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期 《管子》的“礼法并重”与音乐教育思想刍议

来源：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1/12/29 9:00:40

《管子》的“礼法并重”与音乐教育思想刍议

段梅梅  王子银

摘要：秦汉以后许多著作都吸取了《管子》礼法兼用的辩证法思想，强调君主在音乐教育中的作用。以礼治国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建立严密的社会关系网,利用行

政法规和宗法血缘的尊卑关系共同制约人的行为,使每个社会成员成为个网结,在纵向的等级制和横向的人际关系中受到严格约束。教化看作是为政之本，强调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的重要作用。《史记》对齐国音乐及其教育功能的高度评价，亦源于《管子》一书。《管子》中的“礼法并重”与音乐教育思想，在我们当今社会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管子》；管仲；齐法家；礼法并重；教育

任继愈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中认为，礼这个概念主要是指按宗法制的原则组织起来的一套等级制度，以及适应于这套等级制度的统治方术和道德规范。它的特点在于强调用温情脉脉的血缘感情来维护上下尊卑的名分等级，把统治与服从的政治关系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亲属关系巧妙地交织在一起。《管子》是先秦时期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认为礼的作用是既顺乎人的情欲又能够表明社会身份，把社会管理的宏观构架“礼”落实到人的内心情感上。“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故礼者谓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谕义之意也。故礼出乎义，义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心术上》)“礼法并重”即刚柔相济的执法措施，不但可以有加强效社会教化，还可以有助于培育大量人才。全书有十多篇文章论及音乐，内容涉及音乐各个方面，无论是乐律学、古代音乐史，还是关于音乐的美学思想，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本文主要从《管子》的音乐教育思想进行初步探究。

一、《管子》“礼法并重”中的教化与育才理念

《管子》继承姜太公以来礼法并重思想，在强调法的同时，重视礼的作用，以礼义教训百姓。在《权修》篇指出要礼法并重：“厚爱利足以亲之，明智礼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审度量以闲之，乡置师以说道之。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君主多向百姓施恩，百姓就会亲近君主；君主说明是非礼仪，百姓就能得到教化。君主以身作则进行示范，明确限制加以防范，设置乡师加以引导，然后再用法令进行约束，用奖赏加以勉励，用刑罚进行威慑。这是主张教育与惩罚相结合，恩德与威慑相补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礼法并重。《任法》篇也提到：“群臣不用礼义教训则不祥，百官服事者离法而治则不祥。”群臣不用礼义来教训百姓，国君就不吉祥；百官办事人员背离法制理事，国君就不吉祥。这是说礼与法要相辅相成，互相结合的。因此，《管子》在《权修》进一步指出：“凡牧民者，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士无邪行，教也；女无淫事，训也；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统治百姓，就要使男子没有邪恶的行为，女子没有淫乱的行为。男子没有邪恶行为，要靠教育；女子没有淫乱行为，要靠训诲。只要教育和训诲成为风气，刑罚就会减少，这是规律。

《管子》指出，统治百姓，就要他们走正道，要百姓走正道，就不能不禁止小的邪恶。因为小的邪恶是大的邪恶产生的根源。如果不禁止小的邪恶，要想大的邪恶不危害国家是不可能的。统治百姓，就要求他们懂礼。要百姓懂礼，就不能不重视小礼。国家如果不重视小礼，而要想百姓遵守大礼，是不可能的。统治百姓，就希望他们实行仁义。要百姓实行仁义，就不能不推行小义。国家不推行小义，而要求百姓实行大义，是不可能的。统治百姓，就希望百姓做到廉洁。要百姓做到廉洁，那么也要从小的方面做起。如果小的方面没做好，要百姓做到大的廉洁是不可能的。统治百姓，都希望百姓懂得羞耻。要百姓懂得羞耻，就要整顿小耻。如果不整顿这小耻，而要求百姓懂得羞耻是不可能的。“凡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礼、行小义、饬小廉、谨小耻、禁微邪，此厉民之道也。民之修小礼、行小义、饬小廉、谨小耻、禁微邪，治之本也。”（《权修》）《管子》在《七法》篇对什么是教化作了说明：“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就是说，使百姓渐进、顺应、琢磨、熏染、驯服、习惯，都称作教化。不施行教化，要想改变风俗习惯，就好像早晨造出车轮，晩上就要乘车一样。“不明于化，而欲变俗易教，犹朝揉轮而夕欲乘车。”（《七法》）因此，“变俗易教，不知化不可。”（《七法》）所以必须对老百姓进行教化。“顺民之经在明鬼神、祗山川、敬宗庙、恭祖旧。…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不祗山川则威令不闻，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牧民》）在《五辅》篇，《管子》对教化的内容作了阐述：“然则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之道，莫如教之以政。”具体就是对老百姓在“德、义、礼、法、权”五个方面的教导。其中，德”指发展生产、赈济贫穷和孤老等，义、礼属道德规范，推行义、礼即实施社会教化。“法”指发布法令、选拔官吏，使官吏和百姓知道自己的职责。最后，还要使民知“权”，懂天时、地利等科技知识，以及社会知识。

《管子》认为教育就要如同春风化雨，使人受到启发感化，陶冶情操。不仅如此，教育还要敬重地对待教化的对象，充满爱心地使用他们，像在祭祀的神山四周筑起樊篱般保护他们。“夫政教相似而殊方。若夫教者，摽然若秋云之远，动人心之悲；蔼然若夏之静云，乃及人之体；穹然若皜之静，动人意以怨；荡荡若流水，使人思之，人所生往。教之始也，身必备之，辟之若秋云之始见，贤者不肖者化焉。敬而待之，爱而使之，若樊神山祭之。”（《侈靡》）强调感化的力量。“贤者少，不肖者多，使其贤，不肖恶得不化?”在《小称》篇提倡“恭逊敬爱之道”，重视感化的力量。“大哉!恭逊敬爱之道尝试往之中国、诸夏、蛮夷之国，以及禽兽昆虫，皆待此而为治乱。泽之身则荣，去之身则辱。审行之身毋怠，虽夷貉之民，可化而使之爱。审去之身，虽兄弟父母，可化而使之恶。”

在《侈靡》篇中，《管子》还谈到一种教育，即“反民性”教育。“为国者，反民性，然后可以与民戚。民欲佚而教以劳，民欲生而教以死。劳教定而国富，死教定而威行。”就是说，人们贪图安逸，偏要教育他们劳动；人们贪生怕死，偏要教育他们不怕牺牲。“劳动教育”成功了，国家可以致富；“殉死教育”成功了，国威可以发扬。

《正世》篇认为，教化取得成功，必须使百姓听从；而百姓听从，就必须确立君道；而要使君道确立，就必须镇住邪恶。“夫君人之道，莫贵于胜。胜，故君道立；君道立，然后下从；下从，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心服体从，则不可以礼义之文教也。”教化取得成功，则百姓听到征召马上来到，受到差遣立即前往，将君主作为主宰。“期而致，使而往，百姓舍己以上为心者，教之所期也。”（《立政》）《立政》还给我们描绘了实行教化，改变民俗，倡导诚信的结果。“始于不足见，终于不可及，人服之，万人从之，训之所期也。未之令而为，未之使而往，上不加勉，而民自尽竭，俗之所期也。好恶形于心，百姓化于下，罚未行而民畏恐，赏未加而民劝勉，诚信之所期也。”在实行教化的方式上，《管子》认为，各乡推选贤士，命他们在国内施教，百姓就能有礼了。“乡建贤士，使教于国，则民有礼矣。”（《小匡》）

《管子》还实行了被称为是中国最早的职业技术教育方式，即让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定居，他们居住在一起，相互影响，互相学习。例如“令夫士群萃而州处，闲燕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长者言爱，幼者言弟。旦暮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小匡》）

《管子》认为，在教化作用方面君主的作用十分重要。在《君臣上》篇指出：“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认为控制官吏，教化百姓，关键在君主。《管子》还认为，君主不倡导仁爱，百姓就不会相互帮助；君主不倡导父慈子孝，百姓就会怠慢亲人而屡犯过错。这是国家动乱的开端。“君不高仁，则国不相被；君不高慈孝，则民简其亲而轻过。此乱之至也。”（《山权数》）因此要采取措施，实行教化。“则君请以国策十分之一者树表置高，乡之孝子聘之币，孝子兄弟众寡不与师旅之事。树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财散而轻。”（《山权数》）《管子》举出圣王与明君的例子。圣王教导百姓，用仁爱鼓励他们，用耻辱驱使他们，提高他们的能力而使他们有所成就。“是故圣王之教民也，以仁错之，以耻使之，修其能致其所成而止。”（《法禁》）明君谨慎地实行居处方面的教化。就会使百姓居处安定，征战制胜，防守坚固。“是故明君审居处之教，而民可使居治、战胜、守固者也。”（《君臣下》）《管子》认为，君主都希望百姓讲求礼义，因为如果百姓不讲求礼义，就会上下名分混乱，贵贱地位相争。“凡人君者，欲民之有礼义也。夫民无礼义，则上下乱而贵贱争。”（《版法解》）因此，“庆勉敦敬以显之，富禄有功以劝之，爵贵有名以休之。”即用奖赏勉励敦敬之人来进行显扬，用俸禄加富有功之人来进行劝勉，用爵位增贵有名之人来进行称誉。而要使百姓亲附君主，也必须用教训来引导百姓。“凡人君者，欲众之亲上乡意也……不教顺则不乡意是故明君兼爱以亲之，明教顺以道之……必先顺教，万民乡风……”（《版法解》）

《管子》提倡教训习俗，认为教育和传统活动多，百姓就能在不知不觉中潜移默化。“教训习俗者众，则君民化变而不自知也。”“是故明君在上位，刑省罚寡，非可刑而不刑，非可罪而不罪也。明君者，闭其门，塞其涂，弇其迹，使民毋由接于淫非之地。是以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罚寡而民以治矣。”（《八观》）相反，如果乡没有长官，里没有学堂，节日不集会，丧葬和冬祭都不聚集，禁令和刑罚都不严格，那么长幼和睦的风气就无从形成了。“乡毋长游，里毋士舍，时无会同，丧烝不聚，禁罚不严，则齿长辑睦，毋自生矣。”（《八观》）教化不仅对一般的老百姓，《管子》还谈到对士人的教化：“乡树之师以遂其学；官之以其能，及年而举，则士反行矣。称德度功，劝其所能，若稽之以众风，若任以社稷之任，若此，则士反于情矣。”（《君臣下》）《幼官》篇还把施行教化与制作器物相比较，认为器物由于制作精细而成功，教化由于施教细致而得以实行。“器成于僇，教行于钞，动静不记，行止无量。”

二、《管子》的音乐教育思想背景

《管子》诞生于齐地。齐地是韶乐的诞生地，齐人的性格活泼喜乐。古代典籍有许多关于齐地音乐记载，如《史记》：“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齐》者，三代之遗声也，齐人志之，故谓之《齐》。……明乎《齐》之诗者，见利而让也。……见利而让，义也。”（《史记・乐书》）古乐是歌、乐、舞三位一体的综合，“乐”即指器乐。齐乐舞有悠久的历史，太公封齐之前的齐地为东夷人生活的地方，东夷族是一个喜爱音乐的民族。太公封齐后，采取“因其俗，简其礼”的政策，为其乐舞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春秋战国时韶乐在齐国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发展和完善。《左传》记载吴公子季札评价齐乐：“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还记载季札赞美韶乐道：“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矣。”（《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先秦时期，齐地出现许多音乐活动中心，如《孟子》中记载的齐右高唐是齐国群众歌咏活动中心，当时有很多歌唱家，绵驹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位：“昔者王豹处于淇而河西善讴；绵驹处于高唐而齐右善歌。”（《孟子告子》）另外，雍门是齐都群众进行音乐活动的活跃场所。

据专家考证，除齐右高唐、雍门外，齐地还有宫城王府、韶院等音乐中心。《史记》中就记载苏秦对齐国都城临淄的描述：“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史记・苏秦列传》）由此可知，在齐国民间，音乐的普及程度非常高。在这样的环境影响下，齐国历代君王大都喜好乐舞，据史料记载齐桓公、齐景公都好俗乐。受君王喜好音乐的影响，齐国许多大臣如管子、晏子也喜好音乐。一代名相管仲能作曲，晏婴对音乐理论和乐舞实践都有很高的修养，他曾对乐曲的演奏、艺术的形式、效果的处理等作过多方面的探索。“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由此也进一步促进了民间音乐的发展。

三、《管子》的音乐教育内容

音乐教育是中国古代教育的重要内容，儒家要求学生掌握六种技艺：礼、乐、射、御、书、数，即六艺。其中乐排在六艺中的第二位，足见音乐教育的重要地位。并且音乐教育是历史和文化传承与传播的重要载体和方式，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先秦哲学家认为，音乐能感动人心，具有移风易俗的作用。“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易，故先王著其教焉。”（《礼记·乐记》）孔子也极为重视音乐的教化作用，《孝经》记孔子之言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化。”荀子在《乐论》中曾说：“夫声乐之人人也深，其化人也速……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和齐而不乱，民和齐则兵劲城固”，也是强调音乐的教化作用。

《管子》重视教育，而对百姓进行教育，使之行为符合规范，一定离不开音乐。一是在《管子》看来，圣明的君主执政很少动用刑罚，不是必须动刑时不动刑，不是必须惩罚时不惩罚。“是故明君在上位，刑省罚寡，非可刑而不刑，非可罪而不罪也。”（《八观》）因此《管子》重视感化，强调感化的力量，在很多篇章都提到“化”，如在《小称》篇提倡“恭逊敬爱”之道，重视感化的力量，认为大到治理天下，小到自身修养都离不开恭逊敬爱”：“大哉!恭逊敬爱之道。……大以理天下而不益也，小以治人而不损也。……泽之身则荣，去之身则辱。审行之身毋怠，虽夷貉之民，可化而使之爱。审去之身，虽兄弟父母，可化而使之恶。”（《小称》）还有如“教之始也，身必备之，辟之若秋云之始见，贤者不肖者化焉。”（《侈靡》）“贤者少，不肖者多，使其贤，不肖恶得不化?”（《侈靡》）等等。

二是礼与乐密不可分。统治者用礼进行教化的同时必定伴之以乐。乐依礼而作，为礼服务，礼由乐相伴，随乐而行，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就是儒家所主张的礼乐关系，也就是儒家所倡导的生活方式，也就是儒家所追求的人文之美。”在许多典籍中都是礼乐并称，如《论语》中孔子认为为人必须“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侈靡》篇也道：“故贱粟米而敬珠玉，好礼乐而贱事业，本之始也。”唐代尹知章对此注曰：“贤者贵粟如常人敬珠玉，今则贤者之好礼乐如常人贵末业。若此者，可谓务本之始。”指出贤者重视礼乐的教化作用，是从事本业的开始。

三是因为音乐在齐国非常普及，在这样的环境下，统治者对百姓进行教育，首先会想到音乐，这也与重视感化的力量不谋而合。现代学者也认为：“乐可以表现人的情感变化，因为它发乎人的内心。但同时，乐也能诱导和改变人的思想发展方向，所以乐对于人性的教化作用是客观存在的。”统治者借助音乐的力量，可以起到比单纯说教、依靠法律更大的作用，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前文提到，《管子》提倡“明鬼神、祗山川、敬宗庙、恭祖旧”等活动，而“明鬼神、祗山川、敬宗庙、恭祖旧”的最好形式就是在传统节日举办活动时以歌舞等形式体现，而在古代音乐是与歌、舞融为一体的，所以举办活动必定离不开音乐，这其中以韶乐为杰出代表。韶乐是齐国音乐重要组成部分，它起源于帝喾的《九招》，后经帝尧的修改成为《大章》舜帝时期又加工成了《箫韶》，从此韶的称谓正式出现。在齐国这片崇尚音乐的热土上，韶乐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发展和完善，其内容也由反映先民狩猎生活演变成颂扬虞舜的乐舞，《韶》也进而成为古代雅乐的最高典范，在祭祀等许多重要场合演奏，在教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左传》记载春秋时郑公子季札观看韶乐并赞美道：“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矣。”（《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论语》记载孔子至齐后听韶乐，“三月不知肉味”，“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并对韶乐作出“尽善尽美”的评价。

春秋时周大夫州鸠认为，制乐是天子的职责，天子“省风以作乐”，以达到“物和则嘉成”的效果：“夫乐，天子之职也。夫音，乐之舆也；而钟，音之器也。天子省风以作乐，器以钟之，舆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擷，则和于物。物和则嘉成。”（《左传·昭公二十一年》）《管子》也强调君主在音乐教育中的作用：“（明天子）审合其声，修十二钟，以律人情。人情已得，万物有极，然后有德。”（《五行》就是说圣明的天子要审査声乐，制作编钟，（用音乐）来规范百姓的感情。百姓的感情规范了，万事有准则，这样就能成为有德的天子。《管子》还举出历史上的黄帝的例子，认为黄帝能调五声，用五声来归正五种青铜乐器，然后确立五行来规正天时，确立五官来规正人位，使得人事与天道协调，这样天地就能产生美好事物：“昔黄帝以其缓急作五声，以政五钟，令其五钟，……五声既调，然后作立五行以正天时，五官以正人位。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五行》）

四、结语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儒家学派以礼为基本概念发展了一套宗法制的政治思想体系，法家学派则以法为基本概念发展了一套绝对专制主义的政治思想体系。管仲学派和儒法两家都不相同，他们综合了儒法两家的长处，设想了一种把中央集权和宗法制有机结合起来的封建体制，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采取礼法并用的统治方术，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当前，我们党早就提出了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荣辱观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树立正确的荣辱观是形成良好社会风气的重要基础。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导向，是引领社会风尚的面旗帜。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旗帜鲜明地指出了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应当坚持和提倡什么、反对和抵制什么，为全体社会成员判断行为得失、作出道德选择、确定价值取向，提供了基本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在全社会确立和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和谐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管子》的“礼法并重”与教育思想在中国古代产生了积极影响，直到今天仍有着现实意义。发掘其合理因素,古为今用，对于我们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意义深远。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史记》撰中华书局1959年版。

[2](清)戴望：《管子校正》，《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2003年版。

[3]梁启超：《管子评传》，《诸子集成》本，岳麓书社2007年版。

[4]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

[5]本书编写组：《管子》研究(第一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6]胡家聪：《管子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7]张士英：《中国古代的和谐思想及现代教育价值》《教育探索》2006年第5期。

（作者简介：段梅梅，颍上县第三中学教师，王子银，颍上县回民小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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