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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弃天命 改造君权 兴政顺民 论管子顺应时代的三大政治改革

来源: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1/2/19 16:25:39


抛弃天命 改造君权 兴政顺民

论管子顺应时代的三大政治改革

周怀宇

[摘要]  管子相齐,实施了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三大政治改革。

意识形态领域,《管子·七法》提出了一个新鲜的世界观,认为世界本原“根天地之气,寒暑之和。”这是唯物论的世界观。抛弃了周王朝主宰思想潮流的“天命观”,标识了春秋时期意识形态的重大进步。

上层建筑领域,新的世界观,提出君权改造的要求。国君不能够继续凭借高贵出身自居,必须修身勤政,依据“四经”为政(大法,爵禄、符籍、刑法)。 实行上层建筑的重大改革。

经济基础领域,以民为本,构建新型政治体。提出了“顺民”、“富民”“亲民”的新方略,提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主张实施“亲民”政策,“不欺其民,则下亲其上。”推行了“四民”为“石民”的方略,视民众为国家基石,民众是国民经济中最活跃的生产力,一系列的重民政策,即是经济基础领域的深刻改革。

[关键词]天命七法根天地之气四经顺民富民亲民召民  

 

前言

管仲相齐,恰遇礼崩乐坏的春秋变革时期,从周王室到各个诸侯国,都出现了很多乱象,“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原有的“君权天授”之天命观,在百家争鸣的思想交锋中,成了伪命题。

管子率先在《七法》和《宙合》中,提出了新的世界观,其核心意义,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的”、“运动的”、“无限的”。这实际上就是今天的唯物论世界观。是一个进步的世界观,用这个进步的世界观,认识世界、认识周王室,认识齐桓公时期的社会历史,形成了抛弃天命的意识形态。

唯物论的世界观,不仅具有进步性,也具有战斗性。对于形成她的上层建筑提出了改革的要求,一场唯物论支配下的“君权改造”悄然来临。

经过改造的上层建筑,需要新的经济基础支撑。经济基础领域的改革随之发生发展。其中最主要的调节社会关系,人君为了发展经济,巩固君位,大幅度调节了君民关系。“始于爱民”,进而采取措施“富民”、“亲民”,为了提升生产力而“教民”,教民礼义,教民生产技能。为了扩大生产力,采取“修近召远”政策,吸引其他诸侯国民众入境。

齐国实施的“弃天命,塑君权,顺民意”的政治改革,是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全方位改革,是刀刃向内的深刻自我改革,率先于那个时代。

一、抛弃“天命”的世界观革新

《七法》探索了世界观的命题,表现了唯物论的新思想,颠覆了周王朝的主流思想天命观,也带来王权、君权的动摇。自周天子到诸侯国,王室操戈、臣弑其君的现象频频出现。《管子》敏锐观察并且进行了深刻总结。

1、抛弃天命,“天不变其常”

《管子·七法》,阐述了管子认识世界的七个问题,概称“七法”。七法,非刑罚意义,而是认识事物的原理和法则。其中两项属于数字概念。“七法”曰:“则、象、法、化、决塞、心术、计数。”这七法可分为两大类,第一项“则”,属于认识论;其余六项属于方法论。第一项提出了世界发生、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客观面貌,这个规律,被称为“则”。包含三个核心内容:其一,本原问题,认为世界万物“根天地之气”,气,是物质的。世界本原是物质的;其二,认为运动是万物的属性。“寒暑之和”,即冷热运动,产生万物;其三,物质世界的运动结果,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无生命的“水土之性”;一类是有生命的“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以上三点,就是世界发生发展的共有规律,“谓之则”。管子认为万事万物都包含在这个“则”中,“未尝变也”。

《形势》:“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古今一也。”

唯物论世界观诞生,否定天命,第一个挑战,进步性与战斗性。

2、天命在周王室破灭

周王朝创建了“天命观”,所有继承王位的周王,都视为“天之子”,帮助姬氏建立的周王朝传承22世。到了周襄王时期,管仲亲见其衰落。

周王朝的衰落,早在周襄王之前,就已经出现,周厉王逐出国门,就是一例。,到了周襄王时期,更加明显。为了保住王位,不惜割地,周惠王时期,周王室辖地不到百里,实际沦为很小的诸侯国。诸侯国不奉贡赋,王室内部又充满了争夺。周惠王晚年,偏爱后妃,欲立庶子姬带为王储,长子姬郑也失去了“天命”继承权,得到齐桓公的联合诸国会盟的支持,才保住了王储,跻身王位,是为周襄王。周襄王继承王位之后,财政无以维持,依靠齐桓公、管仲谋划“菁茅”经济,才渡过了难关。历史事实证明了一个道理,天命是子虚乌有。《管子·形势》:“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古今一也。”平和而又重如千钧,颠覆了“天命”之说。

3、天命在齐国的破灭

天命不仅在周王室破灭,在全天下诸侯国也破灭了。管子亲身经历了齐国第十五代国君的宫廷争夺。结果沦为阶下囚。“嫡长子继承制”的天命说的光环彻底熄灭。为了振兴齐国,管子在内乱之后重新接受上卿之命。

管子的亲身经历,加速了管子世界观改变。他把“天命”之“天”还给了自然,认为“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古今一也。”(《形势》):这一观念和《管子·七法》“根天地之气”相呼应,表现了世界观的进步。具有战斗性和创造性的思想贡献。

4、历史造就人君

对于“则”的阐述,即世界本原“根于天地之气”的物质性认识,颠覆了周王朝“上天”主宰世界,即精神决定物质的意识形态。周王朝创造了周王是“天子”的光环。《七法》阐述了世界本原不是天,否定了“天命”,没有什么天之子。君位是如何得来的?管子给出了鲜明的答案,《法法》:“凡人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也就是说,人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是社会历史造就的英雄。谁能够顺应历史潮流,成为引领潮流的人。

 

二、改造君权,上层建筑改革

进步的世界观,其鲜明特点,就是具有战斗性。提出了改造君权的要求。既然“天命”已经是伪命题,已经被抛弃,国君就必须履职尽责,改造原有统治秩序。君权就是原有的统治秩序,即是现代“上层建筑”学说的内涵。管子在齐国实施了这一领域的改革。重点在四个方面,称之为“四经”,经者,纲纪也,即强化四大“纲纪”。具体内容,即是《法法》:“不为重宝轻号令,不为亲戚后社稷,不为爱民枉法律,不为爵禄分威权。”这是管子提出的君权改革,即“常令”“官爵”“符籍”“刑法”四个政治层面。这是刀刃向内的自我改革。

1、令重于宝

《四伤》:“常令不审,则百匿胜”,这是“四经”之一,是刺向君权第一把利刃,核心内涵是要求国君勤政,严格审定大法,不能够荒废政治。常令,即国家大法。匿,隐瞒,暗藏。国君不严守大法,各种奸佞就滋生,各种隐患不可避免。这是对国君的预警,其严峻的结果:“百匿伤上威”。“上威”,就君位、君权。国君的威信受到伤害,就出现权利下移。权力下移,“则令不行”。这正是周王室逐渐衰败的教训。原因很简单,“世主所贵者,宝也”,一般的君主,目光短浅,贪于财宝而不惜出卖政令,或者用政令交易财宝,这十分伤骨子。《管子·法法》正面提出:“明君公国一民以听于世”,应该以国为重,不能够贪于财宝而损害了“常令”。《四伤》:“故不为重宝亏其命,故曰:令贵于宝;” 《法法》和《揆度》两处强调“令重于宝”。人君不能够玩忽财宝而损伤大法。《重令》:“故禁不胜于亲贵,罚不行于便辟,法禁不诛于严重,而害于疏远,庆赏不施于卑贱,二三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能不通于官受,禄赏不当于功,号令逆于民心,动静诡于时变,有功不必赏,有罪不必诛,令焉不必行,禁焉不必止,在上位无以使下,而求民之必用,不可得也。”

2、社稷戚于亲

《四伤》:“官爵不审,则奸吏胜”。含义是官爵制度不严明,奸佞的人官吏就得逞。一般的国君,“所亲者,戚也。”管子提出来“不为爱亲危其社稷”,“不为重爵禄分其威”社稷与亲戚相比较,“社稷戚于亲”。爵禄制度一旦破坏,“则货上流”,形成货赂公行的局面,官员的官德就丧失,就等于“官徒废”。《揆度》:“社稷重于亲戚”。

人君应该重视爵禄的公正性。论功行赏,坚决依据法令。宠臣、侍从、大族、权贵和大臣们,不得凭特权加功。关系远的、地位低的、不知名的,有功也不得埋没。《重令》:“凡先王治国之器三,攻而毁之者六。”三器,即:号令,斧钺,禄赏。号令,藉以举事;斧钺,藉以威众;禄赏,藉以劝民。六攻,即:亲,贵,货,色,巧佞,玩好。这是人君坚守的三器。必须不为六者变更于号令,不为六者疑错于斧钺,不为六者益损于禄赏。若此,则远近一心,则众寡同力;众寡同力,战可以必胜,守可以必固。

在如何处理亲戚关系方面,管子依据历史,总结了宫廷“争权夺位”的现象,认为祸起萧墙,大多发生王族或者公族内部,从人君的“亲戚”开始。《山至数》:“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国为十;兄弟五人,分国为五。三世则昭穆同祖,十世则为祏。故伏尸满衍,兵决而无止。轻重之家复游于其间”,国家由此而分裂。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制约亲戚,“毋予人以壤,毋授人以财。”强调控制爵禄,不能给予他们封地土壤,不能给予他们采邑钱财。杜绝他们势力膨胀。

3、法爱于民

《四伤》:“符籍不审,则奸民胜;刑法不审,则盗贼胜。”这是“四经”中另外两部分,内涵是符籍制度不严明,奸民就得逞;刑法制度不严明,盗贼就得逞。奸民和盗贼,是社会上刁滑、豪横的腐恶势力,“奸民伤俗教,贼盗伤国众”。他们不仅破坏百姓安定生活,危害民众生产与经营,也直接危害国家稳定,造成社会“百事无功”。人君必须果断予以打击,“不为爱人枉其法”,当时,人力就是生产力,在维护社会安定的大局面前,必须坚持两条:“法爱于人”、“威重于爵禄”。

在坚持“四经”改造“君权”的重大改革中,这两部分内容具有重要意义。其内涵都涉及到改善民众的生活和生产环境,这是重民与爱民的出发点。尤其是“盗贼胜伤国众”,出于保护百姓的利益,指明“众伤,则百姓不安其居”,要求国君必须严格执法,从刑法的维度保护民众的利益。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进步。尤其社会历史步入封建制弯道上,民众的超经济依附关系明显有了变化。

改革者的思想也明显有了新的认识。“百姓不安其居,则轻民处而重民散”,所谓“轻民处而重民散”,就是盗者留而务农者离散的局面。这在当时是直接伤害社会经济大事情。正如《四伤》所言:“轻民处、重民散,则地不辟;六畜不育,国贫而用不足;兵弱而士不厉;战不胜而守不固;国不安矣。”

三、不欺其民,下亲其上

在三大顺应历史潮流的政治改革中,最大的亮点在于民众思想的转变,实施了“富民”“爱民”“安民”“亲民”“教民”“召民”各项重大改革。

1、“富民”“爱民”“亲民”

《管子·四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当然,君民关系的这一重大转变,也深藏更多的索取。《四顺》明白无误说明了这一点,让民佚乐,则民为君忧劳;让民富贵,则民为君贫贱;让民存安,则民为君危坠;让民生育,则民为君灭绝。“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在《管子》文献中,这一段“顺民”“富民”论述,呈现了最精彩的君民思想,虽然君民关系仍然存在尖锐的矛盾,相比较人类社会史上的任何时期,体现了前所未有的进步性。

最可称道者,关于“爱民”“顺民”的论述,并非停留在思想上,而是落实在治国方针中。

《士经》:“下令于流水之原者,令顺民心也;使民于不争之官者,使各为其所长也”;“不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强民以其所恶也”;“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上述五大治国方针,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授有德,则国安;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令顺民心,则威令行”;“使民各为其所长,则用备;严刑罚,则民远邪;信庆赏,则民轻难;量民力,则事无不成;不强民以其所恶,则诈偽不生;不偷取一世,则民无怨心;不欺其民,则下亲其上。

《形势解》:“莅民如父母,则民亲爱之。道之纯厚,遇之有实,虽不言曰吾亲民,而民亲矣。莅民如仇雠,则民疏之。道之不厚,遇之无实,诈伪并起,虽言曰吾亲民,民不亲也。”

 

2、“教民”

教民,是为了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教化民众懂得礼义。《权修》:乡置师以说道之”,经过教化,“百姓皆说(同悦)为善,则暴乱之行无由至矣。”这种乡师教化,其实是与“爱民”相联系的,是“爱民之道”。《小匡》:“放旧罪,修旧宗,立无后,则民殖矣。省刑罚,薄赋敛,则民富矣。乡建贤士,使教于国,则民有礼矣。出令不改,则民正矣。此爱民之道也。

不仅教民有礼,还要教民技能。国家高奉聘用有专长的技师,教民“农事”、“蕃育六畜”、“树艺”、“树瓜瓠荤菜百果使蕃衮”、“蚕桑”等等,甚至高奉聘用有擅长医师为民防治“疾病”。《山权数》:“民之能明于农事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树瓜瓠荤菜百果使蕃衮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时:曰‘岁旦阨’,曰‘某谷不登’曰‘某谷丰’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于蚕桑,使蚕不疾病者,皆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谨听其言而藏之官。”国家把这高级技能的的人员,各种生产经验都记录下来,收藏,便于广泛传播。

3、爱惜民力

《版法》:“用财不可以啬,用力不可以苦。用财啬则费,用力苦则劳。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报不得,祸乃始昌;祸昌不寤,民乃自图。”含义是人君用财于民不可以吝啬,征用民力不可以过头。用财吝啬则人民反抗,用力过头则人民疲劳。人民贫困,政令就繁复无效;人民苦于劳役之灾,政令就无法贯彻。施予酬报不得当,祸乱就开始发展;祸乱发展而人君尚不觉悟,民众就自图造反了。

4、召远修近

民众是春秋时期最主要的生产力,也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成分。改善民众政策,一方面为了稳定人心,保障生产力的发展。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吸引其它诸侯国的民众入境成为有户籍的编民。

《国颂》:“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通过发展经济,爱民富民,吸引远者入境为民。

《版法》:“召远在修近。”

《形势解》:“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于四方无择也。故欲来民者,先起其利,虽不召而民自至。设其所恶,虽召之而民不来也。故曰:召远者使无为焉。” 

 

结语

管子实施的齐国政治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效。齐国由此国力提升,成为第一个崛起的诸侯国。

其世界观方面的进步,是自西周以来的第一声呐喊。尤其是否定“天命”,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空谷足音。一个半世纪之后,孔子还仍然守着“天命说”,高呼“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在调节君民关系方面,也是率先于其他各个诸侯国。这些表现了管仲改革的成功与进步。

齐国的改革,也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君民关系的调节,激发了士农工商的积极性,释放了生产力的活力。但是,其核心利益,是牢笼民众,剥削民众,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作者简介:周怀宇,安徽大学历史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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