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期 从孟子对管仲的评价看王霸之辩
来源：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0/1/13 9:55:15
从孟子对管仲的评价看王霸之辩
唐洁琼
【摘要】：管仲作为春秋时期辅桓称霸的政治家和改革家，在儒家思想史上一直都是饱受争议的人物。与孔子对管仲所作出的客观中肯评价不同，孟子对管仲的评价主要以贬损的基调为主，认为其不足为也。孟子与管仲之二人的思想差异，实际上隐含了王道与霸道之间的理念不同。从人性论基础、实现手段、理念推行与国土面积之关联三个方面来看，王道与霸道思想之间都存在着较大区别。相较而言，试图将仁义与政治结合的王道思想极大地提升了道德的地位，但却由于太过理想性而难以践行，而管仲的霸道思想虽因野蛮、驭民色彩而为儒家所诟病，但却更易实现一匡天下强国富民的社会理想。
【关键词】：孟子；管仲；王道；霸道
管仲作为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推行霸道、最终“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政治家和改革家，一直都是儒家思想史上饱受争议的人物。从事功、道德及王霸之辩等不同的角度出发，儒家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对其均有不同的评价。在《论语》的《八佾》和《宪问》两篇中，孔子对管仲分别作出“不知礼”和“如其仁”的评价，一方面批评管仲不知节俭，逾越礼制而享有“三归”、“反坫”；另一方面却又肯定其辅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的历史功绩，发出了“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的深深赞许。孔子不以个人小节而掩盖否认功绩成就 ，对管仲做出了客观而又中肯的评价。及至孟子，孔子时代礼乐尚在的文化理想和文化生命尚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空前剧烈的社会变革和兼并战争，如何重建一种新的社会政治秩序、以及采取何种手段来实现秩序重建才是孟子所关心的主题。因而作为力主仁义的王道倡导者，自然与推行霸道的管仲之间水火不容，这也是孟子对管仲多作负面评价的重要原因。王道与霸道之间究竟应该作何区别，儒管之间社会理想的践行又存在怎样的局限，从孟子对管仲的评价中我们都可略窥一二。
一、孟子对管仲的评价：不足为也
本着推行仁义王道的社会理想，孟子对以力夺天下的管仲往往是不屑与之为伍甚至轻视的态度，认为其“不足为也”。在《孟子》一书中，体现孟子对管仲直接或间接的负面评价共有三处，按行文顺序分别如下。
其一，间接体现在《梁惠王上》篇中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中：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孟子·梁惠王上》）”齐宣王向孟子打听齐桓公、晋文公治理国家的事情，孟子却以没听说过、后世也没有传颂过为由对此闭口不提进而转向如何践行王道的问题。孔子之徒曾多次就齐桓公和管仲的问题向孔子展开探讨，孔子本人也曾对齐桓公、晋文公做出“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论语·宪问》）”的评价，作为“受业子思之门人”的儒学继承人孟子是必然知晓齐桓晋文之事。且孟子本人也曾说过“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孟子·离娄下》）”故而，孟子不是不了解齐桓晋文之事，只是借此表达自己对齐桓公、晋文公霸主事业的深深鄙视与不屑罢了。及至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齐相管仲，孟子就更是同样的轻视与否定了。
其二，直接体现在《公孙丑上》篇中孟子与其学生公孙丑的对话中：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问乎曾西曰：‘吾子与子路孰贤？’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曾西艴然不悦，曰：‘尔何曾比予于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尔何曾比予于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孟子·公孙丑上》）”公孙丑请问孟子如若在齐国掌权可否有希望重建管仲、晏婴那样的功业，孟子听后十分不悦，于是拿曾西的例子说事，表示连曾西都不屑与管仲作比较，更何况是自己呢。对于管仲的轻视鄙薄，孟子从未有所遮掩，甚至在态度言辞之间的表达上较之前人更为激烈。孔子虽对管仲的私德颇有微言，但终究只是一种批评性评价，并未形成对管仲功绩的彻底性颠覆，而孟子则不然，无论对于管仲的品德抑或功绩全部意图否定。
其三，直接体现在《公孙丑下》篇中孟子与其朋友景丑的对话中：“今天下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孟子·公孙丑下》）”孟子看来，一位真正有所作为的君主要想就重大国事向臣子请教，必定不会将其召唤于朝上，而是要亲自去他家里请教，不这样做便不足以与贤德的臣下有所建树。齐王却刚好反其道而行之，要求孟子上朝觐见而不是主动拜访孟子，这惹得孟子很是恼火，自己虽瞧不上管仲，在此却又搬出齐桓公对管仲的例子与其暗作比较，表示连管仲那样的器小者齐桓公都还不敢随意召唤，更何况是不屑做管仲的人呢。孟子与景丑的此番对话一来表达了对齐王不能尊师重德行仁政的愤懑之情，二来又再次声明了对于管仲的轻视。
尽管孟子对于管仲的鄙薄之情时时处处溢于言表，然而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所创下的功绩事实却不会因孟子的贬低而被忽视和抹杀，“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隔举于鱼盐之市，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孟子在此将管仲与舜、傅说等人相提并论便足以说明管仲的历史地位，同时也暗示了孟子虽不屑于认同管仲的治理风格、但却又不得不承认管仲的功绩事实。“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孟子·公孙丑下》）” ，齐桓公也正是基因于管仲的的得力相助才成就了自己的一番霸业。一言蔽之，在事实层面上，管仲任为齐相四十一年来所创下的卓越功绩是孟子所不得不承认的；但从价值层面上来看，孟子并不认同管仲的霸道理念，对其评价的基调主要还是以贬损为主。
二、王道、霸道之区别
孟子对管仲的贬斥，归根到底还是在于二人在治国方略上关于王道和霸道选择的分歧。管仲为相期间辅佐齐桓公推崇霸道，对内以法治国，对外称霸诸侯，而孟子则力主王道理想，对内倡导仁政爱民，对外反对兼并战争。从人性论基础、实现手段、理念推行与国土大小之间的关系三个方面来看，王道与霸道之间均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一）人性论基础
孟子所极力主张的王道理想中是以性善论作为其人性论基础，而管仲的霸道思想背后暗含的则是人性自利的思想假设，这是王霸之辩最开始的分歧所在。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孟子·公孙丑上》）”孟子看来，人人都有向善的本能与为善的可能，这是人之异于禽兽的独特之处。“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见有孩童落水将其救起，并非是出于其他目的动机，而仅仅是人之为人的一种本能使然。沿不忍人之心出发，孟子进而提出人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此四心即为使仁义礼智成其可能的发端之处，也即所谓的“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且“仁智礼义，非由外烁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人之所以知晓仁义礼智并非是外界强加教化的结果，而在于人性当中本就具有这些品性的萌芽，保持并扩充“四端”便可将其继续发扬。既然人人都有可被教化的可能，那么孟子以仁政行天下的思想便找到了理论基础，无此，以德感化民众的王道思想便会失去逻辑根基。反观管子，人性论则有着完全不同的解释。“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管子·禁藏》）”，管子看来，自利是人皆有之的本性，无论是君主抑或普通老百姓，对自然情欲及其他物质利益均会产生本能的追求，“凡人之情：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有也（《管子·禁藏》）”，而欲的满足与否又会带来情的变化，这是凡人所不能逃脱的本能规律。因而管子在推行其霸道理念的同时提出“政之所行，在顺民心（《管子·牧民》）”，主张“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管子·牧民》）”，注重顺民之欲以使政治得以推行。
（二）实现手段
从王道与霸道的实现手段上来看，前者讲求仁，主张通过仁政仁德来收复天下人心；而后者则推崇力，认为仁与义更多的只具有工具价值意义，兼并战争才是一匡天下最见成效的途径。
孟子生活的时代中处士横议，诸侯放恣，各国推崇霸道理念，崇尚武力与权谋，正是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孟子提出了另一种社会理想，即儒家的王道追求，主张“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反对用武力和刑罚使人民屈服。“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仁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正因为人人都具有获得并感知仁义礼智的能力，因而君主在实行王道对人民施之以仁的同时，人民也会报之以拥护和爱戴。由此，仁与义自上而下的传递与自下而上的回应便构成了王道理想推行的坚实纽带，从而不用任何刑罚手段便可使百姓归若流水、达到“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孟子·离娄下》）”的理想统治效果。反之，对于霸道，孟子则十分鄙夷，大言“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孟子·告子下》）”，认为推行霸道的君主一来不能行仁政，只是以力假仁，不能真正的“以善服人”、“以善养人（《孟子·离娄下》）”；二会带来不义之战，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致使“争地之战，杀人盈野；争城之战，杀人盈盛（《孟子·离娄上》）”，这将是“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离娄上》）”的罪行。与王道思想有所出入，力倡霸道的管子则认为“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管子·治国》）”，兵力的强弱与国家富强与否之间则存在着必然的逻辑关联。“故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管子·兵法》）”、“君之所以卑尊，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管子·参患》）”，在管子的霸道理念中，战争已经被拔到决定君主地位、影响国家命运的高度。然而管子的战争观又绝非是一种简单粗暴的频战思想，在看到战争具有“凡国之重也，必待兵之胜也（《管子·重令》）”决定作用的同时，另一方面也注意到频繁战争将导致“数战则士罢，数胜则君骄（《管子·兵法》）”的负面作用，故而特别强调“至善不战，其次一也（《管子·幼官》）”，这不可不谓是极为高明的战争法则。另外，管子既肯定伦理道德的作用，认为国须有礼义廉耻“四维”来加以支撑；又主张仅用仁义不足以统治人民，必须辅以一定的刑罚手段才可起到威慑作用，“君不能审立其法以为下制，则百姓之立私理而径于利者必重矣（《管子·法禁》）”，这也是管孟之间存在的分歧之一。
（三）理念推行与国土面积之关联
王道理念的推行与国土面积之间并无太大关联，无论是大国抑或小国都可实现王道政治，而霸道思想中则无处不洋溢着“大国”情怀，崇尚“泱泱大国”式的国家模式，地大国富不仅是实现霸业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霸道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从而在现有基础上以求地更大、国更富。
在孟子看来，只要实行王道，即便是小国也可以实现王天下的社会理想。“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公孙丑上》）”，商汤和文王虽在国土面积上不占优势，但由于施行仁政最终还是取得了以小胜大的胜利。“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对于君主来说，国土面积并非是实现王道的决定因素，即使是百里之地的小国也不会影响君主行王道于天下。相反，不义之举才是破坏王道的罪魁，不行一不义、不杀一不辜是仁君明主的行为原则。而在管子的霸道思想中看来，“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管子·重令》）”，地广国强才是推行霸道的前提和基础，且只有大国国君才加容易取得霸主地位。“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孟子·公孙丑上》）”，大国称霸，这也是在霸主林立的战国时期孟子所不得不承认的客观现象。“以大牵小，以强使弱，以众致寡，德利百姓，威震天下（《管子·霸言》）”，只有力量积蓄到一定程度之后方可获得称霸的条件与时机，非此便是以小压大、以卵击石，未出击之前便能预料到失败的结局。
三、王道、霸道实现之可能性
孟子的王道思想产生于当时社会只见利欲不见仁义的现实，企图将社会价值的导向由功利主义转向道德心性之学，是对儒家一贯的以德治国思想的延伸和贯彻。仁与义的价值重申在当时诸侯战争纷乱的战国时期来说也确是一股清流，特别是对“德”地位的抬高无疑极大发展了道德，同时也为孟子以德为条件游说诸侯提供了理论基础。这种理想与抱负本于内心的仁义，又意图将仁义外化为外在的准则规范，最终使得“仁”与“政”贯穿一气、政治与伦理融为一体，从而实现“不劳而王”的理想统治。然而正如羞言霸道、充满理想正义情怀的孟子本人一般，王道思想在具体实践中也同样因太过理想性而缺乏可操作性，唯义所在的思想旨意在当时战乱时期并不十分受用，这最终决定了王道思想“迂远而阔于事情”的命运，故而也只是一种胜人之口而不能胜人之心的学说。
相比王道理念的理想性而言，管仲的霸道思想则具有更为切实的现实性及可行性。孟子终身未仕，而管仲则任为齐相四十一年，是一名真正的政治家，在把治国理念转换为可操作的具体措施之时，治国者需对利弊进行细致权衡，必要时刻甚至需要采取强力措施以求变通，故而不可能像王道理念一样只停留在理想的思想层面，这恐怕便是多为儒家所诟病的霸道的野蛮与器小之处。然而在辅佐齐桓公推行霸道的几十年间，管仲并非像孟子所言中那样完全不行仁政，仅是以力假仁，《管子》开篇便强调“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而所谓的“四维”指的恰恰就是伦理层面的礼义廉耻，比起孟子的仁义礼智“四端”之心，“四维”的提出时间甚至更早。“所不同的是管子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礼义廉耻为手段，而儒家仁义礼智为目的，强国富民只是推行仁义礼智的自然结果” ，故而管仲的“四维”确有工具理性之嫌，且较之王道理念，霸道思想虽更易实现，但同时也存在更多的驭民色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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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守正.管子注译（下册）[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
[5]巴文泽、雷瑜新.《孔子、孟子与荀子对管子评价之比较辨析》[J].理论月刊，2008（12)：55-58
（作者简介：唐洁琼，女，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伦理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伦理，经济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