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期 浅谈《管子》中的友善精神
来源：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0/1/13 9:59:52
郭 丽
【摘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的第四个价值准则是友善，它要求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尊重、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和睦友好，努力构建新型的价值理念和人际关系。友善是中华民族千百年形成和传承的基本传统美德。齐文化除了众所周知的变革、开放、包容等精神之外，亦具有浓郁的友善精神。这在齐文化重要典籍——《管子》中就有多样化的体现。本文试图从治国理政、人际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等方面对《管子》中蕴含的友善精神进行挖掘，以为友善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和谐社会构建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一定借鉴。
【关键词】：核心价值观 ；友善精神；齐文化；《管子》
友善是“友”和“善”二词的组合词。《说文解字》训“友”：“友，同志为友，从二又相交。”故“友”者泛指志向相同、志趣相投、扶持帮助之人。《说文解字》中对善的解释为“善，吉”。可见“善”的本义是“吉祥，美好”，后引申为和善、亲善、友好。“友”和“善”相互关联，友善即与人为友、善意待人、交好、亲近、和睦之意，是指人与人之间友好和善的关系，它描述的是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和睦友好的美好状态。友善是中华民族千百年形成的优秀传统美德，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民个人层面的基本道德规范，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源头的齐文化，蕴含着鲜明的友善精神。这在齐文化重要典籍——《管子》中就有多样化的体现。本文试图多角度挖掘该书中蕴含的友善精神，以为友善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和谐社会构建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一定借鉴。
一、《管子》中治国理政方面的友善精神
“友善”，从国家层面来看，就要求执政者当怀有仁爱之心，关爱民生，心系百姓，如此才能构建民主的空间与和谐的国度。在齐国历史上，齐国历代统治者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都较好地贯彻了友善精神，主要体现在，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实践中，无论是在处理国内事务方面，还是在处理与诸侯国关系方面，都很好地遵循了仁政、德政、仁爱的传统，使得友善精神成为齐国一以贯之的文化传统。《管子》中有关齐桓公治国理政方面的很多论述都体现了可贵的友善精神。
（一）《管子》中治国理政方面的友善思想
《管子》在治国理政方面的友善精神，首先体现在其丰富的友善思想方面。
早在齐国建国之初，齐国的开国国君姜太公就认识到了人心向背之于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并主张实行仁政。《六韬·文韬》中说：“有德之君，以乐乐人；无德之君，以乐乐身。乐人者，久而长；乐身者，不久而亡。”“治民使平，致平以清，则民得其所而天下宁。”无不体现出太公的人本情怀和仁者爱人的管理思想。到了桓公时代，名相管仲更是将这一优良传统发扬光大，主要表现在：
首先，《管子》不仅认识到了人的重要性，认为办一切事业都必先得人，更对如何得人有深刻认识。一是《管子》认识到了人之重要性。《管子》认为，治军作战，要“收天下之豪杰，有天下之骏雄”（《管子·七法》）；治国要顺民心、利民生，要“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 （《管子·霸言》）；成霸业要“始于人”，“与其厚于兵，不如厚于人”（ 《管子·大匡》）；而要“显于天下”，更需“务得人”。总之，“人，不可不务也，此天下之极也。”（《 《管子·五辅》）总之“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 “齐国百姓，公之本也。” 二是《管子》对于如何得人进行了论述。“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人之道，莫如教之。”“悦众在爱施。”“爱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
其次，《管子》主张通过积极有效地运用德、礼、义的教化来维持基本社会秩序。《管子·五辅》中提出了通过德、礼、义、法、权五项引导，辅助民众兴利的管理办法，认为德有六兴，义有七体，礼有八经。所谓德之“六兴”，是“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其中匡其急就是通过“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来实现，“振其穷”则是通过“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来实现，其实质就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爱、抚恤。“义有七体”中的“孝悌慈惠，以养亲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礼节”，折射出浓郁的仁爱和友善精神。“礼有八经”是指：“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其中“上下有义”指的是君臣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君臣应各司其职。百姓只有懂得了礼后才能恭敬，恭敬然后才能谦让，谦让然后才能少长贵贱不相超越，混乱不会发生，祸乱不会产生。“夫然，则不下倍上，臣不杀君，贱不逾贵，少不凌长，远不间亲，新不间旧，小不加大，淫不破义。”管仲认为，这八项是礼的常规。可见，管仲早已认识到了礼对于君臣和睦、社会和谐的重要作用。另外，在《管子·牧民》中，管子进一步指出礼义廉耻是国之四维，并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可以看出管仲对于道德对人之行为的规范，以及对于维护国家安定重要作用的重视，折射出其对百姓人格完善和修养提升的重视。
再次，尊重人才，待有贤才之人。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把培养人才、选拔人才和使用人才上升到战略的高度。在选人方面，主张在实践中考验人才。“明主之择贤人也，言勇者试之以军，言智者试之以官。试于军而有功者则举之，试于官而事治者则用之。故以军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职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见也，如黑白之分。”在用人方面，主张“明分职而课功劳”，即按照人才在现职岗位上的表现来进行考核；“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乱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长所短也。”认为要知人善任、任其所适，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才的才智和力量。即所谓“不知贤，害霸；知贤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复以小人参之，害霸。”（《 管子·立政》）
最后，在处理与诸侯国之间关系方面，齐国“诛暴禁非，存亡继絶。”（《管子·小问》）推行了“钧之以爱，致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是故天下小国诸侯，既服桓公，莫之敢倍而归之”的诸侯交往策略，（《管子·小匡》）以一片赤诚之心打动诸侯。
（二）《管子》中治国理政方面的友善实践
《管子》中的友善精神还在治国理政实践之中得到体现。
首先，管仲不仅认识到了民之于国家安定的重要作用，还将民本思想进一步贯彻到了其执政实践之中，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利民、富民、爱民、安民的政策主张。一是实施了“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疾，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九惠之教”就是一个细致完整的社会福利政策方案，使得人本精神务实。二是大力推行敬老养老制度，专设敬老养老的机构，委托管理专门负责。据《管子·入国》记载，当时齐国在官府编制中专设“掌病”一职，负责给老人“问病”。掌病要定期看望老人，定期进行检查：有公职者，70岁以上3天一问；80岁以上2天一问；90岁以上每天问一次；对民间老人，每5天问一次。70岁以上者，一子免除征役，每年国家赠送三个月的肉食；80岁以上者二子免除征役，每年国家供应肉食。死者国家置办棺椁。鼓励老人的子女，精作饮食，询问老人要求、嗜好，以尽赡养之责。三是将尊老爱幼之制法制化。 “诸侯世子不孝父母，不有爱兄弟，不敬老尊贤，三者无一，可以诛伐。”（《管子·大匡》）在诸侯会盟时，将敬老爱幼、孝悌之道列为诸侯及其世子必须遵守的法令条款。四是将尊老爱幼之制纳入举贤授能之中。在选贤“三选法”中，将“孝慈于父母，长悌闻于乡里”列为选贤举能的重要标准，而把“不孝慈于父母，不长悌闻于乡里”作为惩恶的依据。《管子》中记载的齐国有关尊老养老、慈幼、恤孤、赈困等方面的做法。
其次，尊重人才，待有贤才之人。齐桓公访小臣稷，“五往而后得见。”（ 《吕氏春秋·下贤》）“庭燎求贤。”（ 《韩诗外传》）都反映了桓公心胸宽广以求天下贤才的实际行动。而“臣闻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材也；大海之润，非一流之归也。君必欲成其大志，则用五杰。”(《管子·小匡》)则反映了管仲独具慧眼、不拘一格、知人善任、用其所长的用人理念。而“为游士八十人，奉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于四方，以号召天下之贤士。”为桓公完成霸业奠定了雄厚的人才基础。
再次，在处理与诸侯国的关系方面，齐国更是存亡继绝，拯救友邦，彰显了以平等、尊重、仁爱为特征的友善精神。《管子·轻重甲》中有“今寡人欲北举事孤竹、离枝”的记载；《管子·大匡》中也有“桓公乃北伐令支，下凫之山，斩孤竹，遇（遏）山戎”的记载，均是对以下历史事实的描述：公元前664年，山戎出兵伐燕国，燕向齐国求援，齐桓公在管仲、隰朋的陪同下，救燕出兵伐山戎，远征孤竹国，最后赶走了山戎，并使燕国获得了五百里土地。桓公北伐，彰显了其在处理与别国关系方面的仁爱精神。燕庄公对桓公的鼎力相救已感激涕零，以致他忘了礼制的约定，像送天子一样，把桓公送出了燕国地盘，不觉进入齐境。“桓公曰：‘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于燕。’于是分沟割燕君所至与燕，命燕君复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如成康之时。诸侯闻之，皆从齐。”（《史记·齐太公世家》）桓公的这一不争一地之失的仁义之举广得人心，令天下诸侯皆感念恩德，听命于齐。“齐桓公割地”体现了一代霸主齐桓公对一个弱小国家所持有的尊重，彰显了其在处理与诸侯国关系方面以平等、尊重为特点的友善精神。之后桓公又“救邢存卫”，“迁邢于夷仪，二年，封卫于楚丘，邢迁如归，卫国忘亡。”（《左传·闵公二年》）率诸侯为卫文公筑楚丘城（在今滑县境）；还帮助鲁国、宋国等国平定内乱，这些仁义之举更是逐渐提升了桓公在诸侯国的地位和威信。可以说，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过程，本身就是尊重周王室、团结和帮助诸侯的过程，更是将齐文化友善精神发扬光大的过程。
二、《管子》中处理人际关系方面的友善精神
（一）《管子》中处理人际关系方面的友善思想
《管子》非常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其中有很多关于友善处理人际关系的论述。具体可以分为对陌生人的友爱、对朋友的友善以及对老师的尊重等方面。
首先，《管子》认为为人要善良，对人要友爱，为人要心平气和，谦恭包容。一是管仲主张用和蔼可亲的态度对待他人。“善气迎人，亲如兄弟；恶气迎人，害于戈兵”。“善人者，人亦善之”。可见管仲已经认识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双向互动性，即人与人之间应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尊敬、互相帮助。二是他认识到了谦虚平和的重要性。“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意即事情总是产生于思虑，成功于努力，失败于骄傲。《管子·内业》中提出：“止怒莫如诗，去忧莫若乐，节乐莫若礼，守礼莫若敬，守敬莫若静”，认为只有内静而外敬，才能性将大定。“大心而敞，宽气而广，其形安而不够，能守一而弃万苛”。《管子·形势解》中说：“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士不厌学，故能成其圣”。都足以说明《管子》对一个人的友善、谦恭、宽舒、包容、平和品质的看重。
其次，《管子》中也有对于择友、择邻的重要性和原则的论述。如“与人交，多诈伪无情实，偷取一切，谓之乌集之交。乌集之交初虽相欢，后必相咄。故曰：‘乌集之交，虽善不亲’”。意即做一个真诚的人，会让人时时感到身心愉悦；与人交往必须真诚。以上一方面折射出管仲择友、择邻方面的丰富智慧，另一方面也立体化地彰显出其人际关系方面的友善精神。
再次，《管子》中还蕴含着浓郁的尊师重教精神。如稷下学宫的学生守则《管子·弟子职》记述了学宫弟子起居、受业、应客、坐立、进退、用餐等一系列礼节规则，其中从尊敬师长到敬德修业，皆有严格而详细的规定。“先生施教，弟子是则。”“出入恭敬，如见宾客。危坐乡师，颜色毋怍”。“先生有命，弟子乃食。”等等，无不体现出弟子对教师的尊敬。而这也是《管子》友善精神的绝好体现。
（二）《管子》中处理人际关系方面的友善实践
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特别是交友择邻、敬老孝亲等方面，《管子》中不仅蕴含着处理人际关系方面的丰富友善思想，更了大量生动鲜活的实践，这些友善事迹，内涵极为丰富，且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一是对待朋友胸襟开阔、恪守道义、宽容待人。齐国历史上发生了许多感人至深的友情故事。其中最感人、影响最久远的当属“管鲍之交”。它揭示了深厚的友谊建立在相互了解、相互信任、相互扶持和相互谅解的基础之上，友谊之花需要细心呵护，用心浇灌。二是对待下属仁爱、包容、谦和、沉稳，平易近人。齐桓公弃一箭之仇，尽弃前嫌，化干戈为玉帛，拜管仲为相，由此使得“召忽之死也，贤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贤其死也。”（《管子·大匡》）彰显了桓公可贵的宽广胸襟。三是乐善好施，尊老敬老。典故“愚公之谷”和“麦丘三祝”等说的是齐桓公尊重、善待、礼待来人的故事。
三、《管子》中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友善精神
（一）《管子》中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友善思想
友善意味着不仅要善待他人，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还应善待人类所处的自然环境，即人要与自然和谐相处。在这方面，《管子》中也提出了尊重自然、善待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丰富思想。第一，主张顺应四时，敬畏自然。《管子·五行》中说：“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管子·白心》中说：“万物均，百姓平矣”。《管子·四时》中说：“然则柔风甘雨乃至，百姓乃寿，百虫乃蕃，此谓星德”。“令有时……不知四时，乃失国之基”。认为山泽林薮是“天财之所出”。《管子·立政》中说：“山泽各以其时而至，则民不苟”。《管子·牧民》中说：“顺民之经，在明鬼神，祗山川，敬宗庙，恭祖旧。”都集中体现其依天地四时来执政、遵循自然规律、“人与天调”的思想，反映了其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和尊重，第二，提出了“有度、有禁、有治”的与自然生态和谐共处的方法。一是有度，即主张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要适度。如在《管子·权修》中，管仲明确指出：“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因而需要“有度”，称“故取民于有度，用之有止，国小虽安”。《管子·五辅》中还提出了“三度”：“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顺”，上度、下度就含有对自然界有度的伦理观，并强调“审时以举事……不可不度也”，要“贫富有度”，“取于民有度”，“宫室必有度”,都可看出管仲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适度原则。二是有禁，即主张对自然资源的保护，禁止滥捕、乱伐。如《管子·国准》中指出滥捕、乱伐的严重危害,“烧山林，破增薮，焚沛泽，不益民利。”《管子·势》要求“不犯天时、不乱民功”,《管子·立政》中说：“天财之所出，以时禁发焉”；《 管子·八观》中说：“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等等，均可田出管仲对自然资源有禁的方法。三是有治，即对自然灾害的治理，修复自然界的生态功能。如在《管子·水地》篇中，管仲概括了古来富国的经验：“圣人治于世也，其枢在水”,并对如何防治水灾作了详细论述。在《管子·四时》篇中，他指出春天要“修沟渎”,夏天要“除漏田”，秋天要“补缺塞坼”，冬天要“作土功之事”，即兴修水利。《管子·五辅》还提出通过治理可变害为利:“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此谓遗之以利”等等。第三，管仲还认为君主应带头顺应天时。“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意即做国君的不能守住自己的山林沼泽，就没有资格做天下诸国的盟主。强调了君主行为的表率作用及其对治国安民的导向作用。
《管子》中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友善实践，主要是通过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为环境与生态保护提供保障。一是设置专门机构管理环境和生态保护事宜。如《管子·立政》中就以官名和机构合一的方式，记录了当时国家机关设置的情况。如“虞师”是古代管理山泽的官，司孔是管理水利和营建的官，司田是管理农业的官，其管辖范围都直接与环境和生态保护有关。二是加强了资源与生态保护的立法。《管子·立政》强调修宪礼法保护自然生态：“修火宪，敬山泽林薮积草。”管仲在任时，根据秋夏秋冬四个季节的不同环保要求，提出了环保“四禁”概念。据《管子·七臣七主》记载，其中之“春禁”是：“无杀伐，无割大陵，倮大衍，伐大木，斩大山，行大火，诛大臣，收谷赋。”“天子之冬禁”为“天子服黑絻黑而静处，朝诸侯卿大夫列士，循于百姓，发号出令曰：“毋行大火，毋斩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隆。”指出森林草木是万物孕育生长的重要生态环境，不得任意破坏。对于那些破坏环境者，管仲还制定严刑峻法进行惩罚。“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还颁布了保护动物的法律。“五政曰：令禁置设禽兽，毋杀飞鸟”。
由以上可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友善与博大精深的齐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齐文化中，特别是《管子》中闪烁着极其丰富而生动的友善精神。它们内涵丰富，表现形式立体多样。今天我们应自觉地将《管子》中的“友善”精髓与当今社会现实有机结合，通过转化和提升，深入阐发和挖掘其时代价值，古为今用，并积极培育和践行友善精神，以为社会主义新型人际关系的形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重要精神支撑。
参考文献：
[1]姜涛.管子新注[ M].济南:齐鲁书社,2006.
[2]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
[3]左传.北京:中华书局,2007.
（作者简介：郭 丽，女，安徽省管子研究会特邀研究员，山东省淄博职业学院稷下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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