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期 第十六届管子学术研讨会论文综述
来源：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3/6/7 17:17:09
第十六届管子学术研讨会论文综述
刘国旗
安徽省管子研究会“第十六届管子学术研讨会”于2021年9月28日——30日在管子故里安徽颍上隆重举行。本届研讨会的主题是“管子经济思想与新发展理念”，收到文章68篇，经审定收入交流论文集68篇，现分五个单元摘要综述如下：
第一单元
金玉玲，周怀宇的《论管子相齐新战略》阐述了管子相齐实施了很多新战略，其中官天财、数据统计、亲民等三大战略最为突出，比较先进。这些战略在当时不仅能够迅速推动齐国富强，经过历史上的不断传承，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梅良勇，王绚灏《管子的消费思想探究——从齐鲁文化融合与冲突的视角》指出管子的消费思想是管子对齐国消费行为和消费问题总的、根本的看法。管子的消费思想是齐国经济、消费活动的反映，也深受楚国、鲁国消费文化的影响他以齐国消费文化为核心，提出了崇俭、尚侈、适度消费和国家干预市场的消费理念。他的消费思想既有与齐鲁文化冲突的一面，又有与齐鲁文化融合的一面。
蔡军《<管子>商业伦理思想的“诚信”特质对小微企业诚信体系建设的启示》一文认为，小微企业在国家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小微企业诚信体系建设对于经济健康有效运行至关重要，但其诚信体系建设仍然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管子》蕴含着丰富的经济思想，渗透着发人深思的商业伦理，其中商业伦理的“诚信”特质,对小微企业诚信体系建设可提供一些可借鉴的理论依据。
曹志新《县委书记都来学<管子>——管子经济思想对当代乡村振兴的借鉴》一文指出，建党百年之际，乡村振兴之时，《管子》的创富、治理思想在当下依然有着强大的借鉴意义，对乡村振兴，农村、农业、农民的治理思想、创富思维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学以致用，明体达用，才是学习的最大意义。
陈永佳《论<管子>中的粮食思想对当今我国粮食安全的启示》一文指出，《管子》一书博大精深，所涉及的治国理念可谓浩如烟海。尤其是关于粮食思想的论述，例如重视粮食生产、安定务农之心、“勿夺农时”“寓兵于农”“倡导节俭”等，对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有着极其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陈志新《管子经济治理思想与当代价值研究》的文章指出，春秋战国社会变革时代，管子辅佐齐桓公着力进行经济治理。管子顺应市场经济规律，循道而为，力主改革。施行盐铁策、轻赋税、以农为本、放开市场、激励商业贸易往来，采取资源管控、价格税收等宏观调控政策，形成了兴政顺民、富国强兵的天下观，这对于当下市场经济发展仍然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借鉴意义。
程侠义《浅论<管子>市场调节及市场构建思想》一文认为，《管子》一书较系统、较严谨的提出了一套商品市场调节及商品市场构建理论。《管子》经济思想的重要核心之一就是“市场”，其货币思想、分工思想、价格思想、消费思想、贸易思想、市场调控思想无不与“市场”紧密相联。
凤卓的《管子农业思想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启示》认为《管子》是古代贤哲一部珍贵的典籍，其中蕴涵着丰富的农业思想。管子的农业思想促进了农业、农村、农民的全面协调发展，使齐国迅速地国富民强，具有前瞻性和先进性。它的“人和思想”、“农本思想”、“救护思想”、“均平思想”对理解和贯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人才振兴”“产业振兴”“脱贫攻坚”和“改善民生”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房世杰，方格格《浅论管子的反垄断政策及其当代价值》文章指出，管子在政治、经济以及哲学等诸多方面都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管子把“以人为本”作为指导思想，将重视民生、发展经济视为国家富强、称霸中原的重要手段，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国家经济管理的主张，尤其是在反垄断方面，管子的思想更是具有时代特色。从政策信念和具体措施两个方面对管子的政策思想进行探讨，寻找其对于当前加强反垄断监管工作的借鉴意义。
陈晓宇《“莫善于侈靡”在乡村文化产业中的启示——以上河村的“鹧鸪戏演艺剧院”为例》一文认为，山东临淄上河村的“鹧鸪戏”的发展，为乡村文化产业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研究新思路，在保护“非遗”传承的同时，还能够盘活地方特色文化资源的特色文化产业，印证《管子·侈靡》篇中的“莫善于侈靡”提出的先秦时期侈靡消费的积极作用。
韩雪莉的《管子生态经济思想与可持续发展理念》认为《管子》的生态经济思想与其发展思想是紧密相关的，它给当下处于生态困境的我们以深刻的启发。让古时的观念在新时期重新散发活力，对经济新常态下的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理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追求可持续发展是《管子》生态经济思想的一大特色，其深刻的经营理念对我们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路倩，张雯的《<管子>的经济思想概述》指出《管子》一书内容博大精深，其中包含着丰富的经济思想，其中关于消费学说、赋税制度的阐述，犹为精彩，提出了寓税于价、侈靡消费和轻重理论的经济主张和思想。文章通过分析《管子》经济篇诞生的历史背景，并考察它在历代经济变革中的作用，揭示其进步性和局限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发挥它在当代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吴瑾溪，周怀宇的《三论“官天财”与当下扶贫国策—管子经济思想与当下新发展理念》一文阐述了管仲深化“官天财”战略，采取多种措施兴商、招商，扩大国内外商品市场，把“官天财”经济的源头活水，引向市场，带来社会和经济效应。形成“官天财”战略的商业发展新阶段。
王化禹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探析<管子>反映的齐国赋税特性与共性》一文认为春秋战国时期，齐国赋税制度领先于诸侯，成为中国传统社会赋税制度形成的重要来源。《管子》作为管子言行与齐国政治经济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由《管子》出研究齐国田制、赋税制度与齐国内部税额比例，充分反映春秋战国时期诸侯赋税制度的共性与齐国赋税制度的特性，管子“轻重”是调控齐国赋税实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重要经济思想。
王子明的《<管子>轻重思想对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启示》一文指出《管子》一书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其轻重理论蕴含着丰富的经济思想，包括对市场机制的充分肯定以及运用宏观调控使国家平稳发展。而其宏观经济思想又可细分为用行政手段改变供求关系以调整价格、官山海以免除多种税赋和重视农业以富国利民等。以上经济思想对于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很有借鉴意义。
赵洪春的《新发展理念、县域经济与<管子>经济思想》一文指出新发展理念是指导我国“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南，其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内容反映了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具有中长期性质。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我国各经济组成部分都将面临潜在的新变化。县域经济根植于传统的自然经济，是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预见新发展理念下的县域经济如何发展将是未来一段时期内的重要课题。《管子》作为我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渊薮，或许可以为这个课题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
第二单元
曾维春的《齐国首霸中管仲“三个世界”策略的运用及其影响》一文阐述了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与政治实践。春秋早期，华夏文明也形成了“三个世界”的格局，在管仲清醒的战略认知下，齐国很早就产生了以此制彼的均衡观念，不追求超级霸权与战争兼并，而推崇文化上的以德服人，为中国轴心期的大一统提供了内核支持。
任韶斐的《管仲相齐事功的历史共性窥论中国文化基因》一文认为当今，国际形势风云际会、变数未知，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该以什么样的姿态继续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基于管仲相齐事功与中共百年华诞的历史共性窥见一斑地论述中国文化基因，以期对当今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起到推波助澜之作用。
周永胜的《管仲治齐的初心和使命》一文阐述了春秋时期，管仲在齐国内忧外患严重的情况下治理齐国，其初心和使命是“定社稷”，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最终实现富国强兵。为了实现这一初心和使命，管仲提出了“君霸王，定社稷”的政治主张，并采取了一些列的政治措施，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崔景明的《管仲事功、林伯渠老勤务员之相同性 》一文认为管仲的思想、理论正是当时齐国进行诸多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也为战国时期法家思想、 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历史渊源。机缘中的诸多因素和历史合力的必然作用，促使20世纪初始，上海城市成为文明新知的汇融之所及变革潮流的策源地。阐述林伯渠自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至1954年的非凡经历。进而叙述他积极加入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与中国共产党之关联性启示。进而表述管仲事功、林伯渠老勤务员之相同性。
宋辉的《论<管子>的廉洁思想与党建》一文指出《管子》廉洁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廉洁品德的养成靠守道；廉洁品德的根本是勤政为民廉；廉洁品德表现为公平公正；廉洁品德要求与时俱化；廉洁品德要求执政者加强品德修养。《管子》的廉洁思想对于当代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改进党的工作作风，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与战斗力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汪锋华，李东的《<管子>强国思想的政治内核及其当代镜鉴》一文认为《管子》一书关于政治学说的重要内容是强国思想其重要维度即“顺民心”与“四维”。随着新时期国际格局呈现出多元化，和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管子》的强国思想对新时期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许多举措具有重要历史依据、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王 楠的《管子相齐事功的VR传播》一文认为新时代，基于VR语境传播管子事功具有可能性，且具独特优势，必能收到预期之效。为此，要在深研悟透管子事功基础上，拓展传播维度，运用VR艺术语言营造良好的传播环境，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管子，这对深化管学研究，加强中华传统文化对外传播，深入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王子堂的《中华精英 执政为民》一文认为管子与中国共产党是不同时代的人，但是他们的治国理念是相通不悖的。对外“尊王攘夷”，“九合诸侯”；“和平共处”，“建立命运共同体”。对内重礼重教，强调“四维”；依法治国，维护民主法制；“重农务本”重视农业生产；“富国强兵”，建立强大的军队。文章讲述的是其重中之重的“执政为民”的治国理念。
杨雪的《<管子>道德文化思想在实现文化强国梦中价值之探析》一文认为实现文化强国梦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无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他们都致力于文化建设方面的探索。中国共产党人深入挖掘《管子》道德文化思想，是因为《管子》道德文化思想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在正确的前进方向上，凝心聚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这有力地推动了文化强国梦的历史进程。
叶雨晨的《论管子相齐事功的深远影响》一文主要介绍的是管子相齐事功的历史背景及其深远影响，认为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内外严峻的生存环境是影响管子相齐制定国策的主要因素，指出管子治国方略是以救亡图存的迫切需求为出发点的。管子治国方略对后世，尤其是对中共治国方略的深远影响。
张可，郭学成的《<管子>强国富民思想与治国理政》一文阐述了春秋时期，齐相管仲以一人之力，辅佐齐桓公登上霸主舞台。管仲的强国富民思想被总结到《管子》一书中，管仲设计了符合齐国国情的改革方案，他的强国富民思想给中华民资以无限营养。时光流逝，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100年，今天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让中国综合国力得到快速提升，这是古今未有的奇迹。
邓齐勇，冉叶婷的《管子经济思想对皖北经济发展的价值剖析》一文通过对管子经济思想中积极发展贸易，重视市场作用、坚持俭侈并重，平衡生产消费、反对横征暴敛，兼顾国计民生等进行深入分析，从而得出因时而为，促进产业发展、因地制宜，兴办特色发展、市场作用，尊重规律发展、乡村振兴，保障民生发展等启示，对皖北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第三单元
龚 武的《论新修<管子>的客观性、必要性和现实性——新修<管子>（<心修管子>）导言》一文以新修<管子>的客观性、必要性和现实性阐述了古典名著《管子》重新编修为新书，旨在用一部经典的新文本、新管书，为新时代的历史学、古典文献学和管学研究添砖加瓦。以今本《管子》和当代管学学术最新成果为基础，重新分类、整理、编修、出版，对原书篇章结构进行的全面梳理、系统分析，按照新的编辑理念，使用新的编辑体例新修管书，确立管书的真实性和历史地位，就不仅是一种客观要求（客观性），而且需要正面回应（必要性）和必须付诸行动（现实性）。
程梅花的《<管子>治国“三经”：君—法—民关系论——基于<版法><版法解>篇的文本解析》一文认为在《管子》书中君、法、民三者互为中介、双向交互的辩证关系，《版法》《版法解》不仅是对这三项要政及其治理准则与辩证关系，进行专题论述的难得的文献，而且有其独到的见解，包括以无私、无违、合德作为治理三项要政的根本准则、强调治法要无违客观规律、治民要普施德泽等。
郭世东的《论<管子>制度规范建构及历史启示》一文阐述了管仲辅助齐桓公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改革措施，形成了系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制度，使齐国国力大振，实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子》中丰富的治国思想、实践和制度规范，尤其是制度规范对后代国家治理影响深远。
蒲霞的《<管子>与生命之正》一文指出《管子》认为“道”左右着万事万物，只有守“正”才能够让“道”正常运作。正常合理的饮食可以保持气血充足，只有气血充足才能够保证人的生命之正的确立。各类植物要有适宜的土壤和环境，才能够长势良好，拥有旺盛的生命力，保持生命之正。
石耀辉的 《正静为本 心形双修——<管子>养生思想浅见》一文认为《管子》不仅是一部治国理政之书，同时也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养生思想。在其顺天应人的原则引领下，管子提出了“能正能静，然后能定”的养神之道、“凡人之生，必得其欢”的养心之道和“正形饰德，万物毕得”的养身之道。管子养生思想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和圣人治国理政紧密联系起来，因而至今仍具有其独特的社会价值。
张连杰，张晶晶的《试论与<管子>中的数学知识相关的几个问题》一文初步分析与探讨了与《管子》一书中的数学知识相关的几个问题，其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管子》一书中的相关知识涉及到了数学的功用；（二）《管子》一书中的数学运算和几何知识；（三）《管子》一书中数学的社会历史地位。
王 笋的《管子的舆论思想》一文认为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当时的舆论分王、士、民三级进行营造:齐王对王权的态度决定了齐国的舆论倾向；士，上谏齐王，下教齐民，在君王与民众间搭建了桥梁，是舆论的中坚力量；齐民可通过直接谏言或者歌谣等形式，表达个人观点。《管子》的舆论思想具体表现为：建立了围绕王权稳定的舆论秩序，其中士担当起教化舆论的中间力量，最终引导民众在这个规范的舆论体系内的言论、生产、生活。
陶李，李建才的《<管子>的法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一文指出管子是我国古代提出以法治国的第一人，管子的法治思想包括以法治国，立法要符合规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皇帝国王要以身作则，法律重实施，执法要严等等。管子的法治思想对今天的法治建设影响很大。学习研究《管子》的法治思想，对贯彻全面依法治国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段梅梅，王子银的《<管子>的“礼法并重”与音乐教育思想刍议》一文认为秦汉以后许多著作都吸取了《管子》礼法兼用的辩证法思想，强调君主在音乐教育中的作用。以礼治国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建立严密的社会关系网,利用行政法规和宗法血缘的尊卑关系共同制约人的行为,使每个社会成员成为个网结,在纵向的等级制和横向的人际关系中受到严格约束。教化看作是为政之本，强调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的重要作用。
芮紫的《管子人才思想对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启示》一文认为《管子》人才管理思想囊括树人说、人才选拔、配置、培养和激励等方面，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对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具有深刻的战略指导意义。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应坚持以人为本这一人才管理内核，优化育才树人、教养任取的人才培训方法，采取严罚信赏、禄当其功的人才激励措施，进而推动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更加体系化完备化。
林晓辉的《<管子>德法之争时代背景的新认识》一文把《管子》中的德法关系放到轴心时期的国际背景来思考，主要借鉴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关于德法之争的认识来考虑。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如何治理这个社会？法就成为了管子治理道德遭到破坏的社会的首选，实质上是将前期以伦理学所维护的社会变为以法来维护的社会。但管子也认识到道德需要法律，而法律需要道德来滋养和补充，法的难题就交给了道德。这意味着当时的社会正处于从伦理学向政治学过渡时期。
孟祥运的《试析<管子>美学思想及其影响》一文首先简要介绍了美的内涵和分类，认为从本体上说，美有自然美、人性美、创造美及其三者融合升化的无穷美四个层次。接着诠释了《管子》思想中分别体现的自然美、人性美、创造美等内涵。最后指出《管子》思想中所蕴含的多种美，营造了一种宽松、活跃的社会氛围，激发了人们的创造热情，促进了人们对和美社会的向往和追求，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的文明进步。
石 明的《论<管子>四篇的圣人观》一文认为《管子》四篇的圣人观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维度，一是继承了《老子》“道”论的思想，提出圣人要修道、藏道于心，表现于外就是尚虚好静、德成智出；二是吸纳了法家刑名理论，强调正名、礼法和君臣异职等。圣人观是《管子》四篇会通道、法二派的纽带，但成书的复杂性也决定了它自身理论的不融洽。
聂 磊的《形性相葆：论稷下道家之修身思想——以<管子>四篇为中心》一文指出《管子》四篇四篇中蕴含着丰富的修身思想。稷下道家认为“心”承载着道的，提出“受道之心”，并以“受道之心”作为基础展开“心”“形”关系的探讨。就修身的旨意、途径、境界关于“心”的论述，丰富了道家心学思想，同时，稷下道家从人欲入手，提出节欲之道，以解决“心”“形”之间的矛盾，以阐述人的生命应当达到“形性相葆”的完满状态。
第四单元
崔蓝海的《 管子文化与大唐政治》一文指出管子其人，《管子》其书、管子思想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管子文化，这一文化对中国国家治理产生深邃的历时性影响。王朝政治在追求内圣外王之术、富国安民之道、振纲图强之法时，管子文化都成为他们一再挖掘、一再阐释、一再利用的“理论渊薮”。
郭 丽的《试论<管子>生态文化的特色》一文认为《管子》涉及内容相当丰富，尤其是其中的生态文化极为丰厚，具有超越时代性的特点。时至今日，依然闪耀着智慧火花，值得今人深入挖掘与诠释。文章主要从“和”“时”“节”和“实”等四个方面分析《管子》生态文化的特色。
张艳丽的《试论清代学者蒋彤对<管子>轻重理论的辨析与评价》 一文认为《管子》“轻重”理论重视宏观调控，注意保持市场的供需平衡，提出要“以重射轻，以贱泄平”，这具有极强的指导性和实践性。清代学人蒋彤通过亲身经历和感受，撰《上养一子论<管子·轻重>书》，来评判和分析《管子》的“轻重”思想。蒋彤详细引用《管子》“轻重”方面的论述，对榖物的地位及其对国家治理的影响进行分析，并以忧国忧民、关注现实的心态，期望找到合理的解决社会尖锐经济矛盾的方案。
高金山的《齐桓公刜令支伐孤竹与唐山管仲文化》一文阐述了齐桓公征山戎，形成诱无终，刜令支，斬孤竹历史事件。管仲、隰朋随军来到唐山，在这里传播齐国文化，同时将山戎文化带回齐国，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融合。唐山留下了管仲地名和成语文化，并影响了齐鲁文化，使唐山地方物产传播到山东。
王克彬的《试从正史、方志和传说统一互证的角度谈“管仲、鲍叔并颍上人”》一文认为马迁笔下的“颍上”应是“颍水侧畔”而不是“颍水上游”，以此和颍上县方志记载及管仲传说统一互证，就能得出颍上县建颍乡应是“管仲故里”的推论。《隋书》“炀帝本纪”清晰透露了因管仲故里在古“慎”地而改设置颍上县以作永久纪念的信息。最后强调“管仲、鲍叔并颍上人”对论证“管仲故里在颍上”的重要意义。
高自立的《试探管子、老子、庄子之“道”的异同》一文梳理了管、老、庄之“道”产生的历史背景，理论渊源及管、老、庄之“道”之间的传承与流变，阐释了管、老、庄之“道”各自特色，以及管子对自然之天和“道”的阐释对老子道的影响，追溯了老、庄“道”思想的渊源。说明了老子之“道”在可见有形世界之先和之外，是天地万物的来源与归宿，庄子之“道”乃天地万物的本质和总括。
沈昊凌的《管子在欧美地区的流传综述》一文认为管子在19世纪末传入欧美后经历了100多年的流传历程。在这一过程中，学术领域的管子流传历经发展取得了诸多成果。社会层面上管子的流传虽然在近年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仍然显示出了很大的局限性。文章将基于目前管子欧美流传的现状，考察并归纳总结其内容和特点。
沈国磊的《对“管子故里”的一点浅识》一文指出颍上作为地名首见于《左传·成公十六年》，《史记·管晏列传》则称: “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管子故里”必须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实践去研究突破，“管子故里”要从周边出土的文物和遗址分析，就是两个要素“颍”和“夷”，“管子故里”必须具备“颍”和“夷”这两个历史地理学的文化元素和物证，才能避开地名学的争论。
管永顺的《齐桓公的量，鲍叔牙的公，管仲的尊》一文指出齐桓公、鲍叔牙与管仲的友情，世间少有。分别从管鲍桓三人的特性“量”“公”“尊”进行论述。
张连杰的《试论和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时期的孤竹国相关的几个问题》一文以春秋时期，在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的过程中，曾为了救援燕国而北伐山戎和灭孤竹国等为基点和出发点，从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之前的孤竹国、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时期北伐山戎和灭孤竹国、对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时期的北伐山戎和灭孤竹国的历史评价等三个方面，初步分析与探讨了和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时期的孤竹国相关的几个问题。
任韶斐的《<管子>水文化》一文系统阐述了《管子》水文化。主要从自然水文化、利用水文化、治理水文化三个方面总结和论述《管子》一书的水文化。《管子》系统保存了治水的机构设置、人员调配和工程工事，值得我们反复学习和思考。
第五单元
龚 武的《管子的维度》一文以“维度”概念为工具，分别从七个维度，即人情维度、君王维度、实践理性维度、治国理政维度、“人”“民”维度、天下维度、形势道哲学维度观照、探索公元前八世纪中国古代杰出政治思想巨匠管子辅佐齐桓公实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巨大历史功业，为的是更好的“参伍综合”、融贯、深化理解管子思想文化遗产及其事业成功的内在逻辑、历史贡献和教益。
张 鹏的《管仲经济思想与范蠡经济思想比较轮》一文分别论述了管仲和范蠡的经济思想，管仲提倡放活微观经济。具体就是对内刺激经济发展，对外降低关税。范蠡发现了“农末俱利”的价格政策，“平粜齐物”的经济主张，这些都具有市场经济下的当代价值意义。
陈金海的《<左传>所见管仲治道思想初探》一文指出《左传》多载春秋时期管仲言论与事迹。管仲相齐，以“尊王”号令天下，而为桓公称霸之首要；救邢、迁卫、平戎于周，举攘夷以分灾、救患，树威望于诸侯；又以崇德、尚礼为根基，夹辅周室与摈服诸侯，使“霸王之器”与仁政相勾连。管仲诸多治道思想虽仍存权谋之宜，但其“尊王”“攘夷”之事功与崇德、尚礼之理念，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任乃宏，刘子元的《管仲相齐与中国“轴心时代”之出现及其他》一文通过梳理前贤今人之论述，认为中国与西方在社会治理能力方面的差异源自双方“轴心时代”学术旨趣之不同；中国“轴心时代”的出现则与管仲相齐的事功高度相关。文明冲突的根源是利益争夺，文化差异通常只是借口。
蒋佃勤的《<管子>为政之道》一文论述了管子辅助齐桓公内行改革，外结于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其中无不渗透着他的为政思想。管子有“画而行之”的修身之道、“以人为本”的管理之道、“与变随化”的改革之道、“礼法并重”的匡时之道、“选贤与能”的用人之道。为政之道，修身为本，提升修养是前提；重在治国，有效管理是根本；与变随化，顺势改革是动力；匡正时弊，礼法并重是保障；察能授官，识人用人是关键。这五者统一于他匡正齐国、匡扶天下的成功实践。
王笑航的《试论管子的“经济之学”及启示》一文认为管子学说是基于治国实践的经世济民之学，管仲相齐，对内改革强国，对外致力于推动构建新型天下秩序，事功成就显赫。后世学人总结管仲事迹及思想，形成了管子学说。历代学者、政治家对管子学说多有阐释借鉴，推动了管子学说的发展。从经世致用与济世安民角度出发，分析管子在治国、“平天下”两个层面的举措及思想，可以更为全面系统地了解管子的“经济之学”。通过分析管子言行事迹及思想学说，能够以史为鉴，对当下有所启示。
姜虹《借鉴管仲相齐事功构建高职院校人才队伍》一文认为管仲相齐后，通过整顿行政、选贤任能、改革创新，实现富国强兵，协助齐桓公成就春秋霸业，并奠定了齐国绵延几个世纪的强盛国力。借鉴管仲相齐事功的历史经验，有助于高职院校厘清人才队伍建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和建议，为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和强国建设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刘长明的《管子的天下一统观探赜》一文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管子辅佐齐桓公力挽狂澜，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安内攘外，重燃大一统薪火。纵观管子的天下一统理论与实践，其前后相继、不可分割的四个环节——图强、称霸、尊王、攘夷，在列国纷争的年代，既合乎理论逻辑，也符合历史逻辑。管子的大一统“四策”，避免了华夏民族彻底分裂、华夏文明行将中断的悲剧，并开启了天下重归一统的历史进程。
王硕民的《管子“民心”论》一文指出管子相齐桓公，以“顺民心”为准则。民心顺逆决定政之兴废，体现政治哲学视阈中的民本思想；君民心系一体无往不胜，体现基于心理学意义的民心观念；减轻人民负担造福人民，体现爱民利民境界中的民心观念；法立民乐法令合于民心，体现坚持公平法制中的民心观念。这对当前全面认识管子思想，深化管学研究，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初心”宗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魏莹的《浅析管子“予之为取”思想探究》一文阐述了管仲相齐年间,协助齐桓公励精图治,进行改革,成就春秋霸主。《管子》“予之为取”的思想在齐国有着良好的传统和实施条件。管仲认为国家之所以可以成为国家，正是由于以人民作为国家的根基，国家才成为国家。民众既是国家、社会的主体，想要争夺天下，必须争取民众的拥护；想要成就王业，必须从民欲，顺民心。“予之为取”的最终目的是民富则国富，政权稳固。
吴名岗的《论管仲“尊周攘夷”的历史功绩》一文阐述了管仲自齐桓公元年“任政于齐”，到桓公四十一年去世，与齐桓公的霸业相始终。他最重要的功绩是辅佐齐桓公“尊周攘夷，利泽及人”捍卫华夏民族的团结和统一。正如孔子所言，“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管仲倡导的“维护国家统一，抵御外侮”的民族精神，至今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管永顺的《管子的得人心者得天下》一文认为“得人心者，得天下”，这是历朝历代取得天下的君主所信仰的名言。详细讲述了古代管子的策略篇的《霸言》章节中“得人心者，得天下”的精华之论。
赵 洋的《管仲一心为国的人生观》一文认为管仲有着多方面的建树，他的个性就是一心为国，建功立业。历来对管仲的性格和事迹存在争议，褒贬不一，他忍辱负重从槛囚成为匡佐齐桓公成就一番霸业的齐相，管仲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和主张，始终保有“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掷地有声、自信豪迈的气概。他不受世俗眼光影响，不羞小节，坚守“以公为本”、一心为国的人生观和荣辱观。
李福生的《管子的发展理念在中国近现代的影响》认为管子制定国家的平准措施要做到与时俱进，《管子▪国准》提出“国准者，视时而立仪”，强调要按照具体的时代需要而制定相关的政策。在参照历史上的国家治理经验去做选择时，否定全盘照搬的模式，提倡“兼用而勿尽”，强调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综合起来加以利用，要在重视调查的基础上，要挣脱历史的桎梏，要顺应时代潮流去推进深化改革。
任国征的《管仲学派助推中国学术话语权构建》一文指出深入研究管仲学派、中国学术话语权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必须深入挖掘、系统分析管仲学派的文化内涵和当代价值，以此构建新时代中国学术话语权。管仲学派将对中国学术话语权在内容层面进行转换，从而使其更容易被民众理解、接受，并内化于行为之中，使其时时、处处都可被接触到，嵌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从而增强其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