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期 论新修《管子》 ——《新修<管子>》导言

来源：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1/11/8 16:11:49

论新修《管子》

——《新修<管子>》导言

龚 武

[提要]以今本《管子》和当代管学学术最新成果为基础，对《管子》篇章结构进行全面梳理、系统分析，按照新的编辑理念，使用新的编辑体例对管书重新分类、整理、编修、出版，即新修管书，确立管书的真实性和历史地位，用一部经典的新文本、新管书，为历史学、古典文献（古籍整理）学和管学（管书文本）研究添砖加瓦，不仅是一种新时代的客观要求（客观性），而且也是正面回应学术发展内律的需要（必要性）和历史赋予今人的责任及其必须付诸的行动（现实性）。

[关键词]今本《管子》；管书文本研究；古籍整理、修编

以古典名著《管子》（今本《管子》）为蓝本，重新编修为新书，即新修经典《管子》（成书或拟以《心修管子》命名），并非一时心血来潮之举。笔者为此虽早有一定准备和积累，动手之时仍不免内心挣扎和忐忑。然则心念既起，那就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于是便怀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小心，斗胆做一次冒险“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究竟如何，尚希望并欢迎得到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重新编修管书是重大创新课题，自《管子》成书2000多年以来还是第一次，旨在用一部经典的新文本、新管书，为新时代的历史学、古典文献学和管学研究添砖加瓦。

《管子》（今本《管子》）是成书于2000年前的一部卷帙浩繁的著名古典文献，由汉代刘向主持编修的“[春秋]管仲撰《管子》”，即今本《管子》（86篇，亡佚10篇，仅存76篇）传世。《管子》是迄今为止研究管学、古代社会治理、东周政治经济、齐文化等学术领域最重要、最系统、最可靠的历史文献。然而，树大招风，这样一部经典著作问世以后，一方面不断被后世王朝统治阶级研读、效法、运用，一方面在疑古风气的文人学界圈子里，也出现了对其创作、成书乃至作者等问题不断质疑的现象，后者逐渐演变成一种文化和学术的负资产，表现为传播过程中积累下来的诸多悬疑和学术难题，以及重大学术争端和分歧，极大困扰着后世对这部伟大经典的阅读、理解，客观上形成了文化和学术的内卷效应，严重影响了今天对与管书对应的那段中华民族历史上那段震古烁今、“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伟大事变的地位和借鉴意义的全面、正确的认识，在某种意义上对冲乃至否定了管学所蕴涵的中华优秀文化的精髓和珍贵遗产。所以，以今本《管子》和当代管学学术最新成果为基础，重新分类、整理、编修、出版，对原书篇章结构进行的全面梳理、系统分析，按照新的编辑理念，使用新的编辑体例新修管书，确立管书的真实性和历史地位，就不仅是一种客观要求（客观性），而且需要正面回应（必要性）和必须付诸行动（现实性）。

一、新修《管子》的客观性

（一）管书概念及其意义。新修《管子》，首先必须厘清这本书的来龙去脉，所以“管书”概念即《管子》成书之前的原始形态的文献，就是一个绕不开的前提条件，那么让我们探究一下，管书是不是一种客观存在？

1.管书概念出处。管书，即管子之书或管子所著之书。起初，早于《淮南子》的贾谊《新书》四处记载的“管子曰”及其管书原文，虽未明确提出管书概念，实际上对证明管书的客观存在作出了重要贡献。其次，管书概念较早或具有代表性的出典如次：

1）西汉，刘安《淮南子》谓：“管子之书”；

2）西汉，司马迁《史记》载：“管氏……其著书，……其书”；

3）西汉，刘向《管子书录》曰“管子书”；

4）魏晋，傅玄称：“管仲之书”。

2.管书定义。管书，即管子之书或管子所著之书，亦可以理解为是对后二者的简称。

1）广义的管书。即管子著述及其相关史料汇集、存世、传播的最初文本形式的存在。除了可从部分子集和史书记载中淘漉出有关管书的凤毛麟角、只言片语之外，原始管书的起初形式和全貌，已沉没在历史长河之中，今天我们只可想见，已无缘目睹其真面。

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其中包含了大量亡佚的古籍在内，这种“沉没的”文化成本，后人应格外重视，至少不要忽视不顾。那种动辄对古籍冠以“伪书”无罪推论的言论，是虚无的，也是不恰当的。

2）狭义的管书。即“今本《管子》”（或简称《管子》）。被《汉书》正确而确凿地记载为“管仲撰”的《管子》——又称“今本《管子》”是仅存的一部汉王朝诏令官修的个人文集，由西汉皇族重臣、光禄大夫刘向领衔编修，是一部厚重而博大精深的经典古籍。

作为现存管书最完备的形式，《管子》的问世和存在带有独有的传奇色彩。它不仅成书于由刘向主持的汉代皇家古籍修编的浩大工程，而且囿于不明的历史原因，整理编修的其他古籍的不幸亡佚，《管子》是硕果仅存的代表。《管子》是一部厚重而博大精深的经典，是储藏管子精神遗产的文献汇集，也是迄今了解管子最权威的文本。

3）管书概念的意义。管书作为区别于狭义管书《管子》的概念，有其独特的范畴和学术意义。《管子》很好的保存了管书的基本内容，呈现的是一部刘向编修后的管书。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管子》问世后，也阻断了后世了解原始管书的通道，甚至打消了后世进一步认识管书的欲望。这对深入研究管子管学这个强势、精英文化的代表者，一开始显然是十分有利的，然而，随着事物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弊端也逐渐显露了出来。当然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写书的人没有教条主义，是读书人读出了教条主义。关键因素考量的是后世阅读能力或曰“情商”和“智商”。问题是这个负面的方面，在管子管学学术史上逐渐做大做强，发展成为一种几乎对冲的强大势力，这就成为一个严重的历史文化事件。

正面回应这个历史文化事件也是新修《管子》的初衷。即有必要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上研究管子著作的原始面貌和内容，进一步澄清因原始管书研究缺失，而造成的对《管子》作者和成书问题的无休止质疑。为回应少数持论《管子》“伪书”者的责难，也需要重建一个研究管子著作和《管子》文本的参照系，从而将管子管学置于更广阔的历史时空中加以体察和认知。这是一个值得但并不轻松的课题，也是终究必须跨越的一道“文化峡谷”，而不得不面临的艰难的抉择。

而这个抉择和使命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以《管子》为蓝本，重新编修一部新管书。

狭义的管书《管子》，即便不是残本，相对于管书而言，依然也是个“残本”。所以，心修管子也概莫能外。

这些都是本书写作要弄清和面对的“家底”，也是新编管书必须交待的问题。

（二）古代文献的管书信息。管书或“管子之书”，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自古有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工作不过是激活了一段沉睡的话语。

1.“管商之法”。韩非（约前280～前233）曾云：“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韩非子·五蠢》)时约在公元前三世纪。

2.“管子曰”。贾谊（前200～前168），西汉思想家。贾谊《新书》成书约在公元前二世纪上半叶，书中至少四处使用了“管子曰”，引用管子论著的原文。重要性在于贾谊的引文均可以在今本《管子》中查到，实现了互文印证。《新书》思想和体例带有仿照管书写作的痕迹，肇开了政论“管子体”先河。

3.“管子之书”。淮南子，即刘安（前179年～前122年）西汉文学家、思想家，和众门客著成《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该书所谓“管子之书”，是有关管书最早的出典。

齐桓公之时，天子卑弱，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国，中国之不絶如线。齐国之地，东负海而北障河，地狭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忧中国之患，苦夷狄之乱，欲以存亡继絶，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故管子之书生焉。

（《淮南子·要略》）

2015年，著名美国汉学家艾伦·李克（1921～2020.4.18）在《论管子》中确认：“第一次对《管子》成书过程做清晰描述是《淮南子》，该书呈现了该书作者所认为的《管子》成书来源面貌。”（安徽省管子研究会《首届国际管子学术交流论文集》）

4.“管氏其书”。司马迁（前145年-不可考）《史记》记载《管子》为书，时约在公元前二世纪下半叶：

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

（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

“至其书，世多有之”，这句话至关重要。意谓“至于管子著书啊，存世量很大，所以不论述了，这里只说说他世人不知道的史实。”明确指出“管氏”（管子）“见其著书”“其书，世多有之”。

5.“管子书”和《管子》。公元前一世纪，管学史上里程碑式的大学者、汉光禄大夫刘向（约前77～前6）担纲编修钦定本《管子》（即今本《管子》）。刘向在《管子》编修工作告一段落时，给汉成帝的奏章《管子书录》（又称《管子叙录》）中记载：

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雠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杀青而书可缮写也。

管子者，颍上人也，名夷吾，号仲父。少时尝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子贫困，常欺叔牙，叔牙终善之。

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子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子纠死，管仲囚，鲍叔荐管仲。管仲既任於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故管仲曰：“吾始困时，与鲍叔分财，多自予，鲍叔不以我为贪，知吾贫也。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吾有利有不利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吾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鲍叔既进管仲，而己下之，子孙世禄於齐，有封邑者十馀世，常为名大夫。

管子既相，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丑，故其书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犹流水之原，令顺人心，故论卑而易行。俗所欲，因予之；俗所否，因去之。其为政也，善因祸为福，转败为功，贵轻重，慎权衡。”

桓公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伐楚，责包茅不入贡於周室。桓公北征山戎，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柯之会，桓公背曹沫之盟，管仲因而信之，诸侯归之。管仲聘於周，不敢受上卿之命，以让高国，是时诸侯为管仲城谷，以为之乘邑。《春秋》书之，褒贤也。管仲富拟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侈。

管子卒，齐国遵其政，常强於诸侯。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太史公曰：“余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详哉言之也。”又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爱，岂管仲之谓乎。”《九府》书民间无有，《山高》一名《形势》。凡管子书务富国安民，道约言要，可以晓合经义。向谨第录。

（《管子》明刻本）

综上所述，管书最早应该成于管子时代，前一世纪以《管子》为定本流传至今。

管书流传信息如草蛇灰线，虽说法各异，但逻辑意义略同。科学表明，任何研究只有将一定的观念与一定事实相对照做判断，而不是把观念与观念相对照做判断，才能更接近规律和真相。只有将管子和管学最集中的成果——管子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历史与《管子》文本相对照，才有理由肯定文章多半出于管子之手，同时理解管书为何需要管子原著和相关史料参伍的匠心、良苦用心。只有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管书才不会犯下误读的过失，也不会轻率以“杂家”“伪书”贬之，妄加判断和非议。

二、新修《管子》的必要性

谈到新修《管子》的必要性，有必要追溯管书成书的源头。这项工作是刘向今本《管子》留下的空白，而不得不在今天加以填补。这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由于历史文献的缺失，只能依靠碎片化的资料信息，通过多视角的推理研判加以确认。这种虽然带有一定想象性逻辑判断，却是历史科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方法之一。

（一）管书成书的时代背景。这里对管书产生的那个众所周知的、轰轰烈烈大时代的背景暂时从略，仅从管子与管书文本存在的现实性关系的视角加以观照阐释。

管子生于公元前723年，在学成之后的青年时代，离开家乡古蔡国的颍上，经商、从军、求职，游历列国，最后落脚入齐，与密友鲍叔牙在齐僖公时代进入齐国宫廷任“傅”，教齐国公子姜纠、姜小白（即齐桓公）读书。也就是说管子做宫廷教师教傅公子纠达十数年之久。这既是一个文献记载的不争的客观事实，也成为理解管子管学的极其重要的铺垫，却恰是传统史学被忽视的“飞地”和“空场”。正是在这个“飞地”和“空场”里，埋藏了管子之所以成为管子的秘密，管子一生中最重要的职业经历、思想积淀和理论准备期。《管子》文本倒逼管书的存在与这个重要铺垫期二者之间形成了“历史—逻辑”的互文关系。

管书显示，管子是一个创造型的人才，有着超乎常人的逻辑思辨和将理论和实践融合一体的能力，有一副流畅而文采飞扬的文笔，有语言大师出口成章的风范，名言警句比比皆是。这样的政治家做为相国，亲手写出来的文章，包括那些教齐国公子读书的篇章，如《牧民》《权修》《立政》《形势》《宙合》诸篇，也包括那些解文和《弟子职》在内，也包括他替齐国政府撰写的章程、法令和行政规范，以及写给齐桓公的对策、奏章、疏议，加上史官记录下来的管子与齐桓公君臣的对谈的军国大事，再加上齐桓公时代的大事纪略，即大、中、小三“匡”和“轻重”诸篇等重要档案，璧合成一书，顺理成章，堪称天作之合，乃文化盛事、中华民族之偏得。

管书著作是一回事，但以上古时代文献书写（竹笔“聿”蘸生漆）和载体（竹简、木牍等）的具体情况，能不能保存流传又是一回事。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原始管书是一大堆体量和重量都十分可观的竹简，搬运、保存、管理和查阅都是不轻松、有难度的工作。

中国古书分卷、篇，与书写所使用的竹简（或木牍）有关。管书由若干枚竹简编辑而成，卷又由若干篇组成，一枚竹简重约5克，可书写10字左右，一卷书按7500字计，约需要750枚竹简，重量约为3750克，重量甚为可观，管书二十四卷总重可达90000克，即90公斤（约为古代牛拉车半车，古人“学富五车”也就是读了十几部像《管子》这样部头的书）。这么重的一堆竹简，不易保管、收藏，管书因此而容易亡佚。所以制约成卷因素不主要依据文章内容，而根据竹简重量，及其人阅读、保存、携带的便利。管书连同亡佚篇什共八十六篇，二十四卷，卷均3.6篇；现存七十六篇，篇均约2100字（由此可计算出管书亡佚十篇约21000字，超过全书八分之一），卷均约7500字。卷分大、小、长、短，这一点在管书分卷中，体现尤为典型。实际上，今本《管子》短卷不足3000字，长卷则逾万言。

司马迁《史记》云：管子逝世后，齐国运用管子之政“尝强于诸侯”，一百年后晏子出。说明至少在晏婴任齐时，管子和管学还是齐国治国的圭臬。所以，管书在很长一个时期，即在姜齐政权时代，还是受到保护的，并继续被“拷贝”传播到列国。

管子逝世三百多年后，到了战国中、后期，经由竹简管书传播的管学，已达到韩非所说的盛况空前的“管商之法”“家有之”的程度。这意味着，从管子时代开始，管子和管学是周代中后期，即春秋中晚期和整个战国时代的主流显学，没有之一。管书传播量大面广的盛况，在后来刘向编修《管子》提到的管书资料来源多样性中得到进一步印证。顺理成章的是管书在传播过程中，手抄本会越抄越多，不同的版本、重复、错讹乃至简牍错乱的现象，也就无可避免。

竹简管书传播面广和量大即产生诸多“拷贝”这两大特点，最初体现的文献是借由孔子（前551～前479）《论语》的话语、左丘明（前502～前422）《左传·齐语》、列御寇（公元前450～公元前375）《列子》以及孟轲（约前372～前289年）《孟子》等间接的记载，以及韩非、贾谊、淮南子、司马迁等直接的描述和记载。接下来到了刘向组织编修《管子》的阶段。

在这些一系列历史文献和人物言论的背后，管书就像一根隐身的红线一直存在着。刘向奉命领衔盛世修文工程，整理管书、编修新本，并定名《管子》，即今本《管子》的问世之时，实际是对管书形成、传播、教化影响、收藏保存和最后朝廷官修整理编修全过程的一个完美收官和历史总结。

一部由出生于两千七百多年前古代杰出先贤管子撰写的著作，中间经过传播方式、书写材料、书写方式和文字的重大历史变迁，能够最后以《管子》的形式，较为完整的保存到今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喜悦、感恩和庆幸。

    （二）管书流传的历史脉络。关于管书成书和管子的传播，用草蛇灰线来形容，最恰当不过,它始终运行在一条薪火相传的链条和延续有序的客观历史文化轨道上。韩非（前 280—前233）《韩非子》写道：

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

（韩非《韩非子·五蠹》）

韩非这句颇具感情色彩的话，表达的是对管仲和商鞅治国理政的思想虽然家喻户晓了，然而说的人多、做到的人少状况的感慨。“管商之法”与世界上所有优秀思想理论一样，产生之后，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遭遇机会主义的对冲。韩非出生在公元前3世纪，那么管商之法传播的源头究竟在哪里？

1.管书部分论著写于管子教“傅”时期。从管子职业、管子性格特征和管书内容三个维度参伍体察发现，勤奋博学的管子在前相齐时期，职业和职务是齐国朝廷的“傅”（后世朝廷的太傅之职务，即滥觞于此）即宫廷教师。教师是管子的第一个重要身份，不是一般的教师，而是社会地位最高的（诸侯国）宫廷教师。管子由此是迄今见诸文献记载最早的师祖、名师和教育家。

文献记载：管子和密友鲍叔牙双双长期任职于齐国宫廷，分别教授齐国僖公的两位公子公子纠和公子小白（齐桓公），实际上是两位齐国继承人班底的主要辅臣。这一点及其重要，又容易忽视，原因很简单，就是历史文献对这一段教傅生涯系统记载的缺乏，而后世学术研究又经常缺位。

因此需要深究和还原的重要史实是：1）管子教傅齐国宫廷的起始时间；2）管子教傅时期做的工作；3）管子教傅教绩的载体——教科书使用自编教本；4）管书与教傅的关系问题。

通过《管子》文本的有关信息，并结合近年来管子故里文史资料、口碑资料研究成果，可大致淘漉提炼出上述问题有关信息的基本答案。1）管子前相齐时期在齐国宫廷教傅时间大约起始于公元前700年，到公元前685年相齐，大约为15年时间；2）管子在教傅时期为教学需要，进行了苦心孤诣的读书和写作，也可视作为未来治理齐国的理论和思想准备；3）管子教傅的教绩载体，即使用的教科书至少包括他读写的成果；4）管书或《管子》里都保存了大量教科书性质的论著，如“经言”部分主要篇章和解文等（这个课题必要时可做详细的专门分析、研究）。

2.管书成书积累于管子相齐时期。管书的主体是管子论著。既然前有论著基础，管子相齐初期的工作重心又侧重于行“文道”，根据治国理政实践，必然形成一系列新论著，这就构成管书论著的骨干内容和体系。

3.管书传播应始于管子相齐中后期。管书成书和部分流传到诸侯列国应该不迟于管子任相国的四十年间，即公元前685——公元前645这个区间，尤其是齐国开始称霸诸侯，管子名声如日中天的时期。

管书文本流传的情形究竟怎么样？还未发现直接的记载描述，幸好间接的内容在《管子》史料里有所披露：

 管仲会国用，三分二在宾客。其一在国，管仲惧而复之。公曰：“吾子犹如是乎。四邻宾客，入者说，出者誉，光名满天下。入者不说，出者不誉，污名满天下，壤可以为粟，木可以为货，粟尽则有生，货散则有聚，君人者，名之为贵，财安可有。”管仲曰：“此君之明也。”

　　　　　                        （《管子·中匡》）

“四邻宾客，入者说，出者誉，光名满天下”，尤其是“光名满天下”，靠什么？难道就是说一说而已？显然，宾客不会“入宝山空手而归”，在管府待那么久，做什么事情呢？除了聆听管子说道之外，应该更多的时间是在抄写管书竹简。原来管书可能是通过列国“宾客”赴齐国学习滞留期间，通过阅读、传抄而逐渐成为流传甚广的 “手抄本”。

在此随便要说明的是历史上养士之风，管子似乎也是开风气之先者，春秋战国时代养士（包括学士、策士、方士或术士以及食客）之风盛行，最著名的是战国“四公子”（魏国的信陵君、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门客有的多达几千之众。但是究竟起始于什么时候呢？看来管子不是最早开风气之先者，也是最早的开风气之先者之一，只不过管子的宾客与战国诸公子的食客（有的甚至多为鸡鸣狗盗之徒）还是有很大的区别：首先是管子供养宾客的目的不是为了结党营私，培植党羽，别有政治企图；其次管子身为相国，来宾的质量和素质高，该是天下的志士仁人、有识之士或慕名求教、求职的学者；最后管府常驻人数恐怕也没有战国的“公子”们的食客那么多。

不过，为何管子常年供养宾客花费大这件事还是让管子有点惧怕了呢？可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宾客中大都是学者管子的“粉丝”，既是管子的弟子，又主动请求帮助管子做一些工作，让管子教授他们治国之道。管子由此可能让属下和宾客一起将他的著作、内府文献和有关资料搜编一处。这项工作（管书雏形时期）是一个动态过程，最早可能始于管子任齐初期的“文道七年”（公元前685—前678），至迟约于齐桓公称霸春秋期间，即幽地会盟（前678年）到葵邱会盟（前651年）大约30年这个区间。

管书雏形最初该是由管子亲为，并指导相府文官（《管子·小问》记载管子身边有位博学的“婢子”）编辑的。宾客有可能参与这个过程，但他们的任务主要还是学习、“拷贝”管书，通过抄件，把管子的治国之道和智慧流布开来。如果真有后世推测的存在一个所谓“管子学派”的话，那么管子相府文官比如“婧”以及这些宾客算得是其中部分成员。

不过，宾客绝对不是管书的作者，只是誊录生、搬运工，是把管书手抄本包含的管子学说和齐国治国之道，传播到诸侯列国的“宣讲员”、传播者。

4.管书的基本概貌。管书形成确实是一个历史过程。一方面，在管子逝世之后，到田齐代姜之前，管书经历了一个从管书雏形（管子论著）到管子论著和史料结合的重大嬗变，逐渐形成“管子论著+与管子相关的齐国史官史料”的基本概貌，即今本《管子》据以为本的成书理念。一方面，管书成书在印刷术还没有发明出来的时代，抄写是唯一的文献传播手段，竹简是重要的书写材料，沾着生漆的竹制硬笔“聿”是书写工具，交流文字是通行的篆书，我们的先人就是用如此简陋的材料和工具，在沉甸甸的竹简上，书写下博大厚重的文化。

5.管书在后管子时代的传播。管书在“管子论著+与管子相关的齐国史官史料”基本样貌的前提下，随着一再的传抄和誊写，也就逐渐分化、衍生，呈现出不同的文本形态。在时间上，从管子时代到刘向修编《管子》，经历了春秋、战国、秦朝和西汉，管书已经饱经风霜、流传了约七百年之久。在空间上，更是从周代的齐国流布到诸侯列国，广被中原大地，收藏于朝廷、军、政、官府和坊间。

6.《管子》与汉成帝和刘向的历史功勋。尽管整个先秦时代管书的面貌和流布罕见于文献记载，但是到了汉代成帝时代，今本《管子》横空出世，最新形式呈现的管书，还是惊艳了世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刘向编修《管子》杀青时，给汉成帝的奏章里写的清楚明白，披露的信息量很大，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

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雠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杀青而书可缮写也。

（刘向《管子书录》）

《管子》成书大概在什么时间呢？《管子》成书于汉成帝时代，约在公元前1世纪的末叶到公元1世纪初，即公元前26年到公元07年（33年）之间，迄今已经超过两千年。

历史往往最会开玩笑。在位乏善可陈的“弱势”之君汉成帝，最突出的政绩却是“采集图书”，而“采集图书”留下来的成果， 是一部“强势文化”的代表作《管子》。《管子》成书，似乎也成了刘骜王朝最具价值的“正面资产”，而世俗文化更多的是从赵飞燕姐妹花香艳的罗曼史中了解到刘骜其人的负面人设。有关信息显示：

刘骜（前51年－前7年），字太孙，又字俊 ，西汉第十二位皇帝（前33年—前7年在位），汉元帝刘奭的儿子，母为王政君。

河平三年（前26年），汉成帝刘骜鉴于秘府之书多有亡散残缺，继汉武帝刘彻之后，又一次大规模地在全国范围内采访图书文献。汉成帝下诏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又委任光禄大夫刘向总领校勘、整理采访来的书籍，命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太医监李柱国校方技，每校完一书，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做成提要，论其指归，辩其谬误，连同定本送交，由他亲自观览后定夺。这一时期的图书征集和编校文献活动，对后世的目录学、校雠学、藏书学有十分深远的影响。最早的分类法和目录《别录》、《七略》就在此间问世，开创了世界上最早的图书分类、编目工作的实践。 （百度·百科·刘骜）

汉成帝和刘向为中华民族保存了管书，奉献一部治国经典《管子》，一劳永逸的结束了管书散乱漂泊的历程。管书正式进入《管子》时代。

在管书史上，汉成帝王朝和刘向的功劳是划时代的，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三）今本《管子》和疑管之风。刘向主持编修的、被《汉书》记载为“管仲撰”的今本《管子》，原本86篇，今天读到的各家版本均以实存76篇为母本，10篇仅存目录，约16万言，是先秦篇幅最大的一部子书，约为《论语》的12倍，《道德经》的36倍。按照篇平均字数约2100字对亡佚篇什进行估算，亡佚10篇，大约亡佚21000字。也就是说完整的《管子》总篇幅约18万言。

《管子》包括治国理政，涵盖政治、哲学、经济、社会、道德伦理、法律、军事、外交和自然科学等多方面内容。

《管子》成书体例分为卷和篇两大层次，文献材料摆布又按题材、体裁和来源等形式分成八个部分：即《经言》9篇，《外言》8篇，《内言》 7篇，《短语》 17篇，《区言》5篇，《杂篇》10篇，《管子解》 4篇，《轻重》 16篇。

对于《管子》的分组问题，刘向在《管子叙录》中没有交代。因此，有人认为这种划分不是出自刘向之手。

　　　　　      （巩曰国《＜管子＞版本研究》第９页）

“分组问题”或分章问题，此可存而不论。《管子》使用的文献大致是“论”与“史”，二者互补而互文，形成该书内生性强大的完整体系，较好的保存了原始管书的形式和精神风貌。

遗憾在于，《管子》编修将史论两个部类的文献以不同标准分章（分组）混编在了一起。管书以《管子》的面貌问世之后，给管子管学带来一劳永逸的传播载体，也附加带来了阅读问题，出现了一个独领风骚的“疑古”文人内卷问题。非管之风，自魏晋滥觞，宋朝、民国为最，谬种流传，高手代有所出。

在管学历史上，可以视为与《管子》文本有关的负面事件，产生于晋代。

文献有据可查的质疑或评论“管子之书”的事件，约发生在公元三世纪魏晋时期。

魏晋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别具一格的时代，一方面文风、文绩十分突出被津津乐道，一方面其国家治理水平和社会生态的健康性又乏善可陈。今天，回望历史，作为中华民族由汉末三国归定向南北朝大分裂过渡的朝代，观照、审读这个时代发生的过往，还是很有意味的。

傅玄之所以对“管子之书”提出著名的评管“21言”的异议，至少说明他是阅读了今本《管子》，故此他才会有这样的见解：

管仲之书，过半是后之好事者所为，轻重诸篇尤鄙俗。

（傅玄《傅子》）

首先，傅玄的阅读，承认《管子》是由管子著作和史料两大部分构成的。其次，分析傅玄阅读感言即评管“21言”这段话的几层意思：

1）默认“管仲之书”是《管子》；

2)《管子》有“过半”不是管子写的，言下之意还有少半系管子“所为”；

3）对《管子》轻重诸篇特别反感，认为经济、言利“鄙俗”。这说明傅玄是性情中人，又存在文化属性的局限性。

生活于魏晋过渡时期的傅玄，大抵算是这个以“魏晋风度”著称的时代另类的代表。傅玄与那班以“嗑药”“饮酒”“清谈”为能事的文士大相径庭，而颇具入世精神。《晋书》记载曰：

傅玄体强直之姿，怀匪躬之操，抗辞正色，补阙弼违，谔谔当朝，不忝其职者矣。及乎位居三独，弹击是司，遂能使台阁生风，贵戚敛手。虽前代鲍、葛，何以加之！然而惟此褊心，乏弘雅之度，骤闻竞爽，为物议所讥，惜哉！古人取戒于韦弦，良有以也。鹑觚贞谅，实惟朝望。志厉强直，性乖夷旷。

（《晋书·卷四十七·列传第十七 》）

傅玄对法家先驱管子感兴趣并非空穴来风。钟泰《中国哲学史》评傅玄:“老庄之用，在于申韩。晋人言老庄者多，而知申韩者少。故吾尝言晋人未能得老庄之全，以是蒙其害而不获其用。既得《傅子》读之，觉其尚公道，重爵禄，犹有法家之意。”

故此，“尚公道，重爵禄，犹有法家之意”的傅玄没有否定“管子之书”（今本《管子》），相反把肯定“管子之书”，当做“21言”立论的前提。傅玄对今本《管子》编入史料的不满，不是全无道理，只是略显孟浪，如说“过半是后之好事之徒所为”，则有失公允、精当。傅玄的局限在于：一未能了解《管子》成书的来龙去脉，二对管书还是粗读，尚欠深入研学。

傅玄“21言”对轻重诸篇的评价，像一面镜子，反映管书已由韩非子所处的战国时代，普及化走向了庙堂馆阁，从大众实学，变成了小众经学，尽管其强势、精英文化的底色犹在，却已经是强弩之末；反映当时文士儒生存在脱离政治和基层社会的不良倾向，与古代圣贤治国理政，尤其是立足政治经济学的社会治理模式、智慧和情怀已是渐行渐远。管学肇始的政治经济学与读书人知识结构和学问框架之间的关系，逐渐山海相隔。

西汉以来管学退潮的大趋势，是一次传统强势精英文化和实学文化的标志性失根。随着中国社会族群政治内卷矛盾的发展演变，管书和管学作为一种强势的精英文化、经世致用的实学已经慢慢沉没。尽管在隋唐之后，李世民君臣庙堂政治较为重管，并有宰相房玄龄领衔的房注本《管子》问世。然而联系唐代政治和意识形态资源的多元性以及中、晚唐尤其是宋代，世俗政治取向和文化特征，贞观盛世不过是运用管学治理事功的回光返照。管学作为治国理政的强势精英文化的失根，影响的不单是时代文化属性本身，而且事关民族强弱、家国兴衰，并一直影响到今天。

这是一种文化的“蝴蝶效应”。让我们继续观照傅玄：

傅玄“21言”所谓的“过半为好事之徒所为”，历史真相大概是，今本《管子》属于管子论著的有50篇，史料部分是26篇，史料既不占“大半”，所为者也非“好事之徒”，而恰是位高权重的汉成帝的重臣、大学问家刘向，及其所领导的官方修文的国士团队。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傅玄说过什么，而在于傅玄“21言”的一家之言，却继续发生阅读问题，成为后世某些文人儒生“疑管”“贬管”以讹传讹“跟着说”的经典依据。傅玄的人设，由此被塑造为一个管学史上巨大“负面资产”的开山。这恐怕是傅玄始料不及的。

傅玄的阅读和论管四六开，有功有过。功在于他第一个指出管书编修存在技术问题。过在发生了阅读障碍，曲解管书某些内容，贬低轻重诸篇，而妄下断语。后世断章取义的解读，究竟是因为傅玄言论不慎、咎由自取，还是本无恶意、横遭后人的故意绑架呢？暂且不论。

遗憾在于，后人的阅读没有扬弃傅玄不恰当的消极意见，而汲取其合理内核，相反不恰当的放大和固化了其消极的因素。

管书原本大概相当于“管子论著集”和“管子史传”的合集。《管子》编修者简单的使用了将管子之“论”和史官之“史”“杂烩”的编辑体例，存在一定的技术硬伤，给大部分读者造成困惑，也给研究者挖了一个“坑”，这是造成《管子》文体杂乱、表达混淆、所谓“杂家”、非一人一时之书不良印象的根源。管书史料内容确实不是出于管子之手，管书史料里出现的大量人物称谓问题，反映了编修者对逝者的尊重。这与其说是编者故意制造文本混乱，毋宁说是后人阅读理解的因素不够。个别管子的（第一人称）文章，也存在开篇将管子自谦的称呼（名字），修改成“尊称”（字号）的现象，也大致可作如是观，尽管确实是不必要的画蛇添足。

问题还在于，《管子》编修者关于原著作者以及编书体例问题的明确说法和解释付诸阙如。所以，以讹传讹，就给非管者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口实。

《管子》尽管存在技术性瑕疵，却与管书真伪问题完全不在一个“维度”，硬被拉扯在了一块，并最终形成管学研究的一股不良“逆流”。除了在以儒学为本位的文化语境中，学派党争内卷，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在治学和古籍文献研究中思想工具和方法的缺陷，以及脱离实际的形式、教条和教育门户之见的消极因素。

管书的真伪之辩与管书成书时间之辩实质上是同一问题的两种表述，主要是学者私人阅读和书斋写作的一种呈现，并代表着差异化的不同学术立场和话语策略。他们乐意公推晋代傅玄为这一公案的始作俑者。而真正非管的扛鼎之作，荣誉则归属于苏洵、朱熹等宋朝国士。凭空（？）掀起一股非管和《管子》伪书论的狂潮；民国时代以胡适之为首的疑古学派，更是著书立说把《管子》定为伪书。有趣的是文化传承自有逻辑和轨道，并不一定以新旧时代做切割、划分。

所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甚至近几十年来，有关《管子》与“管仲学派”“稷下先生”“齐法家”以及“稷下学”等之间缺乏论证的“权威”说法，以及《管子》成书的种种观点（初学者的人云亦云不算），大抵在文化属性上摆脱或受制于民国流风这件事上还稍欠用力。囿于主客观条件，读书人自身局限和阅读障碍，很难实现自我解锁。所以不胶泥于不可持续的学术立场，还原事物本初，实事求是看待管子管书和今本《管子》，几乎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有关围绕管子管学的历史文化事件，除极个别历史人物另当别论之外，把发生在管子管书的历史事件，看成是一场因为阅读局限而造成的历史误会，而让其自生自灭消失在历史的天空，在今天或许是一种宽容、不错的选择。误会大抵都与信息、知识、认知不对称，即与古文献记载的简约，与齐国历史符号呈现的变形等主客观条件有关，当然改善阅读或学术方法也是至关重要的。

三、新修《管子》的现实性

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学本身带有历时性和主观性，不过历史的客观性永远是最后的坐标。当《管子》成为否定管学乃至管子其人、管子文化的口实时，那就意味着有些客观历史将遭受质疑，并最终被无端的抛弃。我们可以暂不追问抛弃传统和历史的理由，但是我们有责任将真实的历史呈现于大庭广众。

（一）命运沧桑的管子管学。对《管子》的质疑的本质，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一个民族文化问题。造成管子管学的历史命运多舛的因素是复杂的，主因出在历代的统治阶级的精英集团内部。然而担负着文化和意识形态重任的主流“国士”及其学术派别的分野和内卷，无疑提供了观察文化时代变迁的最重要的风向标。

管子管学作为春秋战国一种罕见的强势精英文化，余脉影响到秦汉三国，此后便每下愈况。尤其自宋代赵光义、赵普主政之后，政治和社会生态恶化，加上国士苏洵、朱熹和叶适等人的言论贬议，管子管学一路直线下滑。这个现象云波诡谲，值得研究，却至今缺乏一般的理论说明，这恐怕正是缺少管子，以及管子和管学的迷人之处、魅力所在。

自汉到唐这大一段历史，中间横亘着魏晋南北朝，约为公元280年到公元589年。这三百年，是管子和管学的沉寂期，其中仅有个江左夷吾（《晋书·温峤传》:“于时江左草创，纲维未举，峤殊以为忧。及见王导共谈，欢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复何虑！’”）电光石火的一闪而已。

经过隋统一的短暂修治，唐朝开国元勋们对管子管学态度相当中规中矩。从《贞观政要》的记载看，管学是受到李世民君臣青睐的。不过，唐朝总体上，对管、老、孔和儒、释、道均无偏废，兼包并容，采取了史上罕见的一视同仁、多元并存或者折中主义倾向的文化策略。

唐朝对宋朝不能说不产生影响。在文化属性上，人民大众还是那个人民大众。底层文化永远是弱势性、从属性的存在。而对顶层文化资源的汲取，不同背景的王朝政治人物，有不同的偏好和胃口。少数精英集团的文化属性决定了他们的“食谱”偏好，胃口不同，进食的方式不同，就会选择在历史的餐桌上围绕“管用的”这个主题，不断挑肥拣瘦，而并不见得真的选对了方向、框架和优质的文化资源。

以宋朝为分水岭，儒家在宋代发展成为影响深远的程朱理学，儒教之说由此而起，宗教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唯我独尊的“一神教”，将汉代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宗派主义推向了极端。这样管子管学受到进一步打压就没有什么值得奇怪了，问题是读书人们更乐意从《管子》与作者的关系入手解构否定一件事物（后世把《管子》列入伪书黑名单，以及出现的“伪书”论者主要根源于宋代），最高统治者和国士人物的意愿实现高度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宋代苏洵、朱熹等人是第一次把矛头对准了管子的人设，而不仅仅是否定《管子》而已。

管子管学从此遭致泼污水、谣言式的攻击和否定，黯然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退场。管子管学被边缘化了，仅仅在文献学意义上被官方或坊间所低调幸存了来。所以，宋代的亡国、没落的历史必然性，就以管子管学的被否定的历史偶然性为自己开辟了道路。

宋朝统治阶级“丧权辱国”之后，元代近二百年，以儒家为官方意识形态，管子管学几被遗忘。只有一部《东周列国志》庶几乎平衡了由管子和管学所代表的中华民族立场。

宋元以后，管子管学完全退场，只有管书在坊间在文献、文字学的意义上空转，苟延残喘。

明朝统治阶级依然尊儒学为正统，但孟子似乎比孔子更吃香。管子管学比之前朝的沉没水底略有上浮，这反映某些著名的文学家比如明万历初年颍上知县屠隆，在任颍期间的事功、文字和思想里。明朝还有一个有意味的事件：几位苏皖地方大员曾联手刊印了一部《中都四子集》——《管子》位列老、庄之后，位居第三。

在民族矛盾和文化宗派内卷及其合理选择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的语境下，与宋朝一样，明代统治阶级的政治和社会生态同样不断恶化，走上了宋朝“丧权辱国”的老路。

清朝统治者与元朝统治者一样，对“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管子管学自然缺乏好感。在高压加尊儒治国的方略语境下，儒家和儒家人物一枝独秀，清代的“文字狱”将读书人分化为明哲保身的保皇党和落魄或失意的“潜伏派”，社会底层文化撕裂为“反清复明”和“躺平”两种对立的人生态度。少数不甘心堕落的读书人不约而同地围绕《管子》校释训诂，翻刻和刊印，以循抚先贤之幽情，在心底寄托着民族的光荣和梦想。

然而，管子管学凭借《管子》的文献优势，毕竟不可消灭，其中不乏一派下真功夫阅读独立思考的著名学者。如清代俞樾撰《管子平议》，便尊重历史地敢于将《管子》置于《老子》《论语》之前。晚清戊戌变法的思想家梁启超和康有为名为献策，实则是勇敢地叫板主流文化。尽管康、梁的努力，像“戊戌变法”一样失败了，但虽败犹荣。心有不甘的梁启超，流亡到日本，坚守“启蒙”复兴管子管学的初心写作发表《管子评传》（又称《管子传》）。第一次在国际和历史双重视野下，高度赞扬、评价管子，系统地介绍了《管子》思想和理论贡献。

以梁任公《管子评传》为标杆，雄视中外古今，公开打出管子管学的大旗，大喊大叫为管子招魂为新管学奠基。意味着二十世纪，管子管学的魂兮归来，乃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潮。

附带说一下，在民族矛盾的激烈冲突的拉锯战的历史潮流中，发生一种激烈的文人和文化宗派主义内卷，主轴即后世所谓的“儒法之争”。从文化学意义上说，这种恶性的对冲效应，与阅读无关，并不值得任何歌赞。总有某个时候、某个代表人物的某个文化宗派占上风，你死我活的对掐，不择手段，周而复始，与王朝高层政治混淆一团，是导致文化失根、走弱的主因。管子管学所遭到的厄运，以及沉没做了牺牲品，不过是这种宗派主义文化的恶果和苦果之一。

历史上有所作为的统治阶级有时更靠谱。学者们关于管书成书所持的怀疑立场，在很多做过阅读的王朝君臣、主流文官眼里压根就是子虚乌有。在孔子、韩非、贾谊、刘安、司马迁、刘向父子，乃至班固那里，甚至到了唐朝的李世民、房玄龄、魏征、王珪、尹之章君臣和后世的饱学之士那里，都没有丝毫问题。《管子》不仅官修问世，而且得以保存，在唐朝进一步得到编修、校注，管子管学也受到当朝很多有识之士如李白、杜甫、元结、尹之章、柳宗元，以及宋元明清和现代的杨忱、冯梦龙、朱大复、屠隆、俞樾、康有为、梁启超、颜昌峣、闻一多、郭沫若、黎翔凤等一大批学者仁人的青睐和垂爱。他们有的距离管子时代较近，有的是王朝史官或君王、重臣，有的是懂得史官书籍档案管理的业内人士，有的是忧国忧民与管子管学心有灵犀的文豪巨擘，是对待文化更严肃、更负责任的人，也是真正的内行。

进入二十世纪，看似改变很多，但似乎一切都没大改变，尤其是在文化属性上。承接着历史的惯性，管子管学继续陷入啼笑皆非的尴尬境地。民国时期，一方面胡适之为代表的西化疑古派，同样缺乏阅读，而人云亦云地公开指《管子》为“伪书”，一方面“整理国故”派的遗老遗少，企图依然以儒学对抗西学和马列主义思潮。于是文化的机会主义应运而生。语出《管子·牧民》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被奉为国民价值观，得到大力的宣扬。管学的某些东西还是进入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然而，却被吊诡地隐去其出处，以致在很长时期，大多数缺乏阅读的公众都普遍认为这是一句儒家的或孔夫子的“名言”。

新中国，随着对旧时代、旧学术的廓清，《管子》研究进入新阶段。郭沫若《管子集校》在闻一多和许维遹《管子校释》基础上，进一步汇集历代和海外一些研究者对《管子》文本训诂校释的成果，当然，其中也包括了他对这些校释条目及其一些文本方面的意见。作为一部研究《管子》文本的重要参考工具书，尽管某些点评不尽得当，校注增益也不免珍目掺杂，然而对于研究者，依然大有裨益和参照价值。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学术界开展春秋哲学大讨论，其中关锋、林聿时的论文最具代表性，作为认真的阅读者，他们提出《管子》保存“管子遗著”的观点，有力批驳了胡适的“伪书”说。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山东临沂考古发现《管子》竹简残篇之后，“伪书”说基本销声匿迹。同时代全国性的“批儒评法”，促进了对《管子》的阅读，也一定程度上清算了传统的“非管”论。之后，管子作为“法家先驱”，《管子》作为“哲学”学科，成为学界新共识。出版界也将研究《管子》的论著，列为“哲学”范畴、“法家”门类。

当代管子和管学研究，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基础上，有了开放、多元的视野，从而也就有了社会组织、高校师生和更多层级研究者的加盟，呈现出一种新局面。历经以认真阅读原著为基础的长期不懈耕耘，以管子其人和著作《管子》为研究对象的管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为指导，超越狭隘的传统形式主义解注经典的模式，从而树立起哲学社会科学多元综合的视角，自然可以从管子博大精深的经典原著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使其服务于火热的社会生活，服务于新时代，服务于中国乃至世界。

（二）《新修<管子>》的方案。从编辑学角度看，原始管书的内容要远大于《管子》，但后者文本保存依然是迄今最完整的“原生态文献”汇集。毋庸讳言，有鉴于《管子》编辑体例的混乱，存在驳杂、凌乱和史论混淆而“素称难读”的弊端，造成“驳杂”“杂家”的误判，故有必要做一次重编管书的尝试，以资比较鉴别。这也是心修管子的缘起之所在。

《新修<管子>》分导言、凡例、目录、新旧目录对照、正文、参考文献和跋文等部分构成，各篇均附有“题解”和“简释”，总书稿约30万字。

针对《管子》原书篇章分类存在“史料”和“论著”混搭编辑等问题，拟把《管子》篇章文本，按照“史”“论”（史料和论著）两分的原则，重新以论在先，史在后的总体编排顺序，打破原书八个部分（章）的分类，而设定新的成书框架，采取单元划分，将论著分为“管子论著”（上、下）、史料分为“管子史传”（上、下）共四个单元。照此框架，把现存的76篇管书文本史、论两分，大体按照《管子》原始顺序对号入座。此外，对原书一些章和篇进行适当调整。

《新修<管子>》以现存《管子》（亡佚10篇不计在内）为基础，遵循“论”和“史”两分的原则，进行文本分析、品读、辨认、编辑，具体分析如下：

1.第一大部类是“论”，即论著。管子论著，现存49篇。除了在“经言”，“外言”“短语”和“管子解”部分，在“杂言”“轻重”“内言”部分里，也包含有管子的论著。

这些论著，一部分属于早期管子担任齐宫廷教傅时编写的教材、教科书，如《管子》中《牧民》《形势》《权修》《乘马》《幼官》《幼官图》，即“经言”“外言”“区言”和“管子解”诸篇等；也有一部分属于公文性质的上表、奏章，如《霸言》《关山海》《版法》《明法》《任法》《法法》等。

管子还撰写一些专业性很强、属于“科学论文”范畴的论著。如《宙合》《四时》《五行》《度地》《地员》《水地》《心术上》《心术下》《白心》等。

2.第二大类别是“史”，即史料文献。属于内府档案，现存27篇。属于齐国史官实录档案或文献摘抄的涉管事迹和言论汇编。单篇史料文献篇幅和内容不拘一格。集中于如《大匡》《中匡》《小匡》《小称》等篇，和“内言”和“轻重”等章。

3.从形式和内容统一性上看，管书之“论”即管子论著，是为主体；管书之“史”为史官之书，是为辅助，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新修管子将“论”和“史”辑合为一体，融汇于一炉，做出一次对《管子》体例的打破、拆分重组的尝试，归类整合，适当调整，也许对读者阅读管子、走近管学是不无裨益的。

比如将《管子解》章各篇，依照对应解释的主体文本，将解文一一对应合编一处，体现和保持文意的有机和连贯性，以有利于阅读和理解。另对少数篇什文本进行必要的语文甄别、逻辑辨析，重新归类和定位。在《导言》部分，对新修管书的缘由、依据、破与立的理由，以及管书和管学研究史的来龙去脉进行了学术梳理、学理分析和一般理论表述，并在《凡例》中对编修成书的技术性问题进行说明，将今本《管子》目录作为附录列出，以便阅读对照，比较原书与新修管书的异同。

是哉非哉？尚待方家和读者教正。

(编者注：限于篇幅，本文原文附录凡例2篇和参考文献28种目录从略）

（作者简介：龚武，安徽省管子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管子研究》主编，省社科联委员，省文史馆特约研究员，北京大学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管子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上一条：第64期 论管子相齐新战略      下一条：第64期 第十六届管子学术研讨会论文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