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期 谈“管仲、鲍叔并颍上人”

来源：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1/12/29 9:06:02

谈“管仲、鲍叔并颍上人”

               王克彬   

明代万历颍上知县屠隆曾在《管鲍祠碑记》中引用晋代学者张湛的话，写道：“管仲、鲍叔并颍上人。”应该说,经过学术界长期研究，管仲故里就在今天的安徽省颍上县已成基本共识。笔者曾随机性地购一些管子研究的书籍，计有25本，都是国家正式出版社版本，其中有17本明确管仲故里在今天的颍上县，占比68%，这或许可以算是一份小的随机抽样。而北京世纪坛对司马迁说的“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的“颍上”也明确注明即在今天的安徽省颍上县，这应该看作是从国家层面对管仲故里的明确认定。

尽管如此，总还是有少数人持不同意见，总想反复争说管仲故里在今天的河南省某个地方等，其主要理由就是所谓“颍上”即“颍水上游”，而“颍上县”地处颍水下游，不可能是管仲故里等等。包括颍上县地区的少数群众和有些中小学生，由于对管仲这一历史人物了解不多，也容易对司马迁笔下的“颍上”一词望文生义地理解为“颍水上游”，这对我们提出的将管子研究深入社会、走进学校的要求是不利的。为此，笔者想针对上述误解，从正史、方志和传说统一互证的角度谈谈不应怀疑管仲的故里就在今天的颍上县，并进而认定“管仲、鲍叔并颍上人”的问题。

一．司马迁笔下的“颍上”应是“颍水侧畔”而不是“颍水上游”，以此和颍上县方志记载及管仲传说统一互证，就能得出颍上县建颍乡应是“管仲故里”的推论。

司马迁在“管晏列传”开头就说：“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史记》编者对“颍上”的注释是：地名，在今安徽颍上县一带（见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3月出版的全注全译《史记》中册2037页）。对这里的“颍上”这个地名如何理解？如果直接理解作为行政区划的“颍上县”，反对者一定会说当时并没有“颍上县”这个名称，这样说也不无道理；但是反对者往往又会把“颍上”理解为“颍水的上游”，从而得出这个“颍上”是指颍河上游的今河南省的某个地方，笔者认为这同样是错误的。这涉及到对古今文字的理解问题。中国文字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差别很大。对“颍”的解释，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一致的，专指发源于河南注入安徽入淮的颍水，而对“上”的解释却有很大不同。查“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其首席顾问为吕叔湘、李荣、许嘉璐，主编李行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出版，2004年1月第1版)：“上”（shàng)共有18个义项，却没有“江河上游”这一义项。又查《古汉语字典》（巴蜀书社2003年7月出版，张永言主编），“上”（shàng)有13个义项，其中⑻是“河的侧畔”义项，仍未有“江河上游”的义项。《史记》用的自然是古代汉语，因此笔者认为，司马迁笔下的“颍上”一词应理解为“颍水侧畔”或“颍水附近”、“颍水之滨”等，这是一个地理区位的概念，而不是一个行政区划的概念，自然更不是“颍水上游”的概念。这个概念的内涵，只和颍水有关，它的用法和“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宋.范仲淹“江上渔者”）的“江上”、“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的“川上”、以及“何因不归去？淮上有秋山”（唐.韦应物诗“淮上喜会梁州故人”）的“淮上”等用法是一样的，都是特指江河的侧畔一带，这也正和“淮上人家”并不是“淮河上游人家”一个道理。细想一下这也是很自然的事，管仲是管鲜叔的后裔，鲜叔出事后，其子孙后代中有一支为避祸就从颍河上游顺流而下来到下游的某一侧畔就近落户，管仲也就诞生在这一避难远走的管氏家族中，这件事被司马迁作了记载，于是成了千古不易的历史。不过颍水有600多公里长，这个侧畔到底是颍水的哪一段哪个州县区划范围内的“侧畔”呢？如果没有其他资料而单凭司马迁的“颍上”和现在的“颍上县”有共同的“颍上”两字就说管仲故里在今天的颍上县，那是有些牵强的。幸运的是，现在的颍上地区特别是颍上县的建颍乡地区从古至今就流传着管仲的大量传说，并且还有至少从明代开始的颍上方志也记载了管仲故里就在颍上县建颍乡的史实，这是其它任何地方所不具备而颍上独有的宝贵历史资料。我们在论证“管仲故里就在颍上县”的时候，应高度重视并充分挖掘利用这些资料，并对其和司马迁笔下的“颍上”进行统一辩证分析，从而将司马迁笔下的“颍上”落实到更具体的范围。

发源于河南省东部600多公里长的颍河由西北向东南方向进入颍上县地界，在建颍乡和江口镇的交汇处开始贯穿颍上县全境，几乎从中间把颍上平分成沙南和沙北两块地区（颍河也叫沙颍河），直到颍上的沫口注入淮河。就在建颍乡直到现在还广泛流传着管仲出生、管鲍求学经商、入仕及管鲍之交等一系列动人的传说，并由冯传礼先生搜集整理编成《管子的传说》一书（以下简称《传说》），于2011年正式出版。该书有山东省理工大学教授、齐文化研究院院长宣兆琦和南京大学天文学教授萧耐园及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周怀宇等专家教授为之作序，对该书补正丰富管学研究资料的作用和地位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赞扬，并有安徽省政府参事室参事、省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省管子研究会首任会长郭因题写书名，赋诗称赞。《传说》资料丰富，单就管仲出生地的传说，就足以和司马迁的“颍上”说互为印证。颍河在建颍乡境内有个套湾，传说管仲出生地就在这个套湾里，处在颍河南岸，离颍河只有一公里路左右，名副其实的颍河侧畔，即“颍上”。传说管仲为相后返乡探母，正遇洪水泛滥，于是管仲带领乡亲在套湾挖沟排水，管母也给儿子以很大支持。洪水战胜了，湾内百姓安居乐业，后人为感念管仲功德，将管仲出生的村庄改为管谷村（管母姓谷），将颍河套湾改为管谷湾。就在管谷村不远的地方还有个鲍庄，传说是鲍叔牙的出生地，这也和“管仲、鲍叔并颍上人”的历史记载相印证（下文专述-笔者注）。管鲍二人亲如兄弟，为了保持两姓非血缘的同胞友谊，商定管鲍两姓永不通婚。现在这些村名地名依然存在，管鲍两姓不通婚的传统依然保持，而且整个颍上还有不少与管、鲍姓氏有关的管庄、鲍庄或管台、鲍台等。传说往往是历史的影子，对于历史名人，特别像管仲这样彪炳史册的名人，即使查不到正史资料，如果说连方志记载或传说都没有，那是不可思议的。为保存历史，搜集管仲的传说，在颍上地区有两个人功不可没，一个叫荆灿红，一个是冯传礼，他们两位都是建颍乡人，可说是管仲的异代同乡。荆灿红是位老干部，曾在颍上县当过副县长，后到蒙城县任人大常委会主任，现已去世。他生前因深感管鲍传说对颍上文化建设的意义，很早就着手搜集整理家乡关于管鲍传说故事，即使到了蒙城县，也仍然关心着家乡的这一文化事业。冯传礼是一位仅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现已年届八十，他几十年醉心于管鲍传说故事的搜集整理，也得到过荆灿红的帮助和指导，他所写的管仲传说的很多文章分别在《民间文学》、《志苑》、《阜阳日报》、《当代农民》、《安徽科技报》、《硖石晚报》等书报杂志上发表，并分别被《阜阳历史文化集锦》和《颍上历史文化集锦》收录。冯传礼同志编著的《管子的传说》一书，受到管研学界专家教授的普遍好评，其人被称为管子研究的“农民学者”。

从现有资料看，记载管仲出生、事迹等颍上方志资料和对管仲的祭祀至少在明代就已出现。颍上管鲍祠是明万历七年（1579年）县令屠隆在原管子祠基础上增祀鲍叔牙后重建的。在屠隆重建的管鲍祠范围内，东有“九合桥”，西有“四维桥”，祠内有管仲墩（衣冠冢），墩前有两块石碑：一书“管仲父墓”，是明万历十六年钦差整饬颍州等处兵备，河南按察司副史杨芳题；一书“呜呼大政治家颍上管子之墓”，是民国15年县知事倪焕奎立。现在管仲墩和两块石碑依然保持完好状态。现在的管鲍祠是经1986年开始由省、县政府拨款大修扩建而成的，其规模和面貌是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不能相比的，被安徽省政府批准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至于对管仲出生地等历史记载，明代以后的颍上历代方志都能找到，如清顺治《颍上县志》载：“县北25里相传管仲家于此”。民国《颍上县志》载：“县北20里，颍水流域，老泗溜北，相传管仲家于此，今余故址，中高外下，地为陈姓所有，尝建庙于此，俗呼陈家小庙，今亦废。管子裔之居颍者，今有二处，一新河口东管台子；一阳台湖南管台子。”清初在颍上县颇有声望的文化学者高泽生所著《颍上风物纪》云：“管谷为仲父所生之地”。凡此等等记载，都指向管仲的出生地就在现今颍上县建颍乡境内。

上述方志和传说的内容，是主张管仲故里在今河南省某一区域的作者举证不了的资料，按照“研究历史有正史的依正史，没正史的依方志，没有方志依传说”的观点，今天的颍上县可从正史、方志、传说三个方面互为印证的角度，充分论证管仲故里就在颍上县。我们不但要论证司马迁的“颍上”就在今天的颍上县，还要进一步落实“颍上”的具体方位，强调颍上县建颍乡就是管仲的出生地，不然的话，上述大量的传说和方志记载就无法解释。有人可能会问，上述观点只是一种推论，除了司马迁的《史记》外，还能从其他正史中找到更充分的证据吗？回答是肯定的。

二．《隋书》“炀帝本纪”清晰透露了因管仲故里在古“慎”地而改设置颍上县以作永久纪念的信息。

安徽省颍上县历史悠久，西周时即有“慎邑”之名，从此以后的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绝大多数时间都称“慎”或“慎邑”、“慎县”、“慎治”等，其中南北朝时期的宋武帝永初二年（公元421年），因山西雁门旧县侨置于慎地，名为“楼烦令”。到隋大业二年（公元606年），“楼烦”和“下蔡”的一部分合并设置，建县治于故郑城址，属汝阴郡，更名“颍上县”，实现了“慎”改“颍”的历史接续，直到现在再没有变更过。

现在要问，隋朝为什么要将“慎”更名为“颍上县”呢？根据有关记载，颍水出阳城，阳城在今河南登封，汉时已有颍阳、临颍二县，也都在郑州以南，颍河上游。隋代没有把带“颍”字的“颍阳”或“临颍”改成颍上县，却偏偏把和“颍”字不沾边而又地处颍水下游的“慎”改为“颍上县”，这是为什么呢？笔者认为，这完全是因为管仲故里的缘故。且看《隋书》中“炀帝本纪”的两段记载。一段是：“大业元年春月壬辰朔，大赦，改元。立妃萧氏为皇后。改豫州为溱（zhēn）州，洛州为豫州。废诸州总管府。丙申，立晋王昭为皇太子。丁酉......。己亥......。戊申，发八使巡省风俗。”译文的大意是：“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春正月，大年初一，大赦全国的囚徒，改年号为‘大业’。立妃子萧氏为皇后。将豫州改为溱州，洛州改为豫州，并撤销各州的总管府。初五，立晋王杨昭为皇太子。初六，......。初八，.....。十七日，派出了八位使臣去各地巡视风俗。”另一段是：“二年春正月辛酉，东京成，赐监督者各有差。以大理卿梁毗（pí）为刑部尚书。丁卯，遣十使并省州县。”译文的大意是：“大业二年（公元606年）春正月初六，东京城建成，炀帝下诏对监督营建的官员按功劳大小给予赏赐。命大理卿梁毗担任刑部尚书。十七日，派出十位使者分赴各地，去合并州县。”（上引文字，译文参阅了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白话.二十四史”的《隋书》--笔者注）

上引两段文字中，“大业元年......戊申，发八使巡省风俗”和“二年春.....丁卯，遣十史并省州县”是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两段话。因为这两段话，虽未直接但非常合乎逻辑地交待了“慎”改“颍”的背景和时间，而且透露了司马迁说的“颍上”应该就在更名前的“慎”地和更名后的“颍上县”区划内的重大信息。隋炀帝刚刚继位就在大业元年“发八使巡省风俗”，又在大业二年（公元606年）“遣十使并省州县”，连续两年派18位使臣下到州县，这是一次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和区划调整。可以推想遣“八使”、“十使”分赴各地后，一定要了解当地风土人情、名人佚事、历史沿革等，“慎”地离当时国都不远，又有颍河水路交通之便 ，当是必到之地。当到了“慎”地后，（当时已称“楼烦”），早已了解管仲大量传说的百姓和地方官府一定会向朝廷官员反映管仲就出生在当地颍河侧畔及管鲍经商、管鲍分金、一起当兵、一起为官等等所有一系列传说（具体见冯传礼先生的《管子的传说》，笔者不再赘述），并能指出管仲、鲍叔牙出生庄名的具体所在地等......；还可以进一步推想，得到这些信息后，官员回京报告炀帝，为了纪念管仲，使人们永远记住管仲（当然也应包括鲍叔牙-笔者注）的具体出生地，于是决定将管仲故里的“慎”地改为“颍上县”，使司马迁所说的“颍上”这个地理方位的地名变成行政区划的“颍上县”名，从而使管仲故里的“颍上”永远标记在中国的版图上。

上述结论，虽然属于推想，但笔者认为这种推想不是无端猜想，而是符合实际的推断，是有充足历史根据的。人们可以想一下：大业元年隋炀帝“发八使巡省风俗”，大业二年又“遣十使并省州县”，而恰恰就在大业二年（公元606年），“慎”被改为“颍上县”，这是一种巧合吗？这绝对不是巧合而只能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慎”改“颍”一定是“遣八使巡省风俗”和“遣十使并省州县”了解情况后上报朝廷的结果。因为任何一个县名和行政区划的改变，都必须要经国家中央批准，“慎”是无权将自己的县名改为“颍上”的。为什么只改为“颍上”而不改为其他？也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通过遣使进一步弄清了司马迁说的“颍上”就在当时的“慎”地范围内，就在穿“慎”地而过的颍河的侧畔，所以隋炀帝为了纪念管仲和鲍叔牙（当然也应包括司马迁-笔者注），就会顺理成章地决定将“慎”改为“颍上”。（此事已为后来的史料证明。《通鉴》注：隋大业二年，于今城南故郑城地置颍上县。）

对于隋炀帝这个皇帝，民间口碑一直不好，所谓昏君、暴君之类，几或定案。据历史记载，炀帝容貌俊美，从小就很聪明，喜欢学习，很有文才，有崇拜英雄情结，想创一番事业，因此把自己称帝的年号改为“大业”或者就是这种心迹的反映；而人们还是愿意把后来列为世界遗产的中国大运河这一伟大历史工程也和他的名字连在一起，也应该看作是对他创业的肯定。有这样性格的一个皇帝对历史上创立伟大功业的管仲、鲍叔牙、司马迁这样的伟人加以崇拜也是十分自然的事。只不过高高在上的皇帝不了解民间疾苦，只为了自己的功名或享受而急功近利、横征暴敛，终于搞到民不聊生、揭竿造反以至于自己也被杀掉，这实在也是一个历史悲剧和教训。不过这已不是本文要多说的内容了，当然这些也不会影响他对“慎”改“颍”的决断。据“炀帝本纪”记载，炀帝本人在没当皇帝之前，就于公元586年被调任淮南道行台尚书令，想必对于紧靠淮河的慎县的一些情况，特别是管仲就出生在慎县内颍河侧畔的一些情况可能早有耳闻，早已心向往之，所以当听到遣使的报告或建议时，“慎”改“颍”的想法就早已作为“朕意”作了决断，这也是十分顺理成章的事。

有人可能要问：既然是朕意决断，为什么“炀帝本纪”中没有将“慎”改“颍”作明确记载呢？这里可作一简要分析：隋朝虽两代而终，但文、炀二帝却结束了东汉末年中国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对中国历史功莫大焉。由分裂到统一，要有一系列改革，其中国家的行政区划重新调整自不可少。隋朝实行三省六部制，将州、郡、县三级改为州、县两级，这一工作直到炀帝还在进行，所以才有大业二年“遣十使并省州县”。这一工作在“炀帝本纪”中是有记载的，如大业元年“改豫州为溱州，洛州为豫州，废诸州总管府”。“炀帝本纪”对于行政区划的调整只记到州一级，而对于调整面可能会更大的县一级行政区划，却一个也没记载，所以“慎”改“颍”的记载在本纪中自然也是找不到的。但是人们有理由相信，隋朝包括县级在内的行政区划的变动情况，一定会在当时的国家档案中记得清清楚楚，只是我们现在无从看到而已。虽说如此，各地一定会有根据国家当时的决定在本地的方志中加以记载，所以我们才能从颍上县志中得知，大业二年“慎”改“颍”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

笔者还想多说两句。这里的“慎”和“颍”都是行政区划的概念，“颍”自然是指“颍上县”而不再是《史记》中的“颍上”了，但在人们的口语或书面中，往往还会把颍上县说成或写成“颍上”，正如“阜阳市”、“安徽省”往往被写成“阜阳”、“安徽”一样。所以自隋以后，作为行政区划的“颍上县”仍会常常以“颍上”二字出现在史籍中，如北宋初年，乐史撰有《太平寰宇记》，该书卷十一颍州府人物条写到：“管夷吾，颍上人。”这里的“颍上”是当时颍州府的属县，也即今天的颍上县。这一方面说明至少北宋初年，已有学者明确指出管仲作为今天的颍上县人了，这自然是根据隋朝的史料，另一方面也证实了笔者的上述说法。与此相类似的，还有《五代史》所记：“唐龙纪元年，朱全忠遣师古将兵自颍上趋淮南击孙儒；周显德二年亲征淮南，命白重赞将兵屯颍上”。这里的两个“颍上”可能即指“颍上县”而非表示地理方位的颍水侧畔了。

有学者指出：“今颍上县，汉时北部为慎县地，靠近淮水的地方也可能属于下蔡或寿春县”。今天的建颍乡正处颍上县北部，紧靠颍河，并有大量的关于管仲、鲍叔牙的传说，特别是管仲出生在离颍河很近的颍水侧畔，这正符合司马迁关于“管仲颍上人也”的记载，因此笔者认为隋大业二年改“慎”为“颍”，主要动因就应该是司马迁的管仲“颍上”说而不是其他。是隋炀帝为纪念管仲（包括鲍叔牙、司马迁）而特意将“慎”改为“颍上县”的，我们应该特别强调这一点。

三．应强调“管仲、鲍叔并颍上人”对论证“管仲故里

在颍上”的重要意义

管仲、鲍叔牙在中国历史上不仅辅佐齐桓公成就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伟业，而且因为“管鲍之交”的友情，也为中华民族人文历史增添了极为光彩的传统；不仅为后世树立了人与人交往的道德典范，也为国家机构组织班子成员之间如何相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笔者曾写过“常说常新的管鲍桓”的一篇小文，浅议了齐桓公与管鲍君臣之间的“信”、管仲鲍叔牙臣臣之间的“诚”和管鲍对齐桓公臣君之间的“忠”对我们今天各级领导班子建设的借鉴意义。作为颍上人常为颍上能有管仲、鲍叔牙这样的历史伟人感到光荣和自豪，但人们平时考证管仲故里的比较多，而对鲍叔牙同是颍上人却谈论不多，这是很不应该的。其实早有历史资料指明，“管仲、鲍叔并颍上人”。明代著名文学家屠隆知颍时，于明万历七年（1579年）修成管鲍祠，并作碑记曰：“颍上祀管仲、鲍叔，礼也。旧志：管子，颍上人。盖本之《史记》。今邑有管仲墩，相传为管仲故里，而不言鲍叔颍上人。近考张处度注《列子》，谓管仲、鲍叔并颍上人也。处度在晋，去春秋七雄时不甚远，旧志必有据矣。又考《齐人物志》，无鲍叔。则鲍叔为颍上人信乎！”这说明最晚在明代，颍上县志已明确记载，管仲、鲍叔牙同为颍上人，并上溯到晋代就有人认定“管仲、鲍叔并颍上人”。

明确强调“管仲、鲍叔并颍上人”是有重大学术意义的。这可从问题的反面来思考，如果说管仲鲍叔牙不是“并颍上人”，那就会产生“管鲍之交”的一系列历史事实难以客观解释的问题；如果否定鲍叔牙也是颍上人，就会给认定管仲是颍上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就笔者所知，似乎也没有人能拿出什么证据说鲍叔牙不是颍上人；主张“管仲故里是今河南省某一区域”的作者可能也难以对管鲍之交的一系列问题作合理解释。事实上，司马迁虽没直接点明鲍叔牙也同是颍上人，但在字里行间已明确透露出管仲鲍叔牙并颍上人的信息。“管晏列传”一开头就已点明，管仲“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并记下管仲的话：“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遇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我们可以想一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如果不是同乡，就很难有“少时常游而知其贤”之说。管仲叙述了自己和鲍叔牙经商、当兵等过程中受到鲍叔牙的照顾、理解后，对自己和鲍叔牙的关系总结成一句话是：“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这也和颍上地区的传说紧密相合。可以想见，如果不是从同乡同年的少年同游到青年、中老年共同经商谋事、同朝为官的几十年的风雨经历和患难交情，怎会产生如此深厚的感情和相知相认的关系？所以只有明确认定“管仲、鲍叔并颍上人”，才能使“管鲍之交”的友情及创造的伟业构成一段既顺理成章而又非常圆满的历史佳话永垂青史，从而也使得管鲍故里颍上县的古今文明远播天下。

最后，笔者还想说几句似乎多余的话。在改革开放大潮中通过历史名人的宣传实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目的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应该尊重历史和事实，而且不应把争名人故里当作唯一目的，而要把宣传学习历史名人所表现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优良品质作为重点。在管仲故里的研究中，我很赞赏山东淄博地区一些专家教授实事求是的态度，他们在2004年由“齐鲁书社”出版的“齐国人物志”中客观地注明：“《史记》所说的颍上非具体地名。应是颍水之滨之意。”（见该书45页）也没说鲍叔牙的故里在山东某地。记得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们还建议在管仲故里颍上县召开全国管子学术研讨会，并派专家学者到颍上县实地考察颍上地区关于管子的传说并探讨管仲生年问题，笔者也参加了这次接待活动。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另一件事，这是和我住在同一小区的姓鲍的同志亲口向我说的。有一年他驾车出游，到了河南郑州地界车子出了毛病，修车老板正是姓管，当他知道车主姓鲍时，无论如何不愿收费，并要留人酒饭招待，还特别说了一句话：鲍氏对我们管氏有恩。听了这个故事，我很感慨，这不就是管鲍之交的遗风吗？在管子研究中我赞赏山东学者的风度，也同样敬佩河南这位修车老板念念不忘管鲍之交遗风的精神。

（作者简介：王克彬，安徽省管子研究会会员，颍上县人民政府办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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