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期 《管子》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来源：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0/1/13 9:59:20
《管子》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郭济生
管仲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他的思想和对中国社会的贡献，主要记录在《管子》一书，和各种历史文献当中。
管仲的思想,博大精深，空前绝后，是中国春秋、战国各家学派的源头。他还是世界上最早的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其影响力遍及世界。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战略大师富勒将军就指出：《管子》是古往今来最优秀的经济学著作。（《中国比较文学》2014年第2期）他说的只是《管子》的一个方面。美国学者李克则认为：“《管子》以其包含中国早期政治、经济思想而著称”（《论管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网《他山之石》2016年8月1日）。
一、《管子》是超时空的科学发展观
管仲虽然是生活在2600多年前的中国春秋时代，可是，他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和可持续发展的自然观，是古代超区域、超时空的科学发展观。《管子》一书中,以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揭示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水地》篇中，最早提出精气是万物本原的思想。
在《心术》﹑《白心》﹑《内业》等篇章中﹐精气为万物本原的说法，体现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管子》认为﹐精气是构成万物的最小颗粒﹐又是构成无限宇宙的实体﹐说明了世界的物质性。这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封建社会初级阶段，是具有开拓创新意义的思维。
《管子》中指出，万物﹑人都产生于精气﹔精气是一种精细的气。说“凡物之精﹐比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精也者﹐气之精者也”。 “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气，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管子.内业》）。这是把物质摆在第一位。有意识的人﹐也是由精气生成的。《管子》没有否定鬼神﹐但它认为鬼神也是由精气生成的，说精气“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 （《管子.内业》）。把鬼神视为普通一物﹐否认它是超自然的存在﹐反映出唯物主义的泛神论思想。
书中认为“道”是精神的，是思维方面的﹐是“虚而无形”﹐不能被感官直接感知﹐口不能言﹐目不能见﹐耳不能听。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念，启发了后来的哲学家、思想家们。
《管子》认为﹐认识的对象存在于认识的主体之外。它说:“人皆欲知(智)﹐而莫索其所以知(智)﹐其所知(智)﹐彼也﹔其所以知(智)﹐此也” （《管子.心术上》）。又认为﹐在认识过程中﹐主体要舍弃主观臆断﹐以外物为认识根据﹐要反映外物的真实情况。它称这种认识方法为“静因之道”﹐说:“是故有道之君﹐其处也若无知﹐其应物也若偶之﹐静因之道也” （《管子.心术上》）。这在认识论上属于唯物主义。
《管子》的精气论在中国唯物主义宇宙观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对中国唯物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后来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如王充﹑柳宗元等﹐都受过它的影响。
《管子》在诸子百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研究古代政治、经济、法律等各方面思想的珍贵资料。
二、《管子》中对自然的有序利用思想
春秋时期,管仲制订的宏观环境调控政策，指导思想是对自然的利用要有序进行。
《管子》是记载春秋时期伟大政治家、思想家管仲思想、言论、政策的重要文献。它与《论语》《孟子》等大多数子书一样，不一定是亲自动手写成，而是当时文献和后人整理的结果。但与先秦诸多圣贤空洞说教的文章有大不同，是他成功治理国家经验的总结。《管子》既是管仲的治国理论，也是其行政纲领，是其为政几十余年的施政理论和实践的记录。
《管子》特别注意人的社会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它提倡辩证地遵循自然规律，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不要过度干涉自然；在对待自然资源上，希望通过适度索取和“以时禁发”的方式来实现对自然资源的保护，达到永续利用的目的。在揭示植物与海拔、水等生态因子的关系，不同土壤与动植物以及人们健康的关系时，《管子》重点强调，根本目的是“利民”。人不能自绝于自然，而应当合理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管子·权修》：“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
《管子·八观》中强调：“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为国之急也。”人是天生的生产、消费者，其生产也需借助于自然。天时有分，地利有限，人应该充分认识到自然对于人类生存帮助的有限性，如果人不加节制地消费，民未怠，自然之力已不及。所以对于自然资源的索取，要讲求适度原则。《管子》“圣人使物，不为物使” （《管子.心术下》）的对待物质的态度，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现实主义,值得世人应该很好地重视。
先秦时期，社会生产力低下，物质生活较为贫乏，所以自然之力关乎国计民生。遵循自然规律，顺应四时之变，才能最大限度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自然中获取最合理的馈赠。人在向自然索取生活资料之后，应该去主动地保护和调控自然。
《管子·八观》反复强调：“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是何也？曰：大木不可独伐，大木不可独举也，大木不可独运也，大木不可加之薄墙之上。故曰：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国虽充盈，金玉虽多，宫室必有度。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鱼鳖岁多，罔罟必有正。” 生态保护的重要内容就是“以时禁发之” (《管子·幼官》，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和索取要在恰当的时间进行。
《管子·轻重甲》指出：“山林、菹泽、草莱者，薪蒸之所出，牺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藉之，因以给之。”又说：“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
《管子·七主七臣》：“四禁者何也？春无杀伐，无割大陵，倮大衍，伐大木，斩大山，行大火，诛大臣，收谷赋。夏无遏水达名川，塞大谷，动土功，射鸟兽。秋毋赦过、释罪、缓刑。冬无赋爵赏禄，伤伐五藏……”
《管子》中的生态保护思想，是中国先民们在和自然的接触和交往过程中，是对于社会和生产实践认识和经验的总结，既是当时管仲治理下齐地合理发展经济的真实再现，也是自然与人的永恒话题的思考。
三、《管子》人本主义理论
管子以人为本的理念，揭示人类对自然、社会的主观能动性，与自然崇拜、宗教崇拜及封建迷信相对立,是一种朴素的科学发展观.
《管子》尊重人性、尊重人才和社会激励机制，是进步的领导科学思想,是具有超前意识的国家、民族治理的基础理论。
1，《管子》是最早提出了尊重人性思想
管仲是第一个提出“以人为本”的中国古代思想家。《管子.霸言》中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这是人本思想最早的文献记录。，管仲作为辅佐齐桓公，成就春秋霸业的一代名相，他的思想主张都落在了实处，在齐国能够得到很好的贯彻和实施，管仲的经济、政治、军事等改革莫不贯彻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因此，《管子》“以人为本”的思想和主张是务实的。不象后来的孔子周游列国，因为华而不实，处处碰壁。
春秋时代，齐桓公为宏图大业，向管仲征求意见。管仲指出，要想振兴中华，成就霸业，就要从国家的根本之事做起。管子认为，治国之道，在于争取民心，在于以人为本，急人民之所急，予百姓之所需。“齐国百姓，公之本也” （《管子.霸形》）。人就是国家的根本，举凡政策制定，要为百姓排忧解难、为百姓解决实际问题，饥恶是百姓最害怕的事情，死亡是百姓最不愿意面对的情况，因此为了免于百姓忧患，就要轻徭薄赋，宽刑减政。
管子认为一切法令的制定和实施都要符合人性，充分尊重人性，只有这样的法令才能够有效贯彻并保持长久。所谓“令于民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恶死，莫不欲利而恶害。故上令于生、利人，则令行。禁于杀、害人，则禁止” （《管子.形势解》）。国家治理的文明化要求我们在管理中体现“人性”，坚持以人为本，文明执法和人性执法，管子的人本思想，到今天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管子》尊重人才的政策和措施
管子看到人才对于国家成败的决定地位，要想使国家立于不败之地，首先要争取人才的支持，“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管子》还指出，“今有土之君，皆处欲安，动欲威，战欲胜，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诸侯。而不务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国亡。故曰：人，不可不务也。此天下之极也。”（《管子.五辅》）在上的统治者，都想要居处太平，行动威严，战无不胜，守不可破。强大的国家希望称霸天下，弱小的国家也希望称霸诸侯，可是如果不懂得招揽人心的道理，轻则军队受挫，土地削减，重则国家败亡。所以说，人心是不能不争取的，这是稳定国家的最高准则。
齐文化中有尊重人才的良好传统，从姜尚立国之初，即制定了尊贤尚功的用人政策，不分部族、出身、门第，用人唯贤，形成推动人才向上发展的良性激励机制，从而很快带领齐国改变了落后状况。管仲继承了这种传统，在辅佐齐桓公进行改革的过程中，举贤任能，奖赏有功，实行一系列开明的政治经济措施，从而“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管子不仅尊重人才，还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管子.权修》）管仲在这里明确指出了教育对于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重要性。习近平在2015年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讲话中，曾经引用原文提醒大家重视。
管子制定了一系列激励创新人才发展的政策，“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之道，莫如教之以政” （《管子.五辅》）。得到人才的方法，最好是给以利益；给以利益的方法，最好是根据实际政绩来判定。根据个人的才能以及所取得的实际工作成效，作为判断一个人工作能力的标准，据此制定奖惩措施。“故善为政者，田畴垦而国邑实，朝廷闲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止，仓廪实而囹圄空，贤人进而奸民退。”（《管子.五辅》）要想把国家治理好，使得国富民强，就要做到公正无私，使得贤能之人受到重用而奸邪之人遭到鄙视和惩罚。
3，《管子》用人思想的现实意义
管子当政时期，就认识到国家治理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管理者队伍，对官员提出了具体的素质要求。在管子看来，首先，当政者要有容人之量，具有包容品质，“天之裁大，故能兼覆万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载万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众人得比焉” （《管子.形势解》）。天地之大能够包容万物，领导者应当像天地一样拥有大的情怀，才能有凝聚力。
其次， “譕巨者，可与远举” （《管子.形势解》），当政者胸中有蓝图、能够拟定远大计划、有责任感的人，才可以委以重任。“大心而敢，宽气而广，其形安而不移。能守一而弃万苛，见利不诱，见害不惧。宽舒而仁，独乐其身，是谓云气，意行似天。”（《管子.内业》）要有开阔的心胸而宽放进取，意气舒张而包容，做事专一而能排除杂念，见到利益而不受诱惑，遇到祸患而无所畏惧，宽缓平和而心怀仁慈，自得其乐而独善其身，这样，在事业上就能够做到游刃有余。
再次，选用官员应当用其所长，要善于发现和调动人的优点和长处，即“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 （《管子.形势解》）。管子在齐桓公面前品评百官时，说：“升降揖让有礼，进退熟悉礼节，说辞刚柔有度，我不如隰朋，请封他为‘大行’；开发荒地使之成为城邑，开辟土地使之增产粮食，增加人口，我不如宁戚，请封他为‘大司田’；在平原广郊上，能够使得战士不乱、冲锋陷阵，我不如王子城父，请封他为‘大司马’；审判案件、井然有序，我不如宾胥无，请封他为‘大司理’；敢于犯言直谏，不贪图富贵，我不如东郭牙，请封他为‘大谏’”（《管子。小匡》）。
四、《管子》的创新思维
管仲的思想，在2500多年前，是一种具有开创性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思维。他的思想学说，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并且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孔子评价他：“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将他的历史贡献推到空前绝后的地位。
管仲的思想，很多已经远远超出了对一个当时的诸侯国的考虑，而是对整个自然社会，天下万物的思考。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提出了带有前瞻性、指导性积极的意义。
他提出的社会道德标准“礼义廉耻” （《管子.牧民》），是治理国家，提高国民素质的规范，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 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 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 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中华书局,2015年版, 杂传第四十二）”
管仲认为，“欲为天下者，必重用其国；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用其民力。” (《管子.权修》)那么管理就必须重视其民力的发展，根据入的本质特征来具体进行，“使智者尽其智，谋士尽其谋，百工尽其巧” （《管子.山至数》），努力做到人尽其才，以最大限度为社会服务，社会才能发展进步。
《管子·形势解》：“多士者，多长者也。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乱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长所短也”。也就是说要辨证地看待人和事，要善于发现一个人的长处，任其所长，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实现人员组合的优化。同时，要审时度势，因势利导。《管子·形势解》中有这样的论述：“明主不用其智而任圣人之智，不用其力而用众人之力。故以圣人之智思虑者，无不知也。以众人之力起事者，无不成也。”其实质是把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纳入法家的思想体系，而使之更切实际。其思想的核心就是管理者要充分发挥人才的才智，充分发挥下属的力量，在依法治理的基础上实行寓有为于无为之中的有效管理，这是一种积极的顺势而治。
他还强调调整利益分配 ——“分并财利”。 管仲认为，“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管子。国蓄》）。《管子》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措施：“夺”，主要是用价格政策，调整富人的获利高低，使商人的利润处于合理的水平，无法获得暴利。“予”，主要有，一是是给农民以及贫穷者以小额的生产或生活资料贷放和帮助，使他们尽快的改变生活状况。二是对于贫穷和富有者的征税不同，利用财政方式以调剂富有和贫穷者之间的差距，并采取减轻租税负担。三是强行命令富豪之家以现金或实物贷给农民，利率相对较低，并且不收税，甚至劝放贷者不索还本钱，使农民能够减轻负担，改善经济状况。
管子认为，贫富差距的悬殊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由于职业不同而导致的收入不同，进而造成财富上的差异。避免的方法就是 “交能易作”，即改变从业方式。“使农、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 （《管子.治国》）。管子让各项职业的人们互换行业，通过互换就能够“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则田垦，奸巧不生。”（《管子.治国》）每个人都能够从事不同的职业，从职业中获取收入，贫富差距也会缩小，人人都辛勤工作，奸诈之人也就不会产生了。
结论。管仲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是世界上最早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今天看到的先秦诸子的作品，绝大多数不是本人亲手所写，包括《论语》《尚书》等，这并不影响它们对社会文明的贡献。我们今天的学者们，很多人纠缠在《管子》是否管仲本人亲自撰写，撰写的具体时间等等，而不去深入探讨《管子》内容，是否符合管仲的思想理论和治国安民政策的历史事实，不去继承弘扬这些宝贵财富的核心价值，这是值得注意的偏向。
管仲学说及其《管子》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思想理论的创始和基础，是社会实践的科学总结与传承，其意义非同寻常。从另外一个方面说，管仲学说及其《管子》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宝藏，我们作为中国的学者，责无旁贷担当起深入研究并加以推广应用的责任。
参考书:
1、 赵守正《管子通解》，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作者简介：郭济生，山东省周村商埠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