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期 《管子传》连载之八
来源：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0/3/17 11:13:02
《管子传》连载之八
龚 武
著书立说——教傅岁月十五年磨一剑
管子和鲍叔牙从齐僖公末年开始担任齐国宫廷教傅，经历齐襄公时代，最后辅佐齐桓公，整整穿越三个王朝。换言之，管、鲍“傅”齐国公子的政治生涯，始于齐僖公，潜伏于齐襄公，完成于齐桓公。
齐襄公时代，既是管、鲍的人生潜伏期，也是政治和思想形成和积累的重要“准备期”。管、鲍在齐国宫廷教傅公子的时间，约十五年，甚至比这个数字还要大一些。
某种意义上，管、鲍已经是齐国三朝“元老”。然而外界对管、鲍在僖、襄王朝前后约十五年的情况知之甚少。
这十五年，是管子教书、读书和研究，以及著书立说的重要时期。
今天我们读到的管书那些分明出于管子手笔的大量篇章，至少有很大一部分应该写作并积累于这个时期。
历史对管、鲍这一段生涯的记载留下空白，却也指出了线索：管、鲍一直在宫墙内当教书先生，从事“幼官”教学工作。
答案就在“教”与“书”背后，尽管不“直接”，也许却是最好的答案，根据这个有点“间接”的答案，我们可以尝试做一点解读。
管子是一个学者型成功的政治家，以他命名的《管子》一书忠实地记录了他不一样的人生存在。今天在各级图书馆，甚至私人藏书家的书橱中，都不难发现传世之作《管子》的身影。这是管子立言的证据。
管子“立言”似乎说明了一切，又似乎什么都没说。关键在于读者的阅读。
简牍为书卷的时代，学富五车的管子，留下了一大堆书简。这些书简经过传抄，以各种传抄本的版本辗转流布到列国朝野达四、五百年之久。汉代光禄大夫刘向奉旨收集汇编成一书，就是今本《管子》。
这些竹简的原作，很多是管子在十五年宫廷教傅岁月的见证。不可确知管子一生作文多少，至少管书中现存亲笔著作该有五十篇之多。
这些亲笔文章，一部分形成于十五年宫廷教傅阶段，一部分完成于管子相齐四十年间。
现存管书之以《牧民》为首的“经言”部分有九篇文章，是管书中最精彩和重要的篇章。尤其是其中五篇附加“解文”的文章。
牧民第一 经言一
国颂
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国之度，在饰四维。顺民之经，在明鬼神，祇山川，敬宗庙，恭祖旧。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野芜旷则民乃菅，上无量则民乃妄。文巧不禁则民乃淫，不璋两原则刑乃繁。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不祇山川则威令不闻。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四维
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踰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踰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
（《管子·牧民》）
这些附加解文的正文编在《管子》“经言”部分，而解文被编入“管子解”。
可惜的是《牧民解》亡佚了。
这些文章应该是一体化的，被刘向编书时，按照他的体例“强拆”开来。原因何在？有待研究。
笔者发现至少《版法解》留下了管子给齐桓公开讲的记载。这意味，至少这些解文被“二次利用”过，第一次是教傅公子纠——我们不得详知其情；第二次却是教齐桓公——我们可以间或捕捉到一些蛛丝马迹。
兹以《版法》篇为例。《版法》见“经言”七，也即刘向编修本《管子》第七篇，篇幅不长，全文如下：
版法第七 经言七
凡将立事，正彼天植，风雨无违。远近高下，各得其嗣。三经既饬，君乃有国。
喜无以赏，怒无以杀；喜以赏，怒以杀，怨乃起，令乃废，骤令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祸乃始牙。众之所忿，置不能图。举所美，必观其所终。废所恶，必计其所穷。庆勉敦敬以显之，富禄有功以劝之，爵贵有名以休之。兼爱无遗，是谓君心。必先顺教，万民乡风。旦暮利之，众乃胜任。取人以己，成事以质。审用财，慎施报，察称量；故用财不可以啬，用力不可以苦。用财啬则费，用力苦则劳。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报不得，祸乃始昌。祸昌不寤，民乃自图。正法直度，罪杀不赦。杀僇必信，民畏而惧。武威既明，令不再行，顿卒怠倦以辱之，罚罪霸过以惩之，杀僇犯禁以振之。植固不动，倚邪乃恐。倚革邪化，令往民移。
法天合德，象法无亲。参于日月，佐于四时。悦在施有，众在废私。召远在修近，闭祸在除怨。修长在乎任贤，高安在乎同利。
以上述最后一段加着重号的文字为例，《版法解》对应的解文是：
凡人君者，覆载万民而兼有之，烛临万族而事使之；是故以天地日月四时为主为质，以治天下。天覆而无外也。其德无所不在，地载；而无弃也，安固而不动；故莫不生殖，圣人法之，以覆载万民，故莫不得其职姓，得其职姓；则莫不为用，故曰：法天合德，象地无亲。
日月之明无私，故莫不得光，圣人法之，以烛万民，故能审察，则无遗善。无隐奸。无遗善、无隐奸，则刑赏信必；刑赏信必，则善劝而奸止，故曰：参于日月四时，之行，信必而着明，圣人法之，以事万民，故不失时功。故曰：伍于四时。
凡众者，爱之则亲，利之则至，是故明君设利以致之，明爱以亲之；徒利而不爱，则众至而不亲；徒爱而不利，则众亲而不至；爱施俱行，则说君臣、说朋友、说兄弟、说父子，爱施所设，四固不能守；故曰：说在爱施。
凡君所以有众者，爱施之德也，爱有所移，利有所井，则不能尽有；故曰：有众在废私。
爱施之德，虽行而无私，内行不修，则不能朝远方之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义，饰父子兄弟夫妻之义，饰男女之别，别疏数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礼义章明，如此，则近者亲之，远者归之，故曰：召远在修近。
闭祸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所事之地常无怨也。凡祸乱之所生，生于怨咎，怨咎所生，生于非理，是以明君之事众也必经，使之必道，施报必当，出言必得，刑罚必理，如此，则众无郁怨之心，无憾恨之意。如此，则祸乱不生，上位不殆，故曰：闭祸在除怨也。
凡人君所以尊安者，贤佐也；佐贤，则君尊国民安治；无佐，则君卑国危民乱；故曰：备长存乎任贤。
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恶害，是故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天下所谋，虽立必隳。天下所持，虽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同利。
凡所谓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舜耕历山，陶河滨，渔雷泽，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举利之。此所谓能以所不利利人者也。所谓能以所不有予人者，武王是也；武王伐纣，士卒往者，人有书社。入殷之日，决巨桥之粟，散鹿台之钱，殷民大说。此所谓能以所不有予人者也。
桓公谓管子曰：“今子教寡人法天合德，合德长久，合德而兼覆之，则万物受命。象地无亲，无亲安固，无亲而兼载之，则诸生皆殖。参于日月，无私葆光，无私而兼照之，则美恶不隐。然则君子之为身无好无恶然已乎﹖”管子对曰：“不然。夫学者所以自化，所以自抚。故君子恶称人之恶，恶不忠而怨妒，恶不公议而名当称，恶不位下而位上，恶不亲外而内放。此五者，君子之所恐行，而小人之所以亡，况人君乎﹖”
让我们尤为感兴趣的是，就是文章末段分明是一段史料，是《版法解》贡献的一个管书文献学意义上重要防伪密码——携带了管书篇章形成时，不可重复的、独有的现场信息。
这是一段看似平常，而实际机锋显露的君臣对谈。从内容上看与该篇是有机的一体，但文体游离于管子解文，不属正文之列，可以看出，是编修者的“链接”或“附录”进入的。
虽然《管子》编修时在设定的卷、章（即今之“二级标题”），如“经言”、“外言”、“短语”等下面排列单篇文章，并不重视分别文体，但至少每一单篇文章“论”就是“论”，“史”就是“史”，并不混淆。
唯独本篇作为“论”文，末尾出现一段“史料”。这里为什么出现一个“例外”现象？
唯一合理的解读是，《版法解》曾是管子“教君”——为齐桓公讲授之为作的一篇讲义。而《版法》就是管子教君的“课本”——这样的“课本”及其“讲义”至少有五篇之多。
这里，管子讲解《版法》篇完毕，在讲解启发下，齐桓公就产生的疑惑向管子请教：“今子教寡人……”云云，管子则针对性地做了一番鞭辟入里的教诲，类于先生与弟子的互动。
从互动的内容看，涉及的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难题，相当于真理的原则性与人性好恶之间的矛盾问题，具体内容，有原文在，读者自可品味，兹不赘述。
此外，开讲现场不仅有齐桓公，还有齐国内史史官。于是这段管子讲解《版法》篇的君臣对话得以实录下来，被编修管书者天衣无缝地合并在了一起，也属难能可贵。
上文笔者有意使用了“管书”概念，这是一个与《管子》并不完全等同的概念。
《管子》作为书籍概念，是指刘向对管子著作和涉及管子史料编修而成的管子文集，里面融入和包含了历代学者的诠释训诂——我们今天可以从书店里买到的各种文本。
管书，是指管子原始著作的总称，包括亡佚、散失、拆分的文献，与《管子》有大部分的重合，但不限于《管子》。作为一个抽象的存在，管书不包括各种《管子》文本的错讹、夺错、误读、不正确的解释和句读、断句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管书现存可见的单篇文献，主要保存在《管子》里。
管、鲍教傅时，公子纠等这些宫廷哥儿们已经完成童蒙和初级教育。齐僖公为公子们聘任的教傅，本来也就是教傅和辅臣两位一体——组成班底。一旦王朝有事，其中任何一个公子都可以凭借这个班底的辅臣，“接班”继承王朝大统。
公子纠身边文有管子，武有召忽，公子小白身边是鲍叔牙、宾虚无和隰朋。
依照现代学制，管、鲍等人，作为业师，好比是“跟班”教师——从“高中”、“大学”一直陪伴齐国公子读到“研究生”和“博士后”，乃至终身，而没有“毕业”之说。这是管子创下的一种模式，至于后世模仿的如何，那就要看教傅和弟子双重的造化了。
管子创造的这种教傅模式，又称为“家臣”，是一种“教”与“政”结合得的无间道——这极大考验教傅功力，需要教傅与学生“教学相长”。
毫无疑问，它孕育了中华别具一格的“尊师重教”——传授知识，或所谓“三基教育”或“素质教育”仅仅处于基本起点，更不用说“应试”。
这种教傅模式或制度性安排，其最大的长处是可以让先生与弟子之间建立起牢固的感情和信任的纽带——一种“亚血缘”的亲情关系，这无论是对“弟子”的一方，还是“先生”的一方，都能产生最大化的利益。
另一方面，作为王朝宫廷的教傅，也给他们提供了人生很高的平台和发挥最大才能的机遇。
宫廷教傅制度的最大的风险和刺激也在于，教傅的人品、才能往往决定未来王朝和历史的走向。
管子在教傅的平台上，并没有墨守成规的安于现状，而是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主动性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
摆在第一位的是教材，或曰教科书。其他人，包括孔夫子当先生，肯定也得有教材和教科书，但是似乎并没有这方面的文献或研究成果流传下来。孔夫子有一部篇幅不长的记录其言行的史料文集《论语》——换言之在单篇或系列自撰论文方面迄今还是缺项。
管子则不然。既然是教傅公子读书，是要有教材的。这些教材有些是上古的文献，自不必说。有些就需要教傅自编“教科书”。管子自编教材并按照教材施教，就成了管子最重要的日常工作。
管书从某种意义上分为两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就是这十五年教傅公子纠时期编写的“教科书”——《管子》以《牧民》为首的“经言”及其“管子解”该是教科书的重要部分。
从管书《牧民》和《牧民解》，《形势》和《形势解》，《立政》和《立政九败解》、《版法》和《版法解》，《明法》和《明法解》等看，它们显然是成系统的“教科书”。是管子理论创造和教材教法的创新，同时也是创立管学的扛鼎力作。时至今日，开卷阅读，依然可以感受到管子在教傅公子纠时的诲人不倦和循循善诱。
日后，管子囚鲁归来，齐桓公问策于管子，君臣之间进行了长时间的多次谈话，这些谈话涉及到治国理政的内容，包括战略目标、方针政策和举措，很多就是以《牧民》为首的“经言”诸篇的内容，也是当年教诲公子纠的“教科书”里的内容。
管子十五年教傅生涯及其教书育人，著书立说，这是在公元前八百年到公元前七百年,世纪之交之交发生于中华大地上的一件大事件。
这个大事件的直接现实性的意义还在于：一是管子已经预设教傅公子纠为他将来治国理政，治理齐国做好了准备，公子纠是最早接受或掌握管学的“王储”式的人物；二是公子纠死后，管子拜相，需要重新教授齐桓公这些治国理政的观念和政策，毕竟管子已经有言在先：“非夷吾不能容小白。”
在齐宫的十五个春夏秋冬，雨雪风霜，管子精研学问，教傅弟子，足不出齐国宫苑，而胸怀天下苍生。这段长期相对安稳的生活环境，为管子著书立说并流传后世，提供了当时背景下，可能获得的优越条件。
（本文摘选与作者《安徽历史文化名人传记丛书·管子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