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期 再论《管子》的社会教化思想

来源：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2/8/10 17:14:30

再论《管子》的社会教化思想

段梅梅

摘要：《管子》重视教育，不仅体现在弟子教育和“四民分业”方面，尤其重视道德和法治教育相结合的社会教化。《管子》论教化,面向社会,面向百姓，不是片面、孤立地强调教化,而是强调它与其他治国因素的联系和统一。这种不执一端、全面看待教化的观点,正是《管子》社会教化观的特色所在。今天深入探讨之,对于我们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管子》；管仲；道德教育；社会教化

《管子》是中国古代的一部综合巨帙，也是中国文化宝库中的朵奇葩素有“论高文奇”之赞。至于《管子》的成书年代,笔者认为它成于战国至秦汉时代。汉朝刘向校订之后，又经过后人的多次改编加工整理，致使《管子》成了一部驳杂难辨的典籍。《管子》作为中国古代的一部综合巨帙，历代学者都很重视对它进行考定、校正及诠释等工作,唐、明、清三代尤甚。近现代学者在《管子》的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更大，著述颇丰，为我们研究《管子》及其教育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作为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管子》书中蕴含着丰富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哲学、社会及自然科学方面的思想内容。作为教育著作而论其内容丰富多彩而且独具特色。

一、《管子》对教育的地位和作用的阐述

（一）《管子》认为国家的治乱兴废在很大程度土是教育教化进行的好与坏的结果。《牧民》篇说：“四单(注:礼、义、廉、耻)不张,阔乃灭亡。”强调了“礼”、“义”、“麇”、“耻”的教育问题对国家政治统治的重要性,并极力劝导统治者予以高度重视，惟其如此才能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同时,它也承认政治对教育有着制约作周。

(二)教育是实现富国强兵的重要途径。《牧民》篇认为经济是礼义教化的物质基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劓知荣辱。”经济发展了，人民的文明程度才会提高；同时认为教育对经济发展也有巨大的促进作用。据此提出了四民业的杜会职业教育思想。

（三）教育对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有着重大作用。《版法》篇认为：“必先顺挺,万民乡风。只有先对百姓施以礼义廉耻等道德规范教育，他们才会趋向好的风化。通过教育和训诲，社会上的“邪行”和“淫事”就会大大减少,社会风气也会好转。为此，《管子》主张由“乡师”主管教育由“民啬夫”向人民具体实施教育内容这反映了在私学产生以前的学在官府，敢教合一；教师由国家的一些官员担任的时代特征，同时也说明通过基层组织和地方官吏对人民群众实施教育的传统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由来久远的。

（四）教育对人的个性发展也有着不可低估的积极影响《管子》很重视教育对人的感他作用。它说教育好像“秋云”“夏之静云”“皓月”“流水”一般激励并感化着人的内心世界,促人向善,去做个品质高尚的人。

（五）《管子》对教育的“树人”、育人方面的作用也有一个十分明确的认识。《权修》篇说：“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也。人们常说的“十年树木百年人”，即源于此。这不仅强调了树人的长期性及其重要意义，而且还充分肯定了“树人”将会带来巨大的社会效果。这种教育作用的深刻认识鑒今仍放射着璀璨的光芒。    

总之,《管子》强调并充分肯定了教育对治国安民富国强兵移风易俗及“树人”、育人等方面的重大作用,这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

二、《管子》的道德教育思想

首先,《管子书中关于道德教育的内容比较丰富,主要包括礼、义、廉、耻、孝、悌、慈、惠、仁、信等道德规范。而礼、义、廉、耻又是其中心的道德教育内容。《牧民》篇中对这四种道德规范作了简要的说明：“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其中,《管子》是礼义作为其道德教育的最基本内容。它在《五辅》篇中对礼与义道德规范的基本内涵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尤其是对礼的论述相当完备，同孔孟对“仁”的论述一样，在我国封建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形成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管子》这种以礼义为中心的伦理道德教育思想与孔孟以仁义为中心的伦理道德教育思想是不同的。在孔孟那里,是由“仁”及“礼”，即从个人的道德修养上升到对社会道德规范的自觉遵循；《管子》列主张用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约束个人道德行为规范。但二者对于维护社会等级制的“礼”的目的却是一致的，诚可谓相辅相成。

其次《管子》在具体分析道德教育活动中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之基础上，总结出了这样几条道德教育原则。

1.反倦怠：《管子》认为人们在接受道德教育时应有积极主动的精神不能懒惰,正如《形势解》篇所说：“解惰简慢,以之事主则术忠，以之事父母则不孝，以之起事则不成。”怠倦者是根本培养不出道德意识的。

2.忌伐矜：《管子》反对骄做自满,居功自伐,积极提倡谦虚处世。并认为独擅其美，自持其盛，自奋其能,而以骄傲放荡的姿态去欺凌他人，失败就会从这里开始。《由合》篇还以“盛必失而雄必败”来提醒那些居功自大的人注意，不然则大事难成。

3.慎言：《宙合》篇把慎言列为道德修养的重要原则。它主张说话要分场合，有原则，做到“言察美恶，别良苦。”如果言不周密，有时不仅会给自己招来祸患甚至还会给他人或社会带来危害，故“言不可不慎”。

4.从小处做起：《权修》篇认为一个人要想修养好道德情操最重耍的是时时刻刻从小处严格要求自己这样经过日积月累的培养最后才能修成大德。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要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抗冶者就必须教导人民注意“谨小礼，行小义修小廉饰小耻恭微邪。”如果道德教育不从小处做起，不去防徽杜渐；那么“微邪”就会变成“大邪”“大邪”最终也会危害到国家。在禁邪的问题上它主张采取积极的态度，不能等问题发生了才去解决；而应防患于未然。这种主张是十分深刻的。

三、《管子》的社会教化观

（一）教化的社会作用

第一,兴国强兵。《管子》认为，道德教化对政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牧民》篇说：“国有四维，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守国之度，在饰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权修》说：“民之谨小礼、行小义、修小廉、饰小耻、禁微邪,治之本也”。由此我们看到,道德教化对国家的影响。《管子》之所以强调用“四维”进行教化，是因为“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牧民》)。也就是说只要用此“四维”教化,人们的言行就会符合统治阶级的道德规范，社会秩序就会得以安定。所以说：“守国之度”“治国之本”在于用“四维”进行教化。

《管子》不仅强调教化对治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十分注重教化对治军、征战并取胜于天下的作用。《七法》言：“故兵未出境,而无敌者八”，而教化是其中重要的条。他们说：“士盖天下，而教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君臣》下又讲：“是故明君审居处之教，而民可使居治战胜、守固者也。”即是说，明君总是重视对于人民平时的教化，使人民平时得治、出战，则能取胜、防守，则牢不可破。《君臣》上言：“民啬夫任教，教在百姓。体之以君臣，其诚也以守战。”守、战、争胜天下，实在是《管子》作者主张教化实现的重要目标之一。战国时代群雄并起，各诸侯国都在力图取胜天下。齐国是大国，对于争胜天下更是雄心勃勃，为了适应这种形势，主张把教化施之于治军、征战是势所必然的。

第二,移风易俗。《管子》认为,教化可以改变社会的不正风气,即所谓去“邪行”除“淫事”，以“美风俗”。“凡牧民者，使土无邪行，女无淫事士无邪行，教也；女无淫事，训也。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权修》这里着重强调的是：要改变社会的恶浊风气，必须对人们实行教化训导，只有这样，良好的社会风俗才能形成，社会秩序才会安定。正因为教化在移风易俗方面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所以他们反复强调说：“必先顺教，万民乡风”(《版法》。“变俗易教，不知化不可”(《七法》。并十分重视清除淫秽文化对化民成俗的作用。

《八观》言：“使民毋由接于淫非之地，是以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七法》言：“去奇说,禁雕俗”“毋听淫辞，毋作淫巧”(《五螨》)。这些都是杜绝人们接受“精神污染”，保证人民“道正行善”，遵行良好社会风尚的重要措施。

教化变俗的成功会产生一种极大的精神力量，百姓会自觉地为君主、为国家奉献自己的一切。即所谓“未之令而为，未之使而往，上不加勉，而民自尽竭，俗之所期也”(《立政》)。

第三,育人“树人”。在《管子》作者看来，育人“树人”对于治国，甚至“玉天下”所起的作用是难以估价的。正如“我苟种之，如神用之,举事如神,唯王之门”(《权修》)。正因为如此,他们十分重视培养人才,把它看得比物质的生产还重要。“一年之计,莫如树谷……终身之计,莫如树人。”(《权修》)他们把“树人”看得如此重要,那么,究竞要树什么样的人呢?他们树的是:“居处为义、好学、聪明、质仁、慈孝于父母、长悌闻于乡里者”以及“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于众者”(《小匡》),这样的人,德、智、体皆优,既能遵守社会的公德、奋发向上,又有健全的体魄,文武兼备,能劳动,能征战。这种人,正是齐国在改革年代急需的一代新人。

这种人才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接受多渠道、多层次的社会教化逐渐成长起来的。首先要“见善从之,闻义则服。温柔孝悌,毋骄恃力。志毋虚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其次靠家庭教育。即所谓“父言义”,“子言孝”。“长者言爱,幼者言悌”(《小匡》)。还要靠官吏的教化和良好社会风尚的影响,《小匡》言:“乡建贤士,使教于国,则民有礼矣”。这种通过综合教育而培养的人才是经得起考验的。

（二）教化与法治并举

在对待德教法治的问题上,先秦诸子看法极为不一。从总的倾向来说,孔子主张以德治国,以仁义治天下;孟子则主张:“施仁政于民”、“行仁政而王”,他们重视道德教化,而不言法治。与儒家根本对立的秦晋法家,则极力反对以德治国的主张,商鞅提出:“任其力不任其德”,“不贵义而贵法”(《商君书·错法》,)韩非也反对以仁义治国,而主张“不务德而务法”(《韩非子·显学》),从而极力否定道德教化的作用。

《管子》有别于儒与秦晋法家,主张德教与法治并重,二者交互使用,互相补充,这是先秦时代最全面的政治思想。《管子》谈法,法是仪表、规矩,用以规范人民的工具。“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明主之治也,当于法者赏之,违于法者诛之”(《明法解》)。“规矩者,方圆之正也,虽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规矩之正方圆也”《法法》)。所以坚决主张“以法治国”(《明法解》),推行法治,使“群臣皆出于方正之治而不敢为奸”,使百姓“有法则从之,无法则止”(《明法解》)。但仅有法治，也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刑法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牧民》)。甚至还会出现“令不行”“心不服”“上位危”的局面,必须以道德教化辅助实施。《权修》言：“厚爱利足以亲之,明智礼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审度量以闲之,乡置师以说道之。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故百姓皆说为善。”这段文字集中的表现了其德教与法教并举的观点。

此外,法治与德教的互补作用也有所体现。《正世》言:“法立令行之谓胜……胜,故君道立;君道立,然后下从；下从,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心服体从,则不可以礼义之文教也。”《八观》“教训习俗者众,则民化变而不自知也。是故明君在上位，故罪罚寡而民以治矣。”

从法治与德教所实现的目标看，二者是殊途同归,相辅相成。《立政》言：“期而致,使而往,百姓舍己以上为心者，教之所期也。始于不足见,终于不可及,一人服之,万人从之,训之所期也。令则行,禁则止,宪之所及,俗之所被,如百体之从心,政之所期也。”这就是说实施教化、推行法治,颁布政令都在于使人民同君主在意志和行动上保持一致。所不同的是教化以温和的方式，若春风化雨,“动人心之悲”“动人意以怨”“使人思之,人所生往”(《侈靡》);而法治,政令则是凭权威,靠强力而推行，“若夫威形之征者也”(《侈靡》)。

（三）重生产,又重教化

《管子》认为,物质生活是实施教化的基础,“富民”是教民的先决条件。“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牧民》)。“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治国》),这一思想是建立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之上的。要使“仓廪实”、“衣食足”就得发展生产。“积于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藏于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牧民》)同时也要提倡节俭,反对奢侈,即所谓“强本事,去无用,然后民可使富”(《五辅》。由此可见，发展生产是实施教化的根本保证。所以《管子》主张要对百姓进行生产致富的教育了，采取措施鼓励耕织。在《揆度》中主张对努力耕作、收获多,家室美观者,要赏给“脯二束酒一石”。在《山权数》中主张“民之能明于农事者”,“民之能蕃育六奋者”,“民之能树艺者”,“民之

通于蚕桑,使蚕不疾病者”,“皆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对于“力足荡游不作,老者谯(谴责)之,当壮者遺之边戍”(《揆度》)。

物质生活条件虽然决定道德教化,但是单纯的物质生活的改善却不能代替教化。《管子》已经看到由于富裕人们所滋长的骄侈情绪会酿成内乱和外患。故曰:“人心之变,有余则骄,骄则缓息。夫骄者,骄诸侯;骄诸侯者,诸侯失于外;缓息者,民乱于内。”所以,《管子》作者十分重枧礼义之教,《五辅》讲:“民知德矣,而未知义,然后明行以导之义。……夫民必知义然后中正,中正然后和调,和调乃能处安,处安然后动威,动威乃可以战胜而守固”。“民知义矣,而未知礼,然后饰八经以导之礼”;使“上、下有义(仪),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这样便“乱不生而患不作”。

同时,《管子》又肯定教化对宫民、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保证作用。《侈靡》篇说:“为国者反民性,然后可以与民戚。民欲佚而教以劳,民欲生而教以死。劳教定而国富,死教定而威行”。《形势解》言：“教民以时,劝之以耕织,以厚民养”。《幼官》篇又说：“通之以道,亲之以仁,养之以义,振之以德,结之以信,接之以礼,和之以乐。”那么就会出现“地辟谷成”,“农佚粟十”、“务轻金九(充)”等经济振兴财力充裕的大好局面。正因为《管子》作者从两个方面看到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所以,他们既主张致力于发展生产,又主张加强道德的教化。

（四）治官化民,其要在上

《管子》认为：上之人以身作则,是实施教化的前提。从这一原则出发,他们特别强调:“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君臣》上),“君之在国都也,若心之在身体也。道德定于上,则百姓化于下矣。”(《君臣》下)君主“德正”与否直接影响着群臣的官德、官风。君主“居身论道行理,则群臣服教,百吏严断,莫敢开私焉”(《七法》,“为人上者释法而行私,则为人臣者援私以为公”(《君臣》上),“上好诈谋间欺,臣下赋敛竞得”(《立政》),“上好本,则端正之士在前；上好利,则毁誉之士在侧”(《七臣七主》)。同样，君主的喜求爱好,对百姓也有巨大的感染作用。“主好本,则民好垦草莱;主好货,则人贾于市;主好宫室,则工匠巧;主好文采,则女工靡”(《七臣七主》)。“上好勇,则民轻死;上好仁,则民轻财。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法法》)。君主的道德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社会影响,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所处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另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对君主的服从和效法,不是听他冂之所言,而是看他感情之好恶,行动之所为。

正因为君主道德有这种“上行下效”的导向功能,所以《管子》再强调:君主应“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治,先民服也”(《法法》;并且强调,君主应有自责的精神,知错而改。除君主外,各级官吏的德行对教化的影响极大。“官不得枉法,吏不得为私,民知事吏之无益,故财货不行于吏……故奸诈之人不得行其私”。(《明法解》反之,“奸吏伤官法,……法伤则货上流……货上流则官德毁”,这是造成社会风气败坏的重要原因。为此,《管子》主张“选贤论才,而待之以法”(《君臣》上),以法治吏。

综上所述,《管子》作者十分重视教化,但他们不是孤立地看待教化,片面地强调教化,而是主张把教化与物质生活法治君主道德、国家行政管理等联系起来,统一起来。这样全面地看待教化而施之于治国的观点,正是《管子》社会教化观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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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段梅梅，安徽省管子研究会会员，安徽省颍上县第三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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