的时代，烧砖瓦使用的全靠木材，这在山林还好一些，在平原简直是不可能的，所以直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颍上首富尤荫轩的豪宅使用的墙体都不全是砖砌的，而是“包青”的，即外面是砖头，里面是泥土。
因此推测，管子时代的人的住房，主要是因地制宜，用泥土或木石搭建的，上盖则使用草缮或树皮之类，普通的人住宅就是平地搭建，能遮风避雨足矣。官府和王宫的房子自然要高级一些，用料可能讲究一些，比容使用的木材高大直溜一些，房子盖得也高大一些，多一些，用土把地基要垫得高出地面，然后在这样的土台上建筑房屋。商代的都城“亳”这个字，据说就是个会意字，是“高”与“宅”的合体，意为高大的宅院，或高地上的宅院，这样的地方就是“亳”（王者居住的屋室）。
管子文献中记载教民的内容中，也有设坛盖房的要求，这大抵是出于避免水灾的需要。在土台子上建房还有一个好处，避免潮湿，可以预防关节炎。管子鼓励政府在农闲时多搞一点宫室亭榭（政府主导的建筑项目），有利于刺激消费，使农民多挣一些钱，改善生活。也许“三归之家”和“树塞门”就是这样的“建筑项目”。以当时的建筑材料、建筑工艺和建筑水平，估计齐桓公的宫室和管子的相府，除体量宽敞一些之外，设备和陈设与后世王朝的排场或今人心目中的“豪华”和“奢侈”可能有较大差距。
（四）行：“奉之以車馬衣裘”。这里的“车马”，该是一种高档的外交礼物，也是一种交通工具。民间一般的交通运输工具，除了硬木手推车以外，主要有人力车、牛车。作战使用的马车即军车，又称“车”、“车乘”三大类型。人们一般出行方式主要是徒步，骑牲口、乘船即“舟楫”也是一种交通和运输方式，坐牛车、人力车、已经不是普通的人，马车更不是一般人可以乘坐的。马车又分为一马，两马，三马，驷马，这些车除了军事的用途，作为官府和王宫大人的代步工具，即官车，也是权力和身份的象征。
（五）农具：“枪、刈、耨、镈”。“审四时權節具備其械器用，比耒耜穀芨……以待乃耕”（《管子·小匡》）耒耜、穀芨还有枪、刈、耨、镈都是农具，牛耕和铁制农具开始出现。这意味二千六百年前中国农业已经到达很高的水平，而这个很高的水平一直保持到了差不多二千六百年，只是在近六十年，农业才逐步走向机械化。才出现了化肥、农药和除草剂。杂交和转基因是更晚的事情，水利的技术条件虽然有长足的改善，但基本原理还是管子时代就有的。
这种器物文明可以使得相应土地上的人口不断得到增长，并保持相对的稳定，但是战乱会打破平衡。温饱是中国农民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这个条件在管子时代就基本实现了，但直到今天并没有完全实现。一些僻远山区的地方，人们的温饱依然得不到保障，但是这种情况越发罕见了。
大面积的土地的得以开垦和耕种，这需要适用高效的工具，包括挖掘平整土地以及大面积收割庄稼，这没有锋利的农具是不行的，因此锄头、铁镐、铁锹、镰刀等农具，还有手推车，或牛车等运输工具也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地区都有一样的地形地貌，对于复杂的地形地貌而言，井田制并不见得合适，毕竟九百亩连片的地块只有平原才多见，中原地区是黄河冲击平原，东北平原可能换没有开垦，长江中下游平原也大多属于夷狄之邦。管子治下的齐国，是山东半岛，既有大片的沃野，也存在大量的山林、邱陵和沼泽、水泊，也许他们的土地制度一开始就与周代的其他诸侯国的井田制有所不同，这容易造成一种管子时代生产力发展超前，以致废除井田或出现大量私田的假象。
（六）兵器。“器械巧，則伐而不費”。随着铜矿的探明和不断开采，冶炼业作为“工”之一行，士农工商之“工”的地位进一步凸显，说明工匠人口已构成城乡社会的一个主要人群。青铜广泛使用和铁器的使用，使得与之相适应的冶炼工场和工匠及其相关的冶炼、锻造、切削、打磨工具也是必不可少的。弓箭、甲、佩剑、刀、戈、斧、钺、矛、戟等兵器大量被生产出来，此外还有盾牌，马鞍、辔具、车等。其中兵“车”是一种主力兵器，是用马拉着的战车。管子把“鼓”、“金”、“旗”称为“三官”，非常重视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教器備利而敵不敢校也。”（《管子·兵法》）
（七）礼器和其他器物、工具。先秦时代除了民间使用的笼，锅，灶，履，席等一系列生活用具，黄金，珠，玉，璧，美女等一系列奢侈品之外，因为特别重礼，由国家提倡，王公大人率先垂范，民间跟进，所以器物大多分为礼器和实用器（如前文所云，食物也分为日常饭食和三牲贡品、 “胙”肉等），其中如鼎、簋、觚、爵、钟、尊等一系列青铜礼器是用于祭祀宗庙、祖先和天地神灵的，最初一般很少使用。周室封赠齐侯的赏赐有“彤弓”、“大路”。楚国进贡周室的贡品是“苞茅”。诸侯之间的礼尚往来之物，更是五花八门：“豹皮”，“鹿皮”，“马”，“犬”等；君王封赐下官的器物，如“重币”、“衣裳”、“玺”等。各种质地的礼器也用于殉葬，古人用于殉葬的物品质量是很高的，所以可以保存的很久，这才有今天的考古发现和文物出土。先秦时代的器物还包括竹简，聿，木牍，帛，旌旗，槛车等一系列官府文具和用具。
（八）公共设建筑。除了城郭、宫室、府，衙、仓廪、监狱，还有啧室、遽（邮驿）、委（官办招待所、客栈之类）、央（“关市之赋”，即税务机构）等。
四、 制度
周朝国体是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非王臣”为核心理念，以氏族血缘为纽带，以周天子分封诸侯国为物质基础，以《周礼》为宪的大一统国家。周朝政体是以氏族血统为政治基础，实行严格的世卿、世袭的等级制度 。
起初周天子也是统一军令、统一政令的：任何诸侯国发生弑君行为和异姓篡谋政权，都是周朝王室所不能容忍的，任何诸侯国不按规定进贡朝拜也是不能容忍的，任何诸侯国的最高权力变动和其他重大人事变动，都需要报周室批准或任命，任何诸侯国都不能擅自提高自身的爵位等级，诸侯国之间不得相互欺凌或兼并，任何由周天子封赐的世卿世袭爵位不可更改或推翻。
但是，到了管子时代，仅从齐国政治的一系列动作，就可以看出，周王室的某些纲纪已经松弛，一些宪令缺乏权威，一些诸侯并不按时进贡，一些实力强的诸侯国欺凌弱小的诸侯国，一些异姓诸侯国不仅侵犯中原诸侯国的领土，掠夺财物，甚至擅自提高和更改自己的爵位，并要求周王室予以承认。这类事情越演越烈，到了战国末年，齐国和秦国公然称帝，秦始皇还最终统一诸侯，建立了秦朝，周朝就此灭亡了。但是，显然周朝的政治体制和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以致南北朝有“北周”，唐朝有“武周”、五代还有“后周”等政权出现。
周朝这种体制，政治形式上也存在“国中国”的问题，“八百诸侯，王国甚多”，加之中央虚空，地方诸侯权力很大，政治上就松散。用现代企业管理的话说，就是集团公司简政放权变成了壳公司，实体的子公司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如果子公司利润不按照规定上解，集团不能严格约束力，造成监管失效，壳公司就名存实亡了。但是周朝的体制弊端在于没有大一统的财政预算决算制度，其国防军队也没有牢牢地拿在手里，更没有限制诸侯国的军权，所以光靠血缘纽带和意识形态的控制是不可靠的。
（一）齐国政治制度。古代所谓“天子九鼎”，公、侯、伯、子、男等依次类推，爵位与鼎的数量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可称之为“鼎爵制”。所谓“封官晋爵”，说明官与爵是可以分立的。一般分为九个等级：天子、公、侯、伯、子、男和公卿、大夫、士。公卿、大夫、士被称为内爵，庶人是一般百姓，公、侯、伯、子、男被称为“外爵”是授给列国国君的爵位,自然也是确定了诸侯国的爵序。
地位最高的是公国，除妫姓陈国为公国以外，还有姒姓的杞国，子姓的宋国，姬姓的虞国，姬姓的虢国四个公国。这些公国爵位之所以高，是因为它们的君主先祖来头大或辈份高，不是先帝的嫡裔，就是前朝的王子王孙，或本朝开国君主队同族兄弟。
齐国是侯爵之国，简称侯国。姜太公及其长子以下的周朝元老重臣，包括武王的兄弟被封为侯爵，如姜太公及其长子分别封为侯爵，封地是齐国和纪国是侯国，周公旦和管叔鲜也都是侯爵，他们的封国是鲁国和管国也都是侯国，侯国一共有10个。燕国等6国是伯国，楚国、吴国和莒国等4国为子国，许国为男国。
由此可知，管子辅佐齐桓公称霸的上线和底线划得是十分清楚的，就是“尊王攘夷”，即对内不僭越，对外反侵略。后来楚国自称为王，以及末世田齐政权也称王，田齐政权甚至还与秦国自称东、西二帝，这在周朝的政治制度中都僭越和非法的。
所以《管子》等古籍称齐国的最高统治者为“齐侯”，并且经常出现高、国二氏的身影。这高、国二氏的爵位属于公卿，周代公卿之位又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古籍中“上卿”出现的频度较高，但“中卿”和“下卿”出现的频度比较少，管子曾要求周天子以“下卿”之礼接待自己即是其例子之一。管子登上齐国政治舞台自然要受制于两大因素：一个是周天子王朝给予的体制性安排；一个是齐国现有的各种政治力量搏弈和平衡。管子辅佐齐桓公登上历史舞台，就是在这种给予性的条件下。因为周朝王室的弊端已经显露无遗，管子的作为或不作为，管子达到的成功，或没有达到的成功，都受到周朝这种王国诸侯体制和齐国现实政治条件的制约。这就是为何管子主政之初，首先伸手问齐桓公索要三件“法宝”（仲父之名，上卿之爵，三归之富）的原因，高、国二氏是上卿，故管子要求也封为上卿。正是在这种种制约条件下，管子需要寻求一种克服阻力的强大力量，因俗随时，因势利导，终于做到了最好。物质运动本身就是一个矛盾，比如我们在地球引力条件下跳高，人在利用地心引力的同时，要克服地心引力作用才行。孟子等人对管子的非难，就好比责备地球人为什么最高也就只能跳个六七尺一样，因为有地心引力的作用，而孟子心目中的理想“王道”是一飞冲天的高度，是没有地球引力的飞跃，要不根本是纸上谈兵，要不飞上去就再也下不来了。
（二）齐国的行政治理结构和官制。这一块制度建设或者是管子贡献最大最多的地方。士、农、工、商分业定居，“三齐国五其鄙”，伍、连轨、里、乡， 军政合一，设置不同的军政职务，“作内政而寄军令”，。军政法令高度统一，利出一孔，政出一门，打造了最早雏形的中央集权制度模式。
但是管子对中央集权制度的管理，却另有一套看法。管子认为，君主亲自治理国家是有问题的。民众放任自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也不行。君主和民主都存在问题，官主才是惟一的选择。君主不必亲自治理国家，君主的任务是选聘一批职业政治家即时代精英，来治理国家。制定出治国方略，经过国君批准之后，负责具体实施。各级官吏向相国负责。丞相向君王负责。丞相手下有一班骨干：
故使鲍叔牙为大谏，王子城父为将，弦子旗为理，宁戚为田。隰朋为行，曹孙宿处楚，商容处宋，季劳处鲁，徐开封处卫，匽尚处燕，审友处晋。（《管子·小匡》）
还有晏子、高子、国子，宾虚无、弗郑等人，分别为“行”或“东国”（主管外交），“将”或“西土”（主管军事）、“田”（主管农业）、“理”或“李”（主管司法）、大谏（主管监察、谏议）、还有工正（主管矿业、冶金、手工器物生产）、宅（主管住建），齐桓公和管子分别向上述重臣交代职分，提出具体要求和处罚标准，这就奠定了后来帝国朝廷“九卿制”，以及更晚时候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制”的基础，也是古代“宰相内阁制”的滥觞。
管子时代已经出现了人类最早的保护和鼓励民众上访的制度：“凡庶人欲通，乡吏不通，七日囚；贵人子欲通，吏不通，三日囚。”（《管子·大匡》）
管子构建的基层组织建制是：每五家为一轨，轨设轨长；每十轨为一里，里设里司；每四里为一连，连设连长；每十连为一乡，乡设良人；另外，臣设三卿，工设三族，商设三乡，泽设三虞，山设三衡。以三十家为一邑，邑设邑司。十邑为一卒，卒设卒帅。十卒为一乡，乡设乡帅。三乡为一县，县设县帅。十县为一属，属设大夫。全国共有五属，设五属大夫分别治理。
在行政架构的基础上，民间军事机构也产生了，即每家出一人为士卒，每轨为一伍，伍由轨长率领。每里五十人为一小戎，小戎由里司率领。每连二百人为卒，卒由连长率领。每乡两千人为一旅，旅由乡良人率领。五乡一万人为一军，十五乡共三军。农闲时训练，有战事时出征，有利于节约军费。
（三）齐国土地制度。齐国的土地制度是否实行周代的井田制，还是别的什么制？有文章说管子改革废除了井田制，实行了土地私有，调动了农民劳动积极性等等，笔者没有发现这方面的证据。
管子是极端重视土地问题的。《管子·牧民》开篇即云：“凡有地牧民者，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地辟举则民留处。”
就是说，当政者是以土地来管理和养育老百姓的，必须懂得农时季节安排生产，让仓廪的粮食充盈。土地开垦出来老百姓就会留在那里过日子。
《管子·乘马》曰：
地者，政之本也。朝者，义之理也。市者，货之准也。黄金者， 用之量也。诸侯之地，千乘之国者，器之制也。五者其理可知也，为 之有道。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地不平均和调，则政不可正也；政不正，则事不可理也。
这看来管子新政中确实对土地实施了“平均和调”、“分地均力”的政策和举措。“平均和调”、“分地均力”是什么意思呢？这里并不涉及土地的所有权问题，也不涉及土地在国家政治中的基础地位问题，那么剩下的就是在原有的土地制度（井田制）不变的基础上，使得原有的土地与劳动力的组合发生变化，就是要调整土地及其上面常驻农户和劳动力使之相匹配，这涉及到农民的生活、税赋负担以及国库收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夏商周三代，耕地开始被有条不紊地纳入理性管理的轨道，这逐步形成了土地所有权经由税赋（地租）形式与农民耕种权结合的最早的“联产责任制”——“井田制”。“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这种责任制凝结着帝王和享有土地管理权的官僚阶级的心血和智慧：所谓井田，即以9片地块，总约900亩为一个单位的土地与劳动人口组合，构成了中文的“井”字图形。政府规定， “井田”周边的8块土地（私田）的收成，供农民衣食之资，相当于农业工人的工资或地租，但前提条件是：这八个农户，必须保证“井田”中心的100亩 “公田”收成的质量，所谓“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公田”收成须足额按时缴给官府。官府一部分留做俸禄，一部分留着储备，一部分上缴诸侯（或中央），诸侯再贡赋周天子。这种土地“九一税”，意味着主要社会财富的粮食大约88％藏于民。……土地所有权始终属于最高统治者——天子这种制度，一方面保证了国家财政的正常运转，一方面保障了耕种者与统治者在土地收益分配上处于合理的“度”。（龚武、龚圣理. 中国古代社会及其私有制的终结[A].管学论丛第一卷，黄山书社，2013：）
井田制以及古籍中的“公田”和“私田”，不是土地所有权或土地占有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井田制特有的称谓，即“公田”上生产的粮食是交给公家的税赋，故称“公田”，实际上就是税田；私田生产的粮食归于生产者养家活口，称为“私田”，实际上是口粮田。管子对土地理解得比谁都深切，土地是国土，不可能让任何人私人占有。管子作为齐国丞相，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土地所有权，事实上他也没有这个权力。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所有权在天子、皇帝，属于皇权的范畴，就像当代中国土地所有权归属全体人民一样，政府只是在代表人民意志的前提下实行管理权，所以叫“人民政府”。
土地上的人口增减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与天灾、疫病、战祸、人口流动等因素密切相关，也与食邑制度和基层官吏的廉洁与否有关，一旦出现了人口与土地严重不匹配的现象，那就必须进行调整。管子的土地制度与基层行政区划和管理制度是骈体的，根据测算，管子建立的农乡轨、里制度，与井田制度有密切关联，一个井田900亩地，大约就是一里，里面居住着五十户人家，每户人家大约耕种18亩地，按照每户6口人计算，每人耕种3亩地，这在当时广种薄收的的农业条件下是合适的。管子的土地政策就是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而与井田制的存留并不直接挂钩。
井田制在经济学上有两大功能：一是与农业生产力较为适应的合理的劳动组合，二是以征实为基础的农业税赋征收可以保障古代社会政府的财政支出。井田制的破坏因此也基于相似的两种情况：一是一定井田上的劳动力（生产）严重不足，或一定井田上的劳动力（负担人口）严重过剩；二是国家从井田上已经难以获得足够的税赋，或国家从井田制中所获得的收入不足以维持国家财政运行。但是管子时代，并没有出现这两种极端的情况，而是在井田制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这些问题的苗头，那么只要通过合理的调整劳动组合，或通过“相地而衰征”，根据不同肥沃程度的土地征收不同的税赋，就可以解决。这就是管子所说的“平均和调”土地政策的含义，“平均”讲得是调整人口与土地数量劳动组合的关系，“和调”讲得是与劳动组合相联系的肥沃程度不同的土地所承担的税赋也不同。关键是的耕地与农民农户之间的劳动组合适当，及其涉及到的税赋负担的合理，并不涉及井田制废除与否的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所谓“井田制”是当时国家管理土地的一种制度，实际上也不一定就是刻板的非九百亩一大块地不可，平原地没有问题，要是邱陵、山区和湖泊滩涂地，就不一定都弄成九百亩一块，零星土地，人口劳动组合与九百亩不匹配的问题，各个诸侯国肯定都有，实际操作中是需要变通处理和折合换算的。管子显然并没有必要去触动这个大的土地制度，但是当初定的井田上，随着人口迁徙流动的增减，土地的开垦，肯定会出现劳动组合与土地不匹配的问题，税赋随之也就不合理了，所以必须加以改变和调整，在一定的范围内使得现有的土地上劳动力、人口和税赋实现相对的合理。经过这样的土地调整之后，齐国的土地制度更有活力，税赋更为合理，从而使得百姓劳动积极性得到激发，国家税收也得到保障，奠定了齐国兴修霸业的基础。
（四）齐国的法令制度。周朝的开国统治者，囿于天下不稳，因此解决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方法还比较简单，对内对外全都使用暴力，譬如 “三监之乱”和“东征”一股脑儿解决，把兄弟争王的内忧和夷狄骚扰的外患都一起办了。所谓“周公恐惧流言时”，周公践祚遭到“瓜田李下”的尴尬，他自己和后人都说不清道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所以当权了七年，履行一个“还政成王”的仪式，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就是大搞道德文化建设，晚年提倡并专心致志于建立一套礼乐制度。特别是坚持并监督执行了古代社会最高统治者的嫡长子继承制。因此周朝最高当局没有建立统一的法律体系，只有一部具有准宪法性质的《周礼》供诸侯国遵循，可能还有一套供祭祀和典礼使用的“乐”和礼器的礼乐制度。
齐国最高领导权的争夺的结果，显然违背了周公礼制规定的嫡长子继承制度，也打破了“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规矩。管子登上历史舞台的背景是，齐僖公死后，诸儿是嫡长子继承君位即齐襄公，在合法性上没有问题，但问题出在齐襄公是个著名的贱骨头，此公与已经出嫁给鲁侯当夫人的妹妹文姜继续乱伦，还借机把到访的妹夫鲁侯给害了，名头很臭，让人给“弑君”了也就算了，害得当时给齐国公子当老师的管子和鲍叔牙一个人保护一个幼主流亡国外，然而齐国半路杀出个长孙无忌篡位，很快也给“弑君”了，这也给流亡国外的齐国的两个幼主一个机会。按照周礼，幼主之一公子姜纠继位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因为是“嫡出”，而且“居长”。但是阴差阳错的是，另一个“庶出”“居幼”的幼主公子小白在鲍叔牙的保护下捷足先登，抢下了齐侯的宝座。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已经众所周知知道。问题是，尽管如此，我们看到是管子治理下的齐国并没有否定周礼，也没有废除礼乐制度，而是在肯定周礼的基础上增益了有最高统治者统一颁布的“宪”，或曰“法”、“律、”“令”，并有一套完整的法律令公布程序。为保证法律令的权威性，并规定了对“留令”、“不从令”和“亏令”的官员“罪死不赦”的严厉处罚。
那么由此可知齐国管子制定的这一套法、律、令，统管奖惩生杀维持社会有序运行，无论是对当时诸侯国治国而言，还是对中国乃至世界法制史而言，都具有开山的意义。但是管子在齐国的法学理论和实践长期被后学冠一个“法家”就高高举起而轻轻地放下了，二十世纪民国以降，管学不但不认为属于正统国学的范畴，而且没有任何名分可言。管学这种越是接近现代越是受到不是重视而是轻蔑地否定的历史命运，不仅是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漠视，也与世界近现代现代法制化进程趋势是背道而驰的。
管子的法、律、令讲究的是一个“当”字。管子要求“令行禁止”，法、律和令是分开的，各有其职分。管子认为“夫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 。
法令制度的第一要义是立法者带头从法。管子提出“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 （《管子·任法》） 。管子指出，法是君主治理国家的法宝， “凡君国之重器，莫重于令” 。“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 ， “故法废而私行，则人主孤特而独立，人臣群党而成朋。如此则主弱而臣强，此之谓乱国”。要杜绝 “治国无法，则民朋党而下比，饰巧以成其私。法制有常，则民不散而上合，竭情以纳其忠”，以及“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誉。舍数而任说，故民舍实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离法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劳烦，百姓迷惑，而国家不治”的现象 。
法令制度的第二要义是法令要有绝对的权威。管子说：“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 （《管子·明法》） 。
管子认为，法应当具有统一性、稳定性和权威性。管子指出，要实现法治，必须严明刑罚。“治国有三器……三器者何也？曰：号令也、斧钺也、禄赏也” 。严明的号令，严厉的刑罚，丰富的赏赐是治理国家的三件法宝。
五、 文化
广义的文化，可以从“文”和“化”两个维度加以解读，文是“文本”，譬如社会制度、器物、哲学、科技、精神价值、意识形态、伦理规范和道德情操、语言文字、美与审美、艺术形式、人的情感等都可以是一种“文本”客体，每一个时代都会产生大量的这类文本，但并不是都可以流传后世的。这就涉及到“化”的问题，就是被后世不断模仿、学习、解读、运用、生发，这样“化”的“文本”现象，才叫文化。否则就不能说是文化，而只是文本、潜文化。
管子文化反映的是管子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精神和文化现象，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环节。管子形势道哲学，及其政治、经济哲学和军事哲学既是对伊尹、姜太公等先贤经验和智慧的继承，更是一种再造和弘扬，得到了后学和后世的尊崇、继承和传播，也给社会留下了巨大启迪和创生的空间，所以管子又被称为是诸子百家的源头，这正是从文化发扬广大的意义上说的。因此，无论后世是帝王将相还是文人学者，何凡有论管或涉管鲍桓之言论皆可以认为是管子文化现象。管子时代的文化，除就管子哲学、政治、经济、教育、伦理、社会等管子文化的内涵和外延，笔者的一些文章有所涉猎之外，为节俭篇幅，恕不累赘重复列举，仅遴选三点，聊为佐证。
1（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为公”政治文化。中国古代很早就形成了一套以“天下为公”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这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总理念，是一个时代统领一切的核心文化。一种观念和文化的形成，是非常不容易的，无论是周公也好，其他周天子也好，包括诸侯国，没有谁敢于动摇这个基本的前提条件。管子时代更没有动摇，而是进一步信仰、遵循和发挥了这个价值体系的核心“天下为公”的理念。
“天下为公”实际包含两个重要概念：一个是“天下”。这也是中华民族从周代开始确立的一个观念，姜太公继承发挥了“天下”概念，提出“天下之财，利天下之民”。管子进一步继承了天下思想，提出生死为“天下”、“宗庙”、“社稷”的人生目标，并辅佐齐国首霸春秋“一匡天下”。“天下”观念也为后世帝王如秦始皇所继承，天下的政治观，保证了中华民族的族群和领土统一性，后世中华民族的大融合的基础以及建立统一大帝国的基础根源就在这里；一个是“公”。这也是从有汉语文字创生就产生的一个传达正能量的词。“天下”既然都是“王土”，历朝历代的最高的统治者，不论是什么名称，王也好，公也好，帝也好皇也好，即必须具有天下和为公的情怀，都是“天子”，即天的儿子，或文学一点就是“天之骄子”，因为天地无私，天公地道，这是中国君主文化或曰古代政治文化的核心。“天下为公”这个成语虽然最初出现在儒家经典《礼记》中，但《管子》关于“天下”和“废私立公”的思想无疑对这一理念形成具有里程碑意义。这样我们就可以更深刻和全面地理解《管子》一书中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提倡“无私”的论述，以及为什么“公”字出现的频度会那么高。但同样我们也发道现管子不是简单重复“天下”和“公”概念，而是把“无私”和“公道”、“公德”要求与内化于执政者的心理外化于治国之道，形成一种政治理想、法治精神和道德情操结合一体的文化。
（二）敬德、尚贤、保民的官主文化。与“君主专制”和“民主自治”全然不同，从周文王和姜太公开始，周朝统治者就懂得一个道理：天下非贤能者莫治。这就逐渐形成一种“明君＋能臣”的治理模式，形成“敬德、尚贤、保民”和“农工商”国之“三宝”的政治文化，这也是历史上最早官主政治的雏形。官主政治是三千年前中国古代社会大分工趋势下的产物，是一种新型的政治实践。官主政治的核心，是君王与大臣之间进行的明确而有效的社会分工合作，这种合作最终以朝廷和内阁官制和地方基层政权的形式固定下来。君主有自己的职分，就是“敬德”“尚贤”和“保民”。 “敬德”就是对大自然感恩敬畏，忠实于天下、社稷和宗庙，修平治齐；“尚贤”就是尊重贤能之才，选拔贤能之臣组成治国的精英集团；“保民”就是保护人民、发展经济，让百姓过安稳的日子。
管子继承和发展了官主文化。一是进一步提出了“君无为，而臣有为”、“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的原则，将“敬德”理念具体化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二是进一步将君臣社会分工合作，以宰相内阁制度和“三其国五其鄙”及其军政合一的基层组织建构固定下来，上承继并一劳永逸地完成了古代国家官僚政治组织架构；三是进一步夯实“士农工商”作为“国之石民”的基础地位，将“保民”理念化为“牧民”、“富民”、“顺民”、“教民”和济贫解困的“九惠之教”，把“以人为本”和用道德教化实现民众或军队内部的“和合故能谐”，当作治国兴邦的基本国策；四是继承古代帝王的重视民众发声的传统，设置了“啧室之议”，将“尚贤”工作实体化、日常化，并与教育“百年树人”的工作结为一体，同时建立了“三选荐举士人”的制度，层层选拔贤能人才，使得通往政治顶层的通道始终对一般老百姓开放。这种“尚贤”的理论、实践与国民教育相结合，催生了后来享誉全球影响世界的中华文官科举进士制度。
（三）以“礼”为核心的道德伦理文化。 “礼”强调的是“别”，即所谓“尊尊”；“乐造者周公晚年“制礼作乐”，因此周朝是中华之被称为“礼仪之邦””的作用是“和”，即所谓“亲亲”。有别有和，是巩固周人内部团结的两方面。
礼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尊卑贵贱的区分，即宗法制，进一步讲是继承制的确立。由于没有严密的继承制，周公固然可以称“咸王”，管、蔡也可以因争王位而背叛王室。小邦周不能不考虑大邦殷的经验教训，何况周公对夏殷历史是了如指掌的。殷代从先妣特祭和兄终弟及的人数有限看，是分了嫡庶的，是子以母贵的。殷是传弟和传子的并存，曾导致了“九世之乱”。传弟终究还要传子，这本来是生物的规律。传子和传弟有传长、传幼和传贤的矛盾。传弟更有个传弟之子和传兄之子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往往导致王室纷争，王室纷争又会导致王权衰落，国祚不久。殷代从康丁以后，历经武乙、文丁、帝乙、帝辛（纣），明显地废除了传弟制而确立了传子制。周在周公之前也没确立嫡长制，继太王的不是泰伯和仲雍，而是季历。武王有兄名伯邑考，文王却以武王姬发为太子。自周公以后，历“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除去孝王外直到幽王都是传子的，这不是偶然的，这种制度即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应归功于周公。嫡长子继承制确立以后，只有嫡长子有继承权，这样就经法律上免除了支庶兄弟争夺王位，起到稳定和巩固统治阶级秩序的作用。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制的核心内容。周公把宗法制和政治制度结合起来，创立了一套完备的服务于奴隶制的上层建筑。周天子是天下大宗，而姬姓诸侯对周天子说来是小宗。而这些诸侯在自己封国内是大宗，同姓卿大夫又是小宗，这样组成一个宝塔形结构，它的顶端是周天子。周代大封同姓诸侯，目的之一是要组成这个以血缘纽带结合起来的政权结构，它比殷代的联盟形式前进了一大步。（百度百科·周公[OL]）
到了管子时代，周礼的保守的一面也逐渐显露无遗，任何固化的东西包括好的制度和法律，长久了都会变成双刃剑，就会出现僵化的问题，这不仅是制度或法律本身的问题，还是事物内在运动即社会运动发展和变化的结果，最终也是一种文化问题，管子是怎么解决周礼的合理性与僵化性的矛盾的呢？管子提出了“礼义廉耻”是“国之四维”的理论。这是一种极富于政治智慧的理论创新，国家之魂已不仅仅是靠单独的礼仪可以支撑的了，它需要更多的价值和文化融汇其间才能满足人已经日益丰富起来的心灵，并用以解决产生的日益复杂的人内心问题和社会矛盾。
但是管子已然承认周礼的等级制度，尤其是保持并深化了以孝道为核心的人伦关系的制度，并认为这有利于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利于社会管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君臣有别，上下有别，贵贱有别，但“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男与女，老与幼，父与子，兄于弟之间都要建立一种规范，使得父慈子孝，老有所养，幼有所育，夫贞妻贤，兄爱弟顺。显而易见，管子的榜样，及其对周礼文化的继承和生发，包括对国民教育的重视和实践，对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人生目标的树立和儒家学派的创建，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总之，管子的形势道哲学，天下为公政治理念，轻重经济理论，连同礼义廉耻论、孝论、法治精神、百年树人的教育思想、民生关怀意识以及和谐人本精神，以及睦邻不战而胜的外交和军事理论……一同构成的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对更古老五千年中华文明文化先贤的继承，更是创造性地建构了一个宏大成熟的思想文化体系，不断影响和启迪后世后学，成为博大精神的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兴邦治国的主流文化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管子就是中华优秀文化的一个符号，管子著作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精品，管学就是一门继承、发掘和弘扬管子思想文化遗产的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