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期 第十五届全国管子学术研讨会论文综述

来源：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2/10/31 10:04:06

第十五届全国管子学术研讨会论文综述

                        刘国旗

安徽省管子研究会“第十五届全国管子学术研讨会”于2020年9月28日——30日在管子故里安徽颍上隆重举行。本届研讨会的主题是“管子治理之道与当代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管子‘三农’思想与乡村振兴”，收到文章61篇，经审定收入交流论文集58篇，现分三个单元摘要综述如下：

第一单元 管子治理之道与当代国家治理体系建设

龚 武的《古代治理语境下的管学——以管书为例》一文指出所谓“古代治理语境下的管学”，就是将历代王朝国家治理的上述前提条件与后者看成一个有机整体而集中观照研究，揭示后者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产生的历时性影响，而并非认为其是决定王朝兴亡的唯一因素。从管子相齐及其身后之事，管学与王朝兴衰国家治理就发生了密不可分的勾连，记载着精辟的治理之道古代“葵花宝典”管书的命运也是如此。历史证明，国家治理方略可以吸取百家之长，但有管与无管不一样，用管与弃管不一样，扬管与抑管不一样，学管和反管，更是有天壤之别。管书的历史命运并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孤立文化事件，它一头牵扯着历史，一头牵扯着现实和未来，成为古代国家治理水平和效果乃至王朝兴亡的重要的参照系和风向标。

周怀宇的《抛弃天命 改造君权 兴政顺民——论管子顺应时代的三大政治改革》一文论述了管子相齐，实施了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三大政治改革。意识形态领域，《管子·七法》提出了一个新鲜的世界观，认为世界本原“根天地之气，寒暑之和。”上层建筑领域，新的世界观，提出君权改造的要求。经济基础领域，以民为本，构建新型政治体。

郭世东的《论<管子>的治国之道》一文论述了管仲是一个务实全面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管子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管子》的哲学思想把天地人看作是一个以“道”为根据和调节机制的和谐平衡的有机整体，把“道”看成治国的源头和根据，认为治国的法律政令、道德教化等举措需要依“道”而行，符合自然规律和社会要求。文章重点阐述《管子》所蕴含的天人合一、四时五行、以人为本的理念，以希对当今治国理政有所启示。

管怀进的《管子治国—大道可安》一文认为管子是誉满天下的治国理政名相。他脚踏实地，改革创新，发展经济，富民强兵，尊王攘夷，既称霸春秋，又一匡天下。管子强齐安周，捍卫华夏之道在于遵循自然之道，可谓大道可安。

郭济生的《“国之四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一文指出中华文明之所以在历史上各大文明相继衰落之后依然故我，中国几千年特有的传统精神文化核心特质是关键所在。这个精神文化核心就是被称为“国之四维”的信念：“礼义廉耻”。

彭长程的《<管子>“礼法”思想研究》一文认为“礼法”思想是《管子》治国方略中的重要一环，它的产生以客观的物质经济条件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作为基础，并且以“道”作为其形而上根据。“礼法”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具有维护君主统治、稳定社会秩序、保证政策施行、开创大国外交的作用。而在施行“礼法”的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君主的“上行下效”，民众的“心服体从” 以及修饰八经和制定常礼。《管子》“礼法”思想固然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对当今社会仍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孙永建的《<管子>贫困治理价值观》一文对《管子》中贫困治理的价值进行研究，以管子文本为对象，采用文献调查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建构管子贫困治理思想体系中贫困治理价值观，发现管子论述了贫困对个人道德、法律权威、国家治理、国家安全产生重要影响，其中的一些合理的思想内核启发我们：要高度重视中华民族贫困治理历史难题，坚持普惠性和精准性贫困治理相结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贫困治理的领导，坚持政府主导贫困治理多元体制，中国贫困治理助力全球人权事业。

闫 伟的《<管子>水哲学与治国思想》一文指出《管子》看来，水是世间万物的生成本源，也是人性不同、道德差异的深层原因。鉴于水对国家治理的独特作用，《管子》提出国家应该兴建水利设施、设置水官以防治水灾，君主效仿流水之性，采取“决塞”之术治理民众，方可统治稳固，长治久安。

蒲霞的《<管子>与管理者的自我管理》一文阐述了《管子》针对国君如何治理国家发出讨论、提出思考，强调要想把国家管理好，国君就要加强自身的管理能力和素养的培养，管理好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建立起合理、适度的管理体制，才能够实现管理的最大效用，才能管理好国民、管理好国家。

何亦邨的《<管子·度地>篇：从治国理政新高度谈疾病防御》一文论述了《管子·度地》篇根据生产劳动实践过程中总结出的一般规律，合理分析疾病产生的真正源头和扩散途径，即土壤、空气和水源，还针对不同源头和途径提出了防御疾病的具体方案，符合科学精神。“五害说”包含了十分先进的疾病防御思想，这是管子治国理政思想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齐国国力增强的关键因素之一。《管子》把疾病防御提升到治国理政的新高度，体现了忧患意识，彰显了战略眼光。《度地》篇是关乎百姓世代安康、生存发展的长久之计，更是高屋建瓴的治国理政大智慧。

汪锋华的《<管子>治国理念的思想来源及其当代价值——以<区言>为中心》一文指出《管子·区言》诸篇的治国理念基本包括“法治”“势治”“术治”和农战思想四个方面，其思想深受秦晋法家思想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化发展。概括起来，《管子》全书“以人为本”和“以法治国”的治国理念在《区言》五篇中亦有集中体现。这些治国理念不但在历史上备受推崇，在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中也颇有参考价值与借鉴意义。

赵洪春的《从经济学说视角看<管子·轻重>中的轻重之学》一文认为轻重之学的要义在于以简御繁、以小博大，通过控制货币流通影响粮食集中度，达到攫取经济剩余的目的。而这种经济杠杆学说是建立在对货币、粮食和其他产品之间关系的正确认识之上的。在具体实施经济干预时，又形成了一套实用技术，可概括为“通于轨数”和“以重射轻，以贱泄平”。

宋玉顺的《管仲改革的历史经验及其当代价值》一文论证了管仲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历史经验，一是改革坚持了“以人为本”，二是改革统筹兼顾，措施得力。借鉴管仲改革的成功经验，就在于坚定改革决心，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把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杨硌堂的《管子大心术治理智慧及其新时代借鉴意义价值》一文《管子》在对心定义、分类的前提之下特别分析了心之价值、意义。提出的道气论是“心中之心”的重要体现和根本性支撑。指出《管子》心论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性思想。因此，管子大心术治理智慧在新时代形势下因此就具有特别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借鉴价值意义，可以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中大放光芒而为人们所充分运用。

石耀辉的《<管子>和合思想对新时代社会建设的启示》一文论述了《管子》和合思想包含着丰富的内涵，可以说是包含天、地、人全方位的大和合观。在管子看来，尽管社会关系极为复杂，各阶级、各阶层经纬交错，但只要抓住关键，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这个关键就是在发展经济的前提下，坚持“和合”理念，统筹兼顾，正确协调处理好各阶级、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并且特别要关心弱势群体。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处理好了，就会防止出现社会动荡，整个社会就会和谐稳定。在汲取传统文化治国理政智慧方面，管子和合思想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剂十分有效的治理良方。

陈志新的《管子教育治理思想及其对文化自信的现实意义》一文指出管子是春秋战国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在春秋战国社会大变革时期，诸侯国称霸天下，各种施政举措激烈交锋，管子的教育治理思想独树一帜，作为经世致用的政治理论，起到了治理国家的奠基作用。管子的教育治理思想源于社会时代国家治理的需要，也为封建专制社会的国家政治奠定了基础。2600年之后，探讨管子教育治理思想，吸取其精华，对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文化自信，仍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有益的启示。

穆小羽的《“管子相国”的新时代价值探究》一文认为《管子》一书，可谓是系统的阐述了古人治国理政之道术也。文章主要从有关各章中摘论要义以述之。解其新意而用于新时代，以期可致用于当世也。在对教化人民、内政方针、权力的公权性、中央政策的根本、教化内容的深度广度先进方式、修兵卫国、体制建设及社会文明建设等八个方面进行古今结合，内外浅析及其价值探究。从而得出新时代应对新问题的过程中闪现《管子》的智慧结晶。

张鹏的《管子治理之道对现代国家治理的启迪》一文指出《管子》一书中所蕴含的治国理政思想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它不囿于一家之言，而是涵盖法家、儒家、道家、阴阳家等诸家之理论精华，形成了独特深邃的治国理政思想体系。其中不少治国理政思想在今天看来仍对现代国家治理有着启迪和借鉴意义。

杜国建的《贾思勰对<管子>国家农本思想继承的研究》一文论述了《管子》是一部蕴涵国家农本思想的综合性全书。北魏大农学家贾思勰在其著作《齐民要术·序》中对《管子》国家宏观农本思想又加以高度概括,再次发出:“《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的农本说之先声。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全面继承了《管子》以农为本的国家农业思想，是集中国农本说之大成的宏篇巨制，是历代农业、历史学者都在研究的经典农业名著。

杨雪的《论<管子>“国之四维”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一文论述了为实现霸王事业，《管子》提出以德治国的理念，即“国之四维”，礼义廉耻。管子在其朴素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一定程度上看到了思想道德的反作用，初显辩证法思想。《管子》认为“国之四维”关系国家命运，于是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道德文化建设。“国之四维”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至今，包含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影响颇大。

赵冉《论齐国“关市之赋”》一文阐述了“关市之赋”是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齐国工商业发达，商品贸易繁荣，关市税赋在国家税收中占有一定的地位，齐国也通过对此项赋税对市场进行调节。齐国关市征税制度多见于《管子》诸篇，涉及征税对象、税率、征税方式等内容，齐国对市场的管理比较重视，有规范的征税机构和征税流程。齐国实行双重收税制度，也就是商品要同时缴纳关税和市税。指出“关市之赋”可能除田租之外最重要的一种税收，诸国林立，关隘在承担军事功能的同时也有条件承担经济功能。

孟祥运的《漫谈管子整体思维观的展示及其影响》一文介绍整体思维观及其形成背景，认为整体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的重要方式，指出管子治国方略是以整体思维观为指导的。并分别从管子整体思维观的展示体现在“一体之治”方略中；管子整体思维观的展示促成了治理齐国三点之杰作；管子整体思维观的展示促进了精细化管理；管子整体思维观的展示推动了齐国创新性发展等四方面进行阐述。最后指出，管子整体思维观中所蕴含的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精神，激发了人们的创造热情，开创了一个时代。

孙君恒 韩兆笛的《齐楚大国外交在<管子>的记载研究》一文指出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和楚国之间的大国外交，在《管子》的记载很多。齐国善于搜集归纳楚国的金属资源情报——楚有汝汉之金，我们认为这里既包含黄金也包括青铜等。外交智慧寓言，齐国买鹿胜楚，反映出经济战、政治战、思想战的综合利用，是国际制胜的法宝。这一寓言，启发意义深远。国家内部搞好、经济基础坚实、老百姓安居乐业，才是和谐万邦的根本。外交斡旋与和平盟约对于国家之间不可少，召陵之盟就是楚国在大兵压境、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主动谈判，审时度势，最后化不利为有利的成功范例。

蒋佃勤的《时代契机中把握管子治国之道》一文论述了管仲顺应历史的发展，全面主导齐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领域的治理与变革，采取一系列 “富国强兵”的举措，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第一霸主”，在古代国家治理方面堪称典范。挖掘国家治理的历史智慧，以管子治国道术启迪今天治国理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王滨的《<管子>治国之道与齐国兴盛》一文认为齐国的强盛与治国之道密不可分，《管子》中的治国理政思想的结晶，为齐国国力的强盛、人民的富足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发挥出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治国思想理论源泉。本文仅就与国家强盛关系密切的国家资源管控、对外商贸政策、富民思想、国家的法令与法治制定原则四个方面的国家治理之道进行探讨浅析。

程梅花、张雯的《务实·辩证——<管子>治国方法论简述》一文论述了《管子》治国方法论中蕴含着两个基本原则——务实、辩证及两者的统一。其治国的基本思维逻辑和实践方法是从实际出发、务求实效，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中从实际出发的客观性原则基本一致；其朴素辩证法思想中的中介思想尤为突出，其治国理论与实践方略中，都特别关注事物联系与发展过程中，不同方面互渗互融、互为中介、相互过渡的中介环节及其辩证运动。《管子》治国方法论中的中介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的中介观也有所契合，但尚未得到充分关注。

江群的《论“九惠之教”及其当代价值》一文指出“九惠之教”是管子思想的重要内容，是《管子·入国》的主题词。“九惠之教”是中国古代国家运用行政力量进行社会救助的经典范本，其思想超越历史和国界，至今仍然熠熠生辉。对“九惠之教”进行深入解析，有利于我们继承这份优秀的文化遗产。对于当前打赢脱贫攻坚和抗击疫情两大战役，推进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借鉴意义。

崔兰海，范正娥的《治身与治国：论<管子>生命哲学》一文论述了《管子》客观保留了先民通过鬼神祭祀、袚禊沐浴等原始医疗活动，但同时又赋予这些原始医疗活动以新的时代内涵。《管子》生态医学观要求人们通过主观努力来顺时养生，追求人与天调，成为传统中医的主要思维模式。《管子》“精气论”有力推动中医医理的科学化进程，成为后世中医养生主导思想。精气论也是中国“内圣外王”哲学理论的真正源头。《管子》医学思想是《管子》以人为本政治理念的重要体现与内涵，《管子》政论中医学人文关怀成为中国先秦政治中重要的文化基因，对后世影响深远。

第二单元   管子‘三农’思想与乡村振兴

张连伟的《论<管子>的林业思想》一文指出《管子》内容丰富，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等多方面的思想，农林思想也是其中重要的内容。就《管子》的林业思想而言，它在森林培育和生态、森林经营和利用、林业政策和管理方面都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和观点，反映了先秦思想家对林业的认识。

吴瑾溪，周怀宇的《再论“官天财”与当代国策》一文指出“官天财”是管子的重要经济思想。管子执政期间，实施了很多“官天财”方略，“四壤”开发和“菁茅谋”方略，堪称“官天财”方略之经典。四壤，即是尚未开垦的四种土地；菁茅谋，即是管子为周王室贡献的经济谋略，利用没有开发的“菁茅”之地，帮助周王室“脱贫”的一项经济工程。这两个经济方略，都取得了成功。前者，扩大了齐国的财政收入，后者，帮助周王室获得相当于七年的赋税收入。都是采取经济开发的积极措施，实现社会经济的新发展，不仅惠及当时，其智慧也启迪后世乃至今天。《管子》“官天财”是精彩的经济思想之一，也是管子执政期间“强国”战略之一。其核心意义在于深化开发天然资源，荒芜或者尚未开发的地区兴办新的产业经济，增强新的社会经济成分，提升国家经济实力。

姬芳序的《仓廪衣食与乡村振兴》论述了农业是人民赖以生存和国家发展的基础，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是管仲思想中的精髓，也是其重视农业、发展农业的治国方略的体现。从《管子》的农学思想中挖掘解决“三农”问题的经验，对我们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牛家栋的《饥寒冻饿，必起于粪土 ——借鉴管子土地思想看“合村并居”》阐述了管子主张治国理政要把管好土地，发展农耕，保障民生作为首要任务。古往今来，国家土地管理有经验，也有教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保农村耕作土地不减，并实行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制，促进了农业发展，保证了社会稳定。土地流转和农业合作社模式，效果也很显著。然而，有些地方为了取得城镇建设用地，借乡村振兴、土地“增减挂钩”之名，大搞“合村并居”，迫使农民离开村庄，搬迁小区楼宇，造成诸多社会问题。当前“合村并居”之风虽然暂歇，但这场风波的经验教训，是可以从管子土地思想中寻找借鉴的。

沈国磊的《学习<管子>重视发展新型职业农民》一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2017年“两会”四川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就地培养更多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这是习近平“农民观”的新表述，与习近平先前相关表述是一脉相承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说到底，关键在人。要通过富裕农民、提高农民、扶持农民，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管子》重农,强调不误农时、因地制宜、精耕细作,重视农田水利建设与生态保护,重视农业科技人才的培养。尤其宝贵的是《管子》注重将农业科技思想应用到农业生产实践中去,重视职业农民。学习《管子》书中的重视职业农民思想,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程侠义的《论管仲农业经济思想对乡村振兴的启示》一文指出管仲的农业思想内涵丰富，包括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文章围绕重农与粮食生产、民富与国富、节俭与奢侈等方面问题，联系当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难点粮食生产、富民等问题进行了有益探讨，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看法。

  宋 辉的《论<管子>的富民思想与现实意义》一文认为《管子》的富民思想主要是:富民需要因地制宜发展农林牧副业;富民需要确定国家与生产者各自的责任和利益关系;富民需要发挥市场流通和消费的作用;富民需要国家综合施策利民惠民;富民需要救助社会弱势群体; 富民要求统治者惠爱民众。《管子》的富民思想有诸多合理性，也存在局限性。

凤 卓的《管子农业思想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启示》一文认为《管子》是古代贤哲一部珍贵的典籍，其中蕴涵着丰富的农业思想。管子的农业思想促进了农业、农村、农民的全面协调发展，使齐国迅速地国富民强，具有前瞻性和先进性。它的“人和思想”、“农本思想”、“救护思想”、“均平思想”对理解和贯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人才振兴”、“产业振兴”、“脱贫攻坚”和“改善民生”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何   娟的《管子“三农”思想于乡村振兴的一点思考》一文认为“三农”问题从古至今都是一个关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管子》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明确“三农”的思想理念，强调并充分肯定了“三农”对治国安民、富国强兵、实现霸业的重要性。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开启了加快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征程，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举措。管子的三农思想和乡村振兴有一定的共通之处，是治国理政的重要纲领。

孙远方的《借鉴、转化与创新—也谈管仲乡村治理改革及现代启示》一文认为管仲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功成名就的改革家，其改革涉及范围之广泛，成效之巨大，影响之深远也为历史所少见。管仲对乡村的改革既具有独创性，又有鲜明富民、教民特色，文章就管仲对农业方面的改革与治理方面做一分析，以期对今天推行的乡村振兴行动有所借鉴与启迪。

王瑞的《论<管子>“三农”观念对21世纪乡村振兴的启示》一文论述了《管子》“三农”观念的提出及其实践蕴含着丰富的乡村治理的理念和策略，深入探究《管子》中的“三农”观念，不仅对于21世纪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现实性的意义，而且有利于深化我们对《管子》思想和理念的认识，对弘扬古代优秀思想文化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李福生的《论<管子·牧民>》一文对《管子•牧民》首段“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进行剖析，切合现实，为在推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中，国家层面从顶层设计上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国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国家强盛的根本是不能忘记农民、不能淡漠农村；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等提供了一些经验。

崔景明的《释论管子农业思想视域下的当代乡村振兴建设》一文首先讲述管子“仓廪实而知礼节”之思想内涵，接着表述了“仓廪实而知礼节”强调“重储”“货畅其流”进而阐述《管子·权修》《轻重》篇内含丰富之农业思想及其当代乡村振兴启示。最后分析管子农业思想与乡村建设的方向与途径。基于孙氏革命先烈的光辉事迹并以祠堂文化在当代育人功能研究中的作用为视野，以安徽黟县、无为洲濡东、盛桥孙氏祠堂建筑为视角；表明祠堂固化文化不断“活化”与党群关系紧密关联的研究价值。

第三单元 三管研究

龚武的《管学论文写作中的语文及其相关问题》一文从省管子研究会管学研究、编辑工作及其交流论文写作“语文”问题的视角，梳理和回应了“管学”概念提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并就管学交流论文写作出现或涉及到的“语文”——包括叙事逻辑、呈现、文献引证，以及论文的形式和内容等技术性相关问题，即从管学的名称、管学交流论文的形式、管书和管学研究主要资料来源、管学交流论文的内容等四个方面问题，进行了分享。

幺彬的《<管子>所载手工业的考古学印证》一文阐述了《管子》中的记载与齐故城的考古发掘进行相互印证，可见当时齐国冶铁、炼铜、铸币业的发达。不限于此，齐国手工业还包括制陶、造车、皮革加工、盐业等，有着相当丰富的手工业体系。通过齐故城的调查，发现了齐国手工业特别是冶铁、炼铜、铸币业是集中分布的特征，这与《管子》中关于手工业者管理的记载也是相符合的。

陈永佳的《<管子>与<道德经>中经济思想的对比研究》一文认为《管子》与《道德经》都是诸子百家中不可多得的思想精髓，也是我国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更是传统优秀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以对比分析的形式，对两者进行经济思想的对比分析研究。

任韶斐的《管子之道》一文主要分四个章节，第一章读管之缘，简单介绍作者研究《管子》一书缘由及对该书的作者和成书时间的认识；第二章以“管”道为题主要阐述管子之道，主要包含三节内容；第三章通过梳理管子之道，总结了些许管仲的遗憾；第四章通过梳理，提出了两个值得商榷和探讨的问题的不同视角；最后是成就该文所参考的书籍。

张冲的《<管子>中营建都城的考古学观察》一文从《管子》中选取了部分关于国都营建方面的文献记载，拟从考古学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初步探索。

 刘燕的《<孙子兵法>与齐国军事文化探析》一文认为管仲虽没有军事著作问世，但他的《管子》一书有许多篇章对军事思想进行了详尽论述。这些论述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军事思想观点，为齐国军事发展提供了可贵的军事经验。《孙子兵法》总结了春秋末期及其以前的作战经验，提出了一整套反映军事理论认识对象的范畴，这些思想、原则和范畴，包含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因素，都对后世的军事战略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李皓月的《不一样的管子 不一样的书----读<管子传>》一文对近期出版的安徽省管子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龚武的《管子传》进行评述，认为管子在历史长河中肩负使命应运而生，王族的血液注定他将拥有一个超凡的人生。相比以前的管子其人论述均未超出《管子》一书的框架，《管子传》弥补了三大空白地：一是管子的出身及其身世背景；二是管子的青少年时代及其家庭、教育背景；三是管子拜相之前，即在齐襄公时代，教傅公子纠的宫廷生涯状况。

吴名岗的《从管仲“乘瑕则神”到毛泽东的“乘敌之隙”》一文论述了《管子·制分》之意为治理“天下的分寸和方法”。控制天下没有军队不行，所以管仲论述了“凡用兵者，攻坚则轫，乘瑕则神”的战略进攻思想。这方法被后人所继承，孙子说：“兵之胜，避实而击虚”。庄子把管子“屠牛坦朝解九牛”展开，说宰牛“必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毛泽东以庖丁自喻，用庄子的话回答了李德“我们的主力是否应突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封锁这个问题”，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中反复论述了“乘敌之隙”的攻敌方法。从管仲“乘瑕则神”到毛泽东“乘敌之隙”一脉相承。

段梅梅的《<管子>选篇译释刍议》一文试根据作者的专业选取《管子》若干名篇名句进行注释和双语翻译，旨在窥斑见豹，抛砖引玉：探讨古代典籍的翻译方法和中西文化差异问题。

郭  丽的《试论<晏子春秋>笔下的桓管形象及其成因》一文阐述了作为一部记叙晏婴思想言行轶事、反映晏婴政治思想和实践的古代典籍，《晏子春秋》在记述晏婴的政治活动、外交实践以及生活轶事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论及到齐国的一些重要历史人物，如姜太公、齐桓公、管仲等，其中对桓公和管仲的记载尤多。文章试图对《晏子春秋》笔下的桓管形象进行初步分析，并探究其成因。

高自立的《漫谈管子的教育思想（一）———学校教育》一文认为《管子》一书的教育思想极其丰富，备受历代博学大儒的重视，其中的重道德培养、立志教育和养成教育等思想，对于当代教育教学的改革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尊师重道、寓教于行、勤奋不懈等思想值得我们传承和发扬。

武振伟的《齐襄公功过论》一文指出齐襄公所处的时代，上承庄僖，下启齐桓，在古今评价中，因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功绩，且因齐襄公死于非命，而将齐襄公的功业一带而过，或指摘过甚，这无疑都失之公允。文章对齐襄公的功过进行了深层次的梳理和研究。

张连杰的《浅论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时期的“涉流沙”二题》一文论述了齐桓公重用管仲、管仲全力尽责辅佐齐桓公，齐桓公成为这一时期的首位霸主。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时期，曾“涉流沙”。文章以此为出发点，分析并论述了与之相关的两个问题：（一）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时期的“涉流沙”，其基本原因和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攘夷”；（二）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时期的“涉流沙”路线和春秋时期的绿洲（沙漠）丝绸之路的具体路线。

聂 磊的《修心正形：管子修身之道——以<管子>四篇为例》一文指出《管子》四篇认为“心”承载着道的，提出“受道之心”，并以“受道之心”作为基础展开“心”“形”关系的探讨。其中关于“心”的论述，丰富了道家心学思想。同时，稷下道家从人欲入手，提出节欲之道，以解决“心”“形”之间的矛盾。最后稷下道家又从“和”来阐述人的生命应当达到“形性相葆”的完满状态。

沈梓文、陈建林的《再论管鲍久避湖州栖贤山》一文认为在齐襄公登位，管鲍携二位公子出游鲁、宋、莒国学习为借口，避居湖州近十年这个空白中，才有充足的时间写政论讲稿和政论文章。为齐桓公提供从政准备。

陈晓宇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正法直度”认同——<管子•地员>的实践性探析》一文认为对于“法则”的定夺和认同均是国之重事。《管子•地员》篇中所记载的“声音法则”——“律”就是一个就绝对辨识度的“法则”，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相对稳定的标准，经国人几千年的实践研究，涉及乐律、天文、历法、哲学等多学科领域，而在“度量衡”统一之后，“律”这一法则依然存活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之中，在当今西方音乐文化的侵袭中，这套法则是否还在使用，在我国的传统音乐文化实践中还能否找到其身影，正是我们对“律”之法则的实践性探索。

冯传礼的《管母酿酒的传说》一文讲述了管仲母亲用粮食和草药调制成酒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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